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官媒经常夸耀两个数字：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二， GDP增速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已成为尤其是许多官员与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对其解读，需全面和理性。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经济算不上什么奇迹，因为历史上中国经济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也位居前列。如1820年大清帝国GDP占世界GDP的28.7%;1900年仍占世界GDP的11%。即使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而事实上晚清和民国都属世界弱国。故GDP即使世界第一，也一定是大国强国的标志。 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以下择要述之，以窥斑见豹。 一、粗放模式 1、资源消耗惊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消耗了世界47.7%水泥(10.5亿吨)、39.6%原煤(21.4亿吨)、31.8%粗钢(3.5亿吨)、24.4%氧化铝(1561万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资源破坏惊人：①土地大量流失，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②矿产资源掠夺性开采。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③水资源短缺。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 3、环境污染惊人：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吨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癌症村正接连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潘岳：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为了“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而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潘岳：环保经济新政箭在弦上)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瓦茨经过在中国7年的访问，撰写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旅行日志“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2010年11月11号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演讲说：“工厂主与当地官员的腐败关系，这是污染无法制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政府，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让老百姓单个人去面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是很难的。”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二、“卖地”支撑 中国的财富增长，基本不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而主要是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中国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杨于泽在“圈地运动制造了高增长的假象”一文(2010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中，则把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发展模式简化为：政府征地拆迁—房地产大开发—经济高增长，经济高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圈地运动，形成由圈地到增长、再由增长到圈地的恶性循环。 2010年1月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卖地”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2010年3月8日，政协委员梁季阳的大会发言多次获得热烈掌声，因为他点破了许多人不敢说的事实：“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他引用上述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强调“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其实，高房价岂止支持着地方财政?打破土地垄断谈何容易。 　 　三、廉价劳力 即低人权低福利的劳工代价。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中国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排在世界第158位，甚至非洲有32个国家的工人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刘植荣：我们的钱被谁拿走了?) 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不到世界平均值15%，而且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资中筠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罢工，工人一罢工资本家就得让步。而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最恨中国，因为资本家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低人权优势“竞争力”能持续吗? 四、贫富悬殊 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对权力束缚的抗争，创造了巨大财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过：“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但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呢? 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据中新网报道，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只有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倒数第4位。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泰国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就连这17%的费用也没用在多数人身上，中国社科院有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新快报》2006年6月10日报导)。