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

　　　　欧洲历史上“密札逮捕”制度的兴衰 　　 　　　　◎沈彬 法律工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1775年12月一个月夜，巴黎街头，医生马奈特被一辆马车拦停，他被厄弗里蒙侯爵兄弟强迫出诊。因为见证这对贵族兄弟淫邪杀人的罪行，他写信举报，不幸举报信落到侯爵兄弟手中。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他的夫人多方打听其下落，却杳无音讯，2年之后抑郁而死。 　　 　　　　原来，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监狱，被关了整整18年，后来，因为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他才获释出狱。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情节；而这种秘密逮捕制度，就是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密札”制度（Lettre de cachet，直译为附有印章的信，也译成“空白逮捕令”）。 　　 　　　　这个制度来源于罗马法里“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极端的封建专制。“朕即国家”意味着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臣民可不经过必要的审判制度，就直接予以处罚。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更加危险的是，路易十四经常将密札作为赏赐，赠与自己亲信；只签国王名字，却下被捕人名字的空白，赋予了贵族随意逮捕别人的权力。 　　 　　　　贵族们也利用“密札”做一些法律不方便做的事。比如著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M ar-quis de Sade）荒淫无耻，连做修女的小姨子都不放过，严重辱没家族。他的那个有背景的丈母娘，就弄来“密札”把他投进了监狱，之后又转到了著名的巴士底狱。后来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时，萨德就在里面。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也是“密札逮捕”制度的受害者。 　　 　　　　总之，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且大批的贵族毅然参与到革命当中，因为在这个制度中，谁都没有安全感。 　　 　　　　大革命中，密札逮捕制度被制宪会议所废除，法国于1791年制订第一部《宪法》，意在严防国家滥用权力，第7、9、12、16条都涉及到限制逮捕。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否则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16条规定：即使在法律准许逮捕的情况下，将公民带至、接受或者拘留于非公开合法指定为拘留所之处者，以擅自拘留论罪。这成为现代刑事制度中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 　　 　　　　在英国，逐步废除“普通搜捕令”（gen-eral w arranty），建立现代逮捕制度，稍早于法国。虽然，当年英国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也有《人身保护法》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刑事搜捕制度，还部分延续着中世纪的野蛮。事情在1763年，因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案有了变化。威尔克斯是英国的议员，办了《苏格兰人》报批评政府，把25岁的年轻国王惹恼了。大臣哈利法克斯按当时的习惯，写了一纸“普通搜捕令”：叫御差去逮捕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请注意，这个“搜捕令”并没有明确逮捕的人名，这就等于给了御差随意抓人的权力。此前，大臣签署的这种无人名的“普通搜捕令”，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这次英国人不再忍受了，法律界一致认定“普通搜捕令”违法；之前因为诽谤政府被御差抓过的印刷商，也提起一系列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普通搜捕令制度违法。这就敲响了野蛮、随意逮捕公民制度的丧钟。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将该案作为影响英国历史的案件写入了《法律的界碑》一书。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现代逮捕制度上殊途同归：一是强调逮捕制度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对逮捕程序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只有逮捕制度，没有由警方自己决定抓人的刑事拘留；原则上，警察抓人，要先向司法官申请逮捕令，逮捕令上写明逮捕对象的名字、涉嫌罪名，绝对不允许用空白逮捕令抓人；只有对现行犯，或者行迹明鲜可疑者，可先予以逮捕，是谓“无证逮捕”，是一种例外情况。并且，由于刑案中要保障当事人的受辩护权，甚至规定警察讯问时，要保障律师的“在场权”，所以电影里有台词“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以上种种根本上杜绝了“秘密抓捕”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的历史也走过弯路。比如，纳粹德国于1933年开始执行“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个“保护”就是“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那个“卫”———抓捕、拘禁公民，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法院也无权守问。事实上，纳粹德国除把法院系统纳粹化，还在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盖世太保的政治警察制度，形成了双司法系统，便于其实施法西斯统治。 　　 　　　　1933年，时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称：可以以行政命令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民党党员搞“保护性拘留”。当年，大约有2.7万人被长期或短期移送“保护性拘留”。监禁的场所，并不是普通监狱，而是由党卫军（早期冲锋队也参与）管理的集中营。事实上，集中营中关押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犹太人，还有就是“保护性拘留”者、同性恋、酗酒者等等。这种秘密抓捕、法外施刑的制度，连当年纳粹的司法部长居特纳也看不过去，在1934年向希特勒提出要关掉集中营。希特勒回答说：“为时尚早。”纳粹德国的非法拘捕制度的最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明代东西厂和锦衣卫对官民的防范和监视 　　 　　　　◎四一 知名网友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管控）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查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只短期存在）。厂卫机构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查“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皇权统治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朝的汪直、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潜伏的“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下场；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东德的线民和秘密档案开放 　　 　　　　◎沈旭晖 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 　　 　　　　2003年，德国政府决定将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200公里，厚达21 .25亿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1/3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T heL ivesof O thers）剧本的现实基础。