毛泽东思想

共识网 | 卢又红: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候工(民主社会主义的摇旗呐喊者——候工)

  读候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正本清源》一文,首先我们要肯定候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深刻的!杨国军的认识是肤浅的!   我仍然认同候工的以下观点:1毛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违反了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论和阶段论2社会学关乎全人类存亡和发展,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关乎我们黎民百姓的福祉,所以我们必须的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不能迷信任何“理论权威”,也不能糊里糊涂.   但是,候工作为一个书堆里的学者,只能是做学问研究罢了!能不能作为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呢?尤其是在进行颠覆性的社会关系变革中!?答案是肯定是不行的!候工一切从本本出发的论点,毛泽东早已对这一类人作了结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做出来结论!这是截至到1949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不是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更不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胜利!不需要到60年后的今天来评论!我想候工没有谈历史的最终选择可能也是看到这一点了!因这一步也证明了马克思的阶段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包容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大战之后,全民族已经觉醒!先进的中国人能够已经看到更远光明前景,并将它传递给全体的国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利益集团倒行逆施摧毁了刚刚觉醒的中国人的梦!人民进行了抗争,于是中国共产党当仁不让的夺取政权!这是历史的进步!   建国后的60多年,在毛泽东当国的二十多年里,确实进行了许多超越阶段的社会实践!其结果确实有很多灾难,但是这一批时代的精英无不是真心为民者!毛泽东说“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历史的百转千回,再看今天的结果,无论今天的共产党实行的是真的社会主义还是假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不敢丢!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理想使的今天的人们还对共产党保持着基本的信任!丢掉毛泽东旗帜的那一天就是执政党改名字的那一天,也就是失去执政合法性的那一天!人民已经没有理由再忍受比蒋介石还要腐败的政府!   为什么当年的革命者又面临着被革命的命运?历史的周期律又一个轮回!昨天是国民党,今天是共产党!为什么!!?——根植于两千年深厚的封建文化!!亿万人民习惯了让清官来安排社会秩序,不是清官就先忍受,忍受不了就造反!几千年来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谓国民性!从来没有广泛的大众的自觉思考!即便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们也仅仅是取得了政权而已!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过去!换个人做皇帝而已!换一批人当官而已!翻身做主人了!该我当官了!可是我们真的做主人了吗?我们做自己的主人了吗?因为我们可以摧毁看得见的枷锁,却无法摆脱文化的枷锁!因为我们世代从出生就浸淫在其中! 我们作为个人始终被我们民族文化的枷锁所束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官要为民做主,明镜高悬,父母官,清官,”无不是封建观念的残留!可曾有公仆,公务员,服务员!?什么时候啊有真正的公仆,服务员?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改造我们的文化才是当务之急!改造我们的文化就是改造我们自己!何其痛苦!当年毛泽东孤独的说“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多”。今天,多少人又在呼唤“文化大革命”?当然此也非彼!为什么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许今天的人们更清楚一些!在今天的世界,终于明白文化乃是真正的竞争力的源头!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的工具还是教条是不同人的选择!当年的”马克思框框“是害了不少人的,今天候工教授还拿出这一套来看样子还想忽悠一批人,我看也会有一些效果,但不会有太大效果!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认识工具的人会很快识破他的阴谋的!这也是候工教授坚持要炮击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缘由吧!   “  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到处都涌现出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元素: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官员廉洁亲民;政府办事公正高效;工人工资高;社会福利好;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风气良好……而有的国家挂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的却是违反马克思的勾当。所以中国要好好地反思,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候工教授的逻辑成立吗?!候工教授的真实目的可见也!——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呗!也许“民主社会主义”更好忽悠人一些!“资本主义”目前在中国太敏感了,不要提这个词吧!坦率的说,其实是什么主义不要紧,关键是要达到“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官员廉洁亲民;政府办事公正高效;工人工资高;社会福利好;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风气良好”我们都可以搞!过去蒋介石搞过资本主义没达到效果结果被赶到台湾去了就不说了!今天共产党搞的不是资本主义吗?GDP连续高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连美国人都害怕被超过了!达到您说的效果了吗?   夸夸其谈者是不用负责任的,深刻认识我们的国情,重拾当年先烈们的理想,改造我们的文化,改造我们自己!扎扎实实的做文化启蒙与传播,从小做起,建立广泛的公民组织,象当年的共产党党小组一样去启迪民众,从基层做起,总结经验,推而广之,上下互动,开创政改的新局面!以执政党的优势,不会比当年难!   违背马克思也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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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谭厚兰给中央文革的第一个战报