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如果真的关心百姓治病难问题，拿出“三公”消费的1/6就够了。 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从绝对数字看，日本学费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每人每年8930英镑，按1英镑对人民币12.34元汇率计算，相当人民币11万元。但比较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应充分考虑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则超过3.1万美元。考虑到日本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GDP即使世界第一，能理直气壮地唱什么优越性吗? 那么，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全国政协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9日)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新华社2010年05月21日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五，食品毒害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 早在2008年，温家宝就提出：“政府下一步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抓食品安全，我不相信中国在一、两年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年过去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仍触目惊心，从有毒豆芽、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再到毒米粉等，对民众日常食品毒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民日报也发文提到，现在每个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有网络民谣，汇集了一日三餐可能触及的毒食品：“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牛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滷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喝点甲醇勾兑酒，吃个染色馒头，然后躺在甲醛四散的床上，盖上黑心棉棉被，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 认识经济“奇迹”背后的祸患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而不至发昏，督促我们思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中国的真正出路。 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结症在政治制度。 2009年5月吴敬琏发表《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即吴敬琏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2010年10月《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一文，他们也强调：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所以，改革只能是政治的，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民主、自由和法制作后盾，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会沦为权力集团捞取私利的手段。 2009,11辛格总理在华府发表演讲，其中提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辛格这番话，值得经济学者和每个中国人深思。

盛洪：美还是性？ 标签： 艺术的边界 ● 盛洪 （ 进入专栏 ） （开场白）非常欢迎大家光临天则研究所，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个问题是一个探讨边界的问题，是一个确定人们自由空间的边界的问题。探讨边界总是比较困难、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我想任何社会都是一样。比如在美国社会，有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只是规定了表达自由的原则。但是边界在哪儿，需要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去探讨、去界定。所以在中国也是一样。艺术表现的边界在哪儿？它的空间是什么？在中国也是需要通过一个一个案例最后探讨这个边界在哪儿。如果这个案例是一个非常清楚地、黑白鲜明的案例就不需要我们探讨了，正好它在边界附近，它的性质有很多争议，界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请各位高手来探讨。 我们的探讨不同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看法往往要依据一些学理、法理和哲学，任何一个法官头脑中的法理也依据这个社会所提供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会非常有幸来探讨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有可能通过一些讨论得出一些有关艺术表达自由的边界的一些基本原则。 我期待着这个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谢谢大家！ （发言）我是经济学家，不太懂艺术、法律，可能我的角度对大家也是一个补充。外行和内行之间可以互动，也希望我的非规范的想法对各位有所参考。 首先，想讲讲我对艺术的理解。当然，一般来说，艺术追求美，有直接的，也包括很多间接的美，比如对丑的批判，让大家对丑反感。就内在的内容来说，美和自然法是非常相近的，美的东西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延续、和谐、整合。爱情是美，是因为它能促进个体之间组成一个小的单位，即家庭或婚姻，使得生命得到延续。实际上爱情背后是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很功利，但是美和社会功利是一致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艺术是鼓吹人类的丑恶，如仇恨和分裂，生命是不能延续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性交是否值得歌颂呢？很简单，如果爱情在延续生命的意义上是美的，就不能否定性交，它也有延续生命的作用，并且形式上也可能是美的。当然，正如不是所有的两性关系都是爱情，不是所有的性交都是美的。 另一方面，自然法是什么样的？两个猴子性交是不对的吗？其他猴子都在围观，并没有造成对猴子的社会秩序的损坏。我猜想，人类确实不太一样。由于人类的智慧使人确实有超出其他物种的能力，使得他们获得的食物，或者是物质的供给超出了其它的物种，所以人类的性需求远远超出了其它物种。所有的动物都是裸体的，人类为什么穿衣服？大家想，穿衣服是怕冷吗？不是。穿衣服是为了降低人的性冲动。为什么？因为过度的性冲动是不好的，也就是说性交是好的，但是过度的性交叫做“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出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需要两者之间的忠诚，有性交的界定，不能乱交。