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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江平: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理念

  编者按/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82岁高龄的江平教授,被称为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法学界的良心”。   作为时代的智者,江平不但亲身参与了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立法进程,还始终以呐喊者的姿态,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   在全国两会前,围绕中国法治进程与各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江平在北京南四环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仅有制度是不够的   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   《中国经营报》: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到2010年年底,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进程,能否评价一下这三十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江平:我们法律人讲的法治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过去谈到更多的法治其实是制度的制。   我认为,法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低的是制度层面,第二层面是方法,第三个层面,是认识到法治是一种理念。   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了。以前,无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改变,这一点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了。   因为制度有好有坏,有的制度制定时是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会过时了,需要修改了。   市场与法治应协调   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中国经营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法治的关系?   江平:我们一直在谈市场和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   自由与秩序,这两个方面从法律来看,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讲的是自由的法治,国家应该是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   这体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思想,即尽量由社会自己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理想,我们始终没有很好的实现。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有些人始终认为政府办的才可靠,企业还是国企好、信用高,私营企业信用差,是骗人的,这种观念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都盲目的依赖政府,希望政府大包大揽解决所有问题。   当年制定《产品质量法》时便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但是人家叫产品责任法,没有产品质量法。他们的立法理念是,不强调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去监督,除了药品、食品等涉及到人身健康的特殊产品外,其他的产品质量政府是不管的。   但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会面临诉讼,甚至集体诉讼,以及高昂的赔偿。他们强调的是,你要为自己生产的不合乎规格的产品负责,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去执法监督企业如何生产。   而我们则强调行政管理,一旦出现比如假酒等产品质量问题,政府机关就要忙着去执法,但是不重视维护消费者的维权诉讼。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干预会如此之多呢?   江平:这里面有个利害关系,市场的资源分配,市场的准入资格关系着政府的利益。比如,土地资源的分配,矿藏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资源的分配都由政府的权力控制着,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的利益也就越大。   而另一方面,市场秩序的法律,它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因为秩序是强制性的,不是自由的。法治强调开放、任意,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问题。而秩序的问题不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的。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政府动用权力,以严格的禁止性的行为,管理性的行为来解决。   可是这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做的并不好,而且管理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搞的比较好,可是他们也没过多地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管,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动员什么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是在动用社会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比如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像阻拦日本捕鲸船的就是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见到哪国政府出面干预。   可是,我们是不敢发动民间力量的,因为怕威胁到社会稳定,就严格限制社会组织的设立。   民众的法治观念与政府有关   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法治进程缓慢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薄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民众的法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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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改革已到攻坚时 文革教训须记取

