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

　　适之先生： 　　 　　　　1962年2月24日，先生突然撒手西去，倏忽50年过去了！1999、2005，两次到台湾，均住在台北南港幽静的中央研究院内。每天早晚在小河边上、先生的故居周围和您永远安息的山岗上漫步，总会想起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默默和先生对话。 　　 　　　　被歪曲的文化纲领 　　 　　　　新文化运动中，您登高一呼群山应。但思想家的心灵总有不易为人理解的一角，而人们的思虑总是千差万别。误解、曲解，伴随你生前身后。 　　 　　　　当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席卷大地之际，不少人追问：陈独秀、胡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各人的说法大同小异，您说的最为完整：新思潮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1。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纲领。可是，多元社会总会意见纷纭。 　　 　　　　至今仍不断有人批评您“全盘性反传统”！传统，您当然反了。专制，三纲，不反，怎么得了！我不理解的是，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您擦亮了多少蒙尘珍珠吗？白话小说，历代中国思想史，您无疑是王国维先生以后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开创者之一。多少继起的研究者沿着您开创的道路戴上博士方帽和拿到教授职位；又有多少大众从您激活的传统中受惠！面对传统文化研究和出版高度繁荣的局面，为什么有些人还要瞎嚷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呢？ 　　 　　　　他们混淆历史时段，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为与北洋时期混为一谈了。前者奉行的是《共产党宣言》宣示的基本原理：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 　　 　　　　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依托国家强制力，坚定地推行两个决裂。传统文化及其载体，从典籍、文物到知识阶层都备受摧残。 　　 　　　　北洋时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进入20年代，陈独秀因其好走极端的性格而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变为支持侵犯言论自由的政治人物；幸得有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仍然枝繁叶茂，自由的火炬没有熄灭。把主旨和后果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搅成一锅浆糊，与正常的思想史研究不搭界。 　　 　　　　说到底，民族主义太强大了。戴上有色眼镜，一个完整的文化纲领被割裂，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学术高潮被贬斥！“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3提出这个主张的前提，无非是坦率承认中国落后了，必须吸纳他国的先进文明特别是先进方法，用于研究过去，创建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现代学术蓬勃兴起，“再造文明”的脚步异常坚实。不幸，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遭受过严重挫折的国家说来，披着爱国主义华丽外衣的狭隘民族主义煽情，仍有广阔的市场。时至二十一世纪，有些人竟然把输入现代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摧毁传统文化的灾难，而古代中国却成了黄金世界！ 　　 　　　　早在1911年，王国维先生就指出：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 4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彷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 　　 　　　　优秀文化是滋润万物的春风。与其喧哗扰攘，毋宁安静地阅读和思考。先生的书在大陆早已解禁，但愿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下来细细读您的书。 　　 　　　　前提是正视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而眼下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关键在朝野各方不愿面对现实，老爱自我麻醉，自觉不自觉为现代文明进入设置障碍。 　　 　　　　关节点上的忠告 　　 　　　　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生改变20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尖锐抨击了政坛乱象，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大历史转折关头，先生发出的忠告。 　　 　　　　第一次是1922年5月14日，各报发表先生起草并由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当前则“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南北两方早日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 5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3日，包括先生和蔡元培等二百多各界人士致电孙文，劝告他践行和徐世昌同时辞职的诺言，实现和平统一：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 6 　　 　　　　这是自由主义者表达的和平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善良愿望。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6月16日陈炯明所部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南北内战也会应声停止。各界人士的注意力相应地会集中于宪政、法治和公开的政府建设。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无非是要求孙文履行诺言不要当那个没有法理根据的大总统，停止内战，让广东休养生息，建设模范省。 　　 　　　　残酷的现实是支配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奉系、皖系、国民党组成的三角联盟在角力。直系曹锟、吴佩孚他们和孙文都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 　　 　　　　和平统一、建设法治国家的希望在联省自治运动。 　　 　　　　先生的洞见是推动各省自治，扩大省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裁军阀的基本制度。省议会天然要维护本省民众的利益，反对军阀穷兵黩武。