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中国必须从“物价控”走向“工资福利控”   童大焕—2010年11月21日星期日         调控高房价，是此去经年持续不衰的焦点话题。如今，高房价的“霸主地位”已开始动摇，物价的快速上涨，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房地产第二”。       事实上，比起高房价，由农产品涨价主导的高物价更能对普通民众的生存质量与尊严构成挤压甚至威胁，搞不好甚至不乏有可能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2010年10月份4.4%的CPI涨幅中，食品类价格上涨“贡献”了74%。民以食为天，这种食品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胀不可轻视，农副产品价格调控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国务院办公厅11月20日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进一步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稳定市场价格，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上述16项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等等。此前的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四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但价格干预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虽然有效却非常有限，而且副作用非常明显。房地产调控多少年，屡调屡涨即是证明。日前温总理在澳门晨练时也谈到“房价压不下来，如果真的买不到房，可以考虑先租。”       价格干预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副作用：因为它违背经济规律，它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就以当前的农产品涨价为例。当前农产品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太低、成本提高，农民不愿种地，再加上天气因素等等。高价格才能刺激多生产，但是目前又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又要稳定农副产品供应和价格，从内在机制上来说本身即是冲突和矛盾的。因此，价格管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继续挫伤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       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老百姓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于手中货币几无存余的时代，前三十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不必说，多数老百姓手中无余钱、家中无余粮。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型，但中国人进入真正的“财富时代”，基本上还是从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开始。在这样一种个人货币匮乏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低物价成为他们一种近乎本能的必然诉求。而任何政府，都不能漠视这种民众诉求。因此，迎合低物价的民意诉求，自然成为各级、各届政府在紧要关头必须不遗余力的头等大事。       加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存在知识的缺陷，都是文学理想主义，缺乏科学的基础和理性、逻辑能力；二是人格的缺陷，缺乏独立性，因此也就缺乏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智慧和胆量。不是依附政府等强大权势集团，就是依附民众，迎合民粹或民族主义。因此，每当物价上涨，多数知识分子也都在呼吁政府打压物价。       政府频繁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干预物价，导致市场的风险无限扩大，不确定因素增加，企业对人才、对市场的稳定预期被打破，于是乎，中国的人力资本价格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加上“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个极端落后的发展方式和观念长期主宰中国的市场，因此，中国被迫长期走向“低工资、低福利、低物价”和价格频繁管制的恶性循环！       中国不发达，首先是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发达！一直在朝着压低物价方面努力，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提高全民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努力，结果是：价格越来越管不住，工资和社会福利也没有得到提升，却越来越丧失世界经济的定价权和竞争力！这其中，“廉价劳动力优势”是罪魁祸首。它是最落后的以货币为本位而非以物、以财富为本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更不是以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中国必须迅速走出传统的“物价控”的阴影，走到“工资控”和“福利控”的阳光大道上来。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三天两头去管物价，市场的应该还给市场；政府应该回到确保大多数人工资和社会福利提升的正道上来。一是全面提高全社会的基础工资，包括普通公务员工资。二是提高全民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公平性，让民众有基本的抵御经济风险的“国家支持力”。三是建立健全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国家临时补贴措施，像香港等地区一样，在通胀比较厉害时用国家财政或者国有企业分红给这些民众“派糖”。       为中国和中国民众的长远利益计，我们应该告别过去那种靠低工资低保障低物价发展的道路，与国际接轨，走向高工资、高保障、高福利、高物价的发展道路上来。对物价的管制只是在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没有到位时迫不得已的临时举措，切不可将其视为“正道”，不思更新、更公平合理的制度改进。 FT 中文网2010年11月23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671?page=1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知名时评人，专栏时评作家，著有《买房的革命》等图书五种）     