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秘密警察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教皇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皇，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M anfredStolpe）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皇约翰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K onradStanislaw H ejm o）2005年被揭发曾任秘密警察，监视对象正是教皇，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掌管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 ）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秘密警察为教皇捏造情妇的故事。东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世界足球先生萨默尔。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正史中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旧工厂文化村。《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集权政治下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另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肴，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为人民服务”，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的秘密警察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那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叫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988

　　作者：周树山 　　 　　 梁启超为在中国实现宪政奋斗了大半生，最后以失败告终。正统的历史言说把他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国情，失败是必然的，对他的政治评价基本是负面的。从早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到后来的共产党，这种评价一以贯之。历史已经前进了百余年，中国的宪政理想至今尚未实现，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路径艰困而充满曲折的变数，重温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仍使人感到历史前行脚步的滞缓和趔趄，一个世纪之后，似乎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同一种困境和同一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的宪政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的虚君共和和后来依靠袁、段等人的民主共和。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梁氏都是大声疾呼，积极奔走，包括为人诟病的入阁和参与修宪等实际政治活动，为他的宪政理想倾其全力，但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这些失败叠加起来，就是梁氏一生政治活动的结果。 　　 　　　　戊戌变法的历史国人耳熟能详，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及满清权贵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和既得利益发动政变而归于失败。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是非，后人的评价没有歧异，认为康、梁等人的变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富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给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梁启超逃亡国外之后，对清王朝的腐败和顽固深感失望，一度产生过革命的思想，比较同情和接近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的以民族革命相号召的“民党”，因此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在这期间，他支持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秘密的反清活动，这些活动尽管有暴力反抗的实质，打出的旗号却是“勤王”即拥护光绪皇帝（因此使主张民族革命最烈的章太炎愤而与之绝），这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矛盾性。后来，在康有为的激烈批评下，梁启超通过研究西方诸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教训和经验，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认为，西方各先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煽动和激起民族仇恨无助于立宪政治的实现。他是被清王朝迫害追杀而流亡异国的所谓“异见分子”，从个人的恩仇来说，他比任何人都仇恨这些异族的统治者、对朝廷的黑暗、腐败和顽固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切的了解。既然朝廷“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他为何还要主张君主立宪呢？在这一点上，恰恰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性。他把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分为“国体”和“政体”两部分，认为“国体”只是一种形式，而“政体”才是实质，中国需要改良的是“政体”，即实现立宪政治。这取决于两点：“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此话是梁氏在袁世凯称帝野心已彰，与袁分道扬镳时说的一段话，我认为实在是精辟之极。打倒了皇帝，统治者换了名号，换了一拨人，他叫总统还是叫什么，如果没有拥护和实行宪政的诚意，当然还要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如果有像英国那样开明的君主，主动出让权力给议会和由此产生的政府，那么即使“国体”上维护君主的名号和位置又有何不可？推翻君主，改变国体，只是更换了统治者，如果他不拥护宪政，他仍然是不叫皇帝的皇帝（自认为专制既久，威权日重，连皇帝的名号也要要，必求实至而名归，如袁世凯），甚至比君主时代更加专制和黑暗。梁启超在阐述君主立宪的主张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政体于其上，此吾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国体），天下重器也，置重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之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政体，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建设，实在应该在和平的、渐进的状态下进行，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如果德宗（光绪）不死，当是最理想的立宪之君主。宪政既行，自上而下，再洞启民智，实行公民教育，由臣民而国民，由国民而公民（梁氏后来有办公民教育学校的动议），那么，中国即可成为政治上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于国于民，皆为大幸。所谓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并不能将国家引向宪政和民主之路，这已为世界近现代史及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毋庸多议。 　　 　　　　这种主张，由于清王朝专制、腐败和顽固而引发革命，终于化为泡影。