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警惕高铁大跃进导致产能过剩危机   童大焕       《华夏时报》记者从铁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投资2713.7亿元，完成全年计划投资的33%。这意味着如果要完成全年8235亿的投资计划，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平均每月要投资920亿元，平均每天要投资30亿元。     据了解，2008年以前，铁路实际投资额往往达不到计划额度。2006年计划投资1600亿元，实际完成1543亿元；2007年计划投资2560亿元，实际完成1772亿元。2008年以铁路建设拉动内需为由，国务院批复铁路投资额达2万亿元；同时铁道部修改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营业里程规划目标由10万公里扩大到12万公里。2008年计划投资3000亿元，超额完成。2009年计划投资6000亿元，实际完成投资7007亿元。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铁路建设非常滞后。按国土面积平均的铁路路网密度，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只有 74.89公里，在世界上排名60位之后；按人口计算，中国铁路路网密度为每万人 0.56公里，人均才 5.6厘米，不及半根铅笔长，世界排名百位之后。每年春运的一票难求，中国普通老百姓最能感同身受铁路的落后。     但是今天铁路项目大干快上、高铁遍地开花的投资大跃进，却令人十分的忧虑。在我们这样一种国民收入绝大部分归于政府的财政集中体制之下，的确是常常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但俗话说花别人的钱最不心疼，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物权财权的高度集中，又不可避免带来了腐败和浪费的高度集中。今天的高铁大跃进，会不会转眼就成为明天的大浪费，实在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大问题。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已经从一开始就出现苗头：宁沪高铁建成开通后，一直没有乘客，上座率很低，为此，官方专门停开了宁沪原有的动车组，想“逼迫”乘客乘坐高铁，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经常有很多车厢空无一人。投资如此巨大，市场却无人喝彩，前景堪忧。     宁沪高铁建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尚且如此，未来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中，注定会有一些大城市迅速崛起，也会有一些城市和乡村迅速衰落。在此过程中，如果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始终由行政主导，必将导致两个巨大的浪费：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将会造成巨大浪费；二是小城镇行政主导的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将会造成巨大浪费。我们的各级政府机构，动辄对民营资本出台管制行业产能过剩的规章条例，惟独不对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任何预防“产能过剩”的措施，甚至连预警机制都没有。不仅没有措施，没有预警，甚至在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口号下不断为这种产能过剩添砖加瓦。反正官员花老百姓的钱不心疼，甚至在大干快上中不断为官员的政绩贴金，一俊遮百丑，即使发生巨大安全生产事故也不必辞职。     今天的高铁建设，其费用已经远超机场。铁路建设费用平均 一公里 过亿元，高铁投资又是普通铁路的数倍。而一个小型机场，通常投资数亿元即可。铁路投资浪费的土地也要整体上比机场多。与其浪费大量的土地和资金在未来随时有可能成为僵死的蛇一样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高速铁路上，不如在更加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匀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更节约、效率更高的机场建设。     美国人在自己的任何一处居住的土地上，平均半小时车程可到达一个机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现如今全国只有140个机场，2015年的目标是达到250个，即使目标达到，国人平均也需要一个半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最近的机场。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评韩寒:陈文茜版何不食肉糜   童大焕       7月21日是香港书展的第一天，有记者问台湾名主持人陈文茜对韩寒怎么看，陈文茜说，“用李敖的话说，韩寒不值得评价。”她说：“作为上海市民，赛车先生的韩寒看起来蛮帅，其实没有多少文化底蕴。对于上海世博的无知，显得浅薄和没文化，说话就像放屁一样轻松。”     这件事几天来成为内地的热点问题，韩寒本人表示不与女生争论，潘石屹认为韩寒是在向中国社会几百年来形成了许多不良的惯性和陋习宣战，这些旧东西的破坏和腐烂会成为新世界建设的“营养”。     我看陈文茜之批韩寒，就像看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老百姓没饭吃纷纷饿死，晋惠帝很惊讶地问“何不食肉糜”！港台的言论开放尺度与内地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备受内地读者推崇的内地禁书在香港书市上并不受青睐一样，韩寒的“肤浅”与其独有的韩氏幽默，却是内地读者和百姓格外稀缺的罕有之物。所谓时势造英雄，有什么样的时势，就有什么样的英雄。要说韩寒肤浅，莫如说内地民众肤浅好啦！站在陈文茜的港台居民立场上，她说出那番话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相当正确，但知人论世，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设身处地”。言论的尺度不一样，用港台的尺子来量内地的高山，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内地，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有人说“现在中国时评人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有人尊之为当代鲁迅。但内地比他深刻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韩寒独占鳌头？除了韩寒是多方面的风头人物之外，恰恰是因为韩寒的表达，自由得就像放屁一样轻松，而屁长期闷着不放，是要伤身体的！韩寒改变了多少年来中国人跪着生跪着死跪着说话的传统，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用他作为偶像的影响力，使得一批年轻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站着做一个抬头挺胸、堂堂正正的人，醒着做一件件利己利人、至少无害于社会的事。     