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据全世界各企业和组织在 2011 年末的年终报告称，中国正出现一幅惊人的景象：挥霍无度的高端消费群体与高度节约的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购黄金、劳斯莱斯和游艇、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不像十年前婴儿出生率上升那样，现在的抢购速度是以比 2011 年同期的 20% 、 50% 甚至 80% 的巨大跳跃性增长。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购物团体。据一项调查，该调查由坐落在北京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供。调查的结果很撩人，不过也许能有助于观察中国经济的真实实力。 自从政府 2008 年尾就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推行大型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蔽性，或者可以叫做 “ 灰色 ” 经济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其发展值得关注。王小鲁认为： “ 灰色经济今年已经达到约 9.3 万亿人民币。 ” 约合 1.47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双方投资混合体，证据何来？就是 2011 年未被查处的奢侈品消费。王小鲁表示： “ 当今，看看奢侈品购买，看看这些信号，灰色收入仍旧是个严重的课题。我觉得灰色经济增长的步伐十分之快。 ” 官方报道称，中国经济 2011 年增长了 9.2% ，达到 47.16 万亿人民币。王小鲁在 2007 年和 2010 年发布了两份关于隐蔽性经济的报告，认为灰色经济活动目前比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得要迅速。当然，中国经济近 30 年间都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许多正当财富。扣除物价因素，数个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涨了约 8.4% 。王小鲁说 ： “ 然而居民平均收入并没有如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一般迅速，而隐性收入助长了奢侈品消费。 ” 政府清楚许多人民谎报收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向新闻媒体作了一份在 “ 很有趣 ” 的陈述报告，当被记者问及为何国家统计局不公布中国总体基尼指数的数据时，马建堂表示原因是统计局知道那些关于高收入者的数据是错误的，所以任何以此作统计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基尼指数是一种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度量 ( 指标 ) 。 “ 国家统计局直接采用的数据并不正确， ” 而统计局认可它的行为令王小鲁感到诧异。他在 2010 年卷入与两位国家统计局官员的公共纠纷，他们称王小鲁的灰色收入 “ 过高 ” ，不过最后证明是王小鲁在理。王小鲁轻笑： “ 统计局说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他们不是。 ” 利用忽略官方数据不计的革新调查技术手段，王小鲁预估在官方评估后的隐性收入不仅是数万亿人民币，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金字塔顶端的 10% 部分。他的结论就是：富人在隐藏他们的财富，而社会远比政府认为的要不公平得多。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自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来隐性收入扩大了多少呢？ “ 我手头没有数据，因此我不了解， ” 王小鲁如是说， “ 但近几年没发现系统性发展。目前尚不明显。 ” 他指出不止是超级富豪，也有许多人有机会瞒报收入。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 “ 寻租行为 ”( 指把时间和金钱不是花费在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上，而是花费在试图使政府改变规则上，以使自己的行业更有利可图 ) 或特殊待遇制造温床，王小鲁补充道： “ 事实上，就是贪污腐败。 ” 压力之下去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官员走上掠夺并贩卖农民土地的道路，这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王小鲁认为： “ 土地销售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地官员持续以毫无规划的方式售卖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导致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农民甚少获得与他们土地价值相近的收益。 ” 一个中国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 “ 如何精确计算富人们的财产 ” ，文章显示王小鲁表示藏钱和谎报收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些情况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则有很大区别。与依据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人民的收入差距现已接近 0.48% ，高于警戒线的 0.4% ， 0% 代表绝对平均而 1% 代表绝对不均。 王小鲁还称，然而没人确切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中国需要针对确立事实真相开始系统的政治、财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须更加透明，必须加强民众监管当权者的能力。 “ 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 总的来说，“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来就不单只在经济方面，应该也涉及政治改革。” 2011 年以来 ，央行连续释放紧缩货币措施，又是提高存准率，又是连续加息，而 12 月物价走势显然与政府愿望背道而驰。虽然菜价有所回调，但涨价的商品和服务品显然在增加，涨价的趋势很难抑制，今年， CPI 涨幅很难低于 5% 。物价上涨，穷人日子难过，虽然政府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工资，但调整幅度很难赶上物价涨幅。对绝大多数一线劳动者来说，指望收入赶上 CPI ，赶上物价轮番上涨，很难！ 2010 年度，中国大陆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4869 元，增长了 13.1% ，似乎很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34 元，同比也增长 10.5% ，超过往年。但对比大幅度上涨的房价和物价，实质性的收入水平提高仍然差一截。如果考虑到股市的低迷，股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居民购买力基本没有得到多少提高。 2011 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5875 元，增长了 13.6% ，虽然收入提高的概率很大，但能不能超过通胀率，仍然难说。针对物价全面上涨，提高城镇居民购买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包括稳定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很多省市区都提出要在 “ 十二五 ” 期间实施 “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 ，江苏、广东、山西等 10 多个省份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力保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上 GDP 增速。 保证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与 GDP 增速持平或者稍微快些，以纠正多年来中国大陆财政收入远超过劳动者收入， GDP 增速快于劳动者收入增速的 “ 反剪刀差 ” 的怪现象，的确是当务之急，但能不能做到，疑问很大。而在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提出确保劳动者收入 5 年之内翻番，很可能是 “ 画饼充饥 ” ，更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首先是大幅度、大面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资金来源基本不存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收入近年来的确获得了大幅度增长，但增长的企业只占全部企业的 30% ，比如 2011 年国企利润增长幅度高达 49% 。