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

“花果山总书记”微博地址 部分被鉴定名表曝光(图)_社会_中华有才网

“花果山总书记”微博地址 部分被鉴定名表曝光(图) 日期:2011-09-16 点击:296 0   “花果山总书记”近日因在微博上收集官员的公开照片为他们戴的手表做品牌、价钱等方面的鉴定,一时在网上名声大噪。最初“花果山总书记”因为在温州动车事故的新闻照片中看到某位领导戴了块7万多元的劳力士表,后经他搜索发现该领导在不同场合曾戴过多款价值不菲的名表,之后花总为官员鉴表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网友说他是福尔摩斯和《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的混合体。不过一些官员却对他恨之入骨,一些官员朋友也纷纷来电:“你千万别写我。”    “花果山总书记”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tungwu   “花果山总书记”的鉴表知识来自他从小到大对钟表的狂热爱好和钻研。工作后,他在政商圈见识过不少名表,慢慢成为手表玩家。   他最早有鉴表这个念头,源自“7·23”温州动车事故。当时他偶然从照片中发现,一位领导戴了块7万多元的劳力士表。继续搜寻此人照片,结果令他十分震惊,这位领导在不同场合戴了多款名表,价值不菲。后来为官员鉴表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被花总鉴定过的部分名表        刚被举报的武汉副市长袁善腊(右一)。浪琴L4.709.4.72.6,公价8100元。很低调。依据:嘉岚特色表耳、表盘反光样式。        北海公安局周总的三块表。下方这块给本总造成过不少困惑—因为表盘中的白色条纹缘故,考虑到这可能是表镜自然反光,本总姑且揣测这是块豪雅的摩纳哥系列计时表。因为实在太像了……价格不具,请自行百度。右上那只,@StephenWang4 认为是劳力士黑鬼116610ln 。看来北海水很深,局长可戴着潜水。        威海市委书记王培廷,从表盘三点位看是OMEGA 新海马系列中入门级的231.10.39.61.02.001,石英机芯,淘宝报价13000。        广东省副省长佟星,SANTOS DE CARITER,看样子是W20098D6,公价43000元。        山西消防总队朱志发政委,帝舵74033-62473 10DI,公价28500元。        可能女干部都爱戴星座,这股风气早在N年前就开始蔓延了。刘委员这只应当是已停产的1292.30.00,请注意3点位的日历小窗。作为高级领导人,戴这么便宜的表(公价只三万出头)没神马好说。        儋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韩太光,浪琴经典复古L4.767.8.73.2,公价22000元。        本总说过不发星座了,但可以为女同志破例一回。吉林省质监局副局长金窗爱女士(时任辽源市副市长)。她这只女款镶钻星座表,看着像玫瑰金的1168.79.00,公价89800元,如果是黄金的1152.79.00,公价为96600元。谁说女子不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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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 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 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 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 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 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 制 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 乃至谣 言 。假如连同互联网也 予以 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 “ 自媒体 ” 发言, 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 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 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 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 “ 匪 夷所思 ” 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 “ 是否还有最基 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 的基本尊重? ”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 这一天叫 “ 头七 ” ,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 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 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 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 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 “ 轮番轰炸 ” 、对 “ 中国高铁模式 ” 的反思, 在官方看来犹如 “ 脱缰的野马 ” ,非拉回来不可了: 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 月 30 日凌晨 ,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 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 至 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 、 无奈的抱 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 “ 温州 没有奇迹 ” 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 环球时报》 等媒体的 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 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 该报此举 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 做有良知 的媒体 》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 闯红灯 ” 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 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 在微博宣告“ 禁令不是万 能的 ” ,并 骄傲地提醒 读者 :“ 看清了 , 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 , 而是 最终开印的 ” 。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 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 “ 大崩溃 ” 为题的封 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 “ 高铁利益共同体 ” 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 发生 的这一现象,被称为 “ 集体抗命 ”。 