对于陈文茜批评韩寒，我更同意闾丘露薇的判断：和一些台湾同行聊，大家更觉得只不过是一种创造话题的手法。不过这个话题，主要在两岸的媒体还有网络发酵，毕竟对于香港媒体还有香港人来说，两者都和自己隔了一层。     李敖称陈文茜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陈文茜这回投桃报李，力捧17岁的李敖之子李戡，“我没有理由不帮助这位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他太像李敖了。”有此一回合，使我更相信“创造话题”的判断。想想，若没有贬低韩寒一事，任你“文坛妖姬”陈文茜怎么在港台兴风作浪，内地又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呢？     但是这一切，最终都会像内地攻击韩寒的人一样，再“新颖”的观点，再“刺激”的话题，最终都会如风过耳，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个韩寒，兀自在那儿根深叶茂树大招风。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别再把违法强拆不当罪   童大焕       近日，昆明市宏仁新村的村民们历时5年、投入3亿多元资金建起一个新农村住宅小区遭拆迁。为了建新村，村民们把多年的积蓄和征地补偿款都投了进去。但新村刚建好，就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     拆迁的目的很简单：建设一个商贸城，而且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开发商已经介入其中。而地方政府心甘情愿做开发商的马前卒，与所有的违法拆迁、强制拆迁如出一辙：与民争利。     从2001年现有拆迁制度确立以来，各地涌现的“暴力拆迁”、“株连式拆迁”和因拆迁导致的自杀、他杀等“血拆”事件层出不穷，社会上有三次要求修改的民意浪潮，人们希望新的拆迁和征地条例能够改变地方政府和官员无法无天的状况。但三次胎动，三次无果。原因无他：遭遇地方政府强大的游说阻力是也。来自《经济观察报》的消息说，国务院法制办1月29日 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已过半年，但迄今没有正式出台的时间表。接近国务院法制办的人士说，拆迁修法已非当前工作着力点。而了解情况的法律学者和律师说，新“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     从昆明宏仁新村的违法强拆来看，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再好的法律也将形同虚设。法律不可能自行运转，指望通过良法来遏制地方官员与民争利的冲动，实际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昆明市政府明确规定，必须经过9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启动城中村改造。但是地方官员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官渡区矣六街道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堂堂皇皇地进了村。为达到拆迁目的，改造指挥部想出了种种办法，不签字就不让上班，有的还带领人敲玻璃，砸窗户、砸门，甚至把宏仁新村的楼房定性为违章建筑，必须拆除。新村里一些楼房的大门和墙上也被涂上了大大的“拆”字，而且有的新楼房已经开始被拆了。     而记者在村民们的联合签名表中我们看到，宏仁新村500多户村民有400多户联名反对拆迁新村。当地官员辩解说签字率已经达到了50%。其实，这个50%的签字率还包括了宏仁老村其他几个村民小组，而就是加上其他几个村民小组，同意改造的村民签字率也远没有达到90%以上。在层出不穷的违法强拆事件中，我们面临的最真实、最残酷问题，不是良法不够用，而是有法不依。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物权法》同时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以城中村改造的名义强迫村民拆除新建的楼房，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     更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章明确规定了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违法强拆之所以层出不穷，导致官民矛盾愈演愈烈地方政府信用每况愈下，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把违法强拆当犯罪。除非拆迁死了人，否则违法强拆的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和刑法处罚的极其罕见，任由地方官员自我解释的“高尚目的”掩盖其手法的非法性质。     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中，征地与拆迁中的官民矛盾会越来越突出，遏制地方官员与民争利的违法强拆冲动，必须让《刑法》走上前台落到实处：别再把违法强拆不当罪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缺失是当前最大的缺失   童大焕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国务院法制办1月29日 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已过半年，收到相关意见和建议6万多条，但迄今为止，既没有公布各方意见，条例也无正式出台的时间表。接近国务院法制办的人士说，拆迁修法已非当前工作着力点。而了解情况的法律学者和律师说，新“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     从2001年现有拆迁制度确立以来，各地涌现的“暴力拆迁”、“株连式拆迁”和因拆迁导致的自杀、他杀事件层出不穷，社会上有三次要求修改的民意浪潮，但都最终无果。三次胎动，三次无果，原因无他：遭遇地方政府强大的游说阻力是也。作为野蛮拆迁甚至血腥拆迁的最大获利者，地方政府当然会极力维护现行拆迁游戏规则。特别是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中国指数研究院相关报告表明，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无独有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判断，收入分配改革，对垄断国企“动刀子”牵扯利益太多，可能五年也无法解决。他对记者说，“一万年太久，我们应该只争朝夕。”看来除了既得利益者，其他人都等不急了。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普遍地走进了改革缺失的困境。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阻挠改革、阻挠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性力量。