机构预言房价需谨慎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等机构 11 月 20 日 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示，在楼市新政持续的基础上，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楼市调控加码， 2011 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资金链将出现严重问题，房地产价格将出现接近 20% 的下滑，但不会出现硬着陆的情况，预计明年 3 月至 4 月是楼市全面调整的时点。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解释报告时表示，目前楼市资金依然充裕，调整点尚未到来。预计到明年一季度，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将出现大幅度负增长。同时，由于首付比率、房地产抵押贷款等条件的变化，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会明显恶化。（《新京报》 11 月 21 日 ）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表示，房价明年不大可能出现 20% 的下降。因为今天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是深刻的体制问题，不是简单一两个政策出台调整就能够调整下去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认为，房地产调控不可用力过猛。如果用力过猛，把房地产业资金链条突然崩断，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刘元春也表示，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崩盘的可能，“出现超过 30% 以上价格下降的幅度不大，房地产市场能够实现软着陆”。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的监测情况，过去一年多来“史上最严厉调控”的结果，任何一个房地产唱衰派的房价下跌预言都全部落空，从 2010 年 1 月到 10 月，除了 6 月份有一个微小的 0.1% 的环比下跌， 7 、 8 月份环比涨跌为零之外，其余月份房价环比（与上一个月相比）全是涨声一片。 房地产调控过程中，除了少量价值被高估、价格被严重透支的楼盘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其余房价大多保持平稳。笔者在《买房的革命》一书中《买一手房的注意事项》一节曾分别针对北京通州新城核心区和河北燕郊，特别提醒大家一些价值被高估或低估的地区。 北京通州新城商务核心区的建设当时被炒得火热，什么档次超过浦东、豪华超过现有北京 CBD 等，房价一鹤冲天，甚至有购房人去吃个早点回来房价就涨 50 万的传闻。针对通州新城，笔者在书中提醒“不要为十年后的宏伟蓝图埋单。只有等到生米快煮成熟饭，七八成熟的时候，才是急速提升、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 针对很多人在徘徊到底会不会划归北京的燕郊，笔者在书中写道：“大量的房屋供应，必然会带动当地商业等的全面发展，而且势必使它成为京津冀一体化不可忽视的存在。而且，归河北比归北京更好，虽然暂时有交通、通讯、医疗、银行等方面尚未一体化的一些不便，但一体化只是迟早的事。而且，在河北省的眼里，它是一个重镇；但如果在北京眼里，它就平凡无奇了。” 现在，随着调控的深入，答案已经水落石出，这两个区域的房价走势与笔者在书中的分析完全一致。通州新城核心区成为全北京降价幅度最高的区域，珠江拉维小镇、京贸国际城、月亮河三个标志性楼盘都平均降到不到两万元价 7000 到 1 万元，降幅达 26% 。 至于燕郊，规划已经出来，到 2015 年要连接大厂、香河建成人口 150 万的河北最大的环首都新城，年底全线启动电话 010 系统、明年开通地铁、随时落户这些利好消息一出，房价即使在深度调控期仍然一周涨了 100 到 400 元，而且开发商在酝酿年底全线涨到 1 万元单价——即使如此，相对于一河之隔的通州平均 1.5 万元左右的二手房，价值仍然被低估。 笔者说这么多，是要提醒正式研究机构切莫轻易预言房价，不能让自己的研究沦为政策调控目的的背书；或者仅仅像一些不顾事实与规律的个人唱衰派一样，靠迎合民粹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应该脚踏实地分析、深入细致地揭示房地产发展的规律和现实遇到的问题。否则，那不是在为国为民谋福利，而是在误导公众，让越来越多民众因错过时机而心生怨怼，祸国殃民。     