刘亚伟注 :这是一幅遥远而陌生的图景,它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46年前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围之中。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了红卫兵们做了什么的真实依据,而且向我们展示了红卫兵们造孔家店反的真实心态。狂热、真诚。他们在反右斗争,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反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倾,反修防修等等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运动中长大,是这一系列斗争喂养了他们的精神和灵魂。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战斗团”写给中央文革小组讨孔第一阶段的战况汇报》   (1966年)十一月十日 ,我们井岗山战斗团战士,及师大革命师生共二百三十余人,怀抱着毛主席著作,举着红旗来到曲阜。十号早(晨)拜访县委时,县委高书记口头表示支持我们的革命精神,但对我们先遣队提出的八项正义要求则只字不提。我们意识到在我们面前将有一场复杂的斗争。但是,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一)揭开孔府黑幕:在参观调查孔府等处文物时,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揭开了孔府的一些内幕。查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旗和满洲国国旗、党徽、证章、信件和蒋介石等人的题词、照片;孔祥熙、韩复渠赠给孔府的杀人屠刀,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清乡册》,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汪精卫与孔府来往的各种物件。 这些罪证充分揭示了孔家店解放前是个吃人的阎王殿,解放十七年来,依然是藏污纳垢的封建堡垒。 在孔府里我们还要求参观了设在孔府里的“国际旅行社曲阜支社”(无外宾),但是旅行社干部如临大故,后经我们据理力争,终于进去了。原来这个设在县城里的旅社,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香风臭气,树立修正主义的权威,战士们看了非常气愤,立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至此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解放十七年来,外国人和那些肥头大耳的权威老爷尽可以在这里大摇大摆,而贫下中农却被拒之于门外,概不接待,原来这里有鬼!为什么县委忙于改良活动,害怕我们参观调查。 (二)深入群众,开展宣传。揭开了孔府黑幕,看穿了县委心怀鬼胎。我们便接连几天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全团战士和兄弟院校红卫兵一道,走上街头,用大字报、油印传单、文艺节目、广播、交谈等方式,大力揭发孔家店的滔天罪行和孔府黑幕,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有部分战士深入到附近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同吃饭,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控诉孔家店的罪恶,决心打倒孔家店。 同时,我们还不顾县委的阻拦,开放了孔府,举办了孔府罪恶展览。广大群众第一次有机会跨进孔府的大门,目睹了孔家店世世代代荒淫无耻、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目睹解放后窝藏至今的极端反动的罪证,“倾听”了我们的揭发和批判,个个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火烧孔像刨平孔坟,撤底打倒孔家店!” (三)砸烂保皇碑!彻底闹革命。但是,有人却利用国务院“保证重点文物”的石碑欺骗群众,吓唬革命战士。说什么,“这是国务院决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国务院的批准,谁也不能乱动。”保皇派这样说,一些对孔家店怀着仇恨的贫下中农也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国务院的这块石碑给孔家店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块碑成了县委及有关方面庇护孔家店,抵制我们造反的一张王牌。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国务院的这块石碑阻碍文化大革命,维护孔家店,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推倒它,砸烂它! 消息传开了,县委负责人和保皇派们害怕了。他们一是劝阻,一是威吓,甚至有人公开诬蔑:我们砸国务院的碑就是反对国务院,反对党中央。但是,广大的红卫兵战士,和贫下中农支持我们,鼓励我们。 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井岗山战斗团和曲阜各校红卫兵代表及部分贫下农代表、工人同志们,在全城游行,在孔府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的誓师大会”,砸烂了国务院关于保护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等处的、“ 保皇碑”和其他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石碑。 砸烂了“保皇碑”,这是一个大解放,大造反,大震动,它敲响了孔家店彻底覆灭的丧钟,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壮严宣告:毛泽东时代的年轻革命闯将和广大的工农兵撤底捣毁孔家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摘自刘亚伟(亚子)、王良(良子)著:长篇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1992年香港天地出版公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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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邓小平重整文化部:别以"批邓"考查干部

