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决

2005年，我剛開始關心政治不久，香港便舉辦了世貿會議。當時的我，對於列強藉經濟全球化為名，行經濟殖民之實，深感憤恨，覺得必需要與其他抗議的人「站在一起」。當然，作為一介普通市民的我，像很多港人（甚至香港政府）一樣，根本不知道世貿抗議到底將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媒體把氣氛描述為一片大戰在即、山雨欲來。當時我父親知道我要去參與抗議，來電表示擔心我的人身安全，勸我不要多事。我唸道，「如果是這樣 你不要悲哀 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呀」。他聽後，頓了半响，便說「我明白了，小心點。」 當然，我的抗爭意識，父親對於抗爭由理解至支持，並不單由六四而來。由國際到本地、由古到今的抗爭歷史，都影響著我們的思維。但的而且確，人是最社會性的動物，我們生在”中國文化圈”的社會之中，六四事件無疑對我們有著無比深遠的影響。六四從不屬於支聯會，而是屬於所有對於屠殺人民的行為痛心疾首，所有從此抗拒專政獨裁的人。 有好一段日子，我也覺得主流六四論述實在太平面，所謂的「愛國學生運動」、「爭取（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實在已是被講到爛得無可再爛。因此，這幾年來，我其實真的不太再對「六四」這個題目，再有多少的關注與思考。但今年因工作關係，參與了數場由各大學學生會與華人民主書院舉辦的六四講座，卻有了新的體會。當我聽到，北京群眾拚死保護香港人離開，託付他們把政府暴行告訴世人，而當時的大陸海關關員，發現了香港學生或記者身上帶著在天安門拍攝底片，卻擅自放行叫他們快點過關的故事，不由得再次眼紅鼻酸。 但更令我重新著緊六四的，是那些未經歷過八九年全城愁雲慘霧的九十後同學們，對於當年的民運的關切。如講者之一，曾代表學聯前往北京支援的陳清華所說，以往的大學講座，參與者多限於各系會的成員，今年則難得地有很多「普通」學生參與。而同學們的關切，是因為感動於北京群眾追求公義不惜犧牲的精神，也是因為聯想到同樣在中共治下的我們，必需抗爭到底的命運。六四事件之於今天的學子，本應是既陌生、又遙遠，但竟然也會有自言“以前不太關心政治”的同學因講者的分享而流淚，並表示「我們一定要對得住前人」。 好一句「我們一定要對得住前人」！ 八九民運的意義，正在於團結鬥爭精神的傳與承。面對現實、敢於抗爭的人們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六四晚會所傳遞的訊息是甚麼；民主運動在晚會以外的實踐是甚麼。 因此，當看見今年一眾所謂「城邦派」、「激進本土派」，群起攻擊支聯會，進而提出杯葛六四晚會、以至「中國民運港人不必上心」云云怪論，我實在覺得應該為了晚會、為了六四、為了抗爭精神的傳承，說幾句話。 我想，對支記的不滿，我絕不會比任何「城邦派」少。以往在遊行抗議中，我多次不認同支記的處理手法，並曾與朋友們於「愛國民主大遊行」之後，呼籲參與者遊行至中聯辦；去年，亦就維園擺檔之安排，與支記 義工發生衝突。［１］我也忘不了細細個就聽過的，李卓人向中共簽悔過書、司徒華等人不向在大陸被捕的劉山青施以援手等故事。［２］因此，老實說，我不曾參與六四燭光晚會。一次也沒有。既因為本身對於唱Ｋ大集會的抗拒，更因為對大量販賣恐共情緒、空洞的「民主、人權、自由」口號無甚好感。四年前，作為蛋散市民的我，就算忍無可忍要「做Ｄ野」去抗議中共，而根本沒有概念與經驗去計劃甚麼抗議行動，也寧願自己走去中聯辦門口抗議，而不是參與晚會。［３］ 批評支記的若干做事方式，當然可以、而且需要。城邦派本就對關注中國民運的香港人磨刀霍霍，當支記的「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口號引發爭議，到常委批評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無異火上加油，使支聯會成為了「公幹」對象。但是，批評，要公平，更要弄清批評是為了使運動有所推進，還是成為了當權者撕裂群眾的打手。雖然丁子霖也「講了一句重話，我說我希望支聯會越做越好，不要濫用六四遇難者的資源。」，但她卻沒有全盤否定支聯會的存在意義。