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最近，因“打假斗士”方舟子指责韩寒作品有他人代笔，引发了方舟子阵营和韩寒阵营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我也因为以下原因而关心起这一事件。 　　第一，方舟子打假的成就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他这次却闯入了真伪判断比较困难的文学领域。况且，韩寒成名已久，关注、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他们读过韩寒的东西，与韩寒也多有接触。如果韩寒作品大多数是他人写的，并且他的确如方阵营人士所说的是个草包的话，俗话说文如其人，按常理那些接触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总是应该有所怀疑才是，但是我们却从未听到他們发出怀疑的声音。基于这些考虑，我的第一反应是方舟子这次很可能走入了误区，认为方韩之争会成为方的滑铁卢，因此就产生了观察的兴趣。 　　第二，方舟子打假，以往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如果这次再被他命中，如果韩寒真如其所言是被假造出来的，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韩寒是假造的，恐怕这可称得上中国文坛史第一丑闻了。因为它不仅反映出韩寒和他背后操纵者的诡诈，而且反映了那些追捧过韩寒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常识甚至腐败。正是他们把韩寒捧到了“当代鲁迅”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方韩之争把大量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放到了天平上。 　　第三，方韩之争持续发酵，引得无数网友、知识分子、媒体人参加，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论战。此前也有类似的公共论战，如汪晖抄袭门，但此事与汪晖抄袭门有很大不同。汪晖抄袭门的讨论从头到底由意识形态主导。在该事件中我是连一句评论都不敢发的，因为不管你怎么说，你都马上会被定成倒汪派或挺汪派，并进而被划入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派或左派，这对培养成熟的“公共空间”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方韩之争中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真假问题，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这就增加了讲道理的空间。我因此也想从这次方韩大战一窥我们公共讨论的质量与公共空间的建设问题。 　　本以为，这场争论也许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但是只要凭事实讲道理，争论各方就会从中学习，对问题会有更深的认识，甚至学会对他人观点的尊重。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支持韩寒的一方包括韩本人的表现极其令人失望，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一些基本常识和是非问题上反应麻木，整个论战就像是鸡鸭对话。这就引起笔者想说几句话的欲望。 　　方韩之争的重要性 　　方韩之争开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该事件的性质和重要性发表了不少观点。我在这里针对某些比较具有影响的的观点加以点评。 　　有人说，代笔与抄袭不同，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代笔的做法，韩寒作品即使有人代笔也不是一件性质严重的事件，不值得大作文章。还有法学教授写文章说：“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该教授因此指责方阵营人士“不尊重私权”。我的看法是：代笔问题的严重性多大完全取決于以下两个环节。首先，代笔人与署名作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契约性首肯。第二，一旦当人们知道了署名作者的一些作品是由他人代笔时，这一真相能在多大程度上毁坏署名作者的地位。一般来说，代笔作品在署名作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中所起的作用越关键，署名作者就越不敢把作品的真正作者公布于众，代笔也就越接近于欺骗。 　　有了这两个准则后，方韩之争的性质就清楚了。假如韩寒未成年时的作品的确是由一位成年人代笔的话，这里不仅仅有韩寒和那一位成年人在对社会共同进行欺诈的问题，而且还有这位成年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尚未成年、不能做出成熟判断的韩寒的问题。倘若如此，那位成年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目前有人推断这位背后的成年人就是韩寒的父亲，于是接着就有人用大人为小孩做作业为类比来为韩寒开脱。然而，为小孩做作业与为小孩写小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韩寒的作品出版后马上给他带来了荣誉、地位和金钱。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出于一位少年之手。韩寒头上的著名作家、现代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等等光环其实都是少年天才光环的延伸。方阵营中有人说韩寒应该回归他赛车手的身份。但是，如果没有少年天才光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韩寒会有步入赛车手生涯的物质基础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一个家境普通、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在当今中国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的早期作品到底是谁写的，或者说韩寒在这问题上是否有严重欺诈行为，就成了方韩之争的关键。方舟子紧抓不放，韩寒又发誓赌咒，又出示文稿，又告上法庭，个中原因即在此。 　　有人抱怨方韩之争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更应该讨论的问题，比如吴英的死刑宣判、官员贪污腐败、弱势群体利益等等问题都被忽略了。这个观点我也不能同意。吴英问题很重要。官员贪污腐败和弱势群体利益问题更要关心。但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仅能容得下几个议题吗？我们不是在追求多元化吗？多元化的关键之一就是社会议题的多元化。笔者认为方韩之争很重要，因为它的核心是道德和诚信。没有道德与诚信，何谈治国平天下？更何况，如果韩寒早期的作品的确是他人代笔的，那就是在利用“少年天才”这一卖点来愚弄和欺骗读者并从中渔利。这和“三鹿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而读者群体也是可以以买了假货受骗为理由对韩寒进行集体诉讼的。当然，不少人是很自私的：三鹿奶粉吃了会生病，因此个个义愤填膺；假作品吃不死人，管他呢!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能容忍写作上的欺诈行为，明天就会为了某种便利自己加入欺诈行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只配生活在一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中。 　　不久前，网上发表了署名为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不少知识分子摩拳擦掌准备展开辩论。这些人士认为方韩之争使得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被边缘化了。这我也不能同意。持有这一观点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如下常识：人文领域文章的力量和重要性往往不在文章本身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是以什么方式表述的，以及是谁说的和在什么时候说的。“韩三篇”观点混乱、逻辑不清、表述浅薄，从文章质量来看它是不值得给予任何重视和评论的。“韩三篇”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署名作者韩寒是一个著名作家，是一个曾经对时政不断加以抨击的意见领袖。这样身份的作者的言论总是有讨论价值的，更何况这一作者思想突然趋于保守？背后的原因的确有很大的探讨价值。问题是，韩寒是不是“韩三篇”的真正作者？韩寒是不是他以前所发表的那些抨击时政的博文的作者？如果“韩三篇”的真正作者另有他人，甚至是一个有某种背景的人士，讨论“韩三篇”还有意义吗？“韩三篇”之所以讨论不起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方韩之争的特色：常识加逻辑与奇迹加信仰之间的争斗 　　首先必须指出这次方韩之争中方阵营的特殊性。以前方舟子与他人论战时，他往往是论战一方的绝对领袖，而“方粉”则积极摇旗呐喊，领袖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每次论战的特色。而这次，方阵营中不断有其他人士加入，这些人在其它议题上很可能会站在方舟子的对立面，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构成也与方舟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加入方阵营只不过是因为关注了韩寒的作品后得出了与方舟子相近的判断。他们的加入丰富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方韩之争的性质。所以，本文所指的方阵营并不是一个“方粉”集团，而是一个以方舟子品牌为平台的松散倒韩联盟。由于是个松散联盟，方阵营所发表的观点和提供的证据始终是参差不齐。但是，在反复看了韩寒的一些文字和采访视频后，我认为方阵营的以下几点质疑由于证据比较确凿再加上符合常理，放在一起看对韩寒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1）韩寒父亲的文章说“韩寒写文章的潜能，其实也是在初二时发现的”，并说此后他给韩寒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在那 里，韩寒“接触到众多的少儿报刊”。韩寒的《三重门》是在高一写的。《三重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文学知识无数，直接引用的文本数量非常浩大，其中有些书籍的内容非常晦涩。如果韩寒是一个初二还在接触少儿报刊的小孩，怎么可能在一兩年之间突然读起来了（并且读懂了）这么多书籍，并且能大量和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 　　2）韩寒公布了《三重门》手稿，并坚称这是他的初稿也是最后一稿。但是，韩寒所展示的手稿十分干净，修改极少。于是方阵营就有人说，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很难从头到底不经修改就写出来的，韩寒分明是誊写了别人已经写完的稿件。 　　3）《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话语和场景，特别是思维方式是很难从书本中学来的。况且，一本写九十年代末高中生的小说也完全没有必要大量运用文革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这一论点的逻辑可用如下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七岁就写下“咏鹅”佳句的天才骆宾王，也绝不可能以他的生活经历在七岁时去写“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词句。这一论点的逻辑非常强大，韩阵营人士至今都采取了回避态度。 ） 　　4）作为《三重门》作者的韩寒拥有大量知识，但是视频访谈中的韩寒却是无知得可爱。比如，韩寒书中用了大量的党史和文革知识，但是他平时讲话中却能把姚文元和延安整风联系起来。他书中熟练运用了《红楼梦》中的典故，但是他却在镜头前坦承没有看过《红楼梦》。他成名作叫《三重门》，但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他忘了书名的意思。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他并不懂儒学和什么学什么家的，但《三重门》却熟练地引用了老子、庄子和荀子的文字。总之，从有关韩寒的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衷谈论赛车和女人等事的青年，而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大量阅读经历的文学家和一个对时政有自己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很不正常。到目前为止，韩寒对于方阵营提出的关键性质疑，要不就是回避，要不就是回应前后矛盾。大家所看到的韩寒的回应方式更多的是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展手稿、挑拨离间、上法院，完全看不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青年的内涵。方阵营中更有人说，如果韩寒确是一个旷世奇才的话，在这么多人对他开始怀疑的情況下，他应该选择与方舟子进行辩论，或者在有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作一篇命题文章和回答几个问题来展示一下才华。但是，韩寒不用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来正面回应方阵营的质疑，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在论战中，方阵营的人也许逐渐认识到，除非韩阵营中有核心人士出来揭露内幕，通过考证他们是得不到铁板钉钉式的证据的。因此，他们就不自觉地运用了归谬法 (reduction to absurdity) 来诉诸人们的常识。比如上面第一点，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少年在一年多时间是看不完《三重门》中出现的那些书的，并且其中很多书也是一个少年既不会感兴趣也看不懂的。这一点质疑与一般人的常识十分相符。我自己这辈子就没有接触到过一个能与《三重门》作者的读书能力相比的人。当然，别人不行不等于韩寒不行，他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国人相信天才的存在就像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的神术一样，因此中国各路天才比较多，尽管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西方人。好吧，就让我们假设这世界的确存在天才并且韩寒就是天才。在这一假设下，我们就会得出“在读书能力、理解能力和对人生的洞察力方面，韩寒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天才”这样的结论。