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冉云飞 | “违禁”书籍三十种

冉按:有朋友问四九年后的内部出版物有没有人进行完整的研究过?我说就我目前所知,似乎还没有。数量有多大?我说,也没办法得到确据,至少似乎没有统计过。有没有内部出版物的目录可供查询?我说以我所搜的目录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专门书目,但若是花点工夫的话,也不是不能拚凑出个大致的出版“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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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禁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在中国的三宗罪

隐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八年的华文作家薛忆沩在2012年出版了六部文学作品,其中五部长短篇小说和随笔在中国大陆出版,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被禁后辗转到台湾出版,这本书在虚拟的32封寄给白求恩的书信中讲述了32个故事。近日,薛忆沩透露了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的经过和禁书理由,原来中国出版部门审查该书时发现作者对内战胜利者共产党、对毛泽东及文革和对六四事件的描述犯忌,这三宗罪最后导致这部小说在中国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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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毛泽东前秘书之女向海关追讨“禁书”

近日,原中共中组部副部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入境中国大陆时, 53本其父著作《李锐口述往事》被作为禁书扣留;李南央在致信海关未果后,已经委托律师处理此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副部长、毛泽东前兼职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于11月5日公开表示,将就父亲著作《李锐口述往事》被作为 禁书 遭北京海关扣留一事,全权委托北京华一律师合伙人夏霖及另一律师夏楠代为处理。 据悉,10月29日,李南央一家自香港至北京机场入境,其先生和女婿(美国人)的行李在入关后被海关人员要求开箱检查,包括53本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和一些刊物等被作为禁书扣留。 在沟通无果后,10月30日,李南央公开致信海关,她在信中表示,父亲曾担任过中共元老高岗和陈云的秘书、毛泽东兼职秘书等,他的回忆录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评价极高,认为是做研究的宝贵史料”,因此她期待在11月7日返美时,北京海关能将书籍归还,允许她带往美国,以作史料研究之用。 现年九十六岁的 李锐 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亦为中共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在延安整风运动曾被关押审查,他在在《李锐口述往事》中用很大篇幅来纪录这段历史。李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是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在江泽民及胡锦涛主政期间曾多次上书力促改革和民主。 “不明白他们为何惧怕李锐的书籍” 德国之声致电李锐家中,李锐的妻子告知德国之声,李南央在明日回国之前继续到海关追讨这批书籍,但应该希望不大。她也表示不明白中国当局为何如此惧怕李锐的书籍。 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向德国之声表示,北京海关应该是有针对性地对李南央进行”禁书检查”,自早年间李锐持续上书力促当局改革后,他已经逐渐不被当局见容,透过海关将其著作扣押一事,可以看到当局对党内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等进行思想封锁:”李源潮当中组部部长时,李锐经常上书,这次他替蒋彦永写了一份报告,上边的回答是以后不接受李锐的上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对党内民主派,异议人士,公知等是非常的严厉。” “相比较五年前,海关审查更为严格” 德国之声也与律师夏霖取得联系,他表示暂不能透露详情,根据海关下一步如何处理此事,再决定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早在2002年北京律师朱元涛携带高华的作品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书,从香港回到北京时该书遭到没收,理由为”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初,朱元涛认为该书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海关亦无明示,因此对北京海关提起行政诉讼;2003年6月北京中级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认为”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维持海关的处罚决定”;朱元涛再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再次提出”北京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定此书为禁止入境的印刷品?”2003年9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结果,理由为:”就本案而言,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 朱元涛诉北京海关案为当时一个经典案例,但夏霖表示未知李南央未来会不会如此幸运。李南央也公开表示,早在2008年7月,她携带父亲的《李锐日记》和《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海关人员对照”禁书名单”中,虽然这些书并没在名单中,但还是遭没收,她当时也发出致海关的公开信,北京海关于四天后将书发还。相比较五年前,目前的海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禁书名单”,只要是境外的印刷品他们就”有权”扣下,海关对印刷品的审查更为严格。李南央在公开信中失望的写道:”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口号下文化上的倒退,让人心寒。”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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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百尺竿头掉下来”