  “这些人不要放到重要岗位上了,其中好多人也并不是懂行的人。”邓小平特别交代清查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1977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这是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上(资料图)    “镇”得住美国,未必能镇得住文化部;搞得好治安,未必能理得顺笔墨官司   文化部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重的部门之一。十年浩劫中,文化部因被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而多次遭到“革命”,并由“四人帮”严格控制。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时曾就军队、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过全面整顿,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要想彻底改变极“左”的文化思潮是不可能的。可群众对舞台上只有几个样板戏、书店里只有几本小说的枯燥局面早有意见,对“四人帮”爪牙控制的文化部十分反感。动乱结束之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在中央领导研究分工时,他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部是被“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部门,积重难返,最需要一个既有资历又有文化素养的领导去管一管。邓小平是个念旧情和重实你的人,每遇重大事件需要派出关键性人选时,他总会首先想到曾经在兰起工作过的同事或部下,他熟悉他们了的能力和特长。几次会议商讨之后,邓小平的老部下黄镇成了文化部长的第一人选。   作为外交家的黄镇,人们已经相当熟悉,而作为“文化人”的他,可能少有人知。17岁时,他就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受到刘侮粟等人培养。他还在新华艺术大学读书,研究和从事艺术教育。在红五军团担任宣传干事的时候,他编写歌曲,编辑剧本,写标语,绘画,并且参加唱歌、演戏,领导“猛进”剧牡。他曾参加《杀上庐山》的戏剧演出,上台演过蒋介石。在长征途中,他写了不少歌剧和话剧,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勇上前线》和《破草鞋》等。他在长征中还创作了许多写生画和漫画,汇成《长征画集》,曾由萧华带到上海,交给阿英,改名《西行漫画》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很大影响。   抗战时期,黄镇担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政治工作,其中也包括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成为首批被毛泽东派出的将军大使,从匈牙利蓟印度尼西亚,从法国到美国,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复杂的外交工作中,只是闲暇时才写写字画点画,多数送铪了求字求画的人,对于重操文化“旧业”,确实也没有多少思想准备。而且就其个人愿望来说,他也不想离开熟悉的外交部。   1977年,黄镇从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位上卸任回国后,华国锋和李先念就找黄镇谈话。   李先念说:“你还是到文化部来吧。”   黄镇眉头一皱,不太情愿地说:“我建国以来就在搞外交,文化工作早就生疏了。还是让别的同志搞吧。”   李先念不肯松口:“老干部懂文化的,数来数去只有你了。”   华国锋也说:“你有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又有外交工作的经验,本身也是个文化人。虽然建国后没有在文化艺术界工作过,但可以使你更超脱。中央挑选你去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去最合适。”   黄镇沉思不语。李先念继续做工作:“你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仨。”   华国锋说:“文化部是重灾区,我想也只有你这样的老干部才能镇得住!”   “好,我干。”黄镇说,“权当再作一次长征吧。我要干就得雷厉风行。捆住手脚我可不干!”   “你放心。”李先念高兴地仰在沙发上,开玩笑地说,“你是特命全权‘文化大使’!”   同时被调到文化部的刘复之也是邓小平的“熟人”。“文革”前,他是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多年。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他在邓小平身边当秘书。1940年4月,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时,邓小平又指定刘复之为军政委员会的秘书,以后当主任秘书。当年4月,邓小平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参加了著名的“黎城会议”。刘复之作会议记录。邓小平向人介绍时总喜欢称刘复之为“知识分子”,但刘复之自己总是“不敢当”,因为那时他才24岁,文化程度也不高,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现在将他调到文化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职务,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黄镇、刘复之要来文化部当部长、副部长的消息一传开,文化部立刻炸了锅。多数人认为:专门把老资格的文化人黄镇从美国调来,中央英明!也有人担心:调来个老革命,再加上个老公安,这不是要拿咱们开刀?个别人也在观察黄镇、刘复之:“镇”得住美国,未必能镇得住文化部;搞得好治安,未必能理得顺笔墨官司,文化部这个“码头”可不好占……   197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黄镇头一天到文化部上班,面对欢迎的大标语和情绪高涨的人群,他没有说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挨门走访每一间办公室。他需要的是行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黄镇和刘复之等一上任,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整顿。根据调研结果,他们决定先解决几项大事:第一,整顿队伍。该调出该调进的,既要慎重又要干脆利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立场正确、“文革”,中没有问题的同志手里。第二,抓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散布的极“左”思潮和种种谬论,及时清除“四人帮”流毒。第三,整顿秩序和开展业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克服各种混乱现象,组织和扶持重点的文艺创作,清理积压的创作作品。第四,贯彻“双百”方针,树立民主、团结、奋发图强、兢兢业业的新风气。    邓小平强调: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   1978年8月19日上午10时,黄镇与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看上去精神矍铄,身板结实。他请两人坐下,问黄镇:“你要下去吗?”   黄镇点头答道:“我还没有下去过,过几天想到西北去。”   刘复之补充道:“还是毛主席说的,部长一年要下去三分之一。”   邓小平说:“出去不仅要了解文化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了解一下;”   黄镇说到正题:“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运动和工作的情况。”   