因为，至少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除了韩寒外，我们似乎再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在短期内看了这么多著作，阅历和思维方式那么早熟，并写出了一部二十万字的、一稿定型的长篇小说的少年了吧？按这个逻辑推下去，中国出现韩寒这样一个天才的概率（连死去的带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加在一起）至少要小于十几亿分之一。 　　鉴于篇幅所限，我就不对方阵营五点中的每一点作出分析。总之，以上一、二、三点的内在逻辑是：如果韩寒是天才的话，这样级别的天才出现的概率是极小、极小、极小的。而四、五点的逻辑则是：如果韩寒的确是个旷世奇才的话，那么四、五两点是不会成立的，但是它们竟然都成立了，那么结论就只能是韩寒不但不可能是天才，而且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是骗子。方阵营的有效推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笔者想过许多方法试图驳倒方阵营的这些有效证据，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当我想要驳倒以上五点中的前三点时，我必须通过各种证据和方法把韩寒推崇为一个从少年开始就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知识和逻辑能力样样超群的天才，但是当我想要驳倒方阵营的第四和第五点时，我又必须要强调韩寒是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八十年代青年、一个读书前看后忘和说话颠三倒四的人。我把韩寒想成任何一种人都无法全面面对方阵营的核心证据。我碰到的问题也是韩阵营人士所碰到的问题。 　　现在来分析一下韩阵营在这次方韩之争中的表现。这儿所说的韩阵营主要包括韩粉，发表过有利于韩寒观点的人，以及一些曾经追捧过韩寒并且继续明确或是实质上支持韩寒的一些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松散的群体。 　　对于方阵营的质疑，韩阵营的回应手段也可以总结为两个词，即奇迹加信仰。在支持韩寒的文章中有几篇文章体现了一定水准。其中一篇说只要样本量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人数多到一定程度），类似韩寒这样的天才是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篇则是用老舍手稿的整洁程度来说明至少有作家还是有能力写出非常整洁的手稿的。言下之意，奇迹如果能够发生在老舍身上，那也就能发生在韩寒身上。这两个论点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这两篇文章的最大问题是：方阵营的核心推理逻辑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原理，而是归谬法。这两篇文章没有回答方阵营所提出的第三点以及他们提出的第四、五两个疑点。关于方阵营所提出的第四个疑点中的一小部分，即韩寒在访谈中甚至不能说出自己小说书名《三重门》的意思，韩寒辩解说他是不愿意回答，因为现场氛围充满恶意。为此我专门把整个视频再看了一遍。我发觉，在节目的后来阶段，韩寒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气氛的确是有问题，但是在节目主持人问韩寒这一问题时，当时的气氛是相当友好的。 　　刚才讨论过的两篇支持韩寒的文章都直接向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展开了反击，而且他们都采取了讲道理的方式。在韩阵营中，这样的文章非常少。韩阵营甚至有人搞政治正确，这种做法令我感到非常不安。比如，网上有一篇我认为是方阵营中出现的立论最为清晰的文章之一，但是其作者却因为他曾经的异见人士身份而被一些韩粉质疑和辱骂。这篇文章又不是在讲什么政治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作者的政治观点扯进来呢？当然，这并不是一部分韩粉才有的问题，而是国人的通病。去年司马南在网上指责于建嵘在山东滕州市青年田某“因为强拆自焚”事件上有严重歪曲事实和造谣的嫌疑。我看了之后觉得，如果于建嵘真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离谱而社会又没有反制的话，那也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分别找了三个人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沒想到，他们三人回答的核心就是：司马南是五毛，相信他做什么？ 　　我们中国人喜欢赋予自己的言行以一种无上的道德感，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我们中国人喜欢把观点等同于人品，并且不知道人品要比观点更重要；我们中国人只喜欢、并只能听懂和相信自己想听的故事；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相信自己和同仁目标的正义性而漠视、容忍甚至是理解和保护自己和自己同仁手段的不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失范的国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保主义、左派、关心弱势群体等等一股脑儿都有可能成为流氓和骗子寻租的大舞台（而不仅仅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避难所”）。如果韩寒这一品牌真是假造的话，他不就是具有以上弱点的人追捧出来的吗？ 　　韩阵营的其它观点都有以下两个特点：1）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质疑，2）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除了铁杆韩粉外，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铁杆韩粉来说，韩寒就是崇拜的偶像，是他们的宗教。我除了对韩粉大规模地用脏话骂人很有异议外（少数方阵营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真诚信仰我完全理解并且尊重。但媒体人和不少知识分子怎么会和铁杆韩粉的立场如此一致的呢？回答这问题前我们先来听听一些知识分子自己的声音吧： 　　“无法想象写作这样能够获得巨大快乐的事要交给别人去做。” “我相信我对文字的感觉 …。我的确信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现在韩寒都被众多好事者翻个了底朝天了，依然没有任何靠谱的证据证明韩寒有代笔。”“所有我们至今看到的所谓方韩混战中的证据，无一例外的全部是无效证据！用无效证据指责人，野蛮啊！”但是这三个评论者都回避了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 　　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在回避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的同时对方舟子的所作所为乃至人品进行了攻击。有人说：“若说真伪，值得质疑的可不止他（指韩寒），从领导到各种星都值得质疑。偏盘问他？”“所谓代笔大战，最让我震惊的不是公然构陷，而是构陷者的大义凛然和极度道德自恋，与罗伯斯庇尔如出一辙。”对于这类言论，我想指出：以往被方舟子质疑的人物中不少还是有一定权势的。更重要的是，虽然社会上许多人都值得质疑，但是作为方舟子个人来说他想质疑谁就质疑谁，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方舟子当上了国家首脑，那也许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方舟子仅仅是一个“打假斗士”，不是集权国家的首脑。再说就证据看，他对韩寒的质疑至少不是什么公然构陷。 　　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这次不能就事论事呢？原因很多。曾经捧过韩寒而难改口，在发表意见之前沒仔细作过研究，内心善良加轻信，不喜欢方舟子，不一而足。但是，我看信力建先生一番直率的言论大概是道出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心的担忧：“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这话是过头了，但里面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南方报系和大量的知识分子多年追捧着韩寒，他们与韩寒的渊源较深，韩寒如果陨落的确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儿，我谈一谈近日来我研究方韩两阵营的观点以及韩寒的早期作品和视频采访资料的历程。方韩之争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关心此事，开始时没有预设立场，只是好奇。后来发觉方阵营加入了不少独立人士，而且有些论点非常言之成理，于是我就开始考察韩寒早期的作品和以前采访韩寒的视频资料。起初，我的一个很大动机就是想看看方阵营的主要论点是否站得住脚。我的学者习惯使我对听上去合理的观点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质疑心态，虽然我的质疑在调查之后也经常被自我否定。这一次，在我反复研究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资料后，我不但没能找出一套能有效反驳方阵营核心观点的方法和证据，而且还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和证据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我并不想把自已的结论强加于任何人。但在文章结尾，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恳求那些已经公开站在韩阵营一方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和我一样抛开成见、诉诸常识，认真去研究一下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视频。我相信，只要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你们就一定能找出令人信服的能直接驳倒方阵营核心观点的证据的。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最后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的话，那就应该慎重了。你们多年来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法制建设、环境保护和弱势群体保护等等方面都有过重大贡献。方阵营之所以能在网上对你们进行犀利的抨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你们多年来打造“公共空间”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方阵营人员的构成在不断变化。方阵营早已不限于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了。网上越来越激烈批判你们的人中，许多人都曾经是南方报系的报纸和杂志的忠实读者。这些人都受到过你们的“启蒙”。因此，一篇如《“差生”韩寒：用十年的时间证明自己》这样的长文不但不能搪塞他们，反而会使他们感到被侮辱，继而愤起从文章中找出一大堆问题使你们难堪。方阵营自认为通过推理已经把“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由他人代笔”这一命题的可能性证明到了99.999…%，所以你们的如下逻辑 – 如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韩寒早期的作品由他人代笔，那你们就是在诬陷韩寒 – 在他们看来是强盗逻辑。方阵营的信心还建立在拥有韩寒这一忠实盟友这一点上。韩寒不但不敢接受质疑者的要求以在公开场合展示一下才华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说话不断前后矛盾，每每在不经意间发表如下思路不清、语法欠通、行文幼稚的文字给方阵营取乐给你们出丑： 　　石老师，我是韩寒，借用我爸爸的微博登陆一下。感谢你公正的态度，因为一个公共打假人物如果要确定一个作家有代笔必须要有证据，这是重大指控。而且从世界的共识上，如果方舟子没有证据，却提出和确认这个指控，而所有作家都是无法自证的。这其实从刚开始就剥夺了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因为无法辩解。所以在全现今世界范围内都不会有这样的指控存在。谢谢，新年快乐。 　　笔者认为，在方韩之争中表述的观点曾经有些误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能事事正确呢？但是，如果站在韩阵营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知道出了问题后还坚持下去，手中的道德资源可能就会在方韩之争中消耗殆尽。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信力建先生的话做些修改后可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进行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出道十年，名满天下，仍是后生，韩寒被欣赏他的人开玩笑地称呼为“韩少”。这个称呼隐含了戏谑的赞许之意，指他风流而自在，有品质，不是乏味的家伙。韩少是个作家，是中国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赛车的双料年度总冠军，是偶像，还是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的主人。他太有名，人们反而忽视了集这么多头衔于一身是何等不寻常。可是韩少真正成为广受尊重的韩寒，还是在2005年10月28号，这一天他开通了博客，不久开始写作社会评论，与时代共振。他的风格不羁的言论引发争议，又广受欢迎。于是有一天，最古板的人也意识到这不是个胡闹的年轻人，在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着自由的波长。 韩寒总是不在规定的框架之内，无论这框架是命令，还是习见。有一次他干脆在博客里用英文说，他要做的就是“干规定”。他认为这么做很自然，因为这些人们习焉不察的框架是荒谬的，不对的。 2006年3月，他在博客上引发“韩白之争”，攻击文坛的门阀之见，理不糙话糙，于是被抨击为“红卫兵”，陆川甚至说拿他的做法与“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再一次抽到我父亲的脸上”相提并论。韩寒其后的作为证明这只是夸张其辞。他全无红卫兵的无知之态，头脑更决不受他人控制。 其时情势超出预料，如今他回顾说，“主动跳进来的人跑题太远了。”跑题是因为裹入战团的人的身份在变，从文学批评家到音乐人。就像他在17岁成名时一样，每当他冒犯一个人，就等于冒犯一个有着私人关系和共同利益的群体。他赢了，用一句“高处不胜寒”解构了高晓松，然后说，PASS，下一个是谁？这狂妄本该激起更多愤慨，却再没有人接茬儿。安静，困惑。对这个毛头小子的轻视不见了。如果说文坛的正统派仍坚持说韩寒没有在小说中证明自己有多么出色，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只是基于现有的短视，但韩寒已经证明了他的对手是多么虚弱。 