乱交就是“乱”。所以“淫乱”是被限制的。人要穿衣服，人不能公开去性交，肯定会减少乱交，使婚姻或家庭能够稳定，这种界定使得人得以延续。关于性的限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自然法。但边界不是很清楚。从这个方面来讲确实有不同于自然法的人为法律，社会的秩序，它比自然法要低一点，自由的范围要窄一些。 现在问题是，艺术的边界与人为法律的边界冲突了怎么办？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方面是找到一个最佳点，就是一个很好的边界。什么意思呢？我们肯定认为，如果某种艺术行为出现了，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但是反过来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某种艺术行为因为法律过于严苛，而不发生会怎么样？如果它是艺术、是美的话，社会就会遭受损失，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艺术或美的享受。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度。 什么是恰当的度？我也是猜想。我觉得由于有人类社会的这样一种秩序，由于避免过度的性交，避免乱伦，避免家庭、婚姻关系的破坏，有这样一些人为秩序需要维护。正因为需要维护，反过来破坏这种秩序的一些行为反而会带来一些轰动和关注。首先是商业的，如色情的，或淫秽的印刷品或影视产品，这些物品是可以卖钱的，实际上不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才能，只要有裸体、有性交就可以卖钱的，但这是不恰当的。而人类社会，如孔子所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好色是人的本性、本能，是人的弱点，是没办法克服的。从艺术家来讲，是需要吸引眼球的，他也可能有不当的取向。就可能因为艺术的才华无法与别人竞争，就可能走一个捷径，就是在所谓的艺术作品中放一些色情的材料，弥补自己艺术才华的不足，利用人的弱点，显得比真正的艺术家更成功，即更能赚钱。 怎样发现恰当的度呢？刚才鲍律师讲了很多美国的经验。我觉得，还不能仅从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去看，它到底是艺术品呢，还是色情产品。因为要知道艺术是要去试，艺术家去创作，创作有可能会失败，你也不能因为他失败了就说不是艺术品。我觉得核心是要看他的主观意愿，就是你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淫秽的，或色情的表达，还是表达美，我觉得核心问题就在这儿。 倒过来也一样，你给谁看？你给哪些想欣赏美的人，还是给哪些好色的人看，我觉得是不同的。关键是怎么去判断。我同意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要有专家去判断，专家的判断可能最接近艺术家的本意，就像美国的陪审团，要听艺术专家的证言，然后去判断。还有一点就是真正要辨清他的动机。如果建立这样一种规则的话就可以去逼近真实，找到那个适当的度。 最后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刚才讨论的劳教做个判断。更广义说，劳教问题实际上是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大的问题。现在的劳教不当地把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放大，最高是四年。这是过当的。我相信，从时间上，刑事拘留有多少天的上限，应是法庭审判所定量刑的下限。在法庭觉得不便再管的地方，可以有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个限制是复杂程度的限制。作为一个执行部门，公安机关的特点使它没有能力搞什么听证会，组织专家委员会和陪审团，部门设置的分工也无需有这样的能力。即然没有功能设定，没有能力，就没有权力对这类案件进行处理。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界定公安机关的权力，就解构了劳教制度。 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讲，第一它很复杂，其实公安机关的设立，已使它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也没有法定让他做更准确判断的要求的时候，它也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劳教本身有他的非法性。从这个案件，它更能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这种案件复杂性，公安机关的某种权力需要界定的，从这个方面来解构所谓的劳教。 我就讲这些，谢谢！ （*在2011年5月26日“艺术表达与法律边界”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本人校订。） 进入 盛洪 的专栏 本文责编： 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美学与艺术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9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评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茅于轼：“我只是挑头讨论中国未来” ——茅于轼接受网易新闻专访 标签： 茅于轼 ● 茅于轼 （ 进入专栏 ） 关于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批评毛可能有点轻率 网易新闻：您写了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后，收到了什么回应？ 茅于轼：我收到过威胁我的电话，其他就是网上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网易新闻：接下来您的打算是什么？ 茅于轼：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嘛。 网易新闻：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采取了什么措施？ 茅于轼：我出去演讲，进去、出来都有人陪同；会场上有保安；进入会场都有严格的控制。 网易新闻：您一直以自己的理智为骄傲，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足够理智吗？ 茅于轼：哦，可能当时考虑的有点轻率。 中国走向何处是迟早要解决的，我不过是挑个头 网易新闻：我刚和赵老师聊天（注：茅于轼夫人赵燕玲），（她）说您这篇文章写了很久了，有一天突然发出去？ 茅于轼：写了可能有一年多吧，我看了（辛子陵写的）那本书以后，也不光是（他的）书，（还有）好多关于毛泽东的书，特别是外国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很多的书，我看了不少。而且我推断这个反映的事实是合乎逻辑的。 网易新闻：为何（选择现在）发出这篇文章？ 茅于轼：因为现在大家呼吁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社会矛盾也很多。所以中国走向何处去，这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发了。 网易新闻：要解决中国走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何要回过头批评去世多年的毛泽东？ 茅于轼：因为到底中国走向何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方向，还是人权民主法制是方向？看现在很模糊，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的。我不过是挑了个头。 