改革已到攻坚时 文革教训须记取 作者:雷颐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2-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8 22:09:21 阅读量:24次   导语: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次“两会答记者问”是温总理在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人们形容为“告别演讲”,情理并重。此时此刻,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反思文革,确实语重心长。   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创伤,至今并未“痊愈”。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文革。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执政党在1981年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此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条件下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温家宝在谈到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后,也特别提到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   当然,仅仅靠权力掌控,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影响毕竟有限。它能成为引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原因。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进一步说,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   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承认,当有人把文革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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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是没有用的

2009年刚到美国读书,注意到时不时一小群学生围着学校的行政楼(Administrition Building)进行抗议,诉求通常是抗议学费昂贵,课程设置不合理等等。印象中唯一一次当地电视台也过来采访录像的抗议活动是在马路上针对福克斯(Fox)电视台的不当言论。几十个学生又唱又跳,周围行人驻足留意一下,又纷纷离去。 2011年1月,胡锦涛先生来美进行国事访问,途径芝加哥。由于学校距离芝加哥较近,中国学生会组织大家前去欢迎。我的朋友CC抱着打酱油的态度欣然前往,但还是活动途中给我打来电话:这场面,太热闹了! 她所指的是马路两边分别被不同人群占领,一边是中国留学生,挥舞着国旗热烈欢迎领导人前来,另一边是各类“反华人士”,也在集体呼喊各种“反动”“污蔑”口号,气焰十分“嚣张”。 晚上CC回来之后,我们饶有兴趣的一起观看她使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与短片。CC作为一名围观群众,马路两边跑来跑去,争取拍到不同群体。最后结果是悲惨的,胡锦涛先生并未按照原计划经过此条马路。夜色降临,两边人悻悻离去。 去年秋天我来到了新的学校,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后来活动又扩展到可以占领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甚至一所大学,于是校园里面经常看到学生们三三两两的围在一起,在草地上搭个帐篷,投身到伟大的公民运动中。 终于有一天,学生们开始策划去占领哈特福特(康州首府)了。学校每天向全体师生发送的邮件里也进行了通知。我的传播学教授也激动地摩拳擦掌,原因是他下个学期会开一门“Protest and Communication(抗议与传播)”的课,所以想亲身感受一下,还鼓动我们一起去。我们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同时吐槽这门课的期末考试会不会是让学生以小组单位策划一场真实的抗议。没想到到了第二次上课时间,他真的消失不见了。这位教授年纪不小,老当益壮走在了革命军的第一线。但是那天可一直下着大雪,抗议者,辛苦了! 在风起云涌的2011年,世界上的不同国家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公民行动,《时代》杂志也将抗议者群体选为风云人物。回望中国,我们不提传说中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只是看到奥运会后的“秋后算账”、《阳光时务》中的文章“陆生在台‘安全’指南”的其中一条“不介入、不回应岛内任何社会性、政治性活动”,就能够了解我们对于公民抗议的排斥态度。 我认为抗议是一门学问,它要求多方利益相关者同时学习。对于抗议者,应该学会怎样组织,怎样实施,何为界限;对于支持者,要知道怎样反驳,怎样回击;对于被抗议者,同样应该冷静对待,如何处理,如何回应;对于媒体,更应该了解事件如何关注,如何跟踪,如何公平报道。 前段时间我的微博好友参加了北京“占领男厕所”运动,几个姑娘们顶着牌子站在公厕一旁,身体力行抗议男女厕所不均衡的问题,希望消除女性排队现象。我转发支持,但是之后据活动参与者说,图片被管理员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官媒也将此定义为了又一场“行为艺术”。 没有点滴的实践学习,又如何应对宏大场面?当习近平先生访问美国故地重游来到爱荷华州小镇马斯卡廷,又有一批留学生们前往欢迎。但是这次他们的对手明显做足了准备,富有节奏感的口号变化无穷,小留学生们惨遭“调戏”。 在视频中,一位留学生激动地唱起了国歌,留下了热泪。我相信此时她的心情是真诚且热血的,但是在此刻,不得不说,哭,是没有用的。 ———— 发布于“一五一十周刊51期——140个字符之外的阅读”, 欢迎下载 。 图片注释:“占领华尔街”运动时的一句口号:【当不义写进了法律,抵抗就成为了义务】。摘自: @咆哮女郎柏邦妮 关于作者 鬼怪式 ,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2011 级 八零后靠谱准文青,学生,正在痛苦享受多元文化冲击。信奉理想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强调个体权利。关注时事,喜好娱乐恶搞创意流行文化。狂爱阅读及结交三教九流狐朋狗友。希望人生过得快乐与正直,目标是发财与发声。“合法禁书”博主,“新闻理想档案馆”馆长。 合法禁书 新闻理想档案馆 饭否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人人网 向文章付费 © 鬼怪式 for 合法禁书 , 2012. | Permalink | 新闻与政治 Post tags: 鬼怪式,八零后靠谱准文青,学生,正在痛苦享受多元文化冲击。信奉理想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强调个体权利。关注时事,喜好娱乐恶搞创意流行文化。狂爱阅读及结交三教九流狐朋狗友。希望人生过得快乐与正直(王小波语),目标是发财与发声(袁伟时语)。 “ 合法禁书 ”博主,“ 新闻理想档案馆 ”馆长。 QQ:37621747 | MSN:Fifofree@hotmail.com | Gtalk:eggsilly@gmail.com | Skype: eggsilly @人人 | @豆瓣 | @饭否 | @新浪微博 | @Facebook |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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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政治就是你我的处境:认识马基雅维利