这在韩少却是“练手”。这是一个预示，他将用同样的机智去戳破四处弥散而且更沉重的荒诞泡沫。 几年来，他在博客文章中评论社会热点话题，有“周老虎”事件、火炬传递风波、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三聚氰胺事件、“欺实马”事件等等，也有较少人关注的新闻，选择什么话题，“一般以我看完新闻以后嘴巴微张为原则”。他只是受触动而写作。“至于从现实的角度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这样说太严肃了。看到一些现实事件的时候，我是一个懒人都忍不住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你说这些事有多操蛋。”这些文章卓具影响力，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乃至有人称之为“80后的骄傲”，有人要选韩寒当市长，有人说“这个事情就等着韩寒评论了。” “世界上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这是韩寒的妙语，也可视为他的全部时评文章的主题。这些文章的内容一再地揭示这个社会的反常之处，质量则一再地反衬中国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是多么的失败。他的机智，幽默，用简单的逻辑揭橥事实的荒诞的能力，对读者心理的熟稔，都相当耀目，至今仍被知识阶层低估着。这名松江二中7门功课不及格的留级生有一种自由生长、未受束缚的天分。他证明了很多人脑子里以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毋需存在的。 他了解当下知识分子式的文章为何行之不远，“论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用典，”连朋友的故事都不需要，“当论理彻底不需要典故的时候才是强大的。”他年轻，吸引年轻读者的经验却罕有其匹。 韩寒使用的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浅白汉语，凭借的是显明易懂的常理，他是一个善用“本来”的高手，是“以其知之所之，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的典范。在论述为什么抵制家乐福并无意义的时候，他并没有引述任何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他对学理全无兴趣，你也可以说他对此甚为无知——他打比方说，这就像一个男人问充气娃娃，我强不强，我强不强。他总会把严肃的果核塞进可笑的果肉。他率性，不端着，又不致失态，有着自然的分寸感。如果通读他的博客，苛刻的人也会惊讶于在每个逻辑细节，每个粗俗与有趣的交接点，每个自信到令人喜欢与自信到惹人厌烦的边际，他几乎都做对了。鉴于其产量甚丰，这是一项概率意义上的成就。 在文章中剥除一件事情的伪装对韩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再自然不过。这些文章日积月累，产生了级数增长的影响力。他年轻，帅，有钱，经历传奇，酷，都为他的观点的传播提供了助燃剂。最终斯人的幸运成了国家的幸运：他带着他的影响力站在了人这一边。倘若提起历史上的同道中人，韩寒的精神世界可能远远不如，但就现时的影响而言，他却比先贤们强大千万倍。韩寒就像鲍勃.迪伦一样把良知送得更远。 韩寒每年赚取版税200万元，他的选择却使他算不得强势阶层。他的影响力会戏剧性地断裂。 在同级别的名人里，他可能是最与特权无缘的，甚至名气也不被权力认识。“比如我们区里的领导，他们对于我是根本无所谓的。”他的母亲为了他舅舅的摩托车库被抢占一事去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政府上访，竟被保安煽了耳光，他去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连镇长都见不到。 2009年11月，他应邀去“世博论坛暨第四届嘉定汽车论坛”演讲，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他说，“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毁灭100万个理想，用这100万个理想诞生出1到2个新富。”陈丹青征求当地官员对韩寒发言的意见，当地官员说，其实他不知道韩寒这个人。会后大家友好握手，还一起吃了饭。韩寒的印象是，“其实很多的领导和我们是两个资讯系统。” 韩寒常是被切割的对象。任何一个正襟危坐的地方都有很多人乐于和急于表明自己与韩寒没关系。一个文化人也会以对韩寒的轻蔑来暗示自己的水准和级别，至少表明自己不流于俗。韩寒只是“黄口小儿”、“车夫”和“小公鸡”。他是对的，但他文笔不过尔尔，上不得台面，等等。他好像只适合赛车。韩寒对此反应冷淡，对于“反智的先锋”之说，他说，我会争取做一个繁殖的先锋。 未被污染的穿透力是韩寒的大杀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他却从未被各种场域扭曲和体制化。他站在常识这一边而无任何犹豫。“很简单，适合人类的就是适合世界的，除非你不是人。” 这才是让韩少真正像个“少”的地方，轻松、愉快、持平、坦荡，落笔于重大事件却有悠游之态。当很多时评家体会着责任重压的时候，他举重若轻；在别人自矜于道德光泽的时候，他不当回事儿。他全无“进亦忧，退亦忧”的愁苦，也无“铁肩担道义”的凝重。一方面他早早跳脱了教育的桎梏，另一方面，名气、地位总是会令匹配它们的人更放松自如，再一方面，松弛本来就是杰出者的特征。忘掉文学，就人而言，27年时间，韩寒的自我实现是现象级的。 这轻松也来自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享受目睹之事带来的刺激感和戏剧感之前，韩少也曾激愤过。 “以前我很悲愤，当你看到矿难，你悲愤是人之常情，当我看到五十次矿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悲剧。不过当你看到第一百次的时候，你会有点儿觉得这其实是个喜剧。”在一连用5个“最”描述了国家当下的各种差距之后，他说，“看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 他会令人感到矛盾。你几乎不可能让他尊敬某个作家或者学者，甚至于你怀疑他根本不钦佩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他的骄狂几乎是刺目的。你只是不能低估他的自由自在和不落窠臼的能量。 有趣，对于韩寒来说始终是排序第一的，然后才是公义。可是他也在此寄托了理想：“我希望我们真的安居乐业，没有人冤枉获罪，没有流血和牺牲，中国人真正意义上被全世界所尊重，而不是光靠着我们短时间内少部分得到了财富的人在世界范围内挥霍而得来的假尊重。世界商业看我们就像我们看山西煤老板，世界文化看我们就像……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强大起来。” 最终他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精彩的人生，还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生？韩少却说，“一个和谐的人生。” 过去十年，韩寒的崛起是这个国家的一道标志性的景观。他从17岁开始搅动中国，人皆以为昙花一现，他却成长，变得强大，他以一种危险的方式获得成功，在社会挤压的罅隙中开辟天地，在敌意中赢得尊敬。他用调笑的声音说出了肃穆的真理：自由之树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生长。他言人所不能言，为人所不能为，他鼓舞了年轻人，鼓舞了梦想，鼓舞了无数的“自我”，甚至给这个古老的国家以身体力行的教益。他的故事是过去十年中的美好的一部分。 ————————————- 业余为南方周末做的年度人物稿子。韩寒是南方周末2009年度人物。 韩寒的感言是：“14年前，在同学们还在看《红领巾报》的时候，我每周都要用可调配资产的十分之一来买《南方周末》，是这份报纸给了我最初的启蒙。14年后，就是这样了。我很荣幸。” 来源：寂静之声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039e50100gh98.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1220/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李海鹏：韩寒者，冒犯也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2/25, 11:02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焦点外的韩寒 就《差生韩寒》一文在网易与网友的交流记录 “差生”韩寒 韩寒：有话要说 骂韩寒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汉堡 地铁 韩寒 (@hexieshe) 韩剧版《城市猎人》确定,李民浩出演寒羽良 (@hexieshe) VANCL投放力度加大5倍 携韩寒诠释平民时尚 (@yixieshi) 百度的原罪：用户数量至上 (@yixieshi) 4_北韩 人民军 少女时代 (@yun) 无觅

郑永年：中国内部环境的变迁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进入专题 ： 内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名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似乎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外交在面临包括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内的外在环境变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内部环境的变 化对外交的影响甚至甚于外部环境。如何来理解中国外交的内部环境变化呢？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化”上来理解。     首先就是外交过程中（包括外交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利益多元化”。在西方民主政体，多元利益的表达是外交过程的内在部分，各种利益通过各种制度化了的途径，对国家的外交 过程产生压力。既然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利益社会，外交过程的多元利益表达也成为必然。各种利益的表达，尽管并不像西方式民主那样具有制度化，但利益对外交的影响，较之 西方有过之而不及。     有很多因素促使着中国外交过程中的利益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和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中国选择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通过调整自身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中国和世界 的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联，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当然说中国是利益相关者并不是抽象的，是中国内部的一些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甚 至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庞大利益。从前，总是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从总体上说还是 发展中国家，但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不遗余力。没有这个过程中的庞大利益，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就GDP总量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中国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人均GDP还是很低，但对国际社会意义重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视中国为大国，并且给予 非常的关切，从军事、战略和文化等等方面，来衡量中国对它们的可能影响。当其他国家的众多利益和中国相关的时候，中国内部也会有同样多的利益产生，并且参与到外交过程中来。近年 来，中国从军事、战略、媒体、文化等等各种外交主体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外在客观条件的要求，也表明内部多元利益的反映。实际上，中国所说的“公共外交”也是一种利益的反映。     　　     “义和团主义”假装民族主义     　　     第二是“各种声音的非理性化”，尤其是情绪化。多元利益必然导致声音的多元化，这是个普遍现象，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中国外交领域的声音的非理性化和情绪化，则是令人担忧的 。在众多的声音中，有两种格外引人注目。第一种就是外在世界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不可避免。或者说，民族主义是主权国家的世俗化了的宗教。在中国 ，人们并不担心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所担心的则是各种假装成民族主义的声音。很多看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它们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义和团主义”。民族 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家利益，民族主义为的是增进国家利益，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里，重要的是手段与目标的统一。但在“义和团主义”那里，两者并不统一。愤怒、强硬、打打杀杀 等也是现代“义和团主义”的关键词。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各种自以为是民族主义的声音，到最后刚好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严重损害着国家利益。自诩为“民族主义者”的群体，当他 们认为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强硬的政策或者举措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但当他们认为政府采取的是软弱政策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认为政府是在向西方“投降”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 兴。只要主权国家还继续存在，民族主义不会消失。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各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成为国家认同、国民团结的要素，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     另外一种声音则好相反，主要发生在亲西方的社会力量中间。