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我曾几次表示不同意“三农问题”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都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才是中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一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二 　　 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奸、轮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016.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党。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党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党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越是需要“哗众取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919.html

　　 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 　　 国人食品的”前牛奶时代”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现实的理解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国产奶粉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曾经成为舆论的热点。于是有人说这都是改革后的结果，据说市场经济使人唯利是图，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种问题。 　　 毛泽东时代大概的确没有毒奶粉问题，因为那时除牧区和具有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消费牛奶。当时相当部分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牛奶完全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记得我插队前家乡南宁这样一个首府城市，全城只有一间被视为高端消费场所的”奶品店”，在那里喝杯热牛奶的价格是一杯豆浆的10倍，从小直到初中毕业下乡前，我大概也就跟着父母去喝过两三回。下乡后，我们村一位当地出身、在外当大官的衣锦荣归，随行公子比家乡同龄儿童高出一截，村民纷纷传言说这孩子是”喝过牛奶”的，所以长那么高，那口气牛奶简直如仙丹一般。 　　 当时我国基层商店是见不着乳品的，大城市商店里的速食乳品则主要是昂贵的罐头炼乳，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当时中上层国人也难问津。一种麦粉、糖和少量奶粉配制的”麦乳精”（又名乐口福）就是高级营养品，送礼、看病人能用到它，就是很大的情分了，而产量很少的纯奶粉主要用作高档食品工业的添加剂，商店里几乎看不到。那时婴儿的代乳品主要是米浆，一般育儿之家都备有磨米浆用的臼罐，市售的”代乳粉”也是米制品。 　　 我国传统汉族农村，无论南方的水牛，还是北方的黄牛，都是役用的，乳牛、肉牛是外来的近代事物。但是在牛只归农户所有的时代，在以役用为主的前提下，农家偶尔也有享用牛肉、牛乳的机会。 　　 惟在公社时代，不仅耕牛皆归”集体”，而且国家对”集体所有”的耕牛也控制极严，历史上出于重农抑商理由就出现过的限制宰牛令，在新中国更是空前严格。即使丧失役用价值的病、废、老牛，没有报经政府查验批准，”集体”也无权宰杀。大饥荒时期，村民饿殍盈野，而牛却瘦骨嶙峋地活下来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不忍村民饿死、犯禁杀牛救饥的队干部还成了”私杀耕牛犯”而陷身囹圄。牛肉如此，牛奶亦然。所以公社化时代农民消费牛肉牛奶的机会实际上比传统时代还少。 　　 可以说在改革前，除了”顶层”外，即便是中上层中国人，通常也只能从”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和一些高级奶油奶味点心中体会作为添加物的牛奶美味，而大多数底层国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接犊的饲养员除外）根本连牛奶的气味都闻不着。 　　 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那时的”食品安全”标准高于现在。事实上，正如按今天的标准属于”无证行医”的”赤脚医生”、按今天的规定几乎近于犯罪的”马厩里给人动手术”，在当年确实挽救了许多穷人的生命一样，那时饥不择食的贫困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靠今天所谓的”问题食品”活下来的。 　　 改革前，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得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的”安全”性可比今天严重得多。当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所谓累积性，通俗地讲就是那东西进入生物体后只吸收不排出，无论用量多少，日积月累总会导致毒害。