网易新闻：您曾经在今年“两会”时指责当局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包括“政治改革”，这个指责和您现在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之间有关联吗？ 茅于轼：政治改革就是我方才讲的，你要朝哪那个方向，是用毛泽东的理论来指导，还是用我们的人权和法制、民主的理论来指导？首先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密切联系的。 网易新闻：您打算如何应对“人民公诉团”？ 茅于轼：他们要（起）诉的话，我就应诉。当然，我不希望这件事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认识问题。这个需要通过和平的讨论、理智的分析，摆事实讲道理把它搞清楚。 网易新闻：您期待出现类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 茅于轼：对，差不多。 网易新闻：除了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您对毛泽东思想是赞成还是反对？ 茅于轼：他的思想在建国的时候有不少好的思想，我觉得有些做法、群众路线、尊重工人农民的地位，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他的《毛选》的前面的《矛盾论》、《实践论》那个我们都认真学的。但是后来事实上做得不是那么回事。他要解放的工农群众，但是最受罪的，最痛苦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网易新闻：但这次反对您的很多人是工人，特别是原来在体制内“吃大锅饭”的。 茅于轼：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年轻人，没有经过文化革命，而且现在我们的政府是尽量掩盖文化革命的事情。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不会喜欢文化革命的。 网易新闻：您上周去香港，当地人怎么评价您写的那篇文章？ 茅于轼：没有人提。 网易新闻：这还挺令人惊讶的。 茅于轼：对了，就是一个没有。不管是媒体或者朋友，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起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社会现在还有重新搞文革的土壤 网易新闻：中国过去的80年历史，您会怎么概括？ 茅于轼：中国（过去的）八十年就是走了一段弯路。 网易新闻：您有没有对政治特别迷茫的时候？ 茅于轼：最近迷茫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 网易新闻：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什么要开始关注政治？ 茅于轼：我研究经济学，财富怎么创造的，就是交换创造财富，但交换的前提是财产的保护，人身的保护，或者说就是人权，这个时候经济跟政治就发生关系了：经济要好，最后还是需要有一个人权的社会，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不是专制的社会。 网易新闻：周有光老人曾经说“一个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必然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您的感受，您觉得中国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茅于轼：中国其实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跟毛泽东时候比较，我们已经不是神权，现在其实也不是君权了，我们跟北非都不一样，北非一个像穆巴拉克三十多年卡扎非四十多年，而且都会把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中国这个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对政治犯也是很客气的，我们没有杀过政治犯，改革以后。我们关了很多政治犯，但是没有杀过政治犯，毛泽东的时候杀了好多政治犯的，杀遍了。这是我们的大进步。 网易新闻：您曾提倡过“精英治国”，您提倡的精英治国和现在“红二代”们的精英主义的这种方案有什么不同？ 茅于轼：我是说过，现在社会非常复杂，需要很多的专门知识才能治理这个国家。我的理想的治国的一些人是什么人呢？第一是精英分子，但是这些精英分子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得靠选举了。我们现在没有选票的制约，所以现在很多人非常愤慨，愤慨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抱成团，欺负底层群众。所以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所以就对现在这个社会要保持稳定，首先得解决这个问题，你得保护基层群众的利益。 网易新闻：如果“毛派”接管了中国，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您最担心的会是什么呢？ 茅于轼：那就很可能第二次文化革命。 网易新闻：但现在的毛派倒也并不主张回到过去——“人人都很穷的时代”。 茅于轼：那他们主张什么？那他们的目标是怎么样的？这个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他到美国去发起不起来，美国老百姓不会响应他，所以文化革命有一半的责任是中国的老百姓。 网易新闻：为什么呢？ 茅于轼：这个有一系列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到现在没有消除。所以中国有重新再搞文化革命的土壤，这是我的看法。 假话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社会 网易新闻：像您和其他知识分子一直在强调，现在的社会没有文化，现在社会没有文化最大的问题体现在哪儿？ 茅于轼：或者说没有道德吧。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市场是讲私心的，私心并不错，错在你侵犯别人的私心。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说假话，掩盖过去好多的事，把它掩着盖着，不让大家知道。一个假话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社会。 网易新闻：您在政治经济上的建议，有没有任何一次被当局采纳过？ 茅于轼：我想会有的。比如说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现在这个东西搞不下去了。 网易新闻：您的信箱里会不会也有许多普通人的来信？ 茅于轼：有，经常有，比较多的是写一篇文章要我看，要我批评，这个差不多每天都有吧。有找工作的，有要借钱的，各式各样的都有。 网易新闻：您怎么回应那些求助于您的人？ 茅于轼：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吧，我的力量非常有限，我能帮助人的地方也就这些，我能做的事尽量做。 天则所“二十年以后，房子会出现大量的空缺” 的说法不对 网易新闻：天则所是盛洪、您、张曙光主要运行创办起来的，您怎么形容你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茅于轼：我们三个之间大方向一致，小方向有矛盾，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比如）对事物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不断地有不同的意见。 网易新闻：您原来曾经做过帮助农村致富的事，就是小额贷款这类，但也差点儿成为了非法集资。这个事情带给您的经验是什么？ 茅于轼：这个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小额贷款，一个是家政学校。