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

　　 冷战期间，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1 它对西方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在持续。2  本文所要描述的是，西方苏联学的发展及其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简单过程，而且是双向、互动以致共生(symbiosis)的复杂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苏联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对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理论借鉴、消化、美国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然而，西方苏联学理论的匮乏和单一性（真正属于苏联学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恐怕只有“集权理论”，即totalitarianism），促使苏联学不断扩展其外延，与其他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亚”理论“接轨”，繁衍出更多的理论分支。 　　 　　 一、 集权主义理论模式 　　 西方政治学中的“集权”理论模式最初应用于苏联研究，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执政期间。此前，集权理论的起源和研究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二十世纪20-30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以及后来的德国法西斯政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也被列入集权主义范畴。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包括：取消反对党，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等。3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将集权模式界定为西方文明中的颇有“新意”(novel)的政体，其特点包括：（1）垄断社会的所有权力；（2）全面动员民众支持；（3）有效利用教育和宣传机制；（4）强调国家力量和使用武力的重要性。4 　　 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使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权的批评有所收敛，然而冷战开始后集权理论又成为苏联学的主要动力。其中代表作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兰德(Hannah Arendt)1951年的《集权主义之根源》。5  书中阿兰德把集权主义描述为二十世纪特有的现象，认为集权主义的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阿兰德所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描述一个历史进化的事实，即西方的现代化（modernity）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右思潮和势力，是产生集权主义的环境和政治文化的根源。 　　 五十年代初阿兰德的论点对西方苏联学界影响巨大，也是国际环境使然。1947年3月，标致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应运而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杜鲁门把美苏之间的对峙描绘成“集权主义”与“自由人民”之间势不两立之争，以此争取仍然对冷战将信将疑的美国国会通过对土耳其和希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集权主义的概念从此不胫而走，成为前苏联的代名词。6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1950年1月麦肯锡主义出笼，尤其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战，西方普遍认为是斯大林一手操控。阿兰德的集权主义理论因此促进了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治和社会性质的讨论。 　　 然而阿兰德对集权主义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视角，且受到其个人经历——即逃离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影响。此外，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却不仅仅是俄国犹太人，而是前苏联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人。在她以后的著作中，阿兰德也否认了她先前的观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仅仅是借口和表象，纳粹的集权主义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意识中对权力和财富占有欲的极度膨胀（megalomania）。7  阿兰德的集权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水土不服”问题，恐怕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极右思潮和势力的“过度”关注，而这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日益高涨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  集权主义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聚焦西方“极左”即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 　　 1953年，哈佛大学教授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正式启动了“集权主义研究” 项目。佛里德瑞奇出生于德国，就学于海登堡大学，193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纳粹执政后选择定居美国，1936年开始在哈佛任教，8 其学生包括后来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与阿兰德直接引进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不同，佛里德瑞奇致力于集权主义理论的美国化。在一次有众多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上，佛里德瑞奇从国家体制极其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1）官方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然而佛里德瑞奇提出的集权模式受到与会者的强烈质疑，其中包括美国两位最权威的俄国历史学家马克·卡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和吉拉德·罗宾逊 (Geroid Robinson) ，认为《集权专政》的模式并不能准确地解读俄国的历史。刚刚卸任驻苏大使的乔治·凯南对佛、布二人的观点也不以为然，认为即便是集权政治也是 “动态的”（dynamic），而非一成不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有可能摒弃一些集权的做法，集权统治有可能受侵蚀（erosion）9  对此，与会的“集权派”学者当然不让，哈佛学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与凯南针锋相对，认为没有任何集权制度从内部开始变化。