最最起碼的，支記這個平台，還是能每年主辦幾次大型遊行，搞得到十萬人計的集會，而暫時我見不到有其他平台有能力及意志去承擔起這些工作。支聯會亦一直對於中國境內的維權活動，起了一定的支援作用，同時亦是中共打壓維權人士時，需要顧慮的一分監察力量。而在種種遊行抗議中，就算多少次不認同支記，總還是有幾次見過支記義工在前線「勇武」抗爭。一眾「城邦義士」、「陳雲國師」，要是有心有力，大可取而代之，而非安坐於鍵盤前教人《怎樣打飛機》。 就「杯葛六四晚會」的主張，我們需要問的是，到底那些人，是認為晚會無用，還是在說香港人應該對中國民運漠不關心。晚會無用論，有點像多年以來「晚會儀式化」、「坐係度有咩用」等論調，並不新鮮。我也聽過一些老鬼指出晚會年年如是，但，「紀念了廿四年，又年年都要顧著十幾萬人都大致接受到，換了是我也會不太想得出多少新意」。而另一方面，儀式之為物，本身具有凝聚情感、整合群體、傳承信仰及價值的社會功能；若將內容抽空而論之，儀式當然就成為了毫無意義的形式、空洞的載具。 悼念六四，當然不應成為掩飾364日犬儒的一年一度贖罪券賣旗日。誠然，六四也好，其他大型遊行集會也罷，十數萬人之眾，恐怕絕不可能所有人都會成為經常「搞運動」、「鬧革命」的「社運份子」或「城邦義士」。要培養出高度覺悟及投入的參與者，更需要組織、論述、與共同鬥爭的經驗。但這些活動，其影響社會輿論氣氛、維繫群眾、啟蒙後來者的作用，卻不能抹煞。大型群眾活動，在多人口的大城市大社會中必然出現，並對民眾的意識造成一定之影響。因此我們應做的，並非孤立視之，而是要尋找機會，使之與群眾 運動的其他環節扣連。在世界上，再無另一個地方的政府，需要每年面對一次，以十萬計群眾集合起來的質問；也無一個地方，二十多年來，大部分人都會反思一次 獨裁政權的禍害；更無一個地方，每年大部份人大規模地重溫一次人民群眾奮起抗爭的歷史。而這些會去維園的群眾，就算因為各種原因，未有在其他日子「高度」 地投入在「運動」之中，我們卻不能否認，這些人回到他們的生活時，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為他們的信念出一份力－－與談時事的父母、與學生談政 制的老師、以至每個與身邊親友談民主的人。而這些人當中，又有一部份將會成為支援或參與其他行動、運動的「基本盤」。也許六四晚會、七一遊行等等活動所凝聚的群眾，未必完全是各種政治主張者的目標群眾，但這些人會批評權貴、認同抗爭的機會，始終比連六四七一都冷漠以對的人，高出太多。 支援民運，當然不應跌入盲目的愛國主義。但是，所謂的「愛國」所指為何，需看語境；在八九民運期間，佔主導地位的主張，初期是反官倒、反貪腐，中後期則是爭取民主自由；「愛國」則是當時民眾的一種情感表達，而非政治主張。當年香港老牌色情雜誌《龍虎豹》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義賣聲明之中，處處強調「北京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為抗暴政不惜犧牲」、「民主必勝，自由萬歲」。城邦論者以反對「愛國」為由而杯葛六四、杯葛民運，是既無認清民運性質「抗爭為主、愛國為次」之識見，亦無「與義士們並肩作戰」的膽氣，實在連本鹹書都不如［４］。又有人提出「六四越少人去中共越害怕」之論，此話成立的前題，是民間出現廣泛的自發悼念，並蘊釀出遍地開花，難以撲殺、難以收編的抗爭。可笑城邦土著，卻以為單單因為晚會人數少，就會令中共感到害怕。實情這種犬儒、冷漠、龜縮不出，最是正中當權者之下懷。 覺得六四晚會不足，實有太多的方式去予以補足，如可在各種平台發表文章，可在晚會場地內外派發自己的傳單，可另行發起活動。多年前四五行動、學聯等，就多次衝擊新華社；近年如鄧小樺所引述，各方亦持續有晚會以外的自發反思、悼念、行動。凡此種種，實可謂”古而有之”。悼念六四，早在民間。［５］有心悼念死難者、聲討中共的人，若非參與其他活動，實不必因不滿支記、覺得晚會有所不足，而削足適履。 所謂城邦派，對於支記以至六四晚會的攻擊，並不是一句阿媽係女人的「六四晚會儀式化」，也並不在於作為稻草人的大中華愛國主義，更不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去指出國際統治階級以「愛國」旗幟分化各國人民的危險性。今者城邦土著拔劍舞，其意常在騎劫運動，要於香港這個主權上被中國統治的城市，培養出更盲目、更狹隘，以排他仇外作身份認同；短視、自私，不切實際地逃避聯合大陸人民向中共政權作鬥爭的土著城邦主義。