比如，虽然国务院近期出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垄断产业的条例政策，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对内开放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源泉，但诚如安邦分析师所言，魔鬼藏在细节中，国有垄断集团却在里面不断加点小料，很快就让良剂变成毒药。借着宏观调控，一方面政策收紧民企房地产资金链，一方面央企借机大肆抄底拿地，又演出新一轮“国进民退”即是一例。金融管制导致地下钱庄大行其道；集体土地制度和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导致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同时，助推让人叹为观止的高房价；动辄对私有财产实施“产能过剩”的行政管制，但是却对每天投资30亿元、投资初期即惊现只有一个人坐的高铁建设不闻不问甚至催其快马加鞭；大城市的人口管制思维纹丝不动。等等。     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停滞或者缺失，有些来自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障碍，比如18亿亩耕地保护、农地私有化改革、大城市人口和户籍管制、人口和生育政策；有些则是利益集团的阻挠，比如价格管制和产业准入、垄断行业门槛的放松、收入分配改革，等等。但归根结底，改革的阻力只来自两方面：一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公共权力，二是来自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的权势集团。     改革的停滞与缺失，不是缘于中国社会整体性的改革动力缺失，而是缘于改革的关键支点——权力和权势集团丧失了以往的改革动力。中国民间社会对改革的呼声非常高，甚至非常急迫，但是改革最终结果虽然是全社会和各利益集团共赢，但却是以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占有“蛋糕”的比例缩小为前提条件，受到利益集团的阻力自不待言。     在社会的内生系统中，改革和革命始终在赛跑，改革如果不走在革命的前面，或大或小的革命就会成为历史的火车头。而改革的核心或前提就是开放，对内开放：经济开放的核心就是打破垄断，并且对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一视同仁地予以保护；政治开放的核心就是民主法治，权力对民众开放，不仅使权力受到监督、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更要求民众的权力能够直接左右官员的荣辱升迁。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表示：“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两年，时不我待。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全面对内开放、对民众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涨字当头何以自处？   童大焕       艺术品涨价，黄金涨价，珠宝、红木涨价，楼市调控下房价未大跌而房租先大涨，粮油、蔬菜涨价……这年头，怎一个涨字了得！似乎什么东西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就在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在那儿胡扯什么“通胀预期”的时候，通胀实际上已经结实而且冰冷地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无人能逃出其天罗地网！     绕了一大圈，人们似乎才猛然发现，高房价、高物价的元凶不在别处，而在超量的货币发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10%，而货币存量平均增长速度为31.5%，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相当于30年来货币贬值速度每年20%以上。乃至于有人说，一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隐蔽的通货膨胀史。截止到2010年5月底，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为8.6万亿美元，中国的M2到5月底达到了惊人的66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现在新的汇率大概接近10万亿美元，比美国还高。而我们GDP只有美国三分之一，美国有14万亿美元，我们只有5万亿美元。如果不改变货币发行机制，我国的资产品价格还会上升，虚拟经济将彻底压倒实体经济，而粮价与房价一样，反映了货币发放超过实际财富之后的恐慌性上涨。     但真要扼住货币超量发行的咽喉，知易行难。因为中国社会长期被输入型通胀和内生型通胀所困扰，可以说“内忧外患”。 输入型通胀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高度的外部依赖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高能耗特征。原材料和成品都高度依赖外部市场，所谓“两头在外”，成为低工资低福利高污染高破坏的“世界工厂”。代价是：中国必须满世界找油找矿，才能维持“世界工厂”的巨大胃口！同时结果诚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所言，“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而中国内生型通胀则与增长方式的投资依赖形影相随。中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高度依赖于超额货币发行。     诚如冷芷亦先生所言，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1、浮动收入者得利，固定收入者（主要指工薪阶层）受损。2债务人得利，债权人受损。3、国家得利，居民受损（提高工资，增加税收，所以你得到的工资又少了）。4、实际财富持有者得利、货币财富持有者受损（实际财富［不动产、贵金属、珠宝、古董、艺术品］，货币［现金、银行存款、债券］）。     通胀之下，我们固然应该寄望甚至施压于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促进普通国民的工资倍增和收入增长，但不论是减税加薪还是打破垄断，可能都是与虎谋皮极为不易，如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判断，收入分配改革，对垄断国企“动刀子”牵扯利益太多，可能五年也无法解决。他对记者说，“一万年太久，我们应该只争朝夕。”可是老百姓急火攻心，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却胜似闲庭信步，对改革无动于衷。     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地只能寄望于大家自保，自求多福。老百姓一定要学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珠宝等），还要向银行学习，钱不要握在手里，要懂得运转。尤其要彻底改变不敢向银行借钱的老观念，以为那是在当房奴。事实上，那是中国老百姓几乎惟一可以向银行融资的工具。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