网民们在微博上为 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 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 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 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 “ 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 气 ” , “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 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 “ 勇敢 ” 致敬, 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 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 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 他们前赴后继, 为新闻自由付出了 诸多个人 代价, 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 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 “ 失灵 ” 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 在 2008 年的四川地震以及 2010 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 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 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 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 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 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 除 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 涉及第二 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 关键 因素:关于 “ 命运共同体 ” 的建构 与 认同。 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 “ 感同身受 ” 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 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 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 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 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 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 但 “ 不要带血的GDP ” 。 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 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 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 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 《 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的 社评指出, 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 ,应对公共危机显得 “ 笨拙 ” ,继而认为: “ 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 ‘ 引导 ’ 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 在 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 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 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 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 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 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 “ 新时代 ” 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 值得体味 , 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 “ 体制性拘谨 ” 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 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 “ 后互联网时代 ” —— 一个人 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 如果限 制 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 乃至谣 言 。假如连同互联网也 予以 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 “ 自媒体 ” 发言, 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 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 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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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平民总理:温家宝

                    近日,在大连召开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和企业家交流,大力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并认为实现民主,可以“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势群体得到帮助,使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番话,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温总理出生于书香世家,如果不当总理,他很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地质学家。然而,历史没那么多的“如果”。众所周知,温总理的这届政府,是最“多灾多难”的政府,从 2003 年上任伊始,就碰上“非典”,接着“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大旱”等等,没有哪一年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家停歇过。因为,在每次灾难的现场,都会有他的身影,悲伤、落寞、无助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 汶川大地震,他在现场没日没夜地指挥抢救,不顾形象地摔电话,对电话那头不愿意支援的部队怒吼“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温州动车事故,他抱病前来,亲自面对国内外媒体,痛批铁道部的不作为不救人。他没有告诉别人他做了什么,但事实上,他都在努力。在人们对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和教育政策深感痛恶的时候,他也毅然撤换掉周济。‘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总理为民间疾苦经常夜不能寐,甚至泪流满面。 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实即使作为一国总理,想要推动一项改革,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建国以来,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朱,都带着强人政治的色彩。