他在《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一书的结尾写道：“集权体制绝对不会弱化其警察国家的色彩；其权利消失之日，便是其制度死亡之时。”10 　　 对凯南来说，苏联政治和社会的性质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牵扯到美国和西方的正在不断强硬的对苏政策。一段时间以来，这位在华盛顿最受尊重的苏联问题专家，与杜鲁门政府日益强硬的对苏政策已渐行渐远，到1953年凯南从驻莫斯科大使离任时，他的现实主义对苏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华盛顿被边缘化。有多种原因促成了杜鲁门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前数月中：1949年9月22日苏联成功试验原子弹；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使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均成为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2月麦卡锡主义出笼，提出“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矛头直指在任的杜鲁门政府。面对内外挑战，杜鲁门政府于1950年4月颁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国安会-68， NSC-68），这份由著名鹰派人士保罗·尼茨（Paul Nitze）主笔的文件以强烈的措辞，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奴隶社会”；美苏之争是水火不容；苏联不同于以往的霸权，是建立在“极端的信仰（fanatic faith）”之上，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业，欲达此目的，苏联势必扩张，等等。文件最后提出，美国“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缺乏这一体制令人日益难以忍受。”为达此目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力，甚至发动有限战争，以迫使对手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为了进行有限战争，美国必须动员自身以及盟国的经济资源，以应对此类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为此，国安会-68文件提出7点建议：11 　　 1） 由于目前还不能够强迫苏联大幅度改变其政策，因此不要与苏联谈判； 　　 2） 研制氢弹，以防备苏联在1954年时拥有一个有效的核武库； 　　 3） 快速发展常规军力，以便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保护美国的利益； 　　 4） 大举增税，以支持这一极为昂贵的军事体系； 　　 5） 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美国人民的共识，即有必要作出牺牲和保持团结； 　　 6） 由美国领导的联盟； 　　 7） 从内部瓦解苏联，使苏联人民成为我们的盟友。12 　　 作为国安会-68号文件起草委员会中通晓俄国事务的成员，凯南和查尔斯·波汉（Charles Bohlen）坚决反对在文件中采用如此强硬的措辞，认为苏联并没有称霸世界的大战略；斯大林的所有精力都放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其实生性保守，担心苏联实力过度扩张；凯南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它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僵硬、过于简单、过于军事化。甚至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也坚决反对国安会-68号文件，认为它会使美国破产。而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都要求减税。13 只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为国安会-68号文件打了一针强心剂。杜鲁门总体最终于当年9月30日签署了该文件。从1950年1月国安会-68号文件形成初稿，到9月30日杜鲁门签字生效，美国不仅卷入朝战，而且又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重返中国内战。国安会-68号文件签署的第二天（10月1日），美军率领的联军不顾中方警告，在朝鲜半岛越过38度线，力图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两周后，中国参战。几十年后俄方解密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当时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充其量是指使其亚洲盟国择机行事；斯大林甚至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北朝鲜取胜，苏联多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如果进攻受挫，中共会出面收拾残局。各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极为保守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其逝世（1953年3月5日）。其后苏方迅速同意停战，表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佛里德瑞奇1953年启动的集权主义研究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众多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到1956年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与布热津斯基合著的《集权专政》出版时，对于三年前来自苏联学界内外的批评，佛、布二人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不仅如此，《集权专政》一书在1953年的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第六个特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佛、布二人的基本论点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意义（meaningless）”，仅仅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其意识形态的陈腐观念，且前后矛盾，只是对那些弱智者有强烈的煽动性；宪法和政府机构的作用微不足道；集权政体中没有社会的地位，家庭是无所不在的集权政治中唯一的“绿洲”。1917年以后苏联的集权专制就势在必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实现突破性进展；集权体制一旦确立，它只能以更全面集权的方式发展。”14 　　 《集权专政》问世同时，第二作者布热津斯基本人的博士论文也成书，标题为《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书中把前苏联的本质(essence)定义为清洗。清洗在一些学者认为是非理性的“冲动”行为（paroxysm of irrationality），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是苏联制度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在苏联政治中，清洗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需求，便于精英的轮换和晋升，因此不会消失。