他们或者和西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或者从理念上认同西方价值观，因此，他们总是希望政府和西方站在一边。他们的情绪和 上述“民族主义者”相反。当他们认为政府是亲西方的时候，他们就高兴；但当他们认为政府是和西方背道而驰的时候，就非常不高兴。和“义和团主义”一样，这种经常自诩为“自由主义 ”的声音，也是有损于国家利益的。实际上，和“义和团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同样是没有“国家利益”概念的。     第三是“外交思维和行为的美国化”。外交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向美国学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很多人的共识。尽管中国有很多人不喜 欢美国，但他们向往的则是中国变成美国。实际上，“向强权学习”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形成的一种心态和共识，因为长时间受强权欺负，人们便想通过学习强权，来应付强权。这种心态不 难理解。不过，从清末和“五四”以来的几代人，他们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同时也懂得中国自己的传统，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如此。他们中间，对很多人来说，学习西方只具有工具性 意义，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现在则不同。中国传统精神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体”、“用”概念已经不再存在，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了。对 他们来说，学强权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变成强权，并且也象强权那样来作为。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心态更加变本加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学潮”。人们在美国和西方接受教育，也简单地接受了美国和西方的一切，包括它们的理论和概念。在国际关系 和外交上，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的理论，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也有少量从欧洲进口。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外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一些人甚至把它们当成真理，来评判一切。当然，也 有人意识到美国理论和概念的不足，想回归传统，但大多数人也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对中国的传统再作一遍解释罢了。没有人可以宣称，今天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     　　     没有与美国区别开来     　　     这种思维状态的实际行为及其结果如何呢？中国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对中国周边的小国或者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和美国并没有两样，同样在追求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很多年里，针对 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理念。同时，中国也努力批评“国强必霸”的概念，主观上力图把自己和美国区分开来，塑造着中国是另一类大国的 形象。不过，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因为在中国的实际行为中，人们往往看到了中国外交中的“美国精神”。在现实面，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很多人一直相信， 总有一天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权。“取代美国”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当然，对美国来说，这种结局必然是恶梦。     这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中美关系。中国要“取代”美国霸权，而美国要避免“被取代”，这似乎正在逐渐成为了中美两国互动的主轴。其次，对小国的影响也异常深刻。小国家并没 有多大的选择，他们只能在大国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中国和美国同样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大国，那么很多小国，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小国，自然就选择美国。     第四是“外交决策的分散化”。中国尽管理论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度，而且是一党政治，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的外交决策是集中的。正如中国的外交过程中出现多元利益，其外交决策 的角色也是多元的。人们随便就可以指出很多和外交相关的官僚组织和结构，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等等。     外交决策角色多元化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在于缺失有效的协调和整合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在官僚层面，中国行政等级的至关重要性， 妨碍了官僚层面的协调整合，也就是缺少横向整合机制。在中国，上述所说的所有这些机构都处于同一行政级别，也就是部级。既然是同一等级，那么就是互不从属，谁也不用听从谁。各自 为政是所有这些官僚机构的通病。     但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旦一个机构被指定为某一外交领域的主导机构，那么其他机构都必须为该一结构服务，受该一机构指挥，即使它们和该机构属同一行政级别，甚至高于该机构 。也就是说，一个“部”级单位会要求听从一个“局”级单位。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则可能是天方夜谭。     　　     没有横向更缺纵向整合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最高层面，中国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顶层设计”就是要在前面的横向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纵向整合。在横向整合机制上，如 果说各个官僚机构代表不同的制度利益，那么横向整合出来的利益很可能是各种利益体的整合。但是在外交事务上，各种官僚利益的整合，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国家整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 这就要求在此基础上的纵向整合。“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中国表面上看也有类似的“顶层设计”，即存在着国家“外事领导小组”。但在实际层面，外事领导小组不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实体，而前者充其量是 一个“电话中心”，或者会议召集机构。在上世纪末，也有一段时间提出了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并且也进行了争论。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理念没有能够转变成制度。     在横向整合缺失，而纵向整合不存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各自的官僚机构自行决策，再提升为国家的决策。中国的很多外交政策很难说是国家的决策，而是各官僚 机构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不同官僚结构出台不同的外交政策，它们往往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第二，高层的外交意志（如果有的话）很难成为政策，更不用说能够有效实施下去了。在毛 泽东和邓小平“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情况还不突出，因为尽管也缺失制度机制，但他们总可以通过人事任命制度，来任命能够执行自己的政策意志的官员。但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没有一个 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可以执行自己政策意志的官员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所有这些“化”的出现和存在很难避免，也不是异常。但如果这些“化”的负面后果不能加以克服和消化，那么受损的必然是国家整体利益。实际上，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行为上，“国家利益”的概念正在被虚无化，甚至感觉不到其存在。也就是说，很难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行为。这种现象当然必须得到改变。在来自外部国际环境的挑战越来越甚的情况下，克服内部环境变化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变得更加迫切。外部环境往往超出中国的控制，但内部环境则是可以通过改革来加以控制的。如何改革内部外交政策环境，当是人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内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471.html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6日刊 　　 　　作者：田波澜 　　 　　原题为：“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的学术界、传媒界都有一些纪念性活动。 　　 　　专访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的学术界、传媒界都有一些纪念性活动。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余英时先生，在胡适诞辰100周年（1991年）时，曾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纪念这位五四先贤和20世纪中国杰出的知识领袖。 　　 　　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余英时先生以八十高龄，欣然接受本报越洋书面访谈，畅论胡适的生平、思想、学术与人格，以及对胡适的研究进展，特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胡适研究进展 　　 　　东方早报：非常感谢余先生在胡适诞辰120周年之际，接受本报专访。你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同时也对近代的历史人物颇有独到之研究，比如对胡适和顾颉刚等学人的研究，曾经出版过《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等著作，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你曾特别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纪念这位历史人物，并在该文中预言胡适将在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据你的了解，在这刚刚过去的20年，胡适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可以说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余英时：我常常阅览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研究通讯》，知道有关胡适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专书和论文，数量远超我的想象。我感觉，以二十世纪早年中国知识界领袖而言，胡适在今天大陆所受到的注意，也许当在前两三名之内。但说到“突破性进展”，则不好答复。我并不以研究近、现代史为专业，更不是“胡学专家”，所以并未能对上述大量的专书和论文，一一阅读。以海外来说，你们提到的周质平、江勇振两先生仍然是胡适研究的领航人。周先生和陈毓贤女士用英文合著的《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APragmatistandHisFreeSpiri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侧重写胡适情感生活的新著，国内读者也许很少有机会读到。今年一月台北联经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一八九一-一九一七》。这部书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写中，规模很大，研究也极尽精详之能事。第一部便长至七百页，大概在六十万字以上。所以全书三册恐将不下两百万言。这可以说是胡适研究中学术性极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这样一位严肃的专业史学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为胡适写详细传记，可见胡适在一般史学家的眼中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专题研究对象之一。由此再进一步推断，则可知胡适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确远在其他同辈学人之上。 　　 　　回到你们的问题，我要强调近三十年以来，胡适研究一直在进行中，从未停止过。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所谓“突破性进展”，因为你们所谓“突破性”相当于“科学革命”式的大变化，这是不现实的。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在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随时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适研究”作为一个整体领域而言，由于没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实的出现，新“典范”（“Paradigm”）不可能出现。 　　 　　