这两件事应该说做的都比较成功的，小额贷款我们有了好几个点了，北京就有个点，山西有两个点，马上要在四川开一个点。家政服务的学校我们培养两万人了，九年的时间，我们培养了两万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给她们找到了工作，而且待遇得到了保障。她们的地位不断地在改进。 网易新闻：有人觉得天则所的报告在细节和数据上有些地方是粗糙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茅于轼：这个事我觉得是有可能，但天则所的数据都是比较客观的，我们不会受任何利益方的影响。当然我们要精益求精的话经济财力不许可，天则所是民办的，我们得非常谨慎的花我们的钱，所以处处地方要讲节省，这个也会影响到数据的高度和精确度的要求。 网易新闻：您年初时提了一个“二十年以后，房子会出现大量的空缺，房价会下跌”的观点，（我还是不太同意）所以还想请教一下您当时的那个说法是为什么？ 茅于轼：当时的说法，我后来想想说得不对。那个时候怎么想呢，就是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四、二、一”的结构会造成房子大量的剩余，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农民要进城，这个因素是更大的因素。农民进城他们需要住房子，所以房子还是会不够的。 网易新闻：您曾经提到，天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继无人，为什么天则所这么有名气了，反而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呢？ 茅于轼：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天则所待遇很低，现在要找一个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年没有几十万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我们天则所一个人拿三千块钱，那谁愿意来呀？这么一个低待遇，而且天则所还不断地面临着风险。我们虽然有了十八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生存是很没有保障的。现在政府非常强势，如果政府真要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只好关门，没有别的路。像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来啊？ 网易新闻：您还能找到更多和您有共同愿景和同等能力的人吗？ 茅于轼：很难，要有共同的目标，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条件，我觉得很难。 争议 这个社会不愿意讲理 网易新闻：您有没有认真地读过批评您的文章？ 茅于轼：凡是我能看到的我都认真地读。95%以上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就是骂人，我只好不理他；5%的文章有些内容，但是基本的事实跟我所根据的事实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摆事实讲道理，你事实不摆出来讲什么道理？ 网易新闻：您在评价自己文章的意义的时候说“至少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思考”，但更多时候引来的反而是骂声，特别是这次，您没有一点介意吗？ 茅于轼：当然我很介意的，倒不是介意我本身，我介意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么一个不愿意讲理的社会，这个非常危险。 网易新闻：您自己在《八十回望》里面提到，说自己每发一次火就犯错一次，您犯过的最大的错是什么？ 茅于轼：那都是很早以前，年纪大了以后脾气也没了，也就不大会犯错误，小错误当然会有，没什么大错误。 网易新闻：您通过什么事情开始变得理性了呢？ 茅于轼：这个恐怕也是跟年龄有关系，年龄。我现在对年轻时候的许多想法很否定，很后悔。举个例子说，我在对别人发脾气，发过好几次脾气，现在想想非常不对头。 我的很多想法是理想主义的 网易新闻：您曾说八十岁的时候想去做一点您认为重要的事情，对您来说重要的事情有哪些？ 茅于轼：那你说，如果说我自己想从我的利益出发，我最好听听音乐、看看书是最享受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活得要有意义，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自己听音乐、看书，这个对社会就没贡献了。当然也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吧。 网易新闻：可以认为您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茅于轼：我很理想主义，我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对财经的看法，很理想主义的。但是人要有理想啊，理想是一个远的目标，没有远的目标你就会走错路了。 网易新闻：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改变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您会选择改变什么？ 茅于轼：三年灾荒是最需要改变的，饿死三千万人惨不忍睹。三千万人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死了多少人？一个和平时期死这么多人哪。 网易新闻：为什么您选择的是三年灾荒，而不是十年浩劫？ 茅于轼：三年灾荒死的人多，十年浩劫死的人少。 网易新闻：随着时间的流逝，您会觉得越来越孤独还是会越来越有力量？ 茅于轼：不会越来越孤独，因为我说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对的。 网易新闻：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以后还会继续有话就说吗？ 茅于轼：对。 网易新闻：今天我的问题就到这里，谢谢您。 茅于轼：不客气。 进入 茅于轼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6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评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56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7:57:52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 水博 最近，由于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本人有幸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第十三次论坛的主讲佳宾，参加了该论坛。不过，论坛结束之后我感觉论坛的主办单位对我的演讲并不满意。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对我的演讲表示支持，感觉他们从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说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参加论坛的同学和学者，不仅没有能改变反感三峡、唱衰三峡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这个演讲的嘉宾不怎么样，比较偏激，不能客观的评价三峡工程，而是一味的给三峡和水电开发辩护。 客观的说，的确如此。我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为三峡工程进行辩护。