他还警告说，期待苏联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变得宽松，是对集权制度的巨大误解，也严重低估了集权统治的不可遏制的逻辑，而这是十分危险的。15 　　 然而佛、布二人集权主义理论，似出师不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正式启动非斯大林化进程。美国著名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 集权主义是静态的，属于历史上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耶鲁大学著名俄国问题学者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则认为集权主义理论忽略了苏联社会中健康和稳定的因素；佛、布二人笔下的苏联社会，更像是 一个“狂人世界”(madhouse)而非是一个社会。16 苏联学界对集权模式的不满，促使人们不断寻求解读苏联体制的其他途径。艾伦·凯瑟夫(Allen Kassof)在其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苏联的社会是“管理型”的，是“没有恐怖的集权社会(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苏联是现代集权体制的变形，但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几十年来一般集权社会所使用的极度非理性手段。17  凯瑟夫的观点其实只是在修补集权理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2013 年新书十种（外二十一种） 贺卫方   按 ： 本文的删节本发表于《南方周末》 2014 年 1 月 23 日，这里是全本。发表本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764 ———————————————————————— 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里，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环境恶化的程度与速度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以往，每年 10 月，北京最迷人的季节，总是秋高气爽的。甚至就在前几年也还是那么令人沉醉。我的书房可以远眺西山。只要我在家里工作——谢天谢地，大学教师不用每个工作日朝九晚五地上班——在看书和看电脑屏幕之外，一抬头就是窗外的西山。天气晴好的时候，近处燕园的博雅塔，稍远一点的颐和园佛香阁，还有八大处山上的佛塔，甚至西山之巅上的一座在阳光下闪着光芒、像是一个天文台的无名建筑，都历历在目。惟一的缺陷是没有湖或河流。稍微弥补这个遗憾的是楼下的 13 号城铁，每隔几分钟就有火车在流淌。   但是， 2013 年的 10 月，那美好的秋色却仿佛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山被重重雾霾完全遮住的日子足有三分之二！这种急剧恶化究竟原因何在？真的只是由于汽车增长带来的尾气污染，还是某种更神秘的力量——例如大气环流的周期性发作——使然，终究是不得而知。   跟雾霾一样让人迷茫的还包括报章、网络等媒体上所显示出来的舆论气候。尽管 11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里明确地规定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但是上半年一些官方媒体所推动的反宪政浪潮还是超乎想象，连同《较量无声》这样在网上流传的电视政论片，都显示出我们对未来目标设定的晦暗不明。   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不畏雾霾遮望眼，关紧窗户，埋头读书。貌似逃避，实则却是生活之必需，也是人生的乐趣。这一年里，一些出版社贡献了不少好书。我的视野有限，从书架上找出一些版权页上表明 2013 年出版的书，把自己读后颇多收益的一些列举点评一下，以为交流。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人，也许都会多少对燕京大学的历史发生些兴趣，毕竟这座美丽的校园是燕京的故园。多年前，我就买过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洪业传》（ 1995 ），作者是出生于马尼拉华侨之家，后在台湾和美国受教育的陈毓贤女士。那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传记，也包含着民国教育史和汉学史方面的丰富信息。例如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就、许多汉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其人格特点，都是引人入胜的。虽然作为历史学家，洪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共影响，但是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教师！看看他的门生所占据的历史学术版图吧：郑德坤考古，齐思和春秋战国，瞿同祖汉代，冯家升辽代，聂崇岐宋代，翁独健元代，王伊同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和王钟翰清代，陈观胜佛教史，朱士嘉方志，张天泽海上交通史，邓嗣禹制度史……这是多么雄伟恢宏的学术气象！   如今，这本当年北大版中有所删节的书终于有了一个全本（ 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 ，作者为此专门写了序言，附录中有余英时先生全面概括传主史学成就的论文。商务版编辑孙祎萌还专门为该书编辑了人名索引，是对洪业这位“引得”编纂事业奠基人的最好致敬。   另外一本修订再版的传记也值得郑重推荐，那就是 范泓 的 《雷震传：民主的风雨中前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雷震是为台湾新闻自由事业做出开拓性努力和艰难抗争的英雄，作为一位生活在大陆的媒体人和诗人，范泓能够广泛地搜集各种史料，写出如此丰满——修订本的篇幅达到了 549 页——和富于思想性的传记，令人感佩。记得我第一次参观台北胡适纪念馆时，馆中定期变换的专题陈列当期主题正是“胡适与雷震”，陈列品中有很多胡适与雷震的来往书信。读此书，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同以自由为志业的他们是怎样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   说完传记，再说日记。 萧军 的 《延安日记 1940-1945 》 （上下册）能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是一件特别重要的成绩。 1940-45 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年份，影响后来中国文艺走向至深且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在此期间举行。萧军作为一个党外作家，风云际会，进入这个历史大舞台，与那些身居窑洞但心念都城的人物密切交集，是热情的参与者，同时却又是冷静的旁观者。他跟毛泽东的交往和当时的即时评论显示了这位历史人物很生动和真实的一面。对于其他人，尤其是跟文化有关的胡乔木、周扬、丁玲、欧阳山、艾青等都有足以颠覆流行形象的细节化描写，显示了日记的独特史料价值。萧军在日记里曾感叹写日记已经成为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我们该感谢他用这么大的心力从事日记写作，让后人能够对于延安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气候有那么真切的了解。还要庆幸的是，由萧军先生长孙萧大忠联合家人整理的这部皇皇百万言日记不作任何删节，一仍其旧，殊为难能可贵。   