《胡适的前半生》是2007年底《瞧,这人》的重印(只增补了两篇有关胡适的小文作附录)。书出来后,蒙《北京青年报》徒手兄不弃,要我写点文字,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我比较感兴趣,不妨在此作答。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我们知道,胡适是凭借白话文运动暴得大名的,当白话文获得胜利之后,胡适转向社会政治问题时,便不受学生待见了。缘由很简单,胡适非但不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他自称是个“不革命主义者”),而且还主张“好人政府“,参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等。在学生看来,这是和军阀走到一起了。所以学生说“胡适之在中国最近的文学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但是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于是那些进步的学生掉头而去。比如,1925年北大一个学生叫董秋芳,开始还去找胡适。当胡适不能满足他,不赞成他(们)用手枪炸弹解决社会问题时,便送给胡适一句“百尺竿头掉下来”,就改换门庭直奔鲁迅而去了。董秋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说1925年是胡适声望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胡适便再也不能抓住那些要求进步的学生了,正如那些学生一般也不再去读胡适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也就是说,在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胡适在进步青年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反动化,至少也是边缘化了。前两天在京时一饭局上遇见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他1947年考上在北京的朝阳大学,我问他老人家当时读没读过胡适的书,答曰没读过。又问读没读过鲁迅的书,回答是当然读过,而且对他参加革命很有影响(张老在朝阳读书时就是学生中的地下党了)。其时,胡适正在北大当校长,我奇怪那时胡适的书也不是禁书,如果要读非常方便,但为什么年轻学生就不读了呢。张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1950年代大陆开始批胡适时,《人民日报》的邓拓交给王若水一个任务,写一篇批判胡适的社论。王若水连连叫苦,我连胡适的一个字都没读过啊。只好临时找胡适的书看,恶补一星期,才算完成批判任务。然而,1947年的王若水正在北大读哲学系。学生都不读自己校长的书,可见胡适对当时年轻人的影响。于是回到刚才年轻学生为什么读鲁不读胡,张老只说了一句话:当时那个宣传,实在太厉害了。 胡适1949之后在中国大陆更成了反面人物,大陆这边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台湾那边一边把胡适当座上客,一边却也要向胡适的“毒素思想发动总攻击”。这就是胡适以及胡适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现在是21世纪了,自文革结束以后,读胡已经不成问题。但在一切都沦为消费的今天,那些80后和90后,有多少人愿意拿起胡适的书,接受由胡适所代表的那套具有人类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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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引发争论

文章作者拉斐尔∙ 巴勒尼耶里是《观点》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开头写道,2007年,当医生兼学者易富贤的书《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香港出版后,他就曾因为在书中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揭示大国空巢的人口危机而不断受到威胁和谩骂。但仅仅六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的禁书于2013年2月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要知道中国发展出版社来头不小,它是直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央级出版社。法国记者幽默地写道,易富贤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易富贤十几年以来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他目前专门返回北京做有关计划生育问题的演讲,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听他的演讲,大学生们能认可他的“中国必须要彻底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 中国人口问题迫在眉睫 作者指出,中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和易富贤有同样诉求的人口学家,他们要求中央逐步放松,甚至完全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现在中国有近63%的夫妇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而少数民族,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以及农村头胎是女婴的家庭不属于独生子女政策管辖的范围。 尽管三十多年以来,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都一直被禁,但是铁幕逐渐丧失了效力,通过互联网,不少反映计划生育政策负面效果的新闻越来越多,而且中国人口老化步伐越来越快的趋势也让领导人开始担心其带来的后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多年以来就一直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她对《观点》周刊的记者说,十年前与她观点一致的人为数很少,近几年来,她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知音,她认为人口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而且本来应该早就开始着手进行了。她指出,根据2010年人口统计的数据,目前中国每位育龄妇女有1.4个孩子,根本不能保证人口的正常更替,同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有大幅度提高,到2013年为止,达到平均75岁的水平,这种局面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到2030年时,年龄在60岁以上的中国人口将达到3亿六千万,与现在相比,多了一亿六千万。 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也将在未来逐步失去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个竞争优势。顾宝昌教授说,2013年出生的人将在20多年以后才能进入工作市场,如果现在不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的话,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以后想改也来不及了。”2012年,中国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口就开始减少,而且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从2025年开始,每年将以减少一千万人的速度递增。 《观点》周刊记者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在中国政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就已经在白纸黑字上写了出来,当时中国刚刚脱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国政府面临着改善共产党的形象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为了避免人口爆炸,就提出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治国策略,而当时中国人的平均生育率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政府的口号是“每家一个孩子,最多两个”;对执行政策的家庭给予奖励,那些以身试法,超生的家庭就要受到处罚。对超生孩子的家庭处以罚款的政策现在依然在实行,在农村,为了避免超生,有关部门甚至采取强 制孕妇流产的方式达到目的。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多年以来一直在对此现象进行批评。 顾宝昌教授指出,中国现在无论在社会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现状有了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为什么还要继续维持独生子女政策呢?她说这种局面简直太好笑了。 官方释放自相矛盾的信号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却不断释放出自相矛盾的信号。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作了报告。十八大报告表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视发展老龄事业。。。。。。 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已经解除了,今年三月份政府“大部制”改革时,将下属有近五十万公务员的计划生育部与卫生部进行合并,法国国家人口研究 学院的研究员伊莎贝尔∙ 阿塔内十分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生育政策放在了卫生与健康这个更加宽广的政治框架下,她认为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但她同时对《观点》周刊记者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将要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而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号,表示计划生育不再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了。 《观点》周刊的记者注意到中国信任领导班子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就这一问题表态,所以尚不清楚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记者最后指出,从一些逐步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情况来看,不少夫妻即使真的有了可以多生孩子的权利,他们也会由于中国物价上涨的太快等原因,而可能继续选择只要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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