文化部新领导上任8个月来,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用“高压锅煮夹生饭”的办法,雷厉风行地摘揭、批、查,立案审查处理95人,未立案而需要说清楚的338人,打破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文化系统搞的帮派体系,推倒了他们强加给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所谓“黑线专政”、“旧文化部”等不实之词。“文革”前和“文革”中遗留的2882起案件正在复查处理,414名错划右派正在改正,为一大批同志平了反,落实了政策。电影、戏剧正在快上。全国内部礼堂、俱乐部正在向社会开放。中国画研究院正在筹建……   邓小平赞许地点点头:“搞得不错嘛。”   黄镇说:“清查运动基本结束了,工作上的问题很多,下一步要用大力抓一下。”   邓小平说:“各协会要搞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听说,你请老作家吃饭了?”   “是请老画家吃了顿饭,某些内部矛盾缓和了一点。过去有的人成了一辈子冤家,只能慢慢调解。”   “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错的,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就行了。过去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主席是根据间接得到的情况说话的嘛。最近,东北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搞得乱七八糟。”   “这次清查,受查的95人,敌我矛盾大约10个左右,其余都是犯政治错误、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多数从宽处理,要给点处分。说清楚的同志,一般就不给处分了。”   “这些人不要放到重要岗位上了,其中好多人也并不是懂行的人。”邓小平特别交代,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他说:“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我们最近准备再开一次干部大会,把清查运动总结一下,工作总结一下。提出‘一批’和‘三整’,‘三整’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整顿和建立规章制度,由刘复之、周巍峙同志和我三个人讲,文化部有很多坏风气,要整顿。”   刘复之补充道:“比如党委会一散会,小道消息就透露出去了。”   邓小平吸了口烟,烟雾喷得很长,说:“这是十多年搞成的一种坏风气,不仅文化部,哪里都有这个问题,什么秘密都没有。”   黄镇翻了一下笔记本,说:“我们搞了个几年规划设想,工作上要抓上去。”   邓小平颔首道:“就照这么办;搞个几年规划,调动积极性,总得两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他朝墙边的书架扬扬手,说:“我这个书架上摆了这么多‘文化大革命’后的小说,干干巴巴,读不下去,写作水平、技巧都不行,一看开头就知结尾了;电影也是这样。”   黄镇说:“‘文革’前自己的故事片600多部,正加快复审,绝大多数可以陆续复映,还有外国片子800多部,大约有一半可以复映或公演。群众对外国影片只准机关内部看,老婆孩子都可以看,群众看不上,意见很大,为此事,群众把经委礼堂的玻璃都砸了。”   刘复之颇有同感:“有些外国片是名著改编的,书都重新出版了,片子不公演,群众反映很大,如《悲惨世界》,是雨果名著嘛。”   黄镇接着说:“我们计划到明年12月,一般一周放映一部老片子,一部外国片子,争取放一至两都新片子,京剧、地方戏的片子争取一个月放映两三部,今年我们计划拍46部影片恐怕完不成了。有帮风派气的坚决不放了。”   “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邓小平以他惯有的直率说道,“现在是,题材单调,如写农村,就只突出一个贫雇农,一个搞破坏的,未了开个大会,就完了。这些事,你们去摘,我没有意见。”邓小平谈及一个重要话题:“理论问题,波及文化部没有?”   黄镇回答:“没有直接波及。我们是清楚的,党组开过会,务了务虚,党组六个人观点一致。”   邓小平又燃起一支册,用手驱赶了一下烟雾,讲了很长工段话:“理论问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是劳动分配的文章,先念同志看过,我也看过。它们实际土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驳不倒的。我讲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出来。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比如要引进几百亿美元的先进技术项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敢干,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敢于想问题。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家就不去看《少女之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体育也应活跃起来。电影不够,读物很少,我一天看文件,就想看看小说,看看电影,换换脑筋。我们还有点特权,普通群众想看电影连票都买不到。文艺领域队伍要扩大,要培养人才,培养新作家。现在写作手法、电影镜头,水平都太低了,比香港片子差得远。题材很单调,听说最受欢迎的是《枫叶红了的肘候》,轰动一时。我看就是因为是新的题材。过去,总是不让讲反面人物,主席讲过,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小品……”   黄镇插了一句:“话剧比电影好点。”   “文化也是行业,是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生产发展,精神需要就大了。有了钱,人们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一下自已的家,柜子里要有点东西,要买点书。甚至要有点花,这样,反过来又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作品中不敢写恋爱,怎么能没有恋爱?不要摘庸俗的黄色的就是了。但思想不解放,就是不敢讲。”   快到午饭时间了,邓小平站起来,和黄镇、刘复之握手告别。他手握得很重,目光深邃冷峻:“看来,你们文化部队伍的整顿有点希望。文化工作要发展,肯定会出现一些新人物来。”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   细心的人们发现,1978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中,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是《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署名为“文化部理论组”。文章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首次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多年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文化人很看重这几个字的变化,因为它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后的文艺创作方向十分重要。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变,他们质问道:“文艺不为政治服务为谁服务?