辛亥革命造成的国体更变，并没有流多少血，这是中华民族之幸。后来的正统论者认为流血太少，所以革命不彻底，才有袁世凯专制称帝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的乱象。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并不能换来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现代政体，反倒陷入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恐怖。这种恐怖的专制，比北洋军阀政府更残酷和黑暗。民国早期，任何一个总统（哪怕是贿选的曹锟）上台之后，都要先考虑修宪和恢复国会，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言论和出版、结社的自由空间很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发声的通道多且顺畅。但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我们知道的，只有血腥镇压不同声音的“白色恐怖”。袁世凯专制嘴脸暴露时，梁启超就十分痛切地说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制，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我们的民族并非不能倾听智者的声音，但是需要一个平和的理性的让人民能够从容选择的环境。当革命大潮汹涌澎湃之际，更多的是激荡回旋、泥沙俱下、大哄大闹、暴烈血腥的狂欢，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遮蔽和湮灭，代替人民选择的是站在潮头的领袖人物，直到这狂潮把他推到专制的权位上，人民失去了自由，整个民族缚上了更多的绳索。痛定思痛，更多的苦难，更残暴的恶行使人民睁开眼睛的时候，历史已在歧路上颠踬了太久太久。 　　 　　　　辛亥革命在武昌清军中几个革命党仓促起事后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迫和平逊位（和法国大革命不同，没有皇帝、皇后和皇族显贵上断头台），起码上形式上结束了延续三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现在来看，正因为它没有流更多的血，没有更残酷的暴力，它应该算一次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因为它和历代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它不是王朝的鼎革，而是新制度的诞生，它的遗产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继承。把清王朝自身衰朽没落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置而勿论，从共和制度能够迅速取代在治统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政治来说，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功不可没。不必说二十世纪初十多年来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使中国世代在帝王统治下懵懂的臣民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种制度，没有皇帝，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组成政府，通过权力制衡约束官吏，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发出声音，这已使他们由惊愕、欣喜而产生憧憬，这已经形成了共和制度的民意基础。而且，梁启超虽然身在异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政治的实践活动。远的不说，在辛亥革命前，他和国内许多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准政党组织政闻社，为革命前后宪政的运行准备了大批的人才。清政府迫于形势为行宪而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大部分骨干和精英分子都是政闻社的人，而他们实际的领袖就是梁启超。政闻社除了编辑报刊宣传宪政思想外，还开展了敦促和运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政闻社被禁后，很多社员都进了各省咨议局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咨议局最大的举动就是清末敦促速开国会的联合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就它在中国宪政史上的意义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是明末清流东林党的朝野反对派“士气”展示，它完全是一次基于宪政立场上的现代政治举动。这次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举动，彰显了议员们和专制政治决裂的决心，同时表现了宪法政治中必须抱持的清明的理性。愤怒而不超越界限，决不诉诸破坏性的暴力。梁启超在这次行动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从梁启超那里得到了很多及时的指导和舆论上的呼应。后来，清王朝的顽固和愚蠢使民意代表彻底失望，请愿的咨议局议员离京前已经站到了王朝的对立面。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已和清王朝正面较量的四川湖北等省率先独立，接着，长江中下游以及内地数省咨议局先后宣布独立，数千年王朝政治走到了尽头，共和的基础才算奠定。从本质上说，辛亥革命是立宪政治的胜利而非暴力攘夺的结果，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实践是起了根本性和决定作用的。对此，辛亥前后身在风潮中的立宪党人徐佛苏有很明确的认识，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时，说：“革命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划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政府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收获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追根究源，何以如此？“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说到底，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制度的确立就他的远因和基础来说，是梁启超多年来对宪政思想的宣传和实践的结果。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制度革命。在原有的“国体”之上培养和建立新的“政体”。亦可形象地比喻为“旧瓶装新酒”。这样，可以使国家免遭动乱，人民少受荼毒。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通过暴力攫夺的政权和领袖人物可以将民族引向宪政之路。辛亥革命之后，他有虚君共和的主张，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不接受他的主张，而袁世凯已和清王朝离心离德，并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这个主张很快归于失败。为此，他对清王朝的顽固和颟顸，饮鸩速死，自甘取亡，真是痛心疾首：“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初度。”他对满清统治者的仇恨并不比革命党稍逊分毫，但满清朝廷犹如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却不保，不如借其以为宪政的过渡。一旦宪政实行，权力归于国会，那么，专制统治者就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作恶的可能。这个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完全在于朝廷不肯交出专制的权力，没有立宪的诚意，最后激发革命。革命这头嗜血的怪兽生出的儿子成了更专制的暴君。 　　 　　　　梁启超公开的政党活动是回国后参加了共和党（后来和统一、民主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并任该党理事。但他很快就对袁世凯黑暗统治下的政党活动表示了失望，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该党的宗旨时，痛切地指出，共和党的敌人是腐败政治和乱暴政治，与这两大敌人作战，共和党力所不逮。