我們可以說，大部份時間基本上只懂嗌「中國要民主化」、「香港要有普選」的支記以至民主派是保守的；但土著城邦論者的反動主張，則簡直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我們的工作，是跳出空洞蒼白的口號，尋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真正意義，尋找陳舊論述以外的可能性，在於在政制之外的每一分生活實踐民主，在於追求經濟以至一切權力的平等；也在於確切地了解現實的政治經濟形勢，把八九民運的抗爭精神本土化，為了在地的抗爭提供論述、組織、行動，同時連結各地的人民，共同對抗在全球化之下更加合作無間的統治階級。我們必須認清真正的敵人，不是其他地區的人民，而是同流合污的每一個政府與資本家。 因此我們看待八九民運，不可如主流論述一般，停留於「所謂的八九民運遺志就是學生們所提倡的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思想」，使爭取民主的鬥爭變成了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必須指出，『工自聯在當時的〈首都工人自治 聯合會籌建綱領〉和〈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寫明，工人組織要有監督共產黨的功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 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意思即是，他們「絕不允許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專無產階級政」，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國家，工人應該監督中共政權，保衛公有、集體財產。』［６］，更要思考「看六四，不該只看到自由、民主的主調，還有是否尊重民族自決，以及更重要的，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問題。」［７］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當時的中國，有著通貨膨脹加劇、大量工人失業的社會背景，民運最初的口號是「反貪腐、反官倒」；後來自由派式民主自由呼聲高唱時，依然有不少學生與民眾手捧在他們心中象徵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像；而在天安門，群眾唱得最多的，始終是英特納雄耐爾的國際歌。 註： ［１］ 從今日的支聯會,想起我們的從前 ［２］ 李卓人無悔簽悔過書 劉山青內地被捕　未施援手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 ［３］ 2009年報導 ［４］ 《龍虎豹》義賣聲明 ［５］ 鄧小樺FACEBOOK ［６］ FM101對前工運領袖李旺陽死亡事件之聲明 ［７］ 立報社論：後見之明看六四 （本人現無任何團體背景, 以上僅代表個人立場）

部分贊同維持英國海外領土地位的島民，在得悉公投結果後上街慶祝， 揮舞英屬福克蘭群島旗幟，表現雀躍   文 / 陳偉信 福克蘭群島公投中，99.7%的島民贊成群島主權維持「英屬」。國際社會將如何回應島民公投自決所表達的意願，可能再一次改變世界地圖及其他國家的國土命運。 3月 10日，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群島為馬維娜斯羣島）島民自發就是否維持英國海外領土地位進行公投，99.7%絕大多數公投票贊成「英屬」。就群島主權存在爭議的英國與阿根廷對公投結果反應迥異：英國表示歡迎島民意願，阿根廷則堅持主權問題為阿英兩國事務，島民無權自決。 福克蘭問題簡史 福克蘭問題的複雜性源於國際法對陸地主權的介定清晰，但不準確。「清晰」是指獲得土地主權的條件︰「先佔原則」、「合法轉讓原則」及「有效管治原則」；「不準確」是指當三項原則出現衝突時，何謂「先佔」、「合理轉讓」經常難以準確釐清。 