哪个时代不是文以载道,道不就是政治吗?”   于是,一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大讨论在文艺界讨论得十分热烈。   这场大讨论,在文艺界领导及中央主管领导中也引起广泛的重视。1979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宣部例会上明确提出,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稍后,在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借稿所起草的提纲中,对如何吸收这次讨论的成果、正确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是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胡乔木甚至认为,能否正确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开好文代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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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侯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正本清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正本清源   作者:侯工   日期:2012-6-21   【杨国军先生来信2】   侯兄你好!   马克思害死中华几千万人,再也不能用了。你说我们中国人没用好,那么他太深奥了,中国人有几个象你这么有学问的,有研究的会用他。我看只有信上帝最简单,美国就是这样。不知你是否这么看?谢谢!   杨国军     2012-6-20   【侯工回信2】   回复:   杨先生你好!   信上帝是个人的信仰问题,因为信仰是自由的,是不能强加于人的。过去,列、斯、毛把共产主义信仰强加于人,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   不是马克思害死中华几千万人,因为马克思并不主张盲目地搞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具备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条件,并且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说:“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注:1847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   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论”是这样表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出来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前面所说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8~10页)   由上述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马克思耗尽一生的精力,写下浩如烟海的著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包含三个内容:一是人类首先解决了吃、喝、住、穿的生活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二是要解决吃、喝、住、穿的生活问题,必须从事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就直接地决定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以,社会生产出来的生活的物质资料的总量(包括数量和质量)便构成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三是由于有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物质的经济基础,才能派生出与这个历史阶段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如国家设施、法的观点、社会财富的分配、艺术、价值观以及宗教观念等等。马克思以这个规律为武器,推导出“历史发展阶段论”,谁违反了历史发展阶段论,谁就是违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谁就是马克思的叛徒。列、斯、毛等人明目张胆地违反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处于萌芽时期的国家推行暴力的“共产主义革命”牺牲了亿万群众,推翻原本合法的政府,建立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个人独裁的假社会主义政权,所以他们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的叛徒。虽然他们得逞于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列宁和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的崩溃以及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就是明证。   正是毛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违反了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论和阶段论。毛在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情况下,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以牺牲数千万民众生命的暴力手段,打倒了新生的弱小的资本主义的民国政府,强行推行他的假社会主义,造成1958~1962长达5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没有用好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他太深奥,而是因为长期以来马克思被毛严重地歪曲和篡改。毛根本不懂马克思,他胡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一句话,不是“造反有理”,而是“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阶段论”。毛从来不让人们了解真正的马克思学说,反而强迫人们长期学习他的著作。全国学校的教材、全国的舆论工具和文学艺术,全部充斥着毛的反马克思的谬论。长期以来,毛和他的理论家们还故意把马克思学说神秘化,然后兜售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化为不顾客观实际的“造反有理”论;就是把他的洪秀全式的民粹主义的农民暴乱化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把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化成是“马列主义新的里程碑”,而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早就被毛抛到爪哇国里去了。