先生以当时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要发行700万公债，被江苏省议会否决为例，说明“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因此，“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7 　　 　　　　事隔多年后，一些人把联省自治的主张说成是把军阀割据合法化，不管论者主观动机如何，实质不过是为国民党沉迷武力统一，建立全国范围的党国体制辩护罢了。 　　 　　　　第二次敲响警钟是1929-1930年间，外敌入侵的前夜，先生作狮子吼： 　　 　　　　1.立即实行宪政。 　　 　　　　2.集中力量铲除五大仇敌： 　　 　　　　“我们要打倒五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8 　　 　　　　前三个仇敌是落后，没有什么人会从中得利。后两个仇敌实质是少数人非法获利，多数人恨之入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铲除五鬼，问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列入铲除对象！这可与当时的激进青年不惜为之捐躯的诉求背道而驰了。 　　 　　　　回首话当年，资本主义确实反不得。就这一条而言，共产党人应该感谢您。共产主义运动是天然的左翼；最可怕的是左中之左。你的朋友陈独秀成了中共的领袖，在他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 　　 　　　　“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9 　　 　　　　这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主要错误的思想渊源。经济领域一误再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明里暗中视为要消灭的对象。在文化领域，知识阶层被划入资产阶级！古今中外长期把知识阶层作为异己力量，致力于“改造”和打击他们的十分罕见，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却成了常态！所谓“黄色知识分子”，后来名号变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随意制造的帽子往别人头上一戴，就有了可以随时践踏的原罪。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有些人却还要横刀立马，听不进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明见，老以“复辟资本主义”和“西化”为斩除异己的藉口！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从村夫到清流，把自家的困境归咎于洋鬼子，已经成了无法根绝的传染病！ 　　 　　　　针对把吴佩孚、张作霖分别说成是受英美和日本操纵的，先生举出事实反驳后得出一个结论： 　　 　　　　“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10 　　 　　　　整整90年过去了，历史写下的记录是： 　　 　　　　1.吴佩孚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非常鲜明：“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不管威逼利诱，坚决不出任伪职。1939年逝世后，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沈阳变起，撄怀国难，恒以精忠自励。燕京被陷，处境益艰。敌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胁利诱，层出不穷，犹能勉全所守，终始弗渝，凛然为国家民族增重。高风亮节，中外同钦！”《大公报》则称赞“其气节之高，操守之坚，尤可谓中国旧军人之最后一个典型。” 11盖棺论定，哪里有一丝一毫走狗气息？张作霖在东北，不能不敷衍日本侵略者，但骨子里反对日本侵略，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处处讲证据的先生，显然比从公式出发的人高出一筹。 　　 　　　　2.先生一语中的，揭示中国的症结在内部。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分化了。除日本外，大都赞成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放弃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本来是团结各方，实行宪政，推行民主，告别野蛮、贫困的大好时机，却被内部纷争断送，从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机会。 　　 　　　　五鬼论曾被误解为不敢触及制度。这个论调忽视了在提出五鬼论的同时，先生高张人权大旗，要求立即实行宪政。从北洋时期至蒋介石当政，先生唇焦舌敝说的是唯有宪政才是通向文明和富裕的康庄大道。困难不在民众素质不高，而在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官员不守法，应该进政治幼稚园学习！先生说的都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常识，但只有有巨大勇气的智者才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直言不讳。 　　 　　　　先驱的智慧 　　 　　　　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仍在中华大地顽强较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非常惊奇，一有风吹草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喧嚣仍会在大陆震荡！这些人是催眠师，要人们赶快入睡，梦中没有制度缺陷，更没有势不可挡的全球一体化大潮。 　　 　　　　此刻我突然想起，先生曾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天上地下，众声喧哗，醒来的人越来越多。山洪，谁挡得住呢？ 　　 　　　　后学 袁伟时上 　　 　　　　2012年3月24日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2年4月（下）第20~24页。

袁伟时：承先启后的火炬——致胡适之先生 进入专题 ： 胡适之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适之先生：          1962年2月24日，先生突然撒手西去，倏忽50年过去了！1999、2005，两次到台湾，均住在台北南港幽静的中央研究院内。每天早晚在小河边上、先生的故居周围和您永远安息的山岗上漫步，总会想起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默默和先生对话。          被歪曲的文化纲领          新文化运动中，您登高一呼群山应。但思想家的心灵总有不易为人理解的一角，而人们的思虑总是千差万别。误解、曲解，伴随你生前身后。     当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席卷大地之际，不少人追问：陈独秀、胡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各人的说法大同小异，您说的最为完整：新思潮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1。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纲领。