“回向胡适” 　　 　　东方早报：今年既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胡适诞辰120周年，国内外的知识界和传媒都有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和报道，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鲁迅和胡适在他们的心智生命成长中似乎都不像对他们的上几代人那么重要了，相当多的青年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胡适，而对于鲁迅，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学教科书大量选取鲁迅作品）也持一种反感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余先生怎么看待这种代际之间的“失忆与遗忘”现象？ 　　 　　余英时：你们说，对于八○后、九○后年轻一代，鲁迅和胡适都已在若存若亡之间，有些青年甚至没有听见过胡适其人。你们又说，关于这一现象，有人以为是自然的，但你们最后又提出了代际之间“失忆与遗忘”的问题。 　　 　　我的看法也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让我先引清代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一首诗作为答案，这首诗过去是人人都能背诵的，我希望今天在大陆仍是如此。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试想李白、杜甫流传几百年后都会失去“新鲜感”，何况他人的作品？但赵翼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是指变动缓慢的传统文化环境而言，在三日一小变、五日一大变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学人的吸引力若能在身后维持“数十年”，便已难得之至了。 　　 　　胡适死在一九六二，到今年恰是五十年，他的思想依然在大陆受到如此高度的注意，以致《东方早报》还感到在他一百二十岁生日这一天，应该为他出纪念专刊，这就充分说明他的思想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若和同时代的知识领袖相比，包括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在内，胡适绝不能算是被“遗忘”之人。至于欣赏他还是批评他，却全不相干。批评或指斥也是记忆的表现。一九五○年代初大陆对胡适展开全国性的全面“批判”，今天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捧胡适，只是讲客观的历史。我的结论是：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说他的“学问简陋”、“思想浅薄”，我也不想为他辩护。但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正是这种“简陋的学问”、“浅薄的思想”，才使他成为至今仍受注视的人物。 　　 　　我相信你们说的，今天大陆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大概很少直接读胡适的作品了。不仅胡适，“五四”时代其他声名显赫的作家也逃不了同一命运，甚至鲁迅也不例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书和文中所涉及的具体对象——人、事或问题——早已过去了，今天的年轻读者读起来自然会感到相当隔膜。不过胡适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和中心观念则仍然是今天青年人所能理解的（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学人或作家）。所以胡适在今天的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后人关于胡适思想的研究和阐发。胡适研究之所以重要便在这里。 　　 　　通观胡适一生而论，他发挥最大的影响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一般称之为文学革命。他到北大以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这是他光芒万丈的时期。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个人影响而论，胡适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左”倾思潮在一九二○年代以后急起直追，一时之间确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了种子，几十年后竟有“春风吹又生”的奇迹出现。我先后所读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消息。 　　 　　为普世价值护航 　　 　　东方早报：1958年，年近古稀的胡适从美国纽约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作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价值的五四知识人，他似乎遭受来自当局、新儒家和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三重压力。比如晚年胡适的助手胡颂平整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披露的胡适对徐复观等人的坦率批评，就让习惯了“温文尔雅”的胡适形象的大陆读者感到“吃惊”，他晚年在台湾的真实处境怎样？对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有着怎样的影响？ 　　 　　余英时：至于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影响，就我所知，则只能说是间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终成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护法。《自由中国》是国民党教育部出钱支持的，时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适还在上海。当时国民党危机感极大，非常需要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因此决定办这样一个刊物。《自由中国》的“宗旨”便是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写成的。初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继续需要与自由主义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适的精神支持。因此党中虽有人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不满，也只好勉强容忍下去。一九五八年之前，胡适长住纽约，为《自由中国》写的文章也很少，不能说有多大的影响。《自由中国》最得力的人有两位，第一是雷震，该刊的实际负责人，第二是殷海光，一位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思想上发生的作用最大。一九五八年以后，胡适回台任“中研院”院长，他仍满怀热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权、容忍等等普世价值，然而他左右没有志同道合者能帮他的忙，只是一个人高高在上，相当孤立。《自由中国》当然得到他的保护，此外也有不少本省人和自由主义者（包括雷震）想借重胡适威望，组织反对党。这便一天天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和敌视了。终于在一九六○年九月，趁胡适访美之际，逮捕了雷震等人，《自由中国》自然也随着停刊了。 　　 　　胡适在台湾自始至终都在为现代普世价值的传播作护航，也在为成立反对党而大声疾呼。他在这两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具有关键性，否则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或民主运动，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都不大可能取得公开而又合法的活动空间。胡适扮演这一护法角色，是十分尽力而且从未退缩过。他的日记和蒋介石的日记互相对照，即可得到真相。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胡适最后在台湾的四五年日子很不好过，受到各方面的重大压力。在政治上，国民党对他的“围剿”从未放松过；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复观）对他则极尽辱骂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激进派如殷海光也认为他过于软弱，不肯与蒋介石公开破裂，闹个天翻地覆。（事实上，即等于要他领导来推倒国民党政权。）你们说，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看到胡适“对徐复观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感到“吃惊”，可见你们对胡适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不知道。事实上，胡适只不过说了一句：“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看不下去了。”这样的反应是很有节制的。胡适是人，自然同样有喜怒哀乐，似乎不必“吃惊”。 　　 　　胡适与古今中西之争 　　 　　东方早报：胡适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启蒙之父，他对传统的批判在20世纪中国一直有着强劲的回响，同时代的一些知识人（包括杜亚泉、吴宓等）认为胡适将中国传统理解成“小脚、太监、八股”等等，是在丑化中国的文明传统，知识群体之间一直存在剧烈的争论。将近10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更加强调儒家传统的正面价值，国学热、经典热、孔子学院等也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胡适对传统的重估态度？ 　　 　　余英时：在这一部分，你们提出了两大问题：一、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二、胡适对西方哲学的态度。这两大问题早已引起了无数的争论，这里实在无法深谈。现在我只把我个人的看法简单说出来，不再作论辩。首先，胡适并未将中国的传统等同于“小脚、太监、八股”等等，这是反对他的人硬加给他的罪状。他在原文（《信心与反省》三篇）中举此数事来代表中国文化的阴暗面，是为了驳斥那些自大狂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以“固有文化太丰富了”为借口而抗拒现代化的改革。通观他一生的中、英文论著，可知他对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都抱有极大的崇敬之心。尤其是他晚年（一九六○）在美国所发表的一篇著名英文讲词《中国传统及其未来》（“ChineseTraditionandFuture”），最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断。在这篇讲词中，他不但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充分接触与融合之后依然能保存它原有的根柢，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是永远不会为任何专制势力所摧毁。换句话说，在胡适眼中，中国文化并不是笼统一片，他尊重其正流——“人文与理性的传统”，但坚决反对其逆流——“小脚、太监、八股”之类的负面成分。 　　 　　东方早报：近些年大陆学者刘小枫、甘阳等组织了很多对西方经典的翻译和重译，他们提出要“重新阅读西方”，要在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里理解西方，并批评晚清以降的严复、胡适等人在面对西方经典时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导致对西方的误读和误解，而这种误解又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创造，这种观念影响了时下很多的知识青年。当年《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等对胡适、陈独秀等西化派也有类似的批评。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估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引介？ 　　 　　余英时：胡适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的训练，但他并不盲目信奉任何一家一派的哲学，包括杜威在内。他遵从的是杜威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杜威基于美国背景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特别的哲学内涵。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因此今天批评他“误读”、“误解”西方经典云云，恐怕都是因为对他的哲学训练缺乏了解所致。现在我要引罗素评胡适《先秦名学史》中的两句话来答复这种指责。罗素说：“他（指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教授没有分别。”（引在我的《从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我想罗素的判断也许更为可靠。 　　 　　总结地说，胡适无论是推动文学革命、研究哲学史、批判社会（如“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或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于他在美国7年训练中所获得的现代思想方法，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些新方法已化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无论运用在哪一方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蔡元培在一九二二年左右到纽约和中国留学生谈话，特别鼓励他们在美国首先应该学得“点石成金”的那个手指头，也就是“方法”。冯友兰在报告了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说：“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见《三松堂自序》）冯在哲学上是和胡不相合的，因此这一评价具有高度的客观性。