以袁世凯为首的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而成立，虽然对这个政府无一能满意者，但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我们只能尽政党之责，对政府“严重监督”，待正式政府成立，徐图改造不良之政治。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如此，则国家之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乱暴派好像和腐败派绝不相容，其实他们的位置完全可以互换，乱暴而腐败，腐败而乱暴，两派狼狈为奸，人民更受痛苦，国事愈不可问。这些言论，申述的还是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意即在宪政政治的框架内行使政党监督之责，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的乱局。政治的改造应该走积极稳健的道路，但并非无原则，一旦有野心家企图破坏共和制度，梁启超就会不顾身家性命，与之作殊死的搏斗。他历经险阻，策动倒袁和参与反张勋复辟已载于史册，就他当时的影响和实际作用来说，对于再造共和，梁启超居功厥伟。 　　 　　　　数千年帝王专制制度完结的民国初期，旧制度的腐尸在散发臭气，共和制度运行相当艰难。梁启超参与高层政治运作，深感腐败和乱暴政治对宪政的威胁，他感到贯彻自己的宪政主张举步维艰。而且，最腐败最丑恶最无耻的的秽行在政治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没落专制的腐尸招引来的大多是蛆虫和苍蝇。梁启超感到窒息和无比的痛苦，他说自己的本性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他痛斥当时的社会为“五浊恶世”，决心激流勇退，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但是梁启超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士”了，他是一个满怀理想并一生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的退不是消极意义的“独善其身”，做一个与现实社会绝缘的“隐士”。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政治热情至死未曾消泯，他退出现实政治，是要从事社会教育，为在中国造就一个公民社会做出他的贡献。他引述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上来。退出现实政治之后，何以报国？1915年，他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改良政治，首先要改良社会：“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没有顺应时代，有民主和宪政意识的政治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社会好比土壤，政治是其上的根株，“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拄”。所以，对丑恶政治失望之后，不必颓废丧气，完全可以去从事社会事业，搞教育和文化建设。退出实际的政治操作后，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主持宪政储才馆，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以及南北各地的讲学活动等都是为了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全而多元的公民社会，为宪政在中国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一个有影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也是他所能做到的。 　　 　　　　宪政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协商和对权力的制约，在有着几千年帝王专制传统的中国，其主要特色是一旦权力在手，就要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从袁世凯到后来的蒋介石无不如此。梁启超对“乱暴”即极化政治始终怀有深切的恐惧和警惕，认为它带来的将是非人性的暴虐独裁和更严重的腐败。在他晚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取胜，他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覆灭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极大的隐忧。“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这决非中国之福，私有财产和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实行宪政。这种极化政治的表现是，摧残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做宣传费（养党人），近来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就更不用说了”。又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这种极化政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它的根子来自苏联。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请俄国人包罗廷来做顾问，梁启超认为国民党“其最大的致命伤，在不能脱离包罗廷、加伦的羁绊”，而返观俄国的现实，即可推断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所以，他断言道：“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对中国的祸乱苦难一日比一日深重，还是殷忧在心，不能自解，1927年，他的老师康有为病逝，他送上一幅挽联，其词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在他的晚年，对自己一生所抱持的宪政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已怀有非常黯然和悲观的心态了。 　　 　　　　从戊戌变法至今，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过程或许还会历经险阻，经过漫长的岁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腐败”和“乱暴”两种势力的夹缝中奋斗和成长的，它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清明的政治理性。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梁漱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人生悲剧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其后的极化政治把一切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因素全部铲除，国家权力包揽一切和极端膨胀的结果，是人的自由的完全丧失，社会空间被彻底弥缝和堵塞，梁启超当年在社会方面努力的路子已被完全堵死了。改革开放以来，专横的国家权力从很多领域渐渐退缩（尽管不情愿），社会空间日益松动，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依然非常艰难。经过一轮历史循环之后，“腐败”（反对改革，靠权力聚敛财富的权贵）和“乱暴”（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头凶恶的怪兽仍然蹲伏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转型之路仍然面临险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以雅各宾专政为代表的绝对的政治极端主义，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因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已经被消化和改造，法国人民对大革命的大一统集权主义原则制约、抵制和瓦解的过程，使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从极化政治的格局中摆脱出来。中国不是法兰西。宪政有着不同的生成土壤，但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回顾和总结前人的探索，少走歧路甚至死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所系。 　　 　　来源：《随笔》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