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一言九鼎,对总书记、主席、总理的人选完全可以一人拍板,在近日频繁走近人们视线的朱镕基总理身上,也可以看到强人政治的一面。人们怀念朱镕基,是记住了朱镕基的雷厉风行、怒目金刚,对比时下的贪污腐败,只不过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对于从文革时代苟延残喘下来的后代们来说,抛弃“政府万能”的“奴化思想”,从而走向“人民自救”的“自由民主”道路,显然还需要更长的路要走。 胡温政府正是在做诸如此类的尝试,而时代的进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一言堂”作风。红色后代的兴起,瓜分了国家的利益蛋糕。原有的毛泽东一家发展到现今的五百家,每一届的利益分成,蛋糕越来越小,人却越来越多。利益攸关者的增多,意味着意见的难以统一。最大股东也只能客串主持人,最后宣布“决议”而已。何况,温家宝势单力薄。 势单力薄这个词用在堂堂一国总理之上,有些悲凉。为何说温总理“势单力薄”?你见过哪国总理说了什么话都不能够在纸媒甚至网媒上出现吗?你见过哪个国家的总理喊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却只能在国外吗?还有的网友爆料,新华网要全文发布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居然有地方政府宣传部询问说“你们发布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领导过目吗?”一个五毛就有权力决定总理的话对不对外发布,这是不是很神奇? 这不只是一国总理的悲哀,而是一国人民的悲哀!想想都让人怆然,一个总理想说的话都不能说,平民百姓怎么办?谁去保障你的权利?这不得不想起文革时代刘少奇的悲剧,国家主席拿着《宪法》都无法维护自己的尊严,死去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因此,以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对抗腐朽的体制的。他除了做些力所能及的改革,只能不断地呼吁,让社会共同为之努力。但是,社会误解了他,认为他开“空头支票”。其实,他完全可以像其他高官一样,偶尔出来溜达一下,对民生不闻不问,可能这些高官深知“做多错多”,果然,除了温总理挨骂,他们都稳如泰山。温总理深知,人民需要信心需要希望,只要人民有信心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 夹缝中的温总理,“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他想更多人达成共识,合力推动改革。在胡耀邦的历史定论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温总理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方面高规格纪念这位改革开放的坚定领导者,肯定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努力。一方面也以胡耀邦精神鞭策自己努力前进,“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再回兴义忆耀邦》)。 在中国,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般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但是,温总理却连假日都不属于自己,他需要到各地去慰问,去询问猪肉多少钱一斤?也许,他并不需要这么操劳,但是,温总理做不到不操劳。因为他不过问,民间疾苦就无人关注,他哪怕公开说一句话,都能够动员社会一起围观。 比如,当年他为农民工讨薪,随后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待遇、生活问题总算多了关注,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他接待上访民众,和网民交流,和市民打球,他去学校里视察,当场批评学校总是安排好一些学生糊弄他,让他听不到真话。他重视国务院参事室,关心知识分子。不讳言历史真相,也不回避敏感问题。他奔波于世界,不顾劳累。要知道,日夜颠倒的时差痛苦,年轻人都无法适应,但是他做到了。他每次视察,总是不断鼓励群众:“你们想想,还有什么要跟我说?”他让人民深切感觉到,总理不是高高在上的、威严得难以接近的“神”,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亲和得让你感觉不到他是总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这是他担任总理时的一番肺腑之言。温总理,也许不是最有能力的总理,但他是最真诚的、最亲民的、最努力的总理,历史终归会给他一个正面的、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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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专家:中国高铁应以保障质量为首任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专家:中国高铁应以保障质量为首任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沈泽玮 北京特派员   中国温州动车事故国务院调查组专家表示,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中国铁路发展应以保障质量为首任,不应“把高铁开通日期变成法律,而应该把工程质量变成法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昨天举办“经济每月谈”,讨论如何提高中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出席座谈会的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专家、北京交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唐涛针对中国高铁建设发表谈话时,提出上述观点。   中国国务院调查组承诺,要在9月15日前完成温州动车事故书面调查报告,争取在9月中旬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不过报告至今未出炉,因此身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国务院调查组专家之一的唐涛在座谈会发言,格外引起媒体关注。   唐涛说,有关调查报告的事他不多谈,事故调查本身无法单纯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国需要在高铁这段震动期做冷静思考。   他说,通过自主研发和系统集成创新,中国研究了适于300公里高速列车控制系统技术,并在通过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加强了生产能力和设计能力,但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高速铁路本身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距离世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发展速度太快,使得我们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中国现在的技术研究“应该承认还有相当模仿的程度”。 对标准制定 投入资金最少   以规范标准的制定为例,唐涛说,中国对标准的制定所投入的资金是最少的,“我们国家一般的标准制定三、五万块钱,还不够去出差,还不够去把别人的翻译整理过来”。   中国铁路是从1997年起进入跨越式大发展阶段,火车运行时速经过6次上调;中国高铁从2004年前的一无所有,在短短几年做到运营规模及速度世界第一,走完了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为配合中共90周年党庆,备受瞩目的京沪高铁还高调举行首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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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南方周末:领导,今天你戴什么表?