我想将这一评价加以推广，认为胡在各方面的“启蒙”作用都应该归功于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东方早报：胡适在1923年6月4日的《努力周报》曾发表一篇《政论家与政党》的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写作监督政府的超然于党派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政论，他的一生从早年的《新青年》到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一直是公共舆论的核心人物，也是自由、民主和宪政等基本价值的矢志不渝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有人认为胡适最大的贡献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政治，而是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在大陆高校新闻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中，提到胡适的地方非常之少。在你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胡适在新闻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余英时：讲到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会后访问了耶鲁大学，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们。在宴席上，胡绳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都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我的原话当然比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胡绳先生很有风度，并未露出半点不快的样子，以下便转变话题了。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今天大陆已有不少知识人也接受了当时我所谓“海外的看法”。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大陆也还完全适用，一点也用不着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等“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也还不迟。在这一争论中，胡适一步也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你们说，有人认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所以我不认为舆论空间的创造可以和政治分开来。至于大陆新闻史教材中不给胡适地位，这不是他的问题。 　　 　　东方早报：1990年代以来，大陆的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界写作、出版了很多有关胡适的著作。胡适的日记、书信等不断出版、重印，可以说胡适对当代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胡适的影响似乎仅仅局限在知识界之内，大陆的维权、社会运动、有限抗争行动等基本的思想资源是一些翻译过来的社会理论等著作，甚至有人指出，胡适不太关切平等和社会公正等议题，而偏向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议题，在你看来，这是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胡适与大众维权运动越来越远的原因？ 　　 　　余英时：你们说，胡适的影响仅仅限于知识界之内，而今天大陆维权、社会运动、有限抗争等，其思想资源来自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也与胡适不大相干。我想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解，时代在改变，新问题层出不穷，胡适的著作中自然不可能为今天大陆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胡适在政治上和在学术思想上一样，他的最主要作用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今天维权等等活动显然和当年胡适所“开”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五四”时代“德先生”的记忆一直若隐若现地保留在知识人的潜意识中，因此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终于全面复活了。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不必多说了。今天维权的思想和行动也不是忽然从空而降，正是由八十年代追求普世价值演变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一“五四”的远源，今天的知识人未必会忽然想到要向西方著作中寻找相关的思想资源。胡适开风气之功即隐藏在“五四”遗产之内，至于人们是否还记得他的贡献，那已是毫不重要的事了。胡适深信“社会不朽”而绝不重视“个人不朽”，所以这一点根本不成问题。 　　 　　作为人格典范的胡适形象 　　 　　东方早报：蒋介石日记公开以后，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一度成为一些学者有研究兴趣的议题，有大陆学者通过对晚年蒋介石日记的阅读发现蒋在日记里对胡适颇多谩骂之词，甚至指斥胡适是只会伸手要钱的“无耻之文人”，并据此认为蒋介石尊重知识分子完全是“作秀”，但是在公共场合，蒋介石对胡适却非常礼遇和敬重，胡适去世后他也赠送了一副褒奖的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请简单谈谈你心目中的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余英时：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向度（“dimension”）。他最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有时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意识其实有西方与中国两个来源，恰好合在一起了。西方之源是民主自由社会中的公民意识：一个现代公民在政治权威面前决不会自觉低对方一等而卑躬屈膝。相反的，他和对方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批评就批评。中国之源则是“士”的自重与自尊：孟子便大大发挥了这一意识，所以他说：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他又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胡适受孟子的影响很大。他在西方宣扬儒学，特别称孟子为“民主哲学家”，决非偶然。他在蒋介石面前一直是侃侃而谈，毫无退缩之状。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胡适就“中研院”院长之位，蒋来致辞，恭维他因为崇高道德以致在大陆上受到批判。胡答词，开头便用“总统错了”四字，并解释他受批判是由于提倡科学方法云云。这四个字等于当面打了蒋一个耳光，使蒋下不了台。蒋虽极怒，却不便当众发作。但从此以后蒋再也没有进过“中研院”的大门。不过此事也可见蒋有相当修养，至少还有尊重知识领袖的雅量。 　　 　　东方早报：就你对胡适的长期阅读和研究经验而言，你认为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说大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要继承胡适的精神遗产，他的哪些方面的品质、观念与人格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视并传承的？ 　　 　　余英时：只能说一两句话结束。我觉得胡对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人最能发生积极影响的地方，便在他能不向政治权威低头。我要引胡适下面一段话赠与年轻一代的知识人：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注：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于天津。1956至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士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著作数十种。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本次专访得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唐小兵的协助，特此致谢！） 　　

作为中国文化参与者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集体身份呢？ 具有这种身份的人们又处在一个什么性质的共同体之中呢？   近年来，在涉及中国文化问题的种种讨论中，尤其是以西方为相对参照点的本土文化问题讨论中，共同体身份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它特别体现为文化共同体的“我们”是什么样性质的集体主体这个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某些文化论者以及他们为之代言的群体身份还大多停留在观念模糊的“中国人”的层次上。作为中国文化参与者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集体身份呢？具有这种身份的人们又处在一个什么性质的共同体之中呢？这种共同体是否能仅仅从“文化”特性得到界定和说明？怎么样性质的共同体身份才能保证这种身份的拥有者进行有效的文化参与？有效文化参与又和共同体存在的哪些其它方面有关？文化讨论的深入已经把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本文中，我想就这些问题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共同体身份认同：存在和“好”的存在 文化思考和文化批评话语都必然包含某种关于“我们”的集体身份构建。这个“我们”既是文化共同体的基本范围，也是共同体成员文化活动及其价值取向的依据。皮特津（H Pitkin）在讨论“我们”这个集体身份对于政治话语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在政治话语中，人们会不断追问‘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中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谁会赞同，谁会将此视为以他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行动，谁还会依然是‘我们’？”因此，“政治话语必然显示某种关于‘我们’的范围和合理性。”【注1】在文化批评话语中和在政治话语中一样，“我们”并不是毫无疑问地天然给定的，而是批评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构建而成的。而且，无论批评话语自觉与否，它都无可避免地在构建某种具有群体意义的“我们”。对于文化批评来说，不存在先验的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身份，社会性的文化活动（包括对文化本身所作的解释和评价）必然先于身份认同，因为群体身份的形成和显现必然以社会性的文化活动为其条件。正因如此，文化批评对群体身份构建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 有的文化批评对自己构建集体身份的作用并不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以为自己是在“代表”某种现成的文化共同体发言。这些文化批评把群体身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自然认同，这在当前的某些“后殖民批判”和“第三世界批评”中表现十分突出。当这些批评以“本土”文化立场代表中国文化发言的时候，它所依据的“我们”乃是共有某些自然的、经验性的特征的人群。目前中国本土文化理论对它所认同的民族群体的自然特征的强调，妨碍了它去认识这一群体认同应有的价值取向。这在下面还要论及。 人类文化学家葛兹（C Geertz）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他称之为“新国家”）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往往包含两种不同的因素：“初级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前者只是唤起我们朴素的“原始情感”，而只有后者才为我们介入“公民政治”（civil politics）提供有效身份。这两种身份认同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但却因包含不同的目的而并不和谐。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需要寻找某种身份，要求世界公开承认这一身份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表述，即‘（我是）世界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要求进步，要求提高生活水准，建立更有效的政治秩序，更大的社会公正，而不只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在国家之间发挥影响’。”前一种目的固然重要，但它关系的只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后一种目的才关系到“我们”为什么存在，怎样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才“好”。单纯自我肯定目的的局限性反映在“初级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种族、语言、地域、宗教或传统这一类粗浅的实在因素之中。”要实现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至关重大的作用，因为“本世纪以来，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实现集体目的的积极工具。”正因为如此，共同体成员的初级身份认同必然需要上升为一种与主权国家有关的公民身份认同。【注2】 初级认同和公民认同这两种不同的共同体认同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整体观念，一种是自然集合体观念，另一种是现代国家社会观念。前者适用于任何由自然因素所决定的种性或部落群体，而只有后者才真正与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现代国家或社会有关。前者所包含的对群体的依附和联系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而后者对群体的依附和联系则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对于前者而言，我只是生无选择地成为某个自然群体的一员；对于后者来说，我与之有关的群体是一个我必须参与构建的共存形式。