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

2012年03月24日 09:10:03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张鸣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 24 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 18 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 18 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 18 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解放军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观察 —-龙腾虎跃正当时 作者：水沟楞 来源：《阳光》2012年第5期 来源日期：2012-3-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0:55:32 阅读量：405次 　　换届选举年,人事最敏感。就在中外人士密切关注中国内地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之际，人民解放军悄然进行了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变动，新提升调整的军以上高级军官，借助龙年新春看望部队、走访地方政府之际，相继在军地媒体“上榜”、“曝光”，引起了军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海军东海舰队政委岑旭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徐建中任海军副政委，广洲军区空军参谋长庄可柱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朱清益，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宋琨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贾延明，升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第二炮兵副参谋长高津接替陆福恩升任第二炮兵参谋长，北京军区辖属的第三十八集团军长王西欣升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以至有关人士率先从国防部网站上发现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已被免去现任职务后，又给各界人士观察解放军高级将领管理提供了一个窗口和想象空间。北京独立军情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次调整严格执行《现役军官法》对高级军官任职、交流、免职、退休的相关规定，多是正常的新老更替，但通过新任职高级军官绝大多数是异地交流、被免职的似有前兆的特点，可以看出此轮军以上军官调整既考虑能力实绩，又注重以德为先；既考虑工作环境，又兼顾交流培养干部，显见中央军委和各大单位党委用人的核心理念仍是贯彻德才兼备、“五湖四海”方针；从全局部署俯视，既能从新提升的军职以上高级军官身上看到军委赋于的重任，凝聚成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科学发展的新动力，并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营造出稳定、和谐的氛围，又能看出高级将领成长培养的端倪。 　　“上上下下”的结果更好 　　这里说的“上上下下”，指的是机关到部队、部队回机关、机关再到部队的“回锅式”交流。这在空军体现的更为明显，上上下下式交流已成常态。新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南京空军政委宋琨的经历可谓典型。1970年12月参军的宋琨，曾任北空辖属的原空17师、空六军政治部干事，后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调空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厅机要局任处长、局长，1997年12月升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2001年12月调任上海基地政治委员（副军职），2002年12升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宋琨德才突出，工作踏实，任职经历和时间在空军及全军范围内也屈指可数，这次荣升新职也是众望所归。新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空军司令员的庄可柱，走的也是一条纵向交流、横向提升的轨迹。庄1955年2月出生，1974年3月参军，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1996年12月任成都空军辖属的昆明基地参谋长、司令员，2004年7月任空军参谋长助理，2005年1月任兰州空军参谋长，2010年7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这次交流提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空军司令员，可谓“回锅式”交流提升的典型代表。这次大范围交流的军官还有，沈阳空军副参谋长许志良调任大连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装备部长袁强升任空军装备部长，南京空军辖属的空三师师长常丁求升任空军参谋长助理，济南空军装备部长王洪国调任北空装备部长，空军司令部地面防空兵部长潘国海升任兰州空军副参谋长，广州空军辖属的空二师政委李峰升任兰州空军辖属的乌鲁木齐基地政委，兰州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金心华调任空军试验训练基地政委，广州空军副参谋长刘国胜调任南宁基地司令员，兰州空军辖属的乌鲁木齐基地政委钟卫国调任广州空军辖属的南宁基地政委，南宁基地司令员刘春明调任武汉基地司令员，空降兵十五军副政委康子中调任武汉基地政委，北京空军辖属的导弹六师政委蔡立山升任广州空军辖属的空降兵第15军副政委等。军情分析人士认为，上下交流、异地交流提升军职高级干部，既能积累高级干部的领导经验，熟悉其它战区工作特点，又能防止在用人上形成“圈子”、“山头”，还能为新提升干部提供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可谓“一举多得”。培养式交流已成为解放军选拔高级将领的制度性安排，也是许多胸怀大志的高级军官在任职方向上的最优选择。 　　“能文能武”的安排最巧 　　在这方面，国防大学新任副校长王西欣的使用最有观察意义。王西欣1954年2月出生， 1974年12月入伍，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曾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在西藏部队代职。1999年12月任成都军区149师师长。2002年就读俄罗斯总参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研修班，后任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参谋长、军长，2007年6月调任北京军区辖属的全军著名的第38集团军军长。观察家认为，王在全军军职干部中出名较早，曾被誉为懂军事、懂科技、对信息化作战理解深刻的解放军新一代将领的代表人物，解放军报也在一版头条报道过其事迹。王在两个战区任军长已有近六年时间，这次军委通过安排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任海泉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为王西欣腾出提升位置，既是对军事改革创新先进人物的信任，也是对有争议的军事人才的保留，还可为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充实领导力量，具有积极的典型示范意义。新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的余爱水，在空军军职干部中学历最高且有特殊影响。余曾任基层部队指导员、教导员，先后在沈空、空军政治机关任副处长、副部长，依靠在职自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专著《军事与经济互动论》获全军首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专家认为是一部集战略性、创新性、思想性、前瞻性于一体的开拓性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余率先提出的“隐形战争”理论受到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他先后被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总参工程兵工程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军情分析人士指出，余爱水从西北大漠的空军试验训练基地调担任京畿要地防空的北京军区空军任政治部主任，显然是授予重任，表明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文化和专业结构正在加快改善。其它调整如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王家胜升任总装副政委，第二炮兵参谋长陆福恩调任二炮副司令员，第29基地总工程师邓小刚升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济南军区装备部长王军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参情报部副部长陈友谊升任该部部长，后勤工程学院副院长方振东升任该院院长，军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张龙升任该院院长，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院长张多林调任该大学副校长，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长许林平调任第38集团军军长，第65集团军参谋长刘振立升任该集团军军长，则是中央军委和各大单位党委根据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本人自身条件和下一步调整方向作出的妥善决策，安排恰当，变动稳妥，方法也是周到巧妙的。 　　“以德为先”不可或缺 　　注重个人政治素质，配强政治工作领导，也是本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悉，在这次调整前，军委和总政冶部、军委纪委强化了对调整对象的政治考核，突出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广泛征求意见，以求防止“带病提升”和“强行提拔”，新提升的高级将领强中选优，政治上可靠。如第二炮兵工程大学新任政委马力少将，长期从事政治领导工作，历任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基地政治部主任和308工程指挥部政委，可以说在二炮部队主要政治工作岗位都做过领导工作。2009年3月升任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政委后，积极适应院校政治工作特点，在培养高素质教员队伍和加强学员思想教育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学院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体制编制调整的考验，这次在学校落实新编制等级中荣任新职，也是对其能力素质的充分肯定。