南方周末:领导,今天你戴什么表? 标签: 贪官 反腐败 ● 南方周末        一个名叫“花果山总书记”的微博最近名声大噪,他收集官员戴手表的公开照片,用专业知识为他们“鉴表”。          一块用来计时的手表,却拥有如此之复杂微妙的功能。有时,它是官员向同僚和商人展示自身权力地位的秘密武器;有时,它是官员向上级和公众标榜自己清廉正气的符号;有时,它却变成了压垮贪官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日,一个名叫“花果山总书记”的微博,因为在微博上“鉴表”,收集官员的公开照片,为他们戴的手表作品牌、价钱等方面的鉴定,一时在网上名声大噪。     被举报的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不幸成为“花果山”最近的研究对象之一。在9月1日的一条微博中,这位“70后”表迷对一张照片上袁的手表鉴定为:“浪琴L4.709.4.72.6,公价8100元。很低调。依据:嘉岚特色表耳、表盘反光样式。”     网友们都挺他,说他是福尔摩斯和《皇帝的新装》小男孩的混合体。不过一些官员却对他恨之入骨,一些官员朋友也纷纷来电:“你千万别写我。”     官员和网友对“花果山总书记”的两极态度,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隐秘现实——一块用来计时的手表,却拥有如此之复杂微妙的功能。有时,它是官员向同僚和商人展示自身权力地位的秘密武器;有时,它是官员向上级和公众标榜自己清廉正气的符号;有时,它却变成了压垮贪官的最后一根稻草。           特殊的审美口味          “花果山总书记”的鉴表知识来自他从小到大对钟表的狂热爱好和钻研。工作后,他在政商圈见识过不少名表,慢慢成为手表玩家。     他最早有鉴表这个念头,源自“7·23”温州动车事故。当时他偶然从照片发现,一位领导戴了块7万多元的劳力士表。继续搜寻此人照片,结果令他十分震惊,这位领导在多个不同场合戴了多款名表,价值不菲。     最初,他的搜索也相当简单。在Google图片中,输入“书记”、“局长”、“省长”这样的字眼,再点击“大尺寸”,图片中官员手上的各类手表,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扑面而来。     如果图片太小,他就到政府官网上搜官员的高清照片。     在鉴表中,除非百分之百确定,“花果山总书记”都会写“疑似某某款”。他认为,“还是谨慎一点好。”他希望通过仔细对比,让每一个结论都经得起考验。     鉴表难易不一。一般如特征比较明显的浪琴嘉岚,即便一个表盲,拿一个钟表目录就能认出。不过要精确到每一个具体型号,却不容易,需要搜索该官员同一时段更多照片比对细节。表盘直径难以确定的时候,“花果山总书记”会把它画在纸上,然后请朋友模拟。实在应付不了的,他会在网上向专业人士求助。     有的官员把表反过来戴,也没能逃过“花果山总书记”的火眼金睛。例如,山西某市组织部长的一张图片上,手上戴的黄金表扣上有个硕大的“Ω”,说明这是一块欧米茄表。一般来讲,表壳材质和表扣一样,“花果山总书记”判定表壳也是金色。加上一块深色的鳄鱼皮带,“花果山总书记”最终认定,这是欧米茄海马表,最便宜也得7万元。     “花果山总书记”发现,一位给贫困户送食用油的华东某市组织部部长,手上戴了一块网购价近8万的积家MASTER小三针表,足够买一列车厢的食用油。某部的一位副部长、西部某省会城市的市长,应该是卡地亚为数不多的拥趸,后者的那块卡地亚蓝气球表,公价6万元。一位曾在海关系统任职的高官,既有欧米茄、劳力士,也有低调的格拉苏蒂、伯爵,仅就公开图片中能看到的手表加在一块就值近40万。     “花果山总书记”研究发现,世界名表多如牛毛,不过中国官员最认的也就那么几款,如劳力士、欧米茄星座、浪琴嘉岚和雷达精密陶瓷等。     这些几千到十几万不等的手表有一个共同气质:亮眼。“金色,镶钻,超薄,钢面。”“花果山总书记”说,这符合一些官员的审美口味。在官员们普遍以黑白色为主的冷色系着装中,没有什么比一块金光闪闪的名表更显眼的了。“花果山总书记”调出一张南方某市官员的照片,闪光灯作用下,这款劳力士的每个时针刻度都反光,“这应该是改装过的金劳,反光说明镶了钻。”     “中国奢侈品消费,炫耀性消费占很大比重,买什么牌子,都以让别人一眼就认出来作为前提。”一位在奢侈品行业浸淫多年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西方社会,政治家戴名表是大忌,更不用说霸气外露的金表。小布什戴的是一块黑色表带的天美时表,只有50美元;美国手表Jorg Gray 6500系列不过325美元,并不算什么国际大牌,却因为它是“奥巴马戴的表”,成为西方年轻人的时尚单品。     不同于中国人喜欢金光闪闪的表链、复杂的功能,西方人追求象征简洁、低调的黑色皮带。“一些喜爱戴黑色蜥蜴表带的卡地亚的上层阶级认为,甚至有秒针也会损及戴表人的社会等级,好像他是公共汽车站负责发车和到站的职业计时员,对时间的精确性必须锱铢必较。”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说。     在中国,什么最火,官员就戴什么。