但就是因为国企挣得太多，民企、服务性企业利润率才很低，很多依赖出口的加工企业今年基本没有什么利润。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的确可以提高工资，但要保证大面积提高劳动者收入，必须指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有利润结余。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激烈的企业做不到。 另外，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初衷，主要是想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但低收入群体往往集中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激烈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劳动者众多，即使一些企业有钱涨工资，也很难令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真正提高；相反，很可能因为刺激物价而使更多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 2011 年农民工工资涨幅较大，但这些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之后，对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涨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还把没有涨工资的劳动者收入降低了不少。 现在的现实是，垄断性企业有钱涨工资，赞成收入倍增计划，但非垄断性企业没有钱涨工资，不赞成收入倍增计划。因此，光提收入倍增计划，很可能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继续增加，低收入群体虽然也可能涨一点，但远远赶不上物价， “ 倍增 ” 的最终结果将是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如靠国家出钱解决低收入群体的 “ 收入倍增计划 ” ，别说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想一想近些年来房价为什么暴涨，物价为什么跳涨，就会明白：国家拿钱，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给大家涨工资，都会刺激物价进一步上涨。国家的钱，其实是虚的，拿多少出来都得靠印钞票，而印钞票的唯一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因此，能保证居民收入与 GDP 同步增长就不错了。能保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速快于垄断性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速更是要务，至于收入翻番，那是幻梦。 当然，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质性收入，国家有很多可以立即见效的事情能做：严厉审查高收入群体的 “ 灰色收入 ” ，限制官员的 “ 签单权 ” 是政府分分钟就可以做到的，能够让高档饭店的客人少一半，让绝大多数高消费场所都必须开出真实发票，让官员下班后不能动用公车，物价水平立即会大幅度下降，老百姓的购买力自然得到提高；而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门槛，也可以立即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得到增长。这些措施比直接涨工资要现实得多。当然，能够少发几只新股，让股市得到休养生息，让更多的中小股民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因此，要想让低收入群体得到实惠，不需要拿收入倍增计划忽悠人。如同调控房价，控制物价一样，做一两件能够触动利益集团神经的事情，立即可以见效。解决穷人最关心的问题，关键点不在收入倍增计划，而在抗通胀，做实事。 早在两年前，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为 55 倍，大大高于官方公布水平。这还是王小鲁在其《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中透露的。当时他就指出，中国官方关于居民平均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明显失真，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认为，这是因为对高收入户进行收入调查并取得真实数据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由于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等人于 2009 年开展城镇居民真实收入支出的调查研究，并将研究推算的收入与官方的统计收入进行比对，发现在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方面，差异不太大；但从中等收入往上，官方的统计与研究小组的推算的差距逐渐拉大，差距最大的是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最高收入级别。他表示，官方 2008 年的资料显示最高收入的 10% 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 4.4 万元，然而他们以模型分析法推算的合理数据应是 13.9 万元，与实际调查结果一致，为官方统计的 3.2 倍。该报告通过在 2005 年－ 2006 年对中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的家庭收支调查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最高收入居民（约 1900 万户， 5000 万人） 200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7 万元，相当于官方公布数据（不到 2.9 万元）的 3 倍多。其它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 4.4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 GDP 的 24 ％。报告发现，统计收入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表明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中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约为 31 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 9 倍。城乡合计，全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 55 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推算的 21 倍。报告表示 , 由于数据不充分，还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 0.45 的水平。 为何统计收入与王小鲁推算收入差异如此之大？他指出，这些未能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的收入可以称为 “ 隐性收入 ” 。由于官方难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资料，因而产生统计落差，不过这并非正常的统计遗漏，称为 “ 灰色收入 ” 更贴切。 王小鲁表示， “ 灰色收入 ” 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据分析显示，这笔收入数额巨大且高度极中在高收入家庭，说明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这也正说明政府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和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严重挑战中国未来前途。 旅居法国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蔡崇国就中国大陆人均收入差距问题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反映出来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完备。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畸形的，就是国家的垄断，就是银行业，电力行业等等，他们的工资高，其实很多就是国家的保护、国家的垄断，也没有透明度。” 报告显示，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政府财政资金通过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资金使用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官员寻租图利行为。第四，土地收益的流失造成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第五，垄断行业收入。 