可是，多元社会总会意见纷纭。     至今仍不断有人批评您“全盘性反传统”！传统，您当然反了。专制，三纲，不反，怎么得了！我不理解的是，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您擦亮了多少蒙尘珍珠吗？白话小说，历代中国思想史，您无疑是王国维先生以后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开创者之一。多少继起的研究者沿着您开创的道路戴上博士方帽和拿到教授职位；又有多少大众从您激活的传统中受惠！面对传统文化研究和出版高度繁荣的局面，为什么有些人还要瞎嚷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呢？     他们混淆历史时段，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为与北洋时期混为一谈了。前者奉行的是《共产党宣言》宣示的基本原理：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     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依托国家强制力，坚定地推行两个决裂。传统文化及其载体，从典籍、文物到知识阶层都备受摧残。     北洋时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进入20年代，陈独秀因其好走极端的性格而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变为支持侵犯言论自由的政治人物；幸得有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仍然枝繁叶茂，自由的火炬没有熄灭。把主旨和后果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搅成一锅浆糊，与正常的思想史研究不搭界。     说到底，民族主义太强大了。戴上有色眼镜，一个完整的文化纲领被割裂，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学术高潮被贬斥！“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3提出这个主张的前提，无非是坦率承认中国落后了，必须吸纳他国的先进文明特别是先进方法，用于研究过去，创建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现代学术蓬勃兴起，“再造文明”的脚步异常坚实。不幸，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遭受过严重挫折的国家说来，披着爱国主义华丽外衣的狭隘民族主义煽情，仍有广阔的市场。时至二十一世纪，有些人竟然把输入现代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摧毁传统文化的灾难，而古代中国却成了黄金世界！     早在1911年，王国维先生就指出：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 4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彷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     优秀文化是滋润万物的春风。与其喧哗扰攘，毋宁安静地阅读和思考。先生的书在大陆早已解禁，但愿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下来细细读您的书。     前提是正视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而眼下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关键在朝野各方不愿面对现实，老爱自我麻醉，自觉不自觉为现代文明进入设置障碍。          关节点上的忠告          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生改变20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尖锐抨击了政坛乱象，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大历史转折关头，先生发出的忠告。     第一次是1922年5月14日，各报发表先生起草并由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当前则“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南北两方早日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 5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3日，包括先生和蔡元培等二百多各界人士致电孙文，劝告他践行和徐世昌同时辞职的诺言，实现和平统一：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 6     这是自由主义者表达的和平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善良愿望。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6月16日陈炯明所部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南北内战也会应声停止。各界人士的注意力相应地会集中于宪政、法治和公开的政府建设。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无非是要求孙文履行诺言不要当那个没有法理根据的大总统，停止内战，让广东休养生息，建设模范省。     残酷的现实是支配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奉系、皖系、国民党组成的三角联盟在角力。直系曹锟、吴佩孚他们和孙文都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     和平统一、建设法治国家的希望在联省自治运动。     先生的洞见是推动各省自治，扩大省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裁军阀的基本制度。省议会天然要维护本省民众的利益，反对军阀穷兵黩武。先生以当时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要发行700万公债，被江苏省议会否决为例，说明“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因此，“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7     事隔多年后，一些人把联省自治的主张说成是把军阀割据合法化，不管论者主观动机如何，实质不过是为国民党沉迷武力统一，建立全国范围的党国体制辩护罢了。     第二次敲响警钟是1929-1930年间，外敌入侵的前夜，先生作狮子吼：     1.立即实行宪政。     2.集中力量铲除五大仇敌：     “我们要打倒五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8     前三个仇敌是落后，没有什么人会从中得利。后两个仇敌实质是少数人非法获利，多数人恨之入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铲除五鬼，问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列入铲除对象！这可与当时的激进青年不惜为之捐躯的诉求背道而驰了。     回首话当年，资本主义确实反不得。就这一条而言，共产党人应该感谢您。