作者: 王立彬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C0D661FB-0683-4272-BE7E-73388C857D31.aspx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政治丑恶一面的代名词,他是政治本身的代名词。他让一代又一代人感到极不舒服,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与道德、宗教以及艺术很不一样,政治不太照顾我们的幻想和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实:政治就是人的处境,而且人确实能够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逃避,将不完美的政治改得较为完美,或者说将必要的恶稍加减少。     2007年6月21日,在他480周年忌辰之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仍将以其咄咄逼人的目光,穿透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成见作怪的重重迷雾,使每一个现代人,要么面对他忍受刺眼的寒光,要么背对他忍受背生针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传记、评述等各类专著,可以检索到的就已经超过150种。他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标签大全”——他分别被称为“专制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爱国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等。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政治思想派别,就有多少个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身上的巨大矛盾性,就是人类政治存在本身的巨大矛盾性,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的我们人类自身的巨大矛盾性。然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反对马基雅维利,那就是他本人——他就像长着两张脸的罗马门神雅奴思,同时面对着过去又逼视未来,同时挥动双臂,奋力敲打着地狱和天堂之门。 独裁者之师:马基雅维利主义     据历史资料记载,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枕头边上经常摆放的书,就是《君主论》。而对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而言,此书“臭名昭著”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犹如法西斯主义的真正鼻祖。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任何攻击都不予置评,唯独憎恨把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位游走于“黑白两道”的伟大的机会主义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称号贬损了自己的人格。     这位佛罗伦萨的“厚黑教主”,说出了政治领域从未有人公开说出口的话:“统治者应当杀掉敌手,而不要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被剥夺财产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被从肉体上铲除的人,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其实人们忘掉父亲被杀,都比忘记财产被剥夺来得快。”“如果要加害于人,务必坏事做绝,被杀的人对死亡的品味转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轻得多。”“要施惠于人,务必细水长流,点滴为限,恩惠才会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谓慷慨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为。”……充斥这类惊世骇俗之语的《君主论》,堪称古今中外最为臭名昭著之作。那么,其作者马基雅维利究竟何许人也?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公职家庭。虽然出身还算不错,但到尼科洛时,家道已经中落。由于经济拮据,马基雅维利幼年未能接受系统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以坚毅的性格和出众的天赋,博览群书,自学不辍,在那个知识饥渴的文艺复兴时代,终于成为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的一代才俊。     少年即参加起义反对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的马基雅维利,1494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出任公职。刚刚驱逐了独裁者的佛罗伦萨,恢复了它以之为荣的共和制度。就像后世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新复兴的共和国经历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4年,1498年,忍受不了清心寡欲统治的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的煽动下,处死了禁欲主义的统治者萨沃纳罗拉修士。几乎就在这位手无寸铁的修士化为火刑柱上的黑烟的同时,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第二厅的秘书,随即又成为自由执政十人委员会的秘书。     在共和国的这一重要然而枯燥乏味的职位上,马基雅维利一直干了14年之久。这位以聪明闻名的政府要员,从来没有忘记萨沃纳罗拉的悲惨命运。这倒不是说他深为萨沃纳罗拉著名的政治神学演说和清廉人格所打动,而是他从萨沃纳罗拉之死发现了一个政治现实: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政治理想,只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这种简单却真实的思想判断,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危机和覆灭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在内政事务中表现优秀的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逐渐陷入的外交困境中,也一再担当外交出访工作,直到他热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被美第奇家族推翻为止。