现在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彻底肃清毛的遗毒,还马克思学说的本来面目,把真正的马克思理论告诉国人,国人才会都明白。也只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改革才有前进的方向。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规律即历史发展阶段论是纲,其它的都是目,抓住了这个纲,其它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美国人信上帝,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来自欧洲,随之带来了欧洲人的信仰。美国政府并不强迫人们信上帝。在美国也允许人们信仰其他的宗教。解决社会问题主要靠社会学,而不能靠宗教。   社会学关乎全人类存亡和发展,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关乎我们黎民百姓的福祉,所以我们必须的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不能迷信任何“理论权威”,也不能糊里糊涂,人云亦云。一切社会学的理论都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检验证明它是错误的,就要毫不留情地给以清除。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了,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宗教只适用于个人,社会学适用于社会,这是两码事。当然,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光靠马克思,马克思学说有精华也有糟粕,马克思学说的糟粕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早期的暴力革命论、消灭私有财产论、无产阶级专政论和共产主义论等等;马克思学说的精华部分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对马克思学说只能去粗存精,取其精华,除其糟粕。民主社会主义也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吸收了马克思学说里的精华,改良了资本主义只管赚钱不管公平的缺陷,做到了既要赚钱又要公平,既要效率又要和谐,使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繁荣和稳定。西方发达国家口头上不提马克思,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实行了马克思的精华。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到处都涌现出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元素: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官员廉洁亲民;政府办事公正高效;工人工资高;社会福利好;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风气良好……而有的国家挂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的却是违反马克思的勾当。所以中国要好好地反思,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   侯工     2012-6-20(2012-6-21编辑、修定)   【杨国军先生来信1】   侯兄您好!   唯物论就是世俗论,马克思是世俗的总代表。不知你是否这么认为?。   杨国军          2012-6-17   【侯工回信1】   杨先生您好!   我觉得唯物论是属于哲学范畴,而世俗论属于文化范畴。世俗论是平民大众长期劳动、生活、习惯、娱乐、人际交往等形成的风俗和文化。世俗论包含有唯心的迷信和宗教成分,也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论虽然源于现实生活,但是它高于现实生活,是马克思对世俗论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升华,也是马克思高于其他哲学家之处。是马克思对哲学、历史学和人类社会学的伟大贡献。   侯工   20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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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陈清泉:我奉命封杀贺绿汀文章

  1990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找贺绿汀同志谈心,希望他不要坚持在一个音乐刊物上发表他在音乐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改写的文章。而且叮嘱我:这个工作要做得不愠不火,恰到好处,千万不要引起贺老的反感。 贺绿汀在音乐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原稿   事情的起因是:由于身体原因,贺老未能应邀参加中国音协的“音乐思想座谈会”,他草拟了一个书面发言稿,请李焕之代为宣读。后来,他又将这个发言加以充实寄给了《音乐艺术》杂志。该刊编辑部认真研读了他的文章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影响音乐界的团结,便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主管单位中国音乐家协会,音协又请示了中国文联,最后由中央有关部门发文同意文联党组及音协分党组关于“不宜公开发表贺绿汀同志发言”的意见。这样,需要请上海方面做做贺老的工作。于是这个任务便理所当然地落到担任着上海文联党组书记和主持主席团工作的我的头上。   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差使”。贺老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又是一位老革命,他会听我这个“后生小子”的劝告吗?但我调来文联后,曾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并进行过推心置腹的谈话,彼此印象不错,这又使我增强了与他商量妥善处理此事的信心。   我知道,要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进行对话并获得成功,必须找到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我反复地研读他的文章,被他的坦率、真诚以及他反对“左”倾思潮的那股激情所感动,也从字里行间找他的“软肋”,以便说服他,让他打消发表这篇文章的念头。终于,我将我的“说词”的腹稿打好了。   我在电话中约他见面,问他哪一天有空?他回答得很爽快:“我天天有空,你什么时候来先打个电话给我。”于是在一天的上午,我来到贺府,这大概已是第三或第四次了吧。   坐定以后,我先向他汇报了近来的工作情况,他听了以后显得特别高兴,对我说:“我说得对吧?你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句话是针对我第一次拜谒他时,曾流露过对能否做好文联工作有些信心不足而言的。   我见他情绪不错,便抓住了机会问道:“听说您在音乐座谈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内容很精彩。”   