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的孙健大校，长期在总政治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敏锐，政治理论功底扎实，2009年12月接替黄齐国任总政治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中心主任后，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积极创新宣传形式，在军事广播宣传中作出了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其它如天津警备区政委王海儒调任北京军区联勤部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廖可铎调任天津警备区政委、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吕民松升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黄善春升任该军区政委，军械工程学院副政委（正师职）陈少华升任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部主任（副军职）等，都是经过多次考核、反复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按任免程序集体讨论决定的。军情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高级军官担任后勤保障机关、院校、省军区政治主官后，有利于从政治上把握机关、院校和省军区的稳定，及时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政治观点对教学员的影响，抵御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对干部个人的侵蚀，有效落实军委确保机关部队和军事院校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安全的要求。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部队的特殊体制,对高级军官的监督仅靠上级党委或主要首长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个别单位和部门屡出案件，高级军官“前腐后继”连续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从权力制衡、权利分散和使用前严肃考核、发生问题严格追究责任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这也是中央和军委高层必须高度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薄熙来2012年2月2日讲话 作者：薄熙来 来源：猫眼看人 来源日期：2012-3-1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1:29:11 阅读量：4897次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特别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 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 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 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 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 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改革由“跟跑”到多项“领跑”，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改革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 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我们还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带动 农民增收200多亿元；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改革领域的一系列 重大突破，为山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方面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如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等，要继续深化、完善，还 要在医疗、教育、财税、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咱重庆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各区县、 各部门都要开动脑筋，拿出一两项有创意、有价值的改革举措。把各个区县的创意拢一块儿，就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 　　薄熙来说，重庆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近几年，我们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 备制造、化医、材料、能源和轻纺7大支柱产业，改变了过去汽车摩托车“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市属国有资产从5850亿快速增至1.5万亿，仅次于京津 沪。民营经济总量从2385亿增加到5000多亿，翻了1番多。国进民也进，在快速和优质增长中，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使发展更有后劲、更有活力，我们也更 有底气。 　　 　　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 　　薄熙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作出 “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 导同志，均十分关心重庆，给予很多鼓励、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都多次来渝，给予很多关心和宝贵的支持。国 家各部委也倾力相助，与重庆签署了74个部市合作协议。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如一场“接力赛”。直辖以来，德邻、国强、镇东、汪洋4位书记，海清、叙定、鸿举3位市长，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干下来，为重庆发展“费尽移山心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历任老领导的辛勤工作，尤其离不开直辖以来历任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 年来，市政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勤奋务实，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面贯彻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成效显着。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 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组、宣、纪、统及各部门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驻渝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工青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发挥各自优势， 助推中心工作。40个区县有如40只“小老虎”，虎虎有生气，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抓改革、促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惠及 了千家万户，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安居乐业。咱山城人民肯吃苦、能干事，只要按科学发展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会更好！ 　　 　　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薄熙来说，重庆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走了民生导向之路。这几年，市委开了8次全委会，每次都关乎民生，特别是三届四次、七次、九次全会专题研究民 生，提出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牵引改革、促进发展。回过头来看，走民生 导向之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路越宽，心里很踏实。 　　 　　薄熙来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 同志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富 裕、共同繁荣。”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造福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民生导向，改善和 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除此而外，不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 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是为民生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倍感方向明、干劲足、办 法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坚持民生导向，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发展的原动力。如果群众看着领导干部不干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 财，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反之，当干部群众看到领导干部从早忙到晚，周末也想着工作，全力以赴地干，发自内心地改善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就会产生强 烈的共鸣，就会想，这个党，这个政府真为我们着想啊！这样，就会在全市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自然就会大有成效。 　　 　　