共产主义运动是天然的左翼；最可怕的是左中之左。你的朋友陈独秀成了中共的领袖，在他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     “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9     这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主要错误的思想渊源。经济领域一误再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明里暗中视为要消灭的对象。在文化领域，知识阶层被划入资产阶级！古今中外长期把知识阶层作为异己力量，致力于“改造”和打击他们的十分罕见，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却成了常态！所谓“黄色知识分子”，后来名号变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随意制造的帽子往别人头上一戴，就有了可以随时践踏的原罪。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有些人却还要横刀立马，听不进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明见，老以“复辟资本主义”和“西化”为斩除异己的藉口！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从村夫到清流，把自家的困境归咎于洋鬼子，已经成了无法根绝的传染病！     针对把吴佩孚、张作霖分别说成是受英美和日本操纵的，先生举出事实反驳后得出一个结论：     “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10     整整90年过去了，历史写下的记录是：     1.吴佩孚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非常鲜明：“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不管威逼利诱，坚决不出任伪职。1939年逝世后，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沈阳变起，撄怀国难，恒以精忠自励。燕京被陷，处境益艰。敌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胁利诱，层出不穷，犹能勉全所守，终始弗渝，凛然为国家民族增重。高风亮节，中外同钦！”《大公报》则称赞“其气节之高，操守之坚，尤可谓中国旧军人之最后一个典型。” 11盖棺论定，哪里有一丝一毫走狗气息？张作霖在东北，不能不敷衍日本侵略者，但骨子里反对日本侵略，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处处讲证据的先生，显然比从公式出发的人高出一筹。     2.先生一语中的，揭示中国的症结在内部。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分化了。除日本外，大都赞成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放弃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本来是团结各方，实行宪政，推行民主，告别野蛮、贫困的大好时机，却被内部纷争断送，从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机会。     五鬼论曾被误解为不敢触及制度。这个论调忽视了在提出五鬼论的同时，先生高张人权大旗，要求立即实行宪政。从北洋时期至蒋介石当政，先生唇焦舌敝说的是唯有宪政才是通向文明和富裕的康庄大道。困难不在民众素质不高，而在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官员不守法，应该进政治幼稚园学习！先生说的都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常识，但只有有巨大勇气的智者才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直言不讳。          先驱的智慧          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仍在中华大地顽强较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非常惊奇，一有风吹草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喧嚣仍会在大陆震荡！这些人是催眠师，要人们赶快入睡，梦中没有制度缺陷，更没有势不可挡的全球一体化大潮。     此刻我突然想起，先生曾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天上地下，众声喧哗，醒来的人越来越多。山洪，谁挡得住呢？          后学 袁伟时上          2012年3月24日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2年4月（下）第20~24页。          ———————–     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二册第5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1-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558页。     4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5 《努力周报》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     6 北京《晨报》1922年6月4日。     7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版。     8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文集》第五册第3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版。     10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版。     11 《吴佩孚先生集》第27、45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82.html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故乡情》，刊登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四日的《复旦》校刊上。 这篇东西其实是被编辑逼出来的。春季开学后，副刊编辑顾潜找到我，询问家里的情况——那个时候农村正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乡确实有了一丝生机，我在讲述的时候自然带着大学生特有的乐观，听我说毕，他让我写篇散文抒发一下情怀，立意当然是歌颂改革开放政策。 能在校报副刊《芳草地》上发表文章，对中文系学生有相当的诱惑力。班里有几位同学已经通过参加各种征文比赛，发表了习作。能把手写的习作变成铅字，就是成功。中文系比的便是谁发表的作品多，影响大。尽管系主任章培恒先生声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许多人都在做作家梦——那个年代，出人头地的机会少得可怜。 没有调查材料，仅凭一些杂乱的印象来表达一个宏大主题，我实在难以下笔。我把想法说给顾老师，他笑。他说并不难写：找个引子，中间记事，最后抒情。 经过一番思考，我写下了第一行文字： “离开家乡两年多了，家乡的一沟一壑、一木一石时时引起我的思念。”