他说:“对,我已改成一篇文章。”接着就滔滔不绝的给我介绍他文章的内容。其中重点介绍了历史上“左”倾思潮横行让他身受其害的部分内容。最后他说:“现在音乐界的一些人提出,在音乐创作中存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岂不是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一定要告诫人们,可不能再把政治与艺术混在一起了。音乐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像创作思想、创作倾向的问题,当然不能听之任之,该抓的还是要抓,但一定要按照‘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自由讨论,达到明辨是非。我们千万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艺术是非的问题上纲上线,说成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   这些话,与他文章中写出来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这说明,这些话是他思考良久,从心底深处喷吐出来的,表明了他对“左”的思潮是彻底划清了界限的,不由你不在心中产生钦敬之情。但我的工作还是要做呀,他的畅所欲言所造成的氛围已给了我适时进行工作的机会,便问道:“中央曾经给省、军级党组织发过一个电报,不知您看到过吗?”   他问我:“什么内容?”   我告诉他,电文大意是:“在国际斗争中,对我搞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我们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斗争。”我见他在注意听我的话,便接着说:“我很钦佩您不遗余力地反对‘左’的倾向,这种精神是必须发扬的。只有超过常人胆识的人,才敢于站在反‘左’的前列。但是您把反‘左’与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联系在一起,这就有与中央精神不够协调之嫌,难怪人家对发表这篇文章感到为难。”   他仍然没有说话,我就接着说:“您对某些人进行了不点名或点名的批评,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人家还可以拿您的文章与中央精神不相吻合的地方来说事。特别是您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毛泽东,恐怕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您的本意在制止‘左’的倾向,增进音乐界的团结,也许因为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说了上面的话以后,贺老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问:“你们认为,这文章不要发表为好?”贺老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在政治上十分成熟,他在这里不说“你”而是说“你们”,分明已经意识到我这个说客此次前来并非个人行为。我也就顺势而为地说:“贺老,暂时就不忙发表吧。”   他没有再讲什么,我也就“知趣”地告退了。   我不知道他对我的话接受到什么程度,但从此他再也没有提发表该文的事。据我所知,中国音乐家协会也曾对他做过工作,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吧。   时至今日,我反思此事,他比我们早得多地意识到“反渗透……”的精神与反“左”的要求不相吻合,他也可能感到这个提法与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有明显的不协调。他可能意识到的东西显然符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而我却落在形势的后面了。如果,当时将这篇文章作必要的修改而得到发表的机会,是否也是一个惊世骇俗之举并且对音乐事业的振兴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呢?作为一个曾经劝阻他发表此文的人,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不能不感到万分歉疚。   贺老这个人刚正不阿,在任何恶势力面前,他就像一块钢,任凭风吹浪打、地动山摇,他都巍然屹立,从未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但是,这篇22年前贺老的呕心沥血之作,竟因我们的缘故而湮没在人间。不,应该让它重新面世,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杰出的艺术大师,是怎样地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在和“左”的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发表的话,也许可以弥补我过去劝阻他不发表这篇文章的缺憾和失误。   附:   在中国音协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贺绿汀   根据座谈会书面发言稿改写的文稿   收到“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的通知。我因为年纪老了,又有病,不能参加会议,只好写篇书面发言,请李焕之同志代我向会议代表宣读一下。   《中国音乐报》1990年5月25日刊登的《音乐研究》编辑部5月19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措辞“尖锐”的绝妙发言,说是“当前我国音乐创作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性质的问题”,引起全国音乐界舆论哗然,仿佛音乐界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种调子唱得如此之高的发言,如果代表个人,那么“人各有志”,反正是“百家争鸣”,也算“一家之言”嘛,但是如果作为一种舆论导向,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过来人。30年代的“左”倾关门主义,大反“学院派”。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大整知识分子,正是十年浩劫的预演。   1943年7月14日,我经过千辛万苦冒险从新四军经敌伪区到达延安鲁艺,正值康生策划的“抢救”运动的高潮。好在我离开新四军时,粟裕同志已有电报到中央,刘少奇同志要我到杨家岭汇报,并写了两份材料,得到中央认可,才免于被打成日本特务。但我知道了,在我未到延安以前,鲁艺音乐系就已经对我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大合唱进行了缺席批判。那位党支部书记,还公开在会上说:“识得几个ABC,到延安来卖洋教条,你不知道吃了老百姓多少饭?”从此我下决心到部队工作,永不回去。54年发动全国音乐界向我围剿,把我当“胡风分子”打。57年又说:上海音乐界是半爿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于是派那位音协秘书长到上海“夺权”。已经内定我是“右派”,幸亏陈毅同志坚决顶住,才没有打成。