后一种认同必须向我们提出关于现代政治、政体和社会组织等一系列问题，必然是政治性的文化集体认同，而前者则可以保留某种“纯文化”（其实是自然文化）的外象。 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某些本土主义文化理论仅仅局限于初发性身份认同，并为此特别借助“语言”和“历史”这两种并不自然的“自然因素”。中国语言（汉语）的特殊性为这一需要提供了方便。语言的特征被引申为思维习惯和心理素质的特征，甚至所谓的“汉语文化”的核心。这种理论虽被强调为是一种本土理论，其实是西方萨丕沃尔夫社会语言学假设的内容。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Edward Sapir）和他的学生本哲明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曾致力于证明语言的结构能决定它的使用者的认知形式和思想方式。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些语言学家的理论，尤其是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家威廉洪堡（William Humboldt）。但是，他们一直无法证明任何特种语言和它的使用者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而著名人类学家波艾思（Franz Boas）的研究则显示，在语言和文化或者语言和种族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联系。且不说萨丕沃尔夫假说能否从汉语特征解释中国文化特性，汉语本身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经历了的种种变化，早已使得它不再是一种自然、纯粹的语言。【注3】本土文化理论还特别借助于某种统一的、规范的民族历史。这种历史是多种不同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括由过去流传至今的文学、艺术、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乃至神话的共同祖先，等等。本土文化理论所忽视的是，这样一种单一模式的历史，它本身乃是体现某种一元集中权力意志的“叙述”结果，是对无数多样、复杂、具体的现象，事件和成分所作的意识形态化的简略和抽象。 二、 能动身份认同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和价值理论是能动构建身份认同的核心。能动的身份认同拒绝任何静止的、预先给定的、无可改变的身份，它拒绝为属于过去的决定因素所束缚，而代之以一种积极的、开创的共同体建设实践。它着眼于目前和未来，强调普通人作为能动主体和有效参与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价值取向和价值基础都和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相一致。现代群体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国家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的。个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不能脱离他在这种组织中的有效成员的身份来讨论，在现代国家社会中，这种有效身份只能是一种：公民。因此，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讨论共同体身份认同，也就必须考虑它和民主政治以及公民身份的关系。共同体内有效集体身份认同需要有两个具体的条件，它们都与民主观念有关。 第一个条件是世界性的。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以其坚持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强调民族独立和自我实现的道义价值和解放作用，成为本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民主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新的世界性伦理规范（公正、平等、宽容、对权利的尊重，等等）的确立。这种新的世界性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对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新的民主要求。由于旧型的反帝反殖运动往往忽视民族和大众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民主内容，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国际民主意义往往有待于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 由此也就不难认识共同体内有效身份认同的第二个条件，即主权国家及其社会的民主政治空间。有效的身份认同取决于在国内是否存在一个提出、讨论和协商集体身份的公众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空间中，公民们才能决定他们的共同体应当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结构（或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对于共同体的公民性认同来说，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从构建性身份的价值取向来说，文化批评在国际间的自我肯定必须以共同体的自我构建和完善为目的，否则自我肯定只能是盲目的夜郎自大。 确认“我”在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中的身份必须确定一个能使“我”作为某个集体主体的一部分，并充分起作用的共同体归属：“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我”无法对这世界的一般是非和我的群体的重要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如果我说什么是我的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没有它我不能认识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我无法就具体的事件确定我的立场，我不知道什么构成“好”，什么意味着“自我实现”。这个身份帮助我形成构建意义的视界。这样的视界当然不能一劳永逸地形成。我必须不断深入确定它，扩展它。因此，能动的民族文化或国家文化认同也包含着对认同对象和认同问题本身的不断认识。 能动的集体身份“构建认同”与被动的初级“接受认同”所包含的自我实现标准是不同的。前者的自我实现标准是积极自由的参与者的自我实现，而后者的自我实现标准是消极被动的随众趋同。民族或国家文化认同从被动型向主动型的转化必然包含着改变文化自我实现的标准。它关系到这样一些新问题：什么样的民族或国家存在才是成功的？它的什么样国际、国内作用才是有价值的？它应当如何确定它的目的性？构建认同不再简单地使我认为我的行为应该与我的自然群体的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或者使我觉得我应当为追求自我群体的“纯真性”而排斥“非我”的因素。构建认同不认为，只有当一致性得到保证时，群体的存在才是成功有效的，它更不同意民族国家将其民族代表的权威凌驾于共同体成员的解释和理解之上。与构建认同相比，接受认同所坚持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实际上是斯华兹（Roberto Schwarz）所说的“减法民族性”。【注4】这种认同把民族文化当作某种乌托邦整体，把国家或民族及其文化想象为具有某种理想的“纯真性”。在它看来，破坏和威胁这种整体的力量来自外部，只要能清除来自外界的“污染”，排除外界对它的歪曲和压制，就会出现真正的本土文化，共同体便会呈现出真正民族性，民族国家就能形成既纯又真的本质，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减法民族主义常常被用来掩盖共同体内部的歧异、矛盾和冲突，因而当国家和国民个体（文化主权权威和文化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身份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必然成为国家强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消极认同论的民族文化观还具有一种“泛文化主义”倾向。“泛文化主义”指的是脱离政治社会结构条件来泛泛而谈文化，这种对文化的非政治化和非社会化必然导致文化议题的琐屑化、经验化。“文化”因此沦为一种情调和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再是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有关的认识和价值的中介力量。我们可以看到，非政治的泛文化情调充斥在目前一些对所谓“茶文化”、“筷子文化”、“竹文化”、“豆腐文化”的自恋情绪之中，助长了文化共同体身份认同中的初级因素认同倾向。泛文化主义消解了文化讨论应有的共同体价值评估和构建作用，把纯文化的“自我肯定”和包括政治社会体制在内的共同体“自我完善”割离开来。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中，初级因素集体身份认同是一种倒退性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当今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建设任务的中国国民来说，迫切的课题已经不是如何表明他们的共同体的存在，而是如何努力形成一种关于这一共同体的“好”的存在的共识。因此，文化讨论的共同体身份认同的任务不是经验论证，而是价值探索。近代中国人以建立现代新型国家社会来构建集体身份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改革都可以看成是中国人民这一不间断努力过程中的一个个环节。中国不就是“中国”这个身份的内容，这个身份的内容必须来自它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特定性质，如民主自由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等等。 与价值理想相联系的身份构建虽然充满挫折，充满冲突，但也因此而具有可贵的精神活力。如今，初级因素集体身份认同从共有社会变革事业和理想的“我们”倒退到仅靠血缘亲情（炎黄子孙）维持的“我们”，进取的身份构建被某种神话般的象征性秩序所代替。这种神话般的秩序把现今的集体身份描绘为由不变的、也不可变的过去所预先决定。它不再把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当作实现民族或国家身份的动力和途径，不再把集体身份看成是某种价值的确认和实现，而把这种集体身份等同为一些绵延不断、历久不衰的原始初级因素（汉语、黄土地、共同祖先，等等）的总和。这种初级因素身份认同看起来似乎是相对于政治和社会性身份认同的“文化转向”，但它却并不是非政治、非社会性的“纯文化”现象。它本身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与文化讨论的政治社会条件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它偏偏会出现在中国目前这个群体价值和理想共识崩溃、人际间关系空前物质化的时刻？这种身份认同表明了中国怎样的普遍思想环境和知识分子处境？它为什么同时也能成为国家官方民族话语的一部分？它显示了目前我们这个群体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面临的什么样的危机？ 三、 民族身份认同和公民性 人类文化学家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曾指出，有必要将“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的条件就是把民族和民族文化认同放到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社会体制范围中去认识：“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教条，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却包含着一种由追求集体利益所动员起来（至少部分动员起来）的共同体意识。民族认同可以成为（身份）参照点，但并不沦为民族主义。”施莱辛格还指出：“民族国家的政治疆域一旦形成，民族认同尽管仍然可能伴随着某种神话文化机制，但民族国家有关的归属感和对民族神话的盲目迷恋毕竟是不同的了。”【注5】关于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人的基本民族文化空间，约翰托林逊（J Tomlinson）曾作过这样的阐述：“‘民族身份’是人们体验文化归属的不同形式中的一种，但它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民族国家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这个事实意味着在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常常包括大量的、有意识的‘文化构建’。”【注6】民族国家使一个人的民族或民族文化归属感有了具体的疆域感，使他和某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生存世界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归属和认同所包含的群体成员，它的有效身份（能起作用的身份），只能是具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公民”。民族认同不能不同时也是一种公民性参与。 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它的无可避免的政治性，它的自我实现标准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的一致性，它和现代国家政治共同体成员有效身份（公民）的联系，这些都要求我们把集体身份认同放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细加审查。这本来应当是文化批评的题中之义，因为文化批评乃是涉及政治、社会的文化观察和评价，而它的目的则更是与特定历史时刻中的政治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特别把公民性提出来，是因为作为具有社会、政治、文化意义的行为，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必须在公众空间中才能表现出来。以公民身份从事的文化活动是一种社会参与，也是一种在最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性活动。 有效的文化参与必定具有公众性（非个人性）、社会性，因此也必定同时是一种政治性行为。它的基础是主动积极的公民性实践。在这里有必要再将“公民性”和“公民”作一区别。“公民性”指的是保障普通人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中有效参与所必不可少的技能和价值观，以及与群体休戚与共的关怀。