福克蘭的爭議包括 1765年英國首批殖民者是否「先行佔領」並「有效管治」群島，1774年英國離開又是否等同放棄島嶼主權；還是按阿根廷的說法，西班牙在 1767年後一直有效行使主權，甚至先後將英法殖民者驅逐出島，因而阿根廷從西班牙獨立後理應繼承群島主權。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役」後，英阿兩國幾近斷交，至 1990年代中葉才恢復外交關係，並在 1995年簽訂共同開採協議。新近福克蘭問題之所以重新進入日程，源於 2007年阿根廷單方面退出共同開採協議，並於 2010年開始封鎖福克蘭群島附近的海域，強調要與英國直接開啟群島主權的談判。上星期的公投，就是 2011年由時任福克蘭群島總督希活特提出，希望由島民自決命運，以回應英阿就群島的主權爭議。 「自決」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卻忽略了國際框架對於自決的界定。事實上，自冷戰起，國際框架的自決概念一直在因應國際局勢而演變。 冷戰時期的民族自決 福克蘭島民認為自決原則適用於福克蘭，是基於《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 1514決議案中賦予非自治領地人民享有的自決權利。然而，在冷戰期間，自決往往受制於冷戰框架：例如，非自治個體的名單只包括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被蘇聯強制納入的加盟國從沒有加入在內；同時，西方社會為拉攏中國，避免香港和澳門日後也出現自決聲音，也將港澳兩地剔除出非自治領地的名單。 此外，區域政治亦是能否自決的因素。非洲團結組織有着維持殖民時期疆界及部落分布的官方共識，並廣義地將不同部落歸納為相同的「民族」，以免部落爭相自決，將剛獨立的新政體又再進一步分裂。人民自決的應用也只限於獨立於宗主國，不存在維持殖民統治這個選項。 冷戰時期的人民自決，很多時基於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戰時發表的「十四點和平原則」隱含的自由民族主義，即不同民族（nations）應擁有代表民族的世俗國家（state），因此民族可以自決命運。 南斯拉夫的政體自決 隨着冷戰象徵式結束及蘇聯解體，人民自決也進入另一階段。如前述，因蘇聯管治下的加盟共和國未有被納入非自治個體名單，本應沒有自決權利；然而，第三波民主化背後的潛規則令這些政權結果擁有獨立權利。與冷戰框架不同，早年這些獨立國皆以蘇俄時代的政權劃界為依歸，而非單以民族構成為基礎。 以南斯拉夫的解體為例，分裂出的 6個新政體均是南斯拉夫聯邦下的共和國，其獨立雖然經過公投洗禮，但一方面領地內有部分民族選擇杯葛選舉（如波黑的公投有接近三份之一的塞族人杯葛），另一方面部分自決是由政體所主導（如 1996年科索沃獨立），與冷戰時的框架不符。 亦因冷戰後的自決原則轉以政體為依歸，不少舊有相對自治的政體（如科索沃）也希望爭取獨立，但這些地區的民族性往往存疑。科索沃大部分人口為阿爾巴尼亞人，若依民族自決理應歸入阿爾巴尼亞，但科索沃的政體強調「科索沃人」的概念；這印證了後冷戰初期民族只是連接國際社會話語的概念而非實體。又例如，克羅地亞獨立時成立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也曾舉行公投，也有近九成的塞族人要求獨立並併歸塞爾維亞，但最終仍是併入獨立後的克羅地亞，可見冷戰後，民族自決已不再是常態。2008年科索沃再次以國會投票宣布獨立，更是這類「政體自決」的典型。 南蘇丹的部族自決 假如科索沃打開了「政體」自決的潘朵拉盒子，2011年南蘇丹公投則開創了「部族」自決的先河。 如前述，非洲的區域政治強調尊重殖民邊界，以免種族對立及分裂成為民族自決的基礎。1993年厄立特里亞獨立，法理基礎源於該國是意大利殖民地，只不過獨立後被埃塞俄比亞兼併。廣意而言，厄立特里亞的獨立仍然符合冷戰時期的非洲潛規則。 但 2011年的南蘇丹公投，卻開啓了最基進的「部族人民」自決。自南北蘇丹在十八世紀末成為英國及埃及共同托管的地區後，兩者並沒有明顯的殖民分界，南蘇丹亦沒有如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一般成立有效的自治實體以作分別，今天的南蘇丹自治政府亦不過是 2005年作為《全面和平協定》的過渡產物，並沒有歷史根據。 因此，南蘇丹的獨立案例開展了對於自決的新理解，亦改變了非洲政治的潛規則。