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有人怀疑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是从事的水电和三峡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尽管确有不少在三峡公司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峡的领导层，也有人并不大赞同我用这种态度为三峡工程辩护。此外，在怒江开发问题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三峡还是怒江，都有人认为我的极端态度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会像我这样去干这种费力、挨骂还不讨好的傻事。甚至，还有人曾经当面给过类似的暗示和劝告，意思是说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 “帮忙”。但是，我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在三峡和怒江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坚持科学和真理，并没有取悦于什么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帮三峡的忙，也不是要帮怒江的忙，而是要帮科学和真理的忙。所以，当有人说我是三峡的高级“五毛”的时候，我答复他，其实我是科学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向大家解释我的这种态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网友的批评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评我说，三峡问题不能只从技术上考虑，三峡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这才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我可以在我们水电行业内部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水电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会上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为水电的辩护。细想起来，这就是因为我与水电同行们讨论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在社会上关于水电、关于三峡的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来进行客观判断的，但是政治问题常常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只能任凭每个人主观的判断。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三峡的实际作用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为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证据。 同样作为蓄洪补枯，调节水资源和发电的大坝工程，当需要它为不同的政治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胡佛大坝通过拦蓄洪水，彻底改变了美国西部的荒漠，带来了美国西部的文明。但是，对埃及有完全同样作用的阿斯旺大坝，却因为是由对手苏联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对阿斯旺做出与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评价，可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所以，美国人就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成功地制造出阿斯旺大坝造成了生态灾难的舆论。 美国人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利和弊。只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从利中找到弊，也能从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美国人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由于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涝淹没，让土地失去了营养物质的补充，因而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他们得到结论说“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之一。 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能说美国人说的不对，人家确实是通过辩证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坝防洪之“利”所产生的弊端。并且通过成功的宣传炒作，让全世界几乎95%以上的人都忽视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坝造成了土地贫瘠的生态灾难的印象。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程的评价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时候，人们总能利用真理的相对性找出有利于自己政治主张的论据。在我国由于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们对三峡工程作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2007年在国务院三峡办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我们讨论了三峡建成后的地质灾害和航运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三峡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炒作，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的非理性的攻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主流媒体全面的反击，加上采取一些舆论控制的手段，才渡过了那场反对三峡的舆论风波。今年5月18 日，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技术评价说法，经媒体披露出来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新一轮质疑三峡的炒作。 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总不能客观的从技术上去公开的评价三峡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们常常用垄断的思维强调了三峡建设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大力强调我们防洪、发电、航运所获得的“利”就足够了，其它什么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的问题默认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毕竟是利大于弊嘛。 当然，如果三峡工程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我们对其进行这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之后，我们的这种政治上不设防的态度，就一定会导致麻烦。