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寄望于从根本上铲除暴力征收的土壤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19 日 星期日   因拆迁导致当事人 3 人自焚（其中一人送医后身亡）、并且由县委书记带头截访演出现实版电影《保持通话》而备受瞩目的“ 9 • 10 ”江西抚州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有了新进展， 17 日晚抚州市委对 8 名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宜黄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李敏军被立案调查，并被免去其宜黄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职务。 这样的问责速度亦可谓及时。然而个案的处理需要制度的进步作保障，才有望防范下一个悲剧的发生。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部门正在行动”。 一是搁置了大半年的新拆迁条例有了新进展。专家建议确定争议解决机制，先补偿屋主后拆迁。政府为公共利益进行的拆迁，必须通过正常的程序，在取得被拆迁人的同意、给予充分补偿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商业性开发，必须由开发商与屋主先进行谈判，在达成协议后才能进行拆迁。如果谈不拢，屋主完全可以拒绝让出房屋。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确认，在《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后，公众与学界诟病多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同时废除。（ 2010 年 9 月 19 日 《新京报》） 二是我国拟对集体土地征收立法，解决暴力强拆问题。（ 9 月 17 日 《新京报》）三是国土资源部近日发文明确，从明年 4 月开始，土地储备机构将不再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以往土地储备机构同时进行土地开发和土地收储、被业界诟病为“左手倒右手”的行为有望中止。（ 9 月 16 日 人民网） 如此密集的政策酝酿，前所未有，或可视为决策层下决心、下力度解决愈演愈烈的拆迁、征地矛盾的一个强烈信号。是的，寄望于好人不如寄望于一个好制度。我们强烈呼吁新的、更加符合正义程序和原则的对国有和集体土地、房屋征收的法律法规出台，从制度根源上最大限度限制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防范暴力拆迁和血腥拆迁。 但是，一切正如哲学上所说，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事物的发生变化，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仅仅依靠法律约束这个外在条件，要想从根本上防范暴力征收与血腥拆迁，可能难乎其难。就像《南方周末》报道的那样：全国各地导致自焚的拆迁事件，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书记县长个个都在，只问责“一阵子”。人命似乎无关紧要，反倒是如果拆迁不力，官位难保。 我们应该从内在的观念和体制机制上转变政府职能，根本解决“政府权力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才能斩草除根，铲除地方政府和官员与民争利的土壤。过去 30 余年各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第一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副作用也越来越多，比如政府与民争利，社会、文化建设、环境保护全面滞后，等等。政府职能应当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脱身，逐步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中心、以公民的权利自由为中心转变。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的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副产品，政府只要创造一个自由、公平、产权明晰并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环境，经济发展自然会突飞猛进，而且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多赢的良性发展，而不是寅吃卯粮、透支环境和子孙后代的、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       

    终结血拆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19 日 星期日   这几天有三条与拆迁有关的信息密集出来，一是搁置了大半年的新拆迁条例有了新进展。专家建议首先将公共和商业利益分开，确定争议解决机制，先补偿屋主后拆迁。政府为公共利益进行的拆迁，必须通过正常的程序，即在取得被拆迁人的同意、给予充分补偿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房屋拆迁。而商业性开发，也必须由开发商与屋主先进行谈判，在达成协议后才能进行拆迁。如果谈不拢，屋主完全可以拒绝让出房屋。只有这样的条款写入法律，才能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确认，在《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后，公众与学界诟病多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同时废除。（ 2010 年 9 月 19 日 《新京报》） 二是我国拟对集体土地征收立法，解决暴力强拆问题。（ 9 月 17 日 《新京报》）三是国土资源部近日发文明确，从明年 4 月开始，土地储备机构将不再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在 2011 年 3 月底前，土地储备机构必须与其下属和挂靠的从事土地开发相关业务的机构彻底脱钩，各地国土资源部门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都不得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市场开发。按照现有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具有从事土地一级开发的权力，但同时进行土地开发和土地收储，容易留下腐败空间，这也被业界诟病为“左手倒右手”。（ 9 月 16 日 人民网） 让政府权力跟直接的经济利益远一点再远一点，让公民的权利跟自身的财产近一点再近一点，是以上定规立法的初衷所在。我们乐见于相应法律和规定的出台。 但窃以为，如果不从根本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上转变政府职能，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再好，都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踏空的遭遇。 也许一切正如《南方周末》报道《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个个还在》所用的冰冷现实所揭示的那样：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书记县长个个都在，只问责“一阵子”，人命无关紧要，反倒是如果拆迁不力，官位难保。 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根本原因是发展主义观念和政绩评价主导下，政府像公司，官员个个像老板，追逐经济利益成为其第一目标。效率很高，破坏力也很大。“维稳成本”居高不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固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和转变。但凡事过犹不及，经济发展第一的追求过头了，很多副作用日积月累，积重难返。社会建设滞后，环境保护问题突出，文化和社会发展止步不前，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时进时退，甚至不乏个别地区进一步退三步。 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观念解放，迫切需要新的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要从思想上、机制上根本解决政府权力到底为谁服务、为什么服务的问题。