去年十月，我有幸第一次访问俄国，目的是考察经历了体制转型的俄罗斯相关机构与人士如何看待此前的历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安排是在莫斯科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记忆国际”（又译为“纪念协会”）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主题均为苏联时代的大规模政治恐怖的历史，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记忆国际”还有一个小型博物馆，专门收藏跟劳改营相关的各种实物，那些在劳改营里的人们留下的书信、绘画、手工艺品、服装等都令人过目难忘。他们在网站上公布了 300 万以上的受害者名单和生平，在大约 1200 万受害者中还只是四分之一而已。访问归来，很快到书店买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和记者 阿普尔鲍姆 （ Anne Applebaum ）的这本 《古拉格：一部历史》 （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译成中文达 70 万字的这部巨著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从各种集中营、劳改营的起源，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与苦役，一直写到这种反人类的制度最终结束，作者绘制了一幅笔触细腻、色调沉重的古拉格全景图。除了作者搜集的各种史料、亲自进行的各种访谈异常丰富外，她对于这种残酷野蛮的制度何以在苏联发生、长期持续以及西方世界的某种忽视都作出了很有历史依据和见地的分析。我们也应该向以一己之力译竣是书的译者表达感谢。   阿普尔鲍姆比较纳粹与苏联，说纳粹将犹太人关进集中营都无需审判，但苏联把人关进劳改营或处决之前都要进行煞有介事的审判。不过那是怎样的一种粗糙的、毫无程序正义的审判啊。可以说，一种文明能否形成以正义为指向的司法体系，对于治理品质的良窳优劣至关重要。换言之，没有公正的司法，就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社会。过去一年里，有关司法制度的书也有多种。这里推荐两种。一是 徐忠明 的《 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过去的近 20 年里，作者一直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用力最深、成绩最大的大陆学者。他对于档案、笔记、日记以及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泛涉猎，并且在方法论上兼容了传统的考据和当代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复杂路向，在问题意识、概念厘定以及某些为前人所忽略的材料的解释上都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贡献。   关于司法的第二本书是 张思之 的 《我们律师》 （法律出版社） ，这本书的出版给人带来意外的喜悦。已经是望九之年、仍然活跃在辩护一线的张思之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律师，用流俗的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律师的形象代言人。本书收入了作者关于律师职业的论述文章，他对亲历案件所作的分析和部分辩词，还有演讲和访谈录。它记录了张先生的过去三十多年的人生与职业历程，也浓缩了这个国家在荆棘丛生的路上缓慢地走向法治的艰难探索。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他对于案件所涉及法律问题丝丝入扣的精湛分析，感受他为当事人法律权利不屈不挠地抗争的勇气，不独此也，还可以领略他那既严谨又灵动的文字的独特魅力。在柏林举行的一个隆重的颁奖典礼上，作为获奖人，张先生说：“我从东方来，走了很远的路。”简短的一句话，却令我感叹良久。在我们这个法治传统匮乏的古老东方国度里，走上法治怕是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不过，张先生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鼓励我们前行的灯塔。   法治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法律人的努力，更是全体国民的共同使命。 何怀宏 的《 新纲常 》（四川人民出版社）展现了一位伦理学家将中国古老纲常学说与普世价值相融合的学理和救世的追求。书中引贺麟在 1940 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何怀宏所做的正是接续这样的事业。他对中国古典政治历史作了某些独特的解释，例如强调是周文汉制而非秦制塑造了后世中国政治，这跟“百代都行秦政制”的说法形成了极大反差。我觉得这还是过于偏于相信士夫言说和官方话语了。作者更多的是在旧瓶中装新酒，用近代以来输入的一些价值取代了儒家旧说。对于今天的伦理以及政治法治建设，这种移花接木至少可以缓解某些新旧之间的紧张感。   接下来是两本日本学者的书，篇幅都不大，却都很有启发性。一是 與 那霸润 的《 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另一本是三谷博的《 黑船来航：对长期危机的预测探索与美国使节的到来 》（张宪生、谢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本书讨论的话题都是我近年来最感兴趣的。前者展示了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探讨了这种差异对于两国近代以来发展路向的影响。不少观点很有冲击力，例如说中国的宋朝是全世界第一个近代国家（当然，首倡这一学说的是汉学家内藤湖南），称明治维新绝非西方化，而是中国化，等等。作者生于 1979 年（！），这本通俗历史书写得活力四射，发人深思。《黑船来航》是同类书翻译为中文的第一本，详细地描述了 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兵舰武力叩关前后的各种情节，日本在锁国时期怎样积累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当黑船的炮口对准江户的时候，如何应对危机，何以能够避免冲突，顺应时势，签约开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过程，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清朝与西方交往与冲突历史。   我的阅读兴趣里一直包括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长期致力于德国汉学研究的 李雪涛 出版了他的新著《 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 》（新星出版社），书中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对于德国汉学和汉学家研究成果。就当今中国的学术资源而言，汉学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研究自家传统不能忽视的内容。汉学家们研究中国，中国教授李雪涛又研究汉学家，这种相互解读中的理解、不解和误解实在是大可玩味的。我应邀为本书写了印在封底的“勾魂语”（ Blurb ，这是多年前从许医农先生那里听来的妙译），姑且把它抄在这里，并为这篇小文作结：   读李雪涛教授的著作，我仿佛有一种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 —— 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所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感谢雪涛，他让我们看到德国汉学家如何看我们，也鼓励中国读者从自身出发反思德国汉学的局限与价值。     ———————————— 附记 ： 本年度我还应一些朋友邀请推荐了一些书，另外还有一些旧雨新知赠送的著作或译作，内容也都异彩纷呈，各擅胜场，由于篇幅以及避嫌等原因的限制，没有收入上文，这里姑且把书名列一下，推荐之外，也表达对作者、译者或出版者赠书美意的感谢。   1.        陈夏红：《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法律出版社。江平先生以及中国法治与法学的风雨苍黄五十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