“公民”则是由现代国家赋予个人的形式身份，它可以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有实质的内容。一个人可以是宪法承认的“公民”，但他的公众行为却因种种原因而并不具有“公民性”。“公民”和“公民性”的区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批评者和他的对象文化共同体的关系。文化批评者的“正式公民”身份不能与他的批评活动是否具有“公民性”简单地等同起来。正式公民是公民性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非正式公民的文化批评活动则不是不可能具有某种“公民性”意义。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共同体范围内，强调公民性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所不可缺少的技能和价值观，乃是为了强调公民的参与和介入，社会政治共同体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包括集体身份的意义和内容，这些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社会活动的技能（独立思考、抗争、协商，等等）和美德，一种现代社会政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好”（它体现了“公正”和“平等”）。 公民的参与是一种在特殊的环境空间中进行的有特性的活动。这个特殊的环境空间就是公众领域。而公民性参与的特性则体现为它的特定行动观、利益观和人际关系价值。我们需要对公民参与的这两个方面作一些分析。让我们先看看积极主动的公民性参与和公众领域的关系。公众领域是实现社会主体能动参与的条件而不是结果。而且，公众领域也是积极参与和实现公民价值共识的保证。公民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上。平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人们进入公众领域，他们才能获得平等。现代国家中的公众空间的存在及其关于“平等”的价值共识与民主政治密不可分。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平等这一价值共识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如汉娜阿伦特（H Arendt）在《极权主义之源》中指出的那样：那些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的名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为了要为自己的自然权利辩护，他们首先得有为这些权利辩护的权利，阿伦特称此为“争取权利的权利”。【注7】只有当一个人在公众领域中获得作为群体成员争取权利的权利，他才能有效地发挥一个群体成员的作用。 强调“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并非是要否定它的文化性，而是为了指出这一身份对人们生存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天然禀性、心理素质、认知形式或生活方法等“文化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共同体成员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正式的公民身份。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不是单纯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单从文化角度去解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往往难以脱出初级认同的巢臼。这种解释往往局限于用历史性的“经济互补”或者由考古文物所展现的文化（一种狭义的文化）渗透来证明包括众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认同和相互不可分割的实体。”【注8】它忽视了“中华民族”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控制的实际有效范围。在历史过程中，这个范围的大小以及中央权力在这个范围内的巩固程度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也都因此而不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政治性，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共同体成员的有效身份是公民身份，不是民族身份。 这一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避免用浪漫情调的群体亲密感、亲情或者血缘感去设想群体的共同体性。现代中国成员的身份是中国公民，不是新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老百姓”，也不是“炎黄子孙”。现代政治文化参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人们建立一种公民之间的文化开明（civility）和团结（solidaridy）关系。在《论黑暗时期的人性》一文中，阿伦特说：寻找亲密和亲情，这是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群体的特征，对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这种亲密性的代价是世界的失落（worldlessness），而这种表现是“因为共同的可见的世界的失落而寻找的心理补偿”。亲情至密感不是政治性的人际关系，不是政治性联系纽带。真正的政治纽带只能是公民友谊和休戚与共的团结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提出政治要求，并保持与世界的参照关系。”【注9】诉诸亲密的家人关系、血缘情谊，说明群体缺乏形成公民友谊和团结的基础，群体成员也会丧失公众价值判断的独立立场。 四、 能动共同体身份认同的特征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公民参与的另一个方面：作为能动群体身份认同的公民参与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从行动理论、个人、公众的区分和人际关系伦理这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说明。第一，能动群体身份认同的公民参与是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共识意义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成为个人和群体展现独特性的行为，“我”和“我们”都必须以行动来诉述“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在公众领域中的“行动”可以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并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公民概念。一种行动观把公众领域当作展现个人特殊技能、禀性和素质的戏剧场景；另一种行动观则把公众领域看作公众交流协商关于公众问题见解的话语空间。和前者不同的是，对后者来说，行为是人们共同生存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方式，人们可以确立互相认可和团结一致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自我的独特、优越和高超，而是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和劝说原则的交流关系。这里的行为不是一种戏剧性的英雄表现（所谓“文化精英”），而是把我的语言和行为与你共有，一种集体性的商讨和互相的调和。 第二，公民共同体整体的性质是“团结”，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亲情。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人们平时所说的“民族感情”，而是为了指出，所谓的“民族感情”虽具有私人感情价值，却不一定具有公众领域的联盟意义。这就如同人们平时所说的“良心”，虽然它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个人道义感，但却并不具有公众领域中的政治价值，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被称作为“良心”的内心自我责备的。良心所针对的乃是自我，而不是人们共同拥有的世界，来自良心的规约力量因此是非政治性的，它只能提供纯粹个体性的主观表述。但群体构建所需要的却是关于政治、社会体制和普遍正义标准的共同认可和正式而公开的承诺。 在共同体身份认同中，具有公众价值的不是纯朴的“民族感情”，而是哈贝玛斯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这个说法是哈贝玛斯在批判狭隘的“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时提出的。他称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整体的特殊现代现象”，出现在“作为个体公众既被动员了，但同时又是孤立的时候。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产物，它是已经贬值的传统，经由群众媒介所制造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整体身份，是多元文化一体化的神话。”哈贝玛斯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民主制度不应当维护抽象的民族整体性，并以此来衡量社会成员的行为，也不应当要求每个人都聚合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民主制度应当形成一种公民间的团结。哈贝玛斯把这种团结称作为“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玛斯在讨论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向“宪法爱国主义”的转化时，提倡“改变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这一改变要将“用强权政治来表现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转化为“普遍确认的民主和人权”。哈贝玛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中的公民意识这个意义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须包括“大众在特定历史时刻对他们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的政治认同。”由于公民是一种宪法规定的身份，这种公民意识的文化民族性认同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身份认同和以民族历史为中心的、属于过去的背景保持距离，”因而避免流于滥情表露、意气用事。哈贝玛斯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实现一种能把分散的现代个体团结为共同群体的宪法爱国主义，而不是某种具有所谓纯真一体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绪的民族主义。【注10】 第三，“公民性”共同体特性的核心是“参与”，而与此相关联的共同体人际关系伦理则是“团结”。“参与”对于认识群体认同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表述了形成和确立集体身份的基本条件。由于“参与”是“当一位公民”和“是一位公民”的基本内容，“公民性”也就成为一种积极协商不同的身份要求和设计的过程。“公民性”之所以有价值，也是因为它开启了以民主的方式来提出、商讨和改善集体身份的可能。公民性因此也是集体身份所体现的团结的基础。对“团结”这种共同体联系的性质，南希弗雷泽（N Fraser）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团结的要旨不是“情感”（手足之情、血缘亲情，等等），也不是“权利”（同一制度所规定和允许的“权利”），而是表现为共同奉行的规范和从事的实践，即在群体中或社会中大家都以某种共有的“价值规范”来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独立性、自足性不应理解为是对集体团结性的背叛（例如，将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西化”等同起来），而应当理解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内所起的构建作用。但这个群体本身必须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群体的政治社会制度必须能保证和保护每个个体与其他个体就道德和政治问题平等地对话和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独立性才能成为奠定平等、相互尊重和团结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弗雷泽指出，作为“政治伦理”，“团结”优于“亲情”，团结的伦理不承认任何群体成员的特权，它强调“尊重”（不等于“爱”或“同情”），反对滥情和私情，它允许一切过去处于边缘的、没有发言权的人们或群体与其它人们和群体一起参与构建共同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活动。【注11】 共同体身份构建和认同不是抽象的，它一定呈现为行动和显现于话语，并体现为特定的人际伦理。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一切与这种身份构建和认同有关的活动和话语看成是文化性的，而且，既然这些活动、话语和价值必然是作为公民的社会成员在公众领域中的活动、话语和价值，那么，它们的政治性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从根本上说，每个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有效性取决于他作为政治主体的有效性。能动文化主体是和能动政治主体联系在一起的。   【注1】  Hanna F. Pitkin, Wittgenstein andJusti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208. 【注2】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Res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pp. 258. 【注3】  详细讨论可参见 Ronald Wardhaugh, An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NY: Basil Blackwell, 1987) 第九章”Language and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