因为，利用真理的相对性，人家总能同过辩证的分析，找出你所说的利中的弊，而对于你自己承认的弊，人家当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为造谣宣传的基础。 例如，在三峡的防洪作用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沿用美国人的套路，说三峡造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地贫瘠化。但是，面对今年的干旱，已经有人暗示，由于没有了长江洪水，所以，鄱阳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两湖大旱。对于去年三峡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御了超过 1998年的瞬时洪峰的情况，也有人借某荆州地区水利干部的口气抱怨说：没有建设三峡，我们只是每年抗几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峡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抗几天的洪的问题，而是要整个汛期长时间的抗洪了。因此，他们认为三峡的防洪作用是劳民伤财的。对三峡发电的效益，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诬蔑理由，但是，却可以通过强调三峡建成了，电价却上涨了，电荒依然存在的现实，来暗示三峡的发电其实并没什么好作用。对于通航，有人则强调，三峡大坝的过船闸的时间和 2003年三峡船闸断航的天数，来说明三峡工程损害了长江的航运。 就这样，在政治对手们的渲染下，不仅你自己承认的弊端他们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强调的利，他们也还能通过真理的相对性，逐一找出某种片面理由来加以否定。足以让人们感觉到，三峡工程的“利”是虚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则是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认的地步。这就让我们每次对三峡任何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难免导致三峡话题在政治较量中的失利。对此，一些习惯的垄断思维的领导，总是想通过采取封杀不利于三峡论甚至封杀所有涉及三峡的舆论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反而，使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让百姓说真话。 其实，为了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会辩证的分析三峡工程的利弊。对于反对三峡的人士提出三峡在防洪、发电和航运中的弊端，我们应该在承认的同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去封杀它的传播。例如，对于三峡大坝通过船闸的时间太长，阻碍了航运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后，收费站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加以类比。现实当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会出现收费站的拥堵。三峡的过船闸困难，也恰恰是三峡航运作用大提升的结果。三峡建成后由于有利于航运，长江的航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峡的船闸的货物通过量，从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万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7000多万吨。建成几年以来的三峡船闸通货量，就远远超过了葛洲坝建成后22年全部的过坝量。这种情况，与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设简直完全一样。这其实恰恰应该说明，三峡工程对改善长江航运的作用极其重要。 同时，对于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也不能简单的称其为弊端。而更必须注意强调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清水下泄，绝不能简单的强调其负面作用，而否定了其消减地上悬河的重要作用。什么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为，即使没有三峡的清水下泄，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不断增高，你的取水口也还是要进行升高改造的。 对于三峡建成后蓄水的初期的地质灾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不是三峡制造了地质灾害，而是三峡的水位变化让原来高海拔处的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释放。这些潜在的地质滑坡体经过蓄水初期几年的考验，最终一定会减少未来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断切割河谷导致的地质变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发电之后，一定会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成因。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凡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凡是水能资源被完全开发若干年之后，地质灾害就会变得很少发生。例如，国内的丰满、新安江，欧洲的法国所有水电开发充分的地方，我们很少听说哪里出现了地质灾害。 即便就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比非就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邪乎。例如，官方比较公认的说法之一，是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数量明显减少，渔业经济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我怀疑这未必就是三峡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没有建三峡的长江进行比较，到底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造成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大幅下降。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说明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没有遭到水污染的伤害，也很少有人过度的捕捞水库中的鱼，静水性的鱼类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乎已经到了鱼多成灾的地步。同样的大坝、同样的水库，为什么结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国大坝与中国的大坝有差别，还是美国与中国在其它方面有差距？什么决定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命运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三峡大坝对鱼类资源没有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大坝对鱼类的影响，也应该是有利有弊的，而绝不会都是不利的影响。