上述奢侈品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官员,领带只认杰尼亚,手表只认劳力士。“官员品味很快会传染给其他官员和商人,这个品牌便会在当地迅速走红。”     就像最近几年官员出门流行穿黑夹克一样,官员们在穿着打扮上,也喜欢上行下效。官员以此证明,“我跟领导是一个品位。”“花果山总书记”说。     如同中西方不同政治文化带来的审美差异,地方或部门的开放程度、官员职位的高低,也决定了官员不同的品牌认知度。“花果山总书记”发现,当西部官员还在以拥有一块欧米茄、劳力士为时髦的时候,一些沿海的、更高级的官员已喜欢上了积家、格拉苏蒂、卡地亚这些新宠了。           一块表的复杂角色          在内部,官员的某块手表有多贵多大牌,可能并没有人会感到稀奇,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会把这块表戴出来。     “总的来说,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敢戴。”“花果山总书记”通过图片发现,某老区一位国税局长,戴了一块5万左右的欧米茄镶钻红金双色星座表。不过,“花果山总书记”跟华东某省官员有过一些接触,很少看到他们在公开场合戴表。     不公开戴,不意味家里就没有好表。一种可能是给老婆孩子戴了。“花果山总书记”研究发现,有的官员自己戴的是平价表,但是一搜他们家人的照片,发现戴的都是名表。另一种可能是,只有在一些私人场合,某些官员才会真正秀出他们的私家珍藏。     “花果山总书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一次饭局上,他曾看过某司长戴了块市价70万的百达翡丽。百达翡丽是一个常常和贵族、皇室联系在一起的顶级品牌。它的广告词是:“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你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饭局上,司长的腕表光彩照人,他本人却似乎毫不在意,在座的商人夸他很有眼光,他顺势摘下,不动声色地说:“喏,给你们看一看。”一个司局级领导,需要通过秀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吗?在场的“花果山总书记”似乎嗅出了某些信息。“官场很讲究位置和秩序。跟商人在一起时,他想说明他是老大,戴块百达翡丽,很有君临天下的范儿。”     不过,“花果山总书记”说,一旦有更高级官员在场,这些官员便会低调起来,绝不会戴比上级更好的表。例如浪琴嘉岚表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在一些地方,省长如果戴个三万的,市长就会戴个两万的,县长就会戴几千的。           “送块表算什么啊!”          “鉴表”系列在微博上推出后,他的一些官员朋友说他“没事找事”,也有网友跟帖:“你是不是活得太舒服了?”     在“花果山总书记”鉴过表的大小官员中,山东沂源国税局长于亦刚是唯一作出正面回应的。     在回应里,这块在“花果山总书记”看来公价起码49900元的欧米茄星座表,变成了2.3万元。新闻稿称,表是于亦刚6年前在法国免税店买的。他当时觉得比国内便宜五六千元,收入也尚可,就买了。     不过这一回应并未浇灭网民的质疑,一个阳光工资不过几千元的局长,表真是自己买的吗?     这些问题当然无法深究。但从一些腐败官员身上,却可以找出表的确切来历。无论是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还是广州番禺一个不起眼的街道办主任,名表已成为必备的受贿物品之一。     一个在奢侈品圈内流传的数据是,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一半以上都是商务礼品。“这在国外没有的,国外都是个人消费,或是送朋友。”上述奢侈品业内人士说。     只要一块金光闪闪的名表往官员手上一戴,手上的权力很容易条件反射般自动松绑。公开资料显示,五块总价29万的百达翡丽表,让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为太原市商业银行原行长吴元之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但在一些动辄千万的腐败大案中,名表不过是关系网的一滴润滑剂而已。例如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跟她受贿的6处房产,253个LV名牌手包,600件珠宝首饰相比,48块劳力士和欧米茄能算什么呢?     “花果山总书记”鉴表一段时间后,发现网友们的“抗药性”都加强了,现在如果鉴定一个价格低于十万的表,很难再在网上引起什么波澜,连“花果山总书记”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          作者: 记者 刘俊 实习生 房珊珊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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