西方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就是讲有机氯农药的可怕。可是那时中国一般百姓的粮食几乎没有不残留这种可怕成分的，能天天吃上这样的东西而不挨饿，在那时已经是很幸福了。 　　 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的农民甚至有把六六六粉往自己身上抹用以杀灭虱子的。除了有机氯，当时的农业还广泛使用剧毒、高残留有机磷（1605、1059、3911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在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大都是禁用的。 　　 有趣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有害食品”说法。我插队的广西田林县山区有各种竹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是山民的美食，其中”八渡笋”还是著名土产。另有一种苦竹笋，鲜笋略带苦味，水漂两日除去苦味后还是好吃的，但老乡告诉我们不能吃，为什么？说是因为那东西”刮油”，人吃了会瘦！回想起来，今天有哪个企业家能开发那种具有”刮油”功效的苦笋，岂不是最时尚的减肥商机？但在那个时代油水极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足，长相瘦弱。而幸福的标志是”心广体胖”，富贵者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乃至直接谓长胖为”发福”，胖子为”富态”，市面上肥肉比瘦肉价贵，猪板油又比肥肉更贵，养猪成功的标准是有”几指膘”。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所谓的减肥食品自然就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我们那里还有的农村种萝卜只吃叶（萝卜缨），白萝卜本身是不吃的。由于人不吃，那里的萝卜也被培养成了根小叶大的品种–也可能相反，是人们不培养大根品种而使其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当地人说白萝卜吃不得，为什么？因为”吃了饿人”。其实白萝卜有”健胃消食”功能，中药书里倒是写着的。而那个时候农民无食可消，唯恐胃健，哪里经得起这种加剧饥饿的”健胃消食”？当时人们都为填充荒腹而犯愁，1960年代初甚至清华大学都曾推出”科研成果””双蒸饭”：把蒸好的米饭再蒸一次，使其蓬松体大好”哄肚皮”，而且还像是吃上”干饭”–那时很多人喝稀饭都喝怕了。 　　 1970年代虽然已经不像大饥荒时代那样不择手段地”充饥”，但是当时推广的很多”成果”仍是以难吃（当时的说法叫”节约粮食”）、难消化（当时叫”顶饱”）为特点，典型的如粗粝到”喂马马都不吃”，”人吃了拉不出屎”的”杂交高粱”，当时曾以其产量高而且”既节约又顶饱”的”优点”在北方各省广泛种植。这样就无怪乎帮助消化的东西也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牛奶时代：”与时俱进”的掺假-测假史 　　 当然这些都与牛奶无关了。直到改革初期，中国平民才对牛奶有了需求。1980年代我国奶业开始起步，但时至1982年，10亿人口的中国奶产量仅595万吨，人均奶消费仅5.9公斤，而同样人口众多的穷国印度，同年人均奶消费已达20公斤（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附录628、630、695、697页统计），国人的奶消费水平甚至不到印度的30%。除去牧区牧民（众所周知中国有广大的牧区以及人口比例不高但却是奶消费主力的牧民，而印度传统上几乎全境务农，基本没有纯牧区和纯牧民）外，一般中国人的奶消费不会及上当时印度水平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 　　 当时市售奶粉开始常见。但至少在我工作的西安市，那时市售奶粉半为廉价的羊奶粉。1980年代，奶山羊饲养在北方许多省份盛极一时，羊奶粉因之而兴。不过那时的羊奶粉通常都不”挂羊头”而径称”奶粉”或”全脂奶粉”，如果不了解生产厂和牌子，你就要消费时才尝得出是牛奶还是羊奶。以至于那时以牛奶为原料的产品纷纷标明”牛奶粉”以示区别。 　　 通常”牛奶粉”要比”奶粉”价贵，但是质量也成问题。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加糖太多，奶粉超甜，其实就是以廉价糖粉冒充奶粉。以至于一些厂家又打出”无糖奶粉”、”淡奶粉”的牌号。但是淡奶粉也不见得就没有问题，因为那时还流行在奶粉里掺淀粉，甚至工业淀粉，其实这比加糖还糟。我就曾买过一种廉价”奶粉”，冲泡后除了淀粉糊，还有很多连淀粉也不是的、豆腐渣一样的东西，几乎没有奶味。如此恶劣而公然的情况当然不多，而且当时也有些品牌口碑不错，如”完达山”、”红星”等。 　　 但是总的来讲那时的奶粉质量不佳，而且民众消费能力低下，奶粉消费还处在”初级阶段”，昂贵的进口品牌极少见到，国产奶粉绝大部分是全脂奶粉，极少数为脱脂奶粉，如今流行的配方奶粉当时几乎没有。由于没有婴幼配方奶粉，一般奶粉质量也不可靠，加上国人还很穷，加工成本能省则省，所以与奶粉相比，当时国人尤其是婴幼儿主要还是消费鲜奶–那时灭菌保鲜密封包装技术还未传入，所谓鲜奶即未经灭菌，需要煮食的瓶装原奶。由于不密封，购买时就能闻到气味，所以奶粉中那种羊牛奶不分和几乎没奶味的恶性造假就很难在原奶中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首先是那时牛奶供应极为短缺。有婴儿之家需凭配给卡订奶，每天一大早到奶站排队取奶是当时的一道晨景。