自南蘇丹成功獨立後，達爾富爾地區、索馬里蘭共和國，甚至是馬里北部的阿扎瓦德國，均成為新「部族」自決下最具潛力的準國家。一旦南蘇丹人民自決的新案例被推廣應用，足以改寫世界地圖。 福克蘭群島的「島民」自決？ 因此，福克蘭群島公投可說是自冷戰起的民族、政體、部族等自決框架交錯演化而成的結果。而福克蘭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其與同為英國海外屬地的直布羅陀在早年的案例也有不同。早於公元前 950年直布羅陀已有原住民出現，自此一直有固定人口可被視為「原住民」，作為享有自決權利的主體。雖然聯合國始終未承認直布羅陀於 1967及 2002年的兩次公投，但當地人早認為已自決國家維持「英屬」的命運。 然而，今天的福克蘭島民是否原住民根本無從稽考。福克蘭戰役前，只有零星的捕鯨者和駐守當地的志願軍以福克蘭為家。今天在福克蘭居住的人，不少是在福克蘭戰役後才移民當地，並根據英國法例享有英國公民身分。是次公投究竟是否符合人民自決原則，在國際法上仍有一定爭議。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及其他充斥分離主義的國家如中國，均不希望福克蘭模式成為新的公投自決案例。對美國而言，是次公投造成尷尬局面：應該捍衛人民自決的價值？還是優先維繫美國在南美地區的利益（美國與阿根廷外交關係）？ 對某些國家而言，新的公投模式若被確立，分離活動也將無日無之：人民自決原則也可被廣泛地應用在居民自決之上。因此，國際社會將如何回應福克蘭公投，不但影響當地主權誰屬，更可能再一次改變世界地圖及其他國家的國土命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國民教育中國民二字的意思很值得我們深究。國民可指國家公民，亦可指國家民族，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政府在零八年推出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現已「正」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強調公民教育乃國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是沒有必然衝突。但事實上， 兩者之間的關係真的如此「和諧」嗎? 本文將作詳細探討。 公民， 民族， 國家與政治教育 究竟國民二字是指一國的公民，還是國家的民族呢? 無論是公民與民族，這兩個概念皆與國家扯上關係，但是它們各自涉及到的是國家的不同面向，在思考我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教育模式前，先分別清楚這些概念的意思是必要的。 公民與國家是一種合約式的社會關係，強調的是國家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在政治系統中的民主參與，和執行國家權力的政府為民眾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在公民概念下的政治教育，著重的是教導同學了解他們的權利與義務，培養他們政治參與的意識，及相關的知識和技巧，和監察政府的重要性。 在民族國家的觀念下，國家就是民族的代言人，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感性的，情感化的。其中所強調的是民族透過國家政治實體的建立，體現民族自決精神，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視整個民族為一命運共同體。民族觀念是建基於民族象徵，文化， 歷史，和血脈種姓等元素上的。在此視野之下的政治教育重視培養學生的民族概念想像，認知自己的民族是與別不同的、是神聖的，以建構民族身份的認同感。 一國兩制下的政治教育統戰 無論對北京或香港政府來說，促使香港人心回歸，加強中港融合，都是當務之急。在經濟合作，憲制關係，社會融合等載體中，當局的政治教育特別依重民族情感。特首梁振英多番強調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與中國屬於同一命運共同體， 推行國民教育理所當然。