  给无法无天的拆迁官员问一次罪吧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三   迹象表明，地方官员强制拆迁态度是越来越坚决、制服老百姓的手段是越来越花样翻新了。河南长垣县蒲西区 7 旬老人刘玉山因不满拆迁补偿拒签协议，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的理由逮捕，关押近半年还没有结果。而这起“敲诈案”中，起诉意见书未明确受害方是谁，涉事的开发商也否认遭到敲诈。（《河南日报》 2010 年 11 月 24 日 ） 细看情由，原来是蒲西区领导称老人的不配合致政府多次被县里批评。由此看来，像许多警察冲在第一线的征地拆迁案一样，这起案件中，批捕的检察院和实施抓捕的公安机关实际上都只是爪牙和马前卒，真正的幕后指使者是区领导。如此作派，可用“无法无天”四字形容。 但类似的无法无天行为，可谓举目神州遍地皆是。同样是河南，郸城县政府在没任何征地许可的情况下，将胡庄社区农民的耕地强行征用，失地农民将县政府告上法庭，一审获胜，但县政府在二审没有结果前，仍强行征地拆迁。 这里丝毫没有故意妖魔化河南地方政府的意思，只是顺手牵来一个例子而已，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总体而言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而政府官员之所以无法无天，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还真驯服不了这些无法无天的官员。类似刘玉山这样被以莫须有的理由逮捕关押的例子，顶多是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了事，能讨到说法、获得赔偿，已经是天大的幸事。 而这类事件中，对相关责任官员的法律问责，才是至为根本的东西。就是这样“至为根本”的东西，却往往不可能被真正提起议程，更不可能真正落实司法和行政处罚。这，便是官员无法无天、百姓权利和尊严无处躲藏的根本情由。 在河南省委党报的监督下，相信刘玉山重获自由不是悬念。但我们更期待的是这起案件能够得到真正的法律问责，给神州大地做个“开天辟地头一回”的法律问责示范吧！在这起案件中，不论是指使者还是执行者，已然涉嫌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罪和强迫交易罪。若无问罪，违法犯罪成本为零而收益无穷大，岂有不助长违法犯罪之理哉？ 给无法无天的拆迁官员问一次罪吧！哪怕就一次，也让铁拳和推土机下的百姓看到一丝希望和光亮。    

     中国孩子的想像力为何世界倒数第一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三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世界上只有知识、只有学问才是与人相伴终生的最大、最恒久、最不易失去的财富，别的，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身外之物。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才都把终生学习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然而，中国的现实似乎很令人沮丧。来自 2010 年 11 月 24 日 《重庆晚报》的消息说， 21 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而且是年龄越大、知识越多，越与创造性想像力“反着动”。记者拿出一幅无标准答案的无名抽象画，在孩子们眼里，它“一切皆有可能”；而对许多成年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幅人脸而已，答案一致得就像歌曲“世界只是唯一”。在南坪实验小学 1 年级 8 班， 10 个同学有 8 种答案；在重庆工商大学一间自习室， 10 个同学的答案有 6 个与脸相关。记者在南坪步行街又考了十多名三四十岁的路人，一半以上都说是张“人脸”。 “在全球 21 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分组审议《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胡健康发出的感慨。他还举例称，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 20 世纪生活的 20 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 2000 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象力却非常缺乏。因此，他建议修改相关条款，通过立法来强化对中小学生的“想象力教育”。 一个人口大国不能成为创新大国、不能成为人才大国，的确是一个国家教育的耻辱。其中最大的问题，来自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方式方法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把人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质疑和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还是把他们改造成唯唯诺诺、按部就班、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镙丝钉？前者，需要的是自主性、创造性、探索性的学习，而后者，只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填鸭式灌输式教育，只需要学生的记忆力即可！ 想起西方一些教育和社会发达国家，他们的孩子，从小学中高年级开始，就和家长、和老师一起去图书馆钻研，去查资料，去探索诸如二次大战的成因及后果，以及历史评价等等宏大的课题，不要预先给他们答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原因，分析答案。 而我们的教育，则是观念先行，对标准答案不可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在语文和历史两大课程上，尤其如此。连高考作文，基本上也都是道德价值观优先于思辩和表达能力本身。这哪里是在培养“独立、完整的人”，分明是在制造记忆力超群、创造力和人格精神残缺的“精神病患者”。是典型的愚民教育而不是启蒙与智慧教育。中国的教育像是一把锁，而不是一把开启未知世界的钥匙。 砸碎中国教育这把枷锁，首先要重新反思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完整的人，其他一切都是扯蛋。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告别标准答案，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更是如此。在客观的自然科学问题上，很多时候答案的确只有唯一，但抵达答案的路径和方式方法却未必唯一，应该鼓励学生，寻找自己的方法和路径。其三，大学招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改变那种统一大纲统一试卷统一标准答案的招生录取模式，“英雄不问出处”，条条大路通大学。