而奶场自产有限，奶源很大部分是向农户收购来的。由于供给短缺，那时就盛行掺假现象。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出生后，家里由于为奶操心，当时就注意到这些情况。以后我也保持了相当的兴趣，对1980-1990年代牛奶掺假和测假防假手段的轮番”进步”还是有所了解的。 　　 据西安奶业人士说，与掺假斗争的第一回合自从奶业初兴时就开始了，那时一些奶农为图利就好往奶里掺水。因为掺水后奶的浓度降低，奶站收奶时就用波美浓度计来测假。 　　 于是不久又有了第二回合：一些奶农发明了掺米浆，甚至自备波美浓度计调节稀稠，这样可以保持浓度，波美浓度计测不出来。收奶方于是引进了有机氮检测技术，因为牛奶蛋白质含有机氮，而米浆成分主要是淀粉，不含有机氮，奶中有机氮含量低于正常，就表明有掺假。 　　 结果，掺假者又发展出第三代技术，即在掺入的米浆中加尿素，尿素富含有机氮，检测仪就被骗过了。知情者告诉我，收奶时没有特殊仪器是测不出尿素的，但煮奶时，由于尿素遇热分解会释放出氨气，人就可以闻出氨臭。果然我就遇上过这种情况，但你找谁投诉去？ 　　 当时由于消费者对牛奶质量缺乏信心，就出现了两种景观：一是不少市民自养奶山羊，因为都市里不好养牛，羊却比猫狗等宠物大不了多少，可以悄悄养着。家养奶羊自己挤奶，虽然按时人观念，羊奶是不如牛奶的，但总比掺假的牛奶强吧！二是一些郊区奶农与城市消费者直接交易，事先征订，大清早牵着乳牛进城，当着消费者的面挤奶，以免掺假之嫌。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条件：当时中国城市还是自行车时代，街上汽车不多，交通管制不严，除了市中心一些门面大街，边缘和近郊城区的街巷还是可以牵牛进来的。 　　 当然这些办法”交易成本”大而成交量小，难为长久之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乳业迎来大发展，凭证供应、奶站取奶的景观基本消失，超市所购灭菌包装的鲜奶打开即食的消费方式，也取代了原奶煮食的习惯。加之大型乳业公司纷纷崛起，”麦乳精”已成逝去的记忆，全脂奶粉、配方奶粉、酸奶等商品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乳业已走出短缺经济，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就笔者而言，随着孩子长大，自己也不再煮食原奶，我对牛奶质量的关心也逐渐淡化了。 可是就在这时，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惊人爆发。我不禁恍然大悟：这不是第四个回合了吗？当年的尿素与如今的三聚氰胺，其实都是走的”以廉价有机氮冒充蛋白质”的思路。尿素的化学名称就是碳酸酰二胺，与三聚氰胺都是同样以胺态有机氮来鱼目混珠的，而且工业生产三聚氰胺的原料就是尿素。不同的是，尿素溶于水，可以掺进液态奶中，而三聚氰胺难溶于水，只能掺进固态的奶粉中。同时三聚氰胺的热稳定性强于尿素，不会一加热就分解，释出氨气露出马脚，但惟其如此危害也更大，可以说是第四代掺假技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650.html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 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 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 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 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致敬词】 　　 社会转型前夜，往往是“主义”纷争的时候。不怕主义之争，怕不知所争为何，更怕围绕伪问题争论到最后。秦晖《共同的底线》，剑锋所指，首先就是充斥着假问题、伪争论这一令人尴尬的现象。 　　 在基本人权和社会保障都尚待增强的情况下，亟待建立的是“治权民授、权责对应”机制，是“左派”要更多自由，“右派”要更多福利，是走出超经济、超政治、超权利强制时代，而不是在限制抑或扩大政府权力问题上转圈——这应是纷争各方持守的“共同底线”。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我们把这一奖项授给秦晖，以表彰作为知识人直面真实问题的情怀，求道说理的学术精神，以及不惧亮明观点、善于争论的战士风范。同时，对作者带给我们的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表示由衷谢意！ 　　 （by 刘苏里） 　　 这本书 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最早是1996年写的《“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最晚是2003年写的《权力、责任与宪政》，虽然结集时有些文章小有增补，但基本上还是十年乃至十几年前的旧作了。以前曾两次结集都因故作罢，这次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出版，当然首先是由于我相信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并未过时，仍有出版价值，但是出版后却能如此受欢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有位评论者说：这些旧作新集，而仍能受到如此关注，这是秦晖的幸运，却不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在解决这些关系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进展甚微。