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等,都已经成为统一而强大的封建主义王国,而亚平宁半岛则依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邦国林立,朝秦暮楚。佛罗伦萨共和国后期,马基雅维利在出访、长驻各邦国的过程中,拜会、结识了各色的权要显贵,以其敏锐的头脑和观察力,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纵横家。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在外交事务中认识到的,是背信弃义、弱肉强食的现实。在好朋友莱奥纳多·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塑造的艺术的文艺复兴的另一面,马基雅维利目睹的是政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沦为麻痹对手的谎话与欺人之谈,所有的甜言蜜语背后,都是刀光剑影的鸿门宴。     就在令人心潮澎湃的远大前程在这位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政治人物的脚下展开时,命运女神喜怒无常的本性发作了。在罗马教廷军队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作为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教廷军队,一举击败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盟友的法兰西国王,于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倾覆。被佛罗伦萨人民驱逐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恢复独裁统治。这样,共和派人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政治大清洗。作为佛罗伦萨有名的反美第奇分子和共和党人,马基雅维利在1512年被解除一切公职。这位43岁的共和派,一生中第一次失业了。     这还不算,就在彷徨无计之时,马基雅维利的大名出现在一场流产的共和党人武装起义支持者名单之中。这样,马基雅维利被捕入狱,上了老虎凳。在受尽酷刑折磨后,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而有力的真凭实据,马基雅维利最后被无罪开释。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被流放的政治命运。这样,就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农庄里,为共和国效力了14年之久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个14年——当然,这是笼子里的14年。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还是嘲讽,命运女神在马基雅维利一生的最后一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1526年,他终于获得美第奇家族批准而返回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然而就在次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败罗马教皇,罗马教廷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推翻和驱逐,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恢复。然而这样一来,刚刚被君主政体“摘帽”的马基雅维利,一转眼又成为共和派的眼中钉,而且共和党人以“人民公敌”的全民公决方式,把“叛徒”马基雅维利彻底逐出公共生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业了。他死于1527年。     在与世隔绝的14年中,马基雅维利没完没了地给美第奇家族、罗马教皇写信,宣示效忠之意。在献给美第奇家族的《君主论》之外,他还写了一部《佛罗伦萨史》献给罗马教皇。他只想得到允许,重返公共生活。正是在这毫无指望、凄凉而漫长的等待岁月里,这位笼中之鸟以读书、写作打发时间。他的《君主论》和《史论——李维前十书》先后问世。他还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杰出才华,创作了第一部意大利语的喜剧《曼陀罗花》。1520年,他完成了《论战争艺术》。1525年,在完成8卷本《佛罗伦萨史》的同时,还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罗采娅》。     当然,在这些著作之中,尽管《君主论》无论在篇幅、文采还是深刻性上,并不会居于第一位。然而这部独特的著作,凭借其“恬不知耻”的唯权力论,对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的鼓吹,前所未闻的阴谋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崇拜,以及倡导对反对派斩草除根,成为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此成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好事莫做、坏事做尽的代名词。     正如当代哲学家们所说,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残酷本能,尼采揭露了“道德很不道德”的秘密,而马基雅维利在早得多的时代,就已经揭露了“政治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 共和国之光:另一个马基雅维利     当代世界诸邦,哪一个国家最符合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模式?政治学家的答案很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主义理想,以致马基雅维利完全可以称得上“美国宪法思想之父”!如果说墨索里尼会为此说法而勃然大怒的话,乔治·华盛顿很可能会点头称是。较为全面了解马基雅维利的为人后,我们绝大多数人会自信地说,马基雅维利戴了一个恺撒主义的面具,本质上却是一个坚定、务实、深刻的共和主义者。     历史学家波科克将美国宪法同马基雅维利《史论——李维前十书》中的共和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与《君主论》受到众口一词诟骂不同的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被公认为“共和主义手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解读了古罗马的共和组织,指出罗马式的共和主义,具有波斯的君主政体、雅典的民粹政治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和生存能力。马基雅维利指出了共和主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权力乃民众生活的产物,本质上即是共和性质的;二是此一权力的社会基础总是存在着冲突性,因此需要有制约权力之权力出现,使权力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使权力被组织和约束起来。对当代人而言,特别是对处于暴君专制与暴民专制双重危险的当代社会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思想极其重要。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政治与社会思想家的,是一个古典的共和国理念,而不包含任何民粹主义成分。