但是权夺了,学校又打出了一大批“右派”,于是这个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的“学院派的大本营”的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59年又拍了部电影,进一步把老音专描写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把黄自描写成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钱仁康不识时务,在《音乐研究》连续发表两篇研究黄自的文章,于是理所当然地在《人民音乐》上对他公开批判,拔他的“白旗”。   最大的丑闻要算63年的“德彪西”事件。那位善于拍马屁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听到毛泽东说“有许多翻译的科学书的前言没有阶级观点”,于是赶快告诉姚文元找书批判。这位姚棍子找到德彪西的一本《克罗士先生》,连书都没有看懂就在报上挥舞大棒往德彪西头上打去,还给这位外国死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我不过在报上善意揭出他的错误——不要“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这位第一书记就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很好!”当即命令那位北京来的夺权打手动员音乐界写文章替姚文元抱大腿,对我的文章进行围剿。批判文章从《文汇报》《光明日报》最后到《人民音乐》,连篇累牍地出笼,一时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可惜真正错了的确实是姚文元,他没有把书看懂,只好“无疾而终”。   到了63年底,正是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出来之后,文艺界十分紧张。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的音乐舞蹈工作会议上,音协主席对我特别抬举,一再在小组会上动员我到大会上去发言。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底细,但是已经预感到空气很不对,又想把我抛出来当他们的替罪羊,我坚决不干。后来这位主席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学外国只能学贝多芬,不能学德彪西”;那位夺权打手则在大会上大谈其批判“打标西”的功劳。最后抛我的事没有搞成,反而被我抓住他们讲话中“两个老虎”的辫子数落。十年浩劫开始,林、江反革命集团以极“左”面貌出现,打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喊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大搞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说:上海音乐学院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张春桥还亲自叫喊63年“德彪西事件”是“贺绿汀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又再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戴上无数反革命、特务、叛徒的铁帽子,关进监狱,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海音乐学院在这场浩劫中被迫害致死20多人。那位夺权打手开始是“抛”我的负责人,后来他自己也进了“牛棚”,摇身一变又投靠造反派。一次我的老伴在学校大楼前面扫地,我向她要几块钱订报纸,那位夺权打手居然马上去报告造反派头头说:“我亲眼看见贺绿汀和他老婆在搞反革命串联”。可叹“四人帮”打倒以后,此人摇身一变,又钻进上海文联当“副主席”。这就是风流人物代代红的客观事实。   现在有人又提出音乐创作上也存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是把艺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又重新搞从30年代开始,音乐界极“左”派排他性的宗派主义与庸俗社会学那一套。但是给音乐工作者扣帽子、打棍子的故技,是不得人心的,是严重违反目前党中央的政策的。   我对于“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并不欢喜,对于其中一些强调只表现自我和格调不高、趣味庸俗的作品也很不满意,但是我从来认为这只是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或者至多是创作思想的问题。我在1954年写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中说过:“现在我想没有人愿意或竟敢于暴露自己歌颂敌人。现在问题顶多不过歌颂自己歌颂得不顶好或走了样。因此也就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尽管这些话不久就遭到批判,说我“取消文艺批评的战斗作用”,“文革”开始以后又说我“鼓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包庇牛鬼蛇神”,但是我对于今天的作曲界的基本估价也还是没有变;至今我也没有看见哪个作品是在搞颠覆。   不错,当年毛泽东的确讲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之类的话,后来康生之流就接过鸡毛当令箭,把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后来呢?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不对嘛!那些被打成“大毒草”和“反党分子”的也都平了反嘛!   毛泽东晚年的确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建国以来他还讲了很多正确的意见,1956年“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正是针对“左”倾排他主义者讲的话,而且实践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1956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他又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做结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奏效,而且非常有害”。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也一再强调:不要把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相提并论。这个意见和毛泽东有关讲话的内容,在精神上显然是一致的。   一些人言必称“毛泽东思想”,口口声声“拥护四中全会决议”,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背道而驰,至今还抱住毛泽东的那套早已被实践否定了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理论不放,把明明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艺术是非的问题上升到“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问题的纲上,当作敌我矛盾的性质来下结论,这是慎重的态度吗?这叫做“自由讨论”吗?这种搞法究竟对谁有利?企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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