这一评论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越维越不稳”之忧却挥之不去，我想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像亨廷顿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不能满足”吧。 　　 近年来人们经常讨论“共识”，有人问你这“共同的底线”是否就是“共识”？我回答是有联系，但也有不同。“共识”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东西，有“团结大多数”的意思，很多“共识”是妥协、折中的结果，“左派”也赞成，“右派”也赞成，才是成功的“共识”，如果“左右”都反对，这“共识”就算是失败了。正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共识”主要是策略上的考虑，所以它不一定要求学理上的逻辑严谨。我当然也希望寻求这种“共识”，所以2013年我和一些朋友发起搞了个叫做“牛津共识”的文本，今后也会有这方面的努力。不过“共同的底线”则是另一回事，它不是策略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从学理上讨论现代文明中无论左右“主义”、中西“文化”都应该承认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则是内在于这些不同的“主义”与“文化”的，并非妥协、让步的结果。比如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显然这是“应然”的。左右中西都会有人赞成，但左右中西也都会有人反对，比如希特勒那样的“右派”和波尔布特那样的“左派”就都会反对。但我要的是学理上逻辑严谨，它可能使我在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友”，在另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敌”，但作为学者不应在乎这些。 　　 这一年 　　 中国“气候”千变万化 　　 2013年以来中国的“气候”真是千变万化：上半年春天不像春天，气氛好紧张，到了11月，秋天倒像是春天了。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60条“要改”几乎面面俱到，除了宽松人心以外还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至于11月以后不仅官方的文宣活动、连海外的评论和国内民间的“思想界”都几乎被对《决定》的解读所主导。我当然希望“全面深化改革”能带来更多的学术自由和思想探索。 　　 前面说过，2013年我和一些朋友发起搞了个“牛津共识”文本，这与本书并无直接关系。我们这些当事者虽然常常被归类为分别来自左右“主义”、中西“文化”，但至少我并没有被授权代表别人，更不用说代表什么主义和文化，那个文本也只是一些大实话，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我和朋友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开始，这些大实话是我们的“公约数”，但我想还远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还应该继续寻找更大的公约数，直到它“最大”化，而这就与我这本书讲的“共同的底线”有关系了。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我们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实然的，我希望推动实然向应然发展。 　　 这代人 　　 我只代表自己 　　 我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人，也未必有归纳我们这“一代人”的资格。但有人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一懂事，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一毕业，就下乡；回了城，没工作；结婚晚，三十多；生孩子，就一个；工作了，就改革；要下岗，又该我；生活费，两百多；这样的日子没法过。”相比之下我应该是幸运者了。当然那是在“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类似意义上。我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第一届考上的，之前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农村知青），这种经历使我们特别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而我读研和工作又赶上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和至今仍在继续的成就巨大、问题也丛生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我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历在我的书中都会留下痕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233.html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