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付给不爱约束的“人民”。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总结为: 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人民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 。他思想的基石是共和,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在这里,他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包含着三三对应的两个逻辑层次。第一个层次:原则上的精英政治、本质上的富裕者政治、法理上的少数人政治;第二个层次:原则上的民主政治、本质上的穷人政治、法理上的多数人政治。他认为,维持精英—民主、多数—少数、有钱人—穷人之间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政体健全的标志,而共和国最能实现这一点。     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成为替“社会冲突”辩护的第一人。他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是致命的,然而对于共和国,社会冲突是使国家强大统一的真正动力。共和国不必从一开始就压制社会冲突,因控制、消灭社会冲突而大大消耗力量,共和国不会像独裁君主那样限制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因此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长治久安,更善于调动公民精神投入战争。正如现代政治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争吵不休的英国人,总能打败“意见一致”的德国人;七嘴八舌的美国人,也让“铁板一块”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吃不消。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与“民主”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共和主义强调能够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暴政,而大多数人对最少的少数派同样可以形成暴政)的混合政府之重要性,而“民主”更多关注群众(“多数人”)的利益偏好。 这后一种偏好,乍看上去蛮不错的,然而推论到极致,几乎肯定会有多数人统治之下“少数人不是人”的政治结论。 在西方历史上,雅典最聪明的苏格拉底,犹太人中最聪明的耶稣,可以说是“被多数人表决处决”的最著名案例。马基雅维利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强调的公式,就是古罗马人最喜爱的说法——“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与恺撒形成的权力制衡。罗马元老院代表的贵族、罗马平民及其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与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恺撒,形成古老的“三权制衡”,维持了罗马帝国的伟大与光荣。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比我们许多当代人要清醒得多。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多数人”(群众)的统治好,还是“一个人”(君主)的统治好,或者“少数人”(贵族)的统治好,根本是一个第二性的问题,他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多数人、一个人与少数人的分权。 由任何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垄断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对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都具有潜在的灾难性。     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断言,哪怕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苏格拉底般的智慧,他们直接组成全体公民大会行使权力时“仍将是一群暴民”。汉密尔顿不信任直接的民主,而选择有限民主的共和主义。而美国大陆会议的制宪者,基本上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拒绝从直接民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像他们暂时对蓄奴制保持沉默一样。这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本质上是一个共和而非民主的宪法。著名的联邦党人麦迪逊坚持使用“间接的代议制共和国”,而从来不说“直接的民主政体”。他认为,直接民主,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私权,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暴政。代议间接民主,能够避免掌握绝对权力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如此一来,尽管世界上喊叫“民主”嗓门最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却是典型的罗马式共和国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国。     从表面上看,最接近马基雅维利模式的一人(以总统为代表)、多数人(按人数选出来的众议院)与少数人(按州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罗马三头”结构,其次就是尽人皆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美利坚联邦主义,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分权。在北美的这个罗马式共和国里,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权之外,还有纵向的分权——即联邦与州以及更多的政府单位之间的分权。 既不是华盛顿特区,也不是选举或联邦国会,而是成千上万的自治性乡镇(Countries),构成了美国的民主的真正根基。     马基雅维利拒绝把信任奉送给任何人。这种对分权制衡的执著,对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双重依靠与双重不信任”的混合主义,就是《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思想原则。 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少年们在星巴克或麦当劳就餐时,很难意识到,尽管美利坚合众国甚至鼓吹要在月球上实现直接民主,但自己却是一个间接民主的罗马共和国。     在当代,马基雅维利以他特有的略带嘲弄的微笑,栖身于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骨子里。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共和宪制模式: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曾被孟德斯鸠认为是完美平衡的政体,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而非孟德斯鸠,才是现代共和主义之父。 