家乡被我泛化了，沟、壑、木、石，前两个关中平原有，黄土高原更常见，森林和石头，在秦岭一线才可看到。 我把三秦大地当作自己的故乡。 接下来便是一段激越的抒情：“我爱家乡那浑浊的河水，贫瘠的黄土，阡陌间坎坷交错的泥土小径，破旧的窑洞，粗糙的馍馍。我爱我可亲可敬的父老兄弟，他们诚实，他们也撒谎；他们勤劳，他们也懒惰；他们坚韧也散漫。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融为一体。我爱他们的优点，我也谅解他们的缺点。”老家并无常年流水的河，只有浇地修的河渠。北边几里外的小沟，属季节性河流，在夏天，会有不大不小的清流奔涌，我和小伙伴们拔野葱时，经常有小鱼从腿边滑过；南边塬下十几里外，躺着大腰身的渭河，水像上了色的浓汤，远远望去便让人心颤。“关中自古帝王州”，八百里秦川一把黄土都能攥出油来。“贫瘠”只能用来指称陕北沟峁和陕南山区，我在这有点儿滥用。我爱的都是我费尽力气挣脱过的，坐在千里外的上海，我有一切都终于过去了的轻松，自然会生出轻飘飘的“爱”来。 “一种浓浓的乡思萦绕着，使我不能自已。终于，盼来了寒假。声声汽笛，一夜颠簸，我回到了怀恋已久的黄土高原。”进复旦第一个晚上，我想着家人，好久才入睡，眼角还分泌出几颗伤感的泪珠。那是又一次“断乳”的痛楚：十七岁的你得开始自己的人生，命运之手已经把你抛到未知的轨道上。 “初三这天，我走访了姨家。姨家所在的生产队，是全公社有名的穷光蛋队。前几年每年工分仅值三角二分，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超支几百元。姨家三口人，全家住在一孔破窑洞里。两个劳力，年终总共才分得十几块钱，吃油盐全靠几只母鸡。那年开春，姨家死了一只母鸡，大人小孩伤心得流了不少泪。去姨家前，母亲笑吟吟地告诉我：‘你姨家又翻身了！今年有好东西招待你了。’走在路上，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姨家所在的队叫毕公生产队，并不是最穷的队。我为了突出“变化”，故意夸大其词。母鸡确实是那个年代农民维持日常生活的功臣，戏称为“小银行”。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的死去，会令一家人伤心落泪。 “姨家到了。我跨进窑洞，窑洞里空无一物。我向人打听姨家的住处。一位老大爷热情地告诉我：‘你姨家搬到大房里去了，西边那个新庄子就是。’新庄子？顺着老大爷手指的方向眺望，好一个新庄子！两长排齐整整的大房，青砖红瓦，粉墙绿窗，门楼上春联争艳，在蓝滢滢的天幕下显得格外轩昂、气派。”大姨嫁到夫家时分到一间偏厦，外祖父一家子住在窑洞里。老人辞世后，两个舅舅相继搬上去，各自盖了一院。村里平整土地，窑洞被填平了。我又一次置换住所，为的是戏剧性。“老大爷”属子虚乌有，相当于杨朔散文里经常会出现的小蜜蜂、老艄公之类必备道具。 “刚进庄子，我就看见姨夫全家站在门口，等候着客人。宾客齐集，宴席摆开了。哈，花样真多！莲藕炒肉片、糖醋白菜、烧辣豆腐。席间，大家谈笑风生，都为姨家的又一次翻身连连感叹。和姨夫闲谈间，我了解了这一切变迁的缘由。”春节走亲戚走成了政治课，大家都奔着一个主题来了。 接下来，我编造了一段姨夫的话语，让他赤裸裸喊出“还是咱政府的政策好！” 最后，我感慨万分：“哦，是在变，一切都在变，原来的疑问冰释云散了。我凝视着修整得齐齐整整的田垅，阳光下含笑滴绿的冬麦，不仅陷入了沉思。是啊，一样的田地，一样的人们，今天为什么创造出了如此崭新的业绩呢？改革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历史潮流呵！它必将摧毁一切束缚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枷锁，给农民带来自由幸福的生活；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前进，四化建设将成泡影。”老套路，写起来得心应手，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在里头了。真实生活着的姨和姨夫，真正的乡亲，必须成为一个抽象的传声筒，才可能进入这个造句系统。 我把这张校刊寄给家里。父亲很快回信说，只要你能多写这样的文章，家里人再苦也愿意。暑假回家，母亲笑说：“你姨她们说你会编，把话编得圆溜溜的，一家人看着都乐了。” 我在文章里写的是大姨，名叫张会仙，身材高挑，能歌善舞，能唱一口好秦腔，受地主出身拖累，没有任何施展身手的机会。一九八九年我带未婚妻探亲时，瞅着直夸“俊”，还找了一张簇新的五十元钱塞到她手里。一九九一年秋，姨夫半夜拍我家大门，说是姨不行了…姨直喊“头疼”，七手八脚抬到绛帐镇医院，就闭上了眼。 姨夫带着三个孩子苦撑着，中间和一个钟情他的妇人过了几年，又分开了。大儿子娶媳妇后分家另过，小儿子因为胳膊受伤，家穷，一直说不上媳妇；抱养的女儿恣意妄为，没了音讯。大姨夫的头发全白了。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春节里，家里冷灶冷炕。他把我带到种满中药材的地里，盘算着发财后的梦想：为小儿子盖房娶媳妇，自己再收拾一个女人，好好过日子。药材成熟的时候，比大白菜还便宜，他懒得挖出来，任凭几十亩好东西烂在地里。再后来，郁郁寡欢的他，独自躺在炕上抽烟时睡着了，引燃被褥，大火将他全身都烧焦了，肠子流了一地。 第一篇文章是用铅字排印的，所写的意思和铅字本身都已经消失了。在随笔集《在和风中假寐》付印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清理淤积于心的羞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微博为weibo.com/ftly。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李泽厚先生说：把文革简单的看作权力之争，是肤浅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权力之争，就上当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用群众运动的烟幕，掩盖权力争夺的实质。 　　很多人辩解：以当时刘少奇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根本无法对毛构成威胁。 　　这话没有错，事实上，无论是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还是刘少奇，林彪，对毛的最高权力都没有野心，甚至满怀臣子式的忠诚。刘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在觊觎党权。他所做的，只是从毛的权力羹锅里舀去一勺汤水，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文革时期所树立的近乎变态的个人崇拜。(后来毛自己也感觉无趣，拉了林彪来做伴)。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一：文革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被逼退二线。刘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复经济。这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刘所做的，只是用更灵活的方式盘活经济而已。对于毛的所谓“总路线”，刘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触犯。“三自一包”，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常识，就不难看出，这对改善民生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打倒刘，却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路线。 　　