经济发展是自由和权利的副产品，是市场可以自发解决的问题。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环境、发展人的自由和权利、发展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的自由与权利、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环境的安详与宁静才是发展之本。如果说，当年从政治斗争为纲到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是一次伟大的政府职能改变；那么今后，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到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权利与自由为核心，是政府职能建设的另一个伟大变革。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围观就是力量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19 日 星期日   因演出现实版电影《保持通话》而“名扬海内外”的“ 9 · 10 ”江西抚州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最近有了新进展，一喜一悲。悲的是三名自焚者之一已被证实死亡，当天还发生了“抢夺死者尸体”和“对家属实施软禁”等事件。喜的是据新华社消息， 17 日晚抚州市委对宜黄县“ 9 · 10 ”拆迁事件 8 名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宜黄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李敏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立案调查，并被免去其宜黄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职务。 虽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甚至是短暂的胜利，也许一切正如《南方周末》报道《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个个还在》所用的冰冷现实所揭示的那样：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书记县长个个都在，只问责“一阵子”，人命无关紧要，反倒是如果拆迁不力，官位难保。 但眼前的胜利仍然值得纪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加倍珍惜并且继续为之努力。 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的力量、网友们持续、密集的关注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显示出“微薄而又巨大的力量”。是的，微博，微小的博弈、微小的围观、具体到每个人貌似极其无力的关注，最后滴水成河，汇成了网络巨大的民意力量。从自焚现场地方官员阻止家人救援的视频、录音；到南昌昌北机场县委书记邱建国亲率官员 40 余人围截钟家小妹赴京上访，这一幕幕丑陋形象和丑恶嘴脸，皆被微博记录进了历史、传播到海内海外。这一事件全程被《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以微博形式现场直播，而被全国网友疯狂转载和关注。主演了昌北机场“保持通话”的钟家九妹钟如九， 17 日在网上开通了自己的微博，每发一言总能吸引千万网友的关注。 在现代化的视频、通信技术下，阳光正在照进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而那些阳光，并不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我们那一双双黑色的、蓝色的寻找光明的眼睛，来自那一颗颗相信正义、公理和正道的人心！ 害怕阳光，是一切丑行和黑暗的共性。即使这个社会已经到了、没有是非、没有底线、没有悲悯、没有同情，只有金钱和权力的寡廉鲜耻的地步，只要我们仍然心怀对光明和正义的向往，仍然坚持沉默中用哪怕最微小的微博的力量去围观、去转载、去坚持，黑暗就有可能被一点点的光明所撕裂。“我们都在关注你”，相信再残暴、再无耻的力量，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都会有所忌惮，有所畏惧。 那就继续吧，用爱和热情，织一道“围脖”。行动，不一定都会有结果；但不行动，一定不会有结果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大学去功利化 学生才能去功利化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一   “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在 17 日举办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 杨玉良举了个例子：今年 6 月底，复旦大学邀请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女士来校作演讲。在互动环节，好几位学生一再追问：从海地移民到加拿大，当了总督，你是怎么成功的？学校邀请大学者作报告，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杨玉良认为：“像这样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杨玉良校长的分析切中时弊。在大学扩招虚胖的一片歌舞升平中，这样的清醒之言难能可贵。然而把过于功利甚至投机取巧的责任归到学生身上，我看是有失准确。 从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危机，到名人履历危机，急功近利的造假行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通行无阻，甚至几乎到了“不假造不成功”的“劣币驱逐良币”地步，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爷、有地位便是成功，除了社会上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透明度能见度不够，信息不对称；其次是陈志武所说的“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造假风之所以到今天这种广度（和深度——作者注），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制度环境是如此。从教育环境来说，俗话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今日大学的急功近利，恰恰是学生急功近利的重要根因。不说多，只举一例，事关中国最基本的创造力培育和底层上升及社会公平的一例： 如今的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平均 60% 以上，北京上海常年稳定在 80% 以上，上海 2010 年更是有望达到 100% 。但历年来，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大学自主招生，名额从来都是向考生所在地倾斜，甚至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形成了与大城市重点中学之间点对点的定向招生模式。名义上是说这些基础教育发达地区考生综合素质高，实际上是大学急功利近。因为这些大城市考生父母的人脉关系广，大学就业率高；同时家庭较富裕，交得起较为昂贵的学费。 但实际上，人才在人群中的比例是相对恒定的，大城市孩子素质高，更多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开发得较早较全面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比偏远地区小城市和农村的孩子更具有天赋和可塑性。实际上，在现有高考和大学招生制度下，基础教育比较落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中，不少将来可成为社会栋梁之材的贫民子弟，被大学无情地拒之门外、甚至有的从此将再也没有机会成长为精英人才。 我想问大学校长、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校长们一句：去功利化的教育，能否从大学自身做起，从大学招生制度向贫民子弟倾斜（哪怕是按考生比例招生也好）、平民子弟资助等全方位进行改革，给贫寒子弟提供一张衣食无虑的、真正充满想象和梦想空间的平静的书桌？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明月千里 胸廓万象 祝普天之下的人们中秋快乐 阖家吉祥!     