而在國民教育的課程指引文件中，政府強調對學生家國情懷的培養，提倡以情感為依歸的教育，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公民概念雖有提及，但其篇幅遠不如國情（國家情況，情懷，情感）部分，官方的取態無疑是較接近民族國家的概念的。 香港的公民／國民政策 然而，香港政府對永久居民身份的政策是比較偏向公民的概念的。但凡在香港出生或居住滿七年者，不論共民族種族背景，均可成為永久居民。而且現在的香港永久居民中， 除了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之外，還有其他族裔的人士，而這些族裔不同於中國的少數民族，他們是中華民族以外的少數族裔。就算是中國大陸的華夏同胞要移民香港，也要先通過兩地政府的行政程序，民族血緣並不是獲得香港永永久居民身份的唯一條件。 由此觀之，直接套用民族國家的框架來解構香港社會，甚至用以制定香港的政治教育政策， 未免跟政府現行的公民政策有所違背。 重新思考公民或國民教育 作為政府的一部分，香港教育系統應該向社會， 香港政府， 還是北京負責呢? 政治教育是影響年輕一代的思想情感的工具，它本身也現存政治體制的產物，反映了領導班子如何看待公民，國民，一國兩制等概念， 反映了他們想推動的政治文化 。一國兩制之下，宏觀的憲制框架的確是已經制定了。 但是至今， 從國民教育的官民紛爭中可以看到現存憲制未必能反映香港人的政治價值觀。要達到政治教育方面的共識，我們必先要思考究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公民和國民的概念。

【蘋果日報】早前梁特首說聽了民意，決定取消國民教育科的三年推行「死線」，還容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國民教育科。說這是尊重多元價值、學校自主、學術自由，等等。做了這許多讓步之後，他就強調不能撤回科目，因為若是有學校要推行，我們也得尊重他們的決定。 先不論梁特首這些舉措是否真誠，還是另有目的，國民教育科的政策經此一改，已經令到一些人認為反對國民教育的人及團體應該「收貨」了。他們的觀點是：現在也沒有逼你推行了，人家要推，還不讓推嗎？再說，即使有部份學校會推，又即使這些學校乘機洗學生的腦，又怕甚麼？因為連內地都不是人人愛共產黨。言下之意就是：即使國民教育是洗腦教育，也洗不了幾個人的腦。聽了這些論點，浮現在我腦海的不是有多少人真會被洗腦的問題，而是一個十年前的學生。 十年前的一個導修課裏，一組學生要做報告。當日的題目好像是台獨問題。其中一位女同學，一開口就說：「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裂的領土的一部份。」我第一個反應是：「這不是廢話嗎？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不就完了？難道還有可以分裂的領土？」這是哲學工作者的自然反應，沒辦法。但聽下去我就發現問題不只是邏輯，而是她的情緒。她接着越說越激動，後來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訴說着台灣如何如何地不應該獨立，要是台灣人要獨立，自己找地方去獨立，把土地還給我們！ 她說完了，其他學生，包括和她一起報告的組員，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又看看我，意思是：「還可以怎樣討論下去啊？」 我只好向她提出一些問題，希望能帶出討論。 我問：「不過台灣人民在那片土地上辛勤建設了不知多少年，就算是從內地過去的人，有許多已經幾代以台灣為家，為故鄉了。難道那片土地不屬於在上面住的人嗎？」 她說：「誰希罕他們的建設，讓他們把建設都搬走！把地還給我們！」 我再問：「那不是要做成很大的破壞嗎？」（我實在想不出還可以說甚麼了。） 她說：「就是一塊焦土，我們也得收回來！」 討論是無法繼續的了，我只好開始講課，講講民族自決的重要性之類。 無論如何，我看見的是一個封閉的心靈，一個不可以理喻的心靈。一個這樣的人就使得一個導修課無法進行。若有五個這樣的人，分佈在五個不同的報告小組，討論便無法在這個課程裏進行了。沒有討論，獨立思考的培養就更為艱難了。 不需要所有人都被成功洗腦，百分之五就夠製造地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