2005 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 833 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 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 1.07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5 ％，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 9200 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旅美经济学这程晓农认为，不同行业的收入有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在任何国家，从事比较高科技的行业的职工工资，因为他们的工作难度，技术要求和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远远高于那些低技能和简单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高并不奇怪。但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可能政府公务员的各种工资以外的收入更高，国家统计局统计收入时候的一个有意的疏漏。”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的经济跟银河系有些类似：我们不停发现中国人民的财富比我们原想象的要大，跟想象的可能有数万亿的出入，而且许多都隐藏在人民的视野后。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社会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2012年01月29日 09:50:48 　　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本报评论员 张曙光   　　   　　   　　   　　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次推动了陷入泥潭的改革战车，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断续前进。如今重读这些讲话，依然能够感受到邓小平同志那种令人钦佩的气魄、睿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巡讲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20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现居世界第二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2010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而要走共同富余道路，就要深化改革：一是改变日益僵化的观念，二是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   　　   　　转变观念，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物质匮乏年代，主要矛盾是解决“有没有”。所以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非常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不突出的问题现在突出了。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从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成为现在差距较大的国家。次要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二是如何理解“发展”。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而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彻底转变为了“政绩”的发展，得不偿失的发展。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拆迁纠纷成社会主要不稳定因素。我们在讲“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讲讲发展的代价了。   　　   　　三是反对新的形式主义。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遗憾的是近年来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一些部门领导只是喊口号，造概念，定指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干部选拔除了年龄就是学历，看不到干部的品德和能力;一些“政绩”就是一些印在纸上的数字指标，偏离了人们的切身感受。形式主义已经成了慵政、懒政、蠢政的挡箭牌。   　　   　　而利益调整则更是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难题。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提了很多年但效果不大，除了观念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利益难协调。   　　   　　金融危机后，我国强调要起动消费内需。但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年来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消费率(消费占G D P比重)从1978年62 .1%，下降到2009年的48%。而同期投资率(投资占G D P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9年的47.7%。而要提高消费率就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国1995年——— 2009年十五年间人均G D P增长了9.4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6.1倍，相差3.3倍。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占G D P比重逐年下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正常社会中，除了政府的税收外，社会财富分配一是按资本所得，二是按劳动所得。但在我国由于制度的不健全，除了资本和劳动参与财富分配外，还有权力参与。这就使本来就畸型的分配机制更加不正常。   　　   　　据学者王小鲁统计：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收入统计未包括的“隐性收入”至少为9.3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5.4万亿元可以称为“灰色收入”。而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无怪乎一方面是中国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侈奢品消费国;另一方面是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稍有波动，民众则惊呼“伤不起”，以至水、电、气等基础价格长期无法理顺。   　　   　　而进一步分析，畸形的消费市场是由于畸形的财富分配机制，而畸形的分配机制则与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在行政主导下，经济增长形成了以土地开发、房地产、基建项目、城市规划、各种行政审批、以行政权力为背景形成行业垄断等发展方式。在投资拉动模式下，从工程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投标;再到承包、层层分包、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结算，每个环节都有“租”可寻。动辄几亿、几十亿、几百上千亿元的项目，只要掌权者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分一杯羹，便可陡然而富。这既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和劳动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权力的收益。   　　   　　虽然近年来中央反腐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行政部门不可能“挥刀自宫”，从制度上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贪官”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全国有几十任交通厅（局）长落马。人们总结其教训就是：钱太多，缺监管。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如果还是老思路发展，不仅环境、资源很难支撑，现有矛盾将更加尖锐。只有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怎样看待中国企业家的进步性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