意大利之梦:民族统一的先知     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究竟是《君主论》暗示的那样的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表明的一个共和主义者呢?其实,马基雅维利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学者,他是那个动乱时代的积极参与者。     普通当代人理解马基雅维利,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于无法直观把握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无法感受马基雅维利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时代处境。只有把马基雅维利置回世界历史中的亚平宁半岛,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加富尔等,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理论家葛兰西,都把马基雅维利奉为民族统一的精神导师、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马基雅维利从青年时代起,意大利的前途问题就萦绕心头。他们强烈希望统一意大利,反对罗马教会和贵族割据势力,并建议把外国势力赶出亚平宁半岛。这里面的内在动机,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不如说是一种佛罗伦萨人特有的罗马精神。我们知道,在政治思想术语中,“罗马人”代表的,就是大一统的帝国精神,与“雅典人”代表的城邦精神完全不同。     尽管推崇共和政体,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马基雅维利相信,统一意大利只能靠一个强大的恺撒,而不是元老院的争论。从这个角度看,他将《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在希望讨个一官半职的同时,确实有呼吁美第奇致力于意大利统一的意思,特别是美第奇家族同时当选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罗马与佛罗伦萨,确实有统一意大利的前景。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军事生涯最为春风得意之时,甚至当他催生的佛罗伦萨国民军一举打败老对手比萨时,马基雅维利都没有表露出任何罗马式的帝国统一观念。     这特别像马基雅维利的偶像及老乡但丁。他俩都是在政治上垮台,甚至被逐出佛罗伦萨之后,才显示出超越“服务城邦”理想的更大的政治抱负。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种切肤之痛:邦国林立、外国干涉不仅是他们本身政治命运不幸的根源,也是全意大利悲惨处境的根源。当马基雅维利因比萨人投降而享受入城式的光荣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意大利,是佛罗伦萨人、比萨人、威尼斯人的共同悲剧。     为民族国家统一,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妥协,可以说后来由马志尼、加里波第主演的意大利统一戏剧,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天才戏剧大师马基雅维利的脚本,而且这个脚本的弱点,如撒丁国王及加富尔首相窃取民族革命果实、墨索里尼窃取人民革命果实,也在历史中一再表现了出来。     关于马基雅维利是共和党人还是恺撒主义者的争论,多少有点儿瞎子摸象。马基雅维利旋转世界的大杠杆只有一个支点:政治生存,具体说就是意大利的政治生存。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首先要有政治生存本身。当意大利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沦为西班牙、法兰西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案板肉时,争论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纯属细枝末节问题。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首先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然“狗剩”也好,“富贵”也罢,完全不得要领。 你我的处境:抵抗马基雅维利     中国有个李宗吾,就是自称“厚黑教主”的《厚黑学》一书的作者。许多人喜欢把李宗吾与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完全错误的。原因非常简单:专门唱“反调”,做“翻案文章”的李宗吾,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厚黑学》可以用到政治以外的场合,而且他要面对的,主要是政治圈以外的读者。而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文艺复兴巨人,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经验。而且,他的《君主论》主要是呈现给统治者的。     马基雅维利并不讳言,如果一般老百姓想把《君主论》的信条带入日常生活,那么一定会使家庭立即变成地狱。马基雅维利把自己严格限制于政治学的范畴,他对道德层面表现的,是大理石一般的冷漠。同样生于乱世,马基雅维利强调的“不择手段”,毕竟只是手段,他的终极目标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至少是他的祖国佛罗伦萨的强大与稳定。     当代人,包括当代中国人研究马基雅维利,认识马基雅维利,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反对政治虚无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当之无愧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当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古典世界时,波提切利和莱奥纳多·达·芬奇们的新世界是文艺,而马基雅维利发现的新大陆是政治。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政治充其量是神学的仆役,基督教义把此岸性的政治,视为败坏人性的肮脏之地,是对美丽幸福天国的背叛和遗忘。即便最好的政治,对于鄙弃现世的禁欲思想而言,也是污秽不堪的。     马基雅维利发现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政治世界,他把政治学从神学的婢女或伦理学的侍妾身份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读了篇幅七倍于《君主论》的《史论——李维前十书》,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使政治与道德离婚”(这是关于马基雅维利最流行的陈词滥调之一),他终结了政治与道德特别是与宗教道德之间的“奴隶制”,使政治重新成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讨论的公德世界。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把政治贬低为“狗咬狗”,并以天国之名对现世价值不屑一顾。