但同时，我也用此文给中国大学一个特殊的提醒，希望他们能给自己和国人开启真正光明的未来之门！     中国大学死到临头不自知   童大焕       针对有媒体报道称，外地人员子女有望试行异地高考。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异地高考试点工作，由各地自行提出，经审批后实行。据悉，今年有望正式启动相关办法的调研，具体办法10年内可能出台。另外，统一高考为主的格局今后10年内不会发生改变，但在考试形式等方面将探索改革。此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也曾表示，这一办法会选择二线城市先试点，因为二线城市随迁子女流入规模较小。（2010年9月20日《法制晚报》）     依我看，高考改革等不了十年，大学生源不足的问题已经呈现并且必将愈演愈烈，高考再不改革，再不在更大范围内保障平等的高考权利，大学因生源不足而倒闭将近在眼前。而二线城市试点异地高考作用微乎其微，因为二线城市基本上也是户籍改革到位的城市。     前些日子，赵晓教授在微博上说：近日有报载，中国两亿农民工，其1400万子弟上学难的事情。如此关系中华民族素质进步及长治久安的大问题，理应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大抓。农民穷、农民苦，可怎么也不应该祸及子孙啊！教育差距势必固化贫富集团，引发新一轮收入差距。（2010年9月14日《新京报·时事评论》之“微博大义”）     赵晓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后知后觉了。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平等参加高考等权利问题，社会各界尤其是先行一步的时评人子归啼血不知呼吁了多少年，一点动静没有；而在千万数量级流动儿童的背后，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还有5800万与父母长期分居的留守儿童，同样面临学业荒废、心理问题多等社会问题，令人担忧。而多年来我们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教授们，除了赵晓、张鸣等少数关心时事的教授之外，对此真是知之甚少啊。     教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殊不知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正兵临城下直接危及大学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到大学教授们明天的饭碗还端得端不住！     近年来，随着大学大范围扩招，大学的录取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但参加高考的人数却因为种种原因在不断减少。2010年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31万人，比2000年的百万出头，翻了6倍。而美国大学的在校生人数从1965年的不足600万，到2009年的1800多万，人数涨了3倍，时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     但是，与美国大学生源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不同，中国内地大学招生人数在大幅度提高，考生人数却开始不断减少。2009年内地大学考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首次下降。教育部学生司副局长姜钢证实：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约1020万人，比2008年减少30万。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为849万，2009年则减少到834万，2010年则为803万。2010年北京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考生人数创下6年来最低，为80241人，比2009年减少了2万多人，降幅为20%。     2009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达到629万，2010年更是达到657万。招生名额巨增而考生锐减，大学的质量堪忧。而大学质量堪忧又直接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成才率”，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内地大学的吸引力。     高考人数的减少，固然跟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适龄人口减少相关，同时也跟大量海外优秀高校在国内掐尖有关。有报道说，2010年中国留美学生将达十万人。这十万人有多少是本科生、多少是研究生，目前还没有具体数据，但国外名校在内地高中纷纷掐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诸多著名高中，已经连年出现“高三空巢”现象，一到高三，优秀学生们几乎都不在课堂上，因为他们忙于考托福、考“美国高考”去了。近年来甚至香港高校也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开阔的视野、海纳百川的气度和丰厚的奖学金，加入了到内地掐尖的行列，且人数越来越多。     导致高考人数逐年下降的原因，除了独生子女政策和海外及港澳台名校掐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基础教育的巨大不平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差距，使大量适龄儿童被排除在高考之外。比如，大量农村学生没有条件读完高中甚至初中；由于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巨大落差，即使勉强读完高中，也缺乏高考的竞争力。尤其是在教育歧视政策之下，大量流动儿童无法正常在流入地读完初中和高中，无法在流入地获得户籍或获得平等的高考权利，导致更为大量的留守儿童被迫小小年纪与父母分离，不仅学业荒废，而且身心也容易遭受不应有的创伤。     这样，从长远看，教育的户籍歧视和教育不均衡，危及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危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常上升。而从眼前看，则直接危及大学的生存和大学教师团体的饭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大幅度扩招和大兴土木，大学和大学教师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今天，大学录取率已经超过60%，而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失业率已经超过10%。在东部沿海地区，享受到更优质基础教育服务和大学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特权的大城市，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率已经长年稳定在80%以上，2010年上海更有望达到100%。     今后的大学，将越来越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如果不从基础教育公平和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平等的高考权利入手，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大学教育质量每况愈下——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越来越低——大学高考人数持续减少的恶性循环必将持续，一些大学的破产倒闭，将不是一个未来进行时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但是近年来大学录取制度和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的功能丧失，使之并没有使自己成为促进社会公平之利器，反而成为加剧和炙烤社会不公的帮凶甚至罪魁。报应来得比想像的快。快亡羊补牢吧！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仅仅保障各社会阶层、各种流动人口平等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权利，也许已经远远不够了，赶快将高中免费教育也及时提上议事日程，高校加快和加大对贫寒学子的补助力度，或许才能防止即将到来的大学倒闭潮。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