即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结果，未必就是大坝的单一作用。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批评大坝的所谓的生态破坏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学合理的。 例如，我国环保部门和一些生态学家曾振振有词的声称高坝水库分层形成的低温水下泄，会对鱼类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我国的高坝必须花费巨额的费用增加水库分层取水的设施。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同样还会因为某些火电厂高温排水对河流鱼类的影响，而要求火电厂必须单独建立冷却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温。其实，由于我们对河流水温和鱼类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全面，生态学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水温的高低对各种鱼类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索性就来一个要求你不能改变原有的环境，就是进行生态保护。按说作为外行，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对环保官员和生态学家的结论说三道四，但是，我却确切的知道，目前美国的大坝分层取水，取得是水库下层中的低温水；而根据我国生态学家的意见修建的分层缺水设施，取得全都是水库上层的高温水。当然，他们针对不同的鱼类对象，完全可能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说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水坝的生态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于建水库将会加剧水污染的说法，就更为可笑了。对于没有受污染的水体，流速的降低只会净化水体而绝不会加剧水污染。因为不流动的静水有重要的沉淀作用。我国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沟和很多没有受到人为污染的水库建成后，水质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其实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库的沉淀和净化作用。当然，对于污染的水体，水库的不良反应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水污染，而是水库的建设逼迫我们不能再去污染河流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库不但不会污染水体，反而能净化水体，而且还能督促我们不容许把河流当成下水道。 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们某些的地质工作者，喜欢把水库建成后初期所释放的地质灾害，说成是水坝建设的罪过；我们的某环境监管官员，却喜欢把监管不力造成水污染，推给水库的建设；我们的极端生态学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确切的生态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只会一味地强调，改变自然就是破坏生态；个别糊涂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强调错峰的防洪，加长了他们抗洪的时间，劳民伤财；偏激的电力部门，也可能会埋怨水电的靠天吃饭，给他们的调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人士，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而刻意夸大和强调水库移民的贫困化。 如果在三峡问题没有被政治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我们过去民主政治还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强调时代。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把三峡大坝带来的某种变化，定义为弊端以寻求平衡，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三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辨证的分析和看待三峡工程的利弊，而还是习惯把评价三峡的利弊，当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三峡的“利”是什么防洪、发电、航运，而“弊”则是地质灾害、移民环保和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对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利”的质疑作出回答，同时对关于三峡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根据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坝的成功防洪，宣传成生态破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和利用好三峡工程地质减灾作用的理论和事实呢？ 最后，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峡，他们也可能觉得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即使我们冤枉、牺牲一个三峡、甚至牺牲中国水利水电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攻击诬蔑三峡和中国的大坝建设，还可以获得国内外那些只要民主不要科学的极端环保和伪环保势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科技人员我却深切的感觉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科学态度比民主政治绝对更重要。尊重科学的苏联专制，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而缺乏科学的民主，却可以民主的烧死坚持科学的布鲁诺。 因此，尽管我是一贯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要在三峡和中国的水电发展问题上，与那些把三峡当成专制制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峡当成是中国民主的胜利的极端人士们，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一贯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长官意识和主流声音的有识之士，但是，同时我还是要提醒他们，缺乏科学的民主根本就无法与专制制度比较熟优孰劣。真心的希望参加《蓟门决策》的朋友们，科学的理解三峡，理解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理解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43.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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