薄熙来说，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看，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怎样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围绕民生抓发展，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了，生产力自然就会大发 展。反之，如果劳动者辛辛苦苦地干，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年复一年，生产积极性必然受挫，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发展就失去了原动力。 　　 　　薄熙来说，有些人认为，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但并未看到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总要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百姓的生活啊。这看似有 理，其实行不通。你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啊？说到底，还得靠百姓，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还得靠改善民生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的。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定要等到发展起来再研究分配、改善民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 高歌勐进，经济能实现跨越发展，就是因为坚持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比如为中低收入者盖公租房，发展微型企业，每年市级预算用于直接民生的支出比重在 50％以上，百姓普遍受惠，当然就能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薄熙来说，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的消费 往往被忽略。不少地方重投资，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而实际上，消费也很重要，搞好了，就有了内需；市场也随之活跃，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 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穷人想消费却没钱，从而导致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产能过剩， 企业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哪个地方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薄熙来说，正在西方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起来，欧美的经济产出已经不小了，但只靠那少数的富人去消费，就是可劲儿吃，可劲儿花，也终究是有限的；广大百姓有需求，渴望改善生活，却没有财力；最终是市场萧条，大量企业停工或破产，酿成经济危机。 　　 　　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民生，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通过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一是促进了消费，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两翼万元增收”、发展微型企业、地票交易，累 计拉动消费4000多亿元。二是增加了就业，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新增就业岗位550万个。三是拉动投资，“五个重庆”累计投入1.3万亿，“民生 10条”累计投入3000亿，“共富12条”还将投入1.1万亿,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打基础、练内功、利长远之举，重庆地处内 陆，有可能成为内陆的消费高地，从而提高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长远发展。 　　 　　通过民生导向，还可以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节能环保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四是促进社会和谐，降低维稳成本，最终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咱重庆的同志，正在进行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探索，一是我国西部能不能成为开放的前沿？二是共富之路能不能走通？能否实现“经发” 与“共富”的双赢？第一个探索，我们正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建成一个能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引进来”、还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开放高地。改革开放 30多年了，过去的开放高地都在沿海，一提西部，人们往往想到山高路远，“扶贫帮困”。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 海各省市发挥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多个开放高地，这对于深化全国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而重庆 正在进行的探索，给了中国经济界很多积极的信息。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应当成为西部一个开放的高地。 　　 　　薄熙来说，第二个探索，民生导向拉动经济发展之路能否走通？在经济快速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状态和理想境界,古今中外还没有过。西 方经济发达，但是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圆满了，就不仅是对 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不是只有欧美模式才能把经济搞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照样行，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实现 了共同富裕，就是一条科学、正义的发展之路，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对人类也是个有益的贡献。 　　 　　薄熙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论述，概括地讲，就是共同富裕。尽管这条路还没有先例可循，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 咱重庆这些年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探索，一方面经济加快发展，一方面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就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尽管道路曲折，可能会有阶段性反复，但只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把“民生10条”、“共富12条”件件落实到位， 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说，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要认真领会并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民生10条”件件落实到位，把“共富12条”全面铺开，一项一项抓好，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最后强调了岁末年初的几项工作。一是关心关爱群众。各级各部门要更加关心百姓冷暖，落实好“三项制度”，勤走结对的“穷亲戚”。不能大而化之，要把 好事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二是稳定安全。元旦、春节将至，要特别注意建筑工地、烟花爆竹、地质灾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安全，严加防范，慎之又 慎。三是清廉过年。要追求高雅、文明的过节方式，过好“廉”关。 　　 　　“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发展快中见好，经济增速上升到全国第一位，五大经济指标增速也位居全国第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源自于五方面的工作推动 　　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专门通过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强调要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要打造共同富裕的城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可操作的规划。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五大目标：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30％，提至50％以上； 　　二是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房覆盖之下，让更多的人从“房奴”中解放出来； 　　三是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 　　四是以政府补贴方式新建15万个微型企业，以创业推致富； 　　五是让千万农民成“有地市民”和有产阶层。到“十二五”末，重庆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缩小为0.3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现在的3.3:1缩小到2.5:1。 　　 　　重庆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地大力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很有现实针对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强调：“即 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突破4000美元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共同富裕显得尤其紧迫。