62年之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显著的，大饥荒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刘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国人的命。不过，这要了他自己的命。试想，掌握着无限权力的毛退居二线，而经济工作却起色了——对于毛来说，这就是背叛。 　　彭德怀反党了，张闻天、王稼祥反党了;刘少奇叛变了，贺龙、陶铸叛变了，最后，硕果仅存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叛变了——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莲的19岁女子给未婚夫写信，私下里疑问：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封信被告发，李九莲遭到逮捕，后被执行死刑。 　　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个问题，今天庇护文革的诸公，如何回答?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二：“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 　　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很难界定“群众”两个字，就好象很难界定“人民”两个字一样。谁是群众或人民?是不是读了书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为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当权派”? 　　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权力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人民，马上就再不是人民。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本来是人民，后来不是了，支持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当然是人民，后来也不是了，连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时候，更加没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的只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就曾经发出过反对毛的声音，很快的“军管队”进驻大学，指导革命方向了。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忠字舞，语录歌——而当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写错一个字，弄破一张领袖像，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决不是什么“群众运动”，更没有什么“四大自由”。那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纯粹的“权力运动”。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三：文革时代，政治是廉洁的。 　　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误读。毛泽东为了独擅大权，要除掉刘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纸面上的宪法挡在那里，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挡在那里。所以，毛要发动宫廷政变，只好打乱全国形势，浑水摸鱼。为此造成的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即是毛的“贪权”导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饥荒”，很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绝，而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国家;70 年代的大地震，国际社会要救援，同样被拒之门外。这样做，为的只是毛的面子，当然，宣传要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自力更生。 　　毛的这张脸，价值几千万条生命。 　　历史的真相是：且不说毛泽东自延安执政以后，私生活就极不检点。文革期间，天文数字般的领袖像、领袖像章、领袖塑像、语录碑，发行量世界第一的领袖选集、语录，疯狂的个人崇拜背后，是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但是毛最大的腐败，却是贪污了两个字：共和。 　　今天很多过来人的记忆里，文革是个单纯朴素的时代。不错，在这段岁月里，传统文化的余荫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烧，虽然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形，但是他们只集中在权力上层，还没有蔓延到社会。暴力革命的“均贫富”之后，虽然阻遏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制造出一个公平、平等的假象—— 　　而这些“革命的果实”，恰恰是被文革断送的。 　　文革中近两千万的死难者，有几个是贪污腐败分子?相反的，这一场斗争中倒下的，多是党内一些不肯随声附和的清流分子。(最典型的，当属那个梗直清廉的彭大将军)正是通过文革的一番运作，权力无限神化，最终失去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纸空文，为贪污腐败的蔓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道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认识“文革”的误区之四：文革和毛泽东是中国的特例。 　　毛式的伟大领袖，不是中国的特产;文革，也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前苏联体制在世界上的蔓延，催生出一批伟大的领袖和救星来。从斯大林到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东德的昂纳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等。 　　在最幸福的朝鲜，金氏三代人都做了人民救星。 　　在这些领袖和救星诞生的国度里，文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过。形式不同，结果却完全相同：权力最终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变成神圣高大的偶像，只可崇拜服从，不能监督约束，当然更不可替代。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决不孤单。 　　认识真正的“文革”，需要回答： 　　一段时期以来，谁在庇护文革，谁在继续神化毛泽东?90年代后，文革一度是出版、影视的禁区。而与此同时，红歌在唱，红戏在排在上演，红书在出版，红家属不断上位——这些动作，是普通民众搞出来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这一篇文字，在今天的多数网站，是要被删除的——这样的文网，是人民编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