而马基雅维利恢复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政治学思想,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与动植物不同,因为人的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唯有奴隶不能参与政治,只有在政治社会中,通过公民的政治美德,才能找到通往完美生活的道路。     500年来,反对马基雅维利最为激烈的人,往往都是“最为马基雅维利”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普通民众甘心情愿地生活在非政治的幻想之中,生活在所谓“远离革命”“远离政治”的麻醉之中。就在疯狂反对宗教改革的时期,罗马教廷在历史上第一个把《君主论》列为“邪恶的”禁书。虽然在屠杀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教徒时,天主教从《君主论》中摘抄使屠杀正当化的词句。而有“士兵王”绰号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王,年轻时撰写过一本痛骂马基雅维利的小册子,这位喜欢睡在兵营而不是宫廷里的著名专制君主,却是《君主论》的模范生,以致伏尔泰极尽嘲讽地挖苦道:“如果马基雅维利还活着,并且给君主上课的话,他向君主讲授的第一条肯定是:陛下,请撰写一本反马基雅维利的书。”     非难马基雅维利,就是非难政治;拒绝马基雅维利,会使人们错过预报、避免大风暴的最好时机。 马基雅维利所发现的,也是马克斯·韦伯晚年确认的真理:政治是人的处境 。尽管吃够了政治运动苦头的人,很可能特别喜欢以宗教信仰、神学理论、道德超越、价值中立、“看不见的手”等取代政治,从而返回“前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然而,科学技术、标准化、文学审美、市场机制等等,只能短暂掩盖人类的真实处境。     人类是否会等到一个“非马基雅维利”的,或者“去马基雅维利”的世界呢,比如说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的星期天”?在那儿,政治、斗争、冲突等彻底消失,全世界住满了“快乐人”,人们从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游戏,不用斗争,不必决断,不必进攻也不必捍卫?也许有,但是这种“快乐人”还是人吗?     马基雅维利坚持的是一个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学信条:人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便由“私民”成为公民,而公德永远比私德更加重要。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因为厌倦政治冲突、阶级斗争而竭力把脑袋伸进“天国”。这位最早提出以国民军取代雇佣军的政治思想家,是厌倦政治的政治虚无主义时代的真正敌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厌倦政治的时代:在罗马人民厌倦了政治时,罗马共和国衰亡了;在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厌倦中,第三帝国崛起了。如果阅读他的人对他发起攻击了,他将不胜荣幸。     2005年暮春,我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外面徘徊,并一再走进这座佛罗伦萨人的“先贤祠”。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伟大的诗人但丁(纪念冢)、音乐家罗西尼、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等巨人均在此长眠。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古怪地出现在石棺上的守护女神手持的盾牌上,马基雅维利的似笑非笑之中,流露着无以形容的嘲讽。不管马基雅维利有意还是无意,在今人来看,《君主论》语调中的嘲讽意味是无法否认的。     实际上,这部书已经成为所有自我粉饰的专制政治的《皇帝的新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君主论》的献词里,马基雅维利说道:“ 深刻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刻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是人民。”不能认识人民的统治者,将以暴政而亡;不能认识统治者的人民,将永远是奴隶;不曾真正认识马基雅维利的人,将不可能抵抗他所预言的无所不在的邪恶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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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从“Kony 2012”看网络语言生态的失衡

作者: 韦三皮  |  评论(0)  | 标签: Kony , 2012 我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视频,虽然我很不认同“Invisible Children”的一些做法。 第一,“注意力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Invisible Children”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公益领域,可以说是一项创新。但这种公益形式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通过网络传播、街头行动等形式力图使Joseph Kony出名,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运动,有一定的广场效应。广场效应的危害就在于,即使广场上每个人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来参与活动的,但整个群体的活动却极有可能发生失控的危险。 第二,中非局势之复杂不亚于中东,宗教、政治、能源等容易引发战争的因素一样不缺。Joseph Kony固然罪大恶极,但杀掉他肯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试图从深层次分析、解决问题,一个Joseph Kony倒下,还会有另一个站起来。我不是说他们的行动毫无意义,只是说做公益、花钱也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如何能将钱和精力用得更有效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这个行动存在这么多缺陷,我还是转发以示支持,原因后面再讲。倒是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让我可以对网络空间的生态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看来,当前网络语言存在以下变化趋势: 一,两极化。整个网络语言的分布模型就像一个计时沙漏,两头大,中间小。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都比较极端。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所谓的“五毛党”和“美分党”相互攻击,旗帜鲜明。有意思的是,由于网络热点不断转移,许多人发现在某场争论中的“队友”忽然成了另一场争论的“对手”。所以这种站队行为往往令某些同学非常尴尬,罗永浩老师就是一枚标准案例。在方舟子反中医的时候他是无限支持,对方舟子每条微博都不加讨论地转发;现在方舟子大棒打到自己头上了,又不分对错地无限反对,说人家是臭流氓。