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世界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结论———“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 　　 1968 年，美国一位妈妈状告幼儿园，认为幼儿园教会自己 3 岁女儿 26 个字母后，孩子再也不能将“ 0 ”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东西了，幼儿园应当对这种扼杀孩子想象力的后果负责。那场官司，家长打赢了，并导致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我们，是否也需要一部《公民教育保护法》，保护孩子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想像力不受桎梏？ （作者为信孚大学导师、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利出一孔是土地和房地产乱象根源   童大焕—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土地换户口”、“土地换社保”、“撤村改社区”、“宅基地换房”、“新农村建设”、“新民居”……旗号不同，目标一致，全国各地正在兴起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获取农村宅基地。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告明确表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本是好事，但是现实中流转权利却往往被地方政府垄断，各地以“城乡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之名，通过“占补平衡”和“撤村并点”获取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从地方政府的动机上，土地背后的利益是其中关键。       与此同时，城市中的暴力拆迁事件层出不穷，天怒人怨而地方官员聒不知耻，有公开扬言“哪里的拆迁不死人”的，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有说“没有我们县委书记这样干（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       今天的城市高房价、征地拆迁矛盾尖锐，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或曰官民矛盾、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当下的土地制度导致“利出政府一孔”。       梁发芾先生说，历史上的管子、商鞅、韩非、桑弘羊、王安石这些大致属于法家路数的思想家政治家，主张“利出一孔”，由国家垄断社会的一切经济机会和财富，这样，有求于官府的老百姓就容易感恩戴德，容易服从。《管子•国蓄》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商君书•弱民》也说：“利出一孔，则国多物。”管子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利出四孔，国家就会灭亡。当然，完全封堵民间经济机会，完全做到利出政府一孔，只是在上世纪中期才真正做到。但是，那种纯粹的“利出一孔”的结局是灾难性的。       今天，仅土地领域一项的利出政府一孔，其结局就已经是灾难性的：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差价约为2万亿元！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但有近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引起旷日持久的纠纷。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土地问题占65%。农业税取消后，此类问题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而房价居高不下，人们往往把矛头指向开发商脸厚心黑，实际上，除非开发商赚了钱就退出这个行业，否则，前面买地盖了房，赚了钱连本带利开发商往往买不回同一地段同样大小一块地，一切又交给政府做土地出让金了！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制度，可谓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根据《土地管理法》，宅基地不能买卖，但可以继承或者转让——只能在本村集体内流转。而在城市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农转非”，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把户口转走，就失去了对老家宅基地的继承权，只能眼睁睁看着“祖宅”慢慢地衰败倒塌，慢慢地变成村集体的资产。宅基地只能在本村集体内流转，迟早会沦丧。这种对土地、房屋乃至祖屋的权利丧失，不仅在抽掉农民经济生活的根，也在抽掉整个中华民族敬祖崇先的传统文化美德之根，可以说挖了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人的“文化祖宗”，使后代子孙与故乡、与祖先的血脉与文化关系被切断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       将农地、农房进行完全彻底的独立产权化和资本化，全面、彻底地恢复农民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允许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由流转买卖、自由抵押借贷，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使农村土地、房屋的价值回归，可以防止农房、农地价值被严重低估的现象延续，让农民真正获得财产性收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集约用地，推进农业集约化现代化，提高农业收益；吸收社会上过量的流动性，避免超发货币只有城市房屋这个出口，从而让城市房价保持在更为合理的水平上。一石三鸟甚至一石四鸟（含保留敬祖崇先的一缕文脉），利国利民，何乐不为？       依我看，土地和房地产领域是否把权利和利益还给老百姓，而不是“利出一孔”，是检验各级政府是不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一块试金石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