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4000美元是社会矛盾比较凸显的时期，特别是贫富悬殊所引发的“仇富”情绪可能会酿成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国际共认标准，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应控制在0.3至0.4之间。超过0.4，社会利益矛盾会明显增多。 　　 　　目前欧美与日本的基尼系数普遍控制在0.24至0.36之间，而据专家研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可见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 口与节骨眼上，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勇敢闯关。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积累，中国也已基本具备了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但应看到，大多数群众仍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如果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显然社会 就难有和谐，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会戛然止步。正是基于对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忧患，重庆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很睿智，具有风向标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做法也可供借鉴。首先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做蛋糕很重要，是前提与基础，蛋糕做大了才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分 好蛋糕也很重要，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才能激发群众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蛋糕也才能越做越大。二者应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目前国家财政的 蛋糕已经很大了，打造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应提高国民收入所占蛋糕之比例，尤其公共财政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众倾斜。 　　 　　其次是教育、动员、引导富人多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人，但强调先富帮后富，富人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 的。在发达国家，富豪们普遍奉行这样的人生信条：“守着金钱财富去死是可耻的”。所以，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比较之下，淡漠公益是中国许多富人的道德短板，亟待修补。如果富人们普遍热心公益事业，对缩小基尼系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震惊：薄熙来对西方国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薄熙来说，人生在世，转眼就到退休。青年人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多读些经典，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习惯性地上网、看电视，不加选择地去看书报杂志，虽然也能接受不少信息，其价值含量是有限的，而一般信息是不能代替经典的。 　　 　　薄熙来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一定要抓住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多读经典，广泛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毛主席青年时代 在长沙，常常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独立寒秋”，静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大事；同时又废寝忘食，博览古今中外典籍，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 功底。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在延安也静下心来，就着窑洞的灯火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堪称读经典、写经典、用经典的典范。 　　 　　薄熙来说，读经典一定要选好书。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名着、唐诗宋词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马恩着作，博大精深，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我 国领袖的文选，也是深入浅出，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精彩。这些书要好好读，反复读，有些段落还要背下来，随时可用，受益无穷。一些人提倡包容性、多样化，但 再包容、再多样，也不能没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主干挺拔才能根深叶茂。 　　 　　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薄熙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 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并不可能靠自我完善加以修补，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将导致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薄熙来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共同富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更是跃马扬 鞭，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共产党是有本领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最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说教，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是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讲，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鲜明地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前不久，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共富12条”，就是 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措施条条实打实，沉甸甸，我们一定要埋头苦干，将其全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能够真正把基尼系数降 下来，把区域差别缩小，那咱重庆就是对全国发展的大局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搞改革开放，诚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 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那种社会从历史、从宏观来讲，走到一定程度都是撑不下去的。只有社会主义始终追求共同富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全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有后劲，未来不可限量。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植根于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思维理念上，都可提炼出地 久天长的精华，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话感人至深，影响古今，魅力无穷。继承这些思想文化，我们就有力量和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既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善于创新，敢想敢干，敢作敢为。 　　 　　薄熙来说，这些年，市委、市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但也有些议论。比如“打黑”、“唱红”，又如“共富12条”，总有些说三道四的。我的想 法是，只要于民有利，我们就要旗帜鲜明，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现在有些干部，倾向于回避矛盾，还喜欢说“和气是福”，主张 “少招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今天我们也要为人民拿出追求真理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识。希望我们 高校的老师、同学坚定不移跟党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全市人民一道，迎接挑战，努力拼搏，把我们钟爱的重庆建设好。 　　 　　重庆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 　　薄熙来说，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府艰苦创业，为重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年，我们在抓“唱红打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经济建设也没有停步，取得了新的进步：GDP增速连续3年保持15％以上，去年达到17％；财政收入去年增加49％；利用外资由2007年10亿 美元升至去年的60亿，今年可达80亿；对外投资还实现了50亿美元。我看重庆人很能干，且还有潜力！现在我们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 路；政府正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内陆开放高地和两江新区的建设也已全面展开。这些实践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我们期望高校的师生能充分了解重庆的变化，并努力融入到这个令人心动的发展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