所以说站队有风险,跟风需谨慎。罗素曾经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因此对网络空间我们可以说,参差多态是健康网络生态的本源。这种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发言方式无疑是对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很不利的。 二,情绪化。在现实生活中很和气的人,到了网上也会变得极富攻击性。大家都缺乏认真讨论问题的耐心,一开口就是“傻B”。这让我想到了黄侃和章太炎的故事。话说有一天黄侃同学尿急,直接就对着窗户小解了起来,让楼下读书的章太炎惹了一身骚。两人就此对骂起来,谁料越骂越感觉相互佩服,最终黄侃折节拜章太炎为师,传为佳话。但“佳话”毕竟是“佳话”,大多数人并没有两者的肚量和才气。我见过不少同学在网上跟朋友起了争执,结果闹得现实生活中也有了隔阂。情绪化的危害虽是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但完全可以影响真实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出口成脏之前先冷静一下,别像吴法天和五岳散人那样搞到非“约架”不可的地步。 三,泛道德化。在这种争论中,阴谋论总是不会缺席。“五毛党”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阴谋,想要从乌干达的石油资源中分一杯羹;“美分党”们认为“五毛党”的阴谋论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下的一大盘棋。这种现象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所有人都在反对些什么,但谁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反对什么。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狗,但你首先应该定义一下什么叫狗吧,总不能举着一只猫说你看,这狗长得真他妈丑。有时候我在跟别的网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许多人特别容易跑题或是答非所问。甚至有些人骂人都骂不到点上。用一句网络用语讲就是,“我都替你捉急”。在这个事件中,很多事情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此次活动的运作方式、收费方式是否合理,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就事论事,而是将所有问题都往道德上扯,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至于这些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我暂时想到了以下几点: 一,中国人整体精神生活状态堪忧,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大量压抑的情绪。世俗道德的作用压制了这些负面情绪,使之无法转变为负面行动,却没有为之提供有效的疏导。而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泄场所,因为大家都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世俗道德对语言的约束力不再起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网络语言的暴虐倾向反而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减少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破坏力。 二,国内网络空间的架构不够合理,各大网络社交平台都在努力“造星”。以新浪微博为例,它虽是twitter的翻版,但又与twitter有很大的区别。新浪微博的技术架构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将平台的核心位置交给了少数的明星用户,而普通用户之间的横向交流很难获得别人的关注。这就使得大多数普通用户要么缺乏参与热情,进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尽量采用极端语言“搏出位”,以获取别人的注意力。 三,中国政府的负面作用。网络空间是如今少有的中国人可以自由讨论一些敏感问题的场所,因此对敏感信息的渴求促进了一些网络平台的急速发展。中国政府也试图参与其中以引导舆论,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忽视舆论的力量。然而政府参与引导的方式却有大问题。它并非以增加透明度、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引导舆论,而是通过雇佣网评员发帖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与控制,这无疑更加削弱了其公信力,并且导致了所谓“五毛党”和“美分党”等网络用语的出现。 现在再来说我为什么转发“Kony 2012”。在看它的宣传视频之前,我刚刚看过一部与之内容十分相关的电影:《机关枪传教士》(《Machine Gun Preacher 》)。这部电影根据山姆·奇德斯(Sam Childers)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事实上,与“Kony 2012”相比,我更欣赏Sam的做法,因为他的做法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更传奇(虽然以“传奇”作为理由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Kony 2012”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这种形式激起了成千上万人的同情心。虽然同情心很有可能被滥用,但其本身的高贵毋庸置疑。 有一本禁书叫《戴晴文集》,里面详细描述了戴晴的一九八九。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热泪盈眶。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为了理想而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戴晴带领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试图与学生领袖们进行对话的时候,学生们紧紧地将他们围住,请求他们所敬爱的戴晴老师、李泽厚老师为自己签名。在那场惨剧里,有没有真正心怀鬼胎的领导者?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所有学生们的单纯和执着,以及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付出的热血。 因此,当人们在讨论八九年的学生,或是今天支持“Kony 2012”的人们时,这样一种论调是我极度厌恶的:这群傻B,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利用了呢?完全有可能。但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单纯和执着是多么的可贵。你如果能够识破阴谋者的诡计,那就应该理性地将其中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因此我想对那些自以为看透世故的人们说:你可以沉默不语,但请对人类最高贵的情感怀有一丝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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