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包淳亮：什么是统一？ （2012-02-18）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唐英年陷诚信危机 [中国早点] 当传奇遇上励志 [中国政情] 任志强自嘲开发商是政府“夜壶” [预算案] 有了特别津贴 两百余户圆了买屋梦 ● 包淳亮 　　马英九连任以后，两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态势一时得以稳固，关于和平协议与统一的议论不绝于耳。不过这两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在讨论过程中治丝益棼。和平协议与统一其实是两回事。许多论者指出了台湾对和平协议的期望与大陆天差地远，关键在于前者目标在巩固现状，后者在巩固统一的前景。但是，统一究竟是什么？ 确保统一后双边国民完全平等 　　德国学术界在两德分裂有陷于长期化的冷战时代，提出“分裂国家”理论，指出分裂国家并非两个国家，并在基本法上定义了两德之间的关系，强调东德人民仍然为德国人，可随时取得西德的国籍，以此在1989年促成了东德的逃亡潮。韩国也参考此种法律安排，给予朝鲜人民极大的入籍方便。德国与韩国都清楚表明了他们期望的统一意涵，在对立政体消灭的同时，对立政体所属人民却在新政体下得到完全平等的国民身份。 　　有学者认为，大陆对统一的定义，可参考1995年的“江八点”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以此为基础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但这种说法作为层峰战略方向的陈述尚称允当，作为学术的定义则仍是极不清晰。特别是对台湾人民的权利与义务，远远没有进行清晰的陈述。 　　这里出现的一个极大的误区，是以为暧昧能化解台湾人民的不安。但在暧昧的情况下，统一将意味最大风险，即台湾的中华民国作为大陆敌对政体而被消灭的同时，台湾人民不仅未能获得与大陆民众完全平等的国民身份，甚至将沦为二等公民。在大陆人民的国民权利在大陆亦尚未获得完全保障的情况下，台湾人倘有沦为二等公民之虞，不就增生为被奴役的恐怖想象。 　　突破此种想象的最大努力似乎都来自台湾。石之瑜直指此类想象的心理根源何在，张亚中则力图建构可建立两岸平等政体的大屋顶理论。石之瑜的披荆斩棘，由于大陆未能在法律论述上有所突破，台湾人的权利不清，因而仅由于大陆的经济发展，而稍获喘息之机。张亚中的大屋顶宏图远略，堪为和平协议之目标，但两岸如何才能平等？两岸实力对比既有极大差距，台湾作为对立政体，平等亦恐如同海市蜃楼。 大陆还无力实践统一　 　　因此谈论统一，必须在“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维护中国主权”之外，深入思考对立政体如何才能不再对立，与人民权利如何才能获得巩固。大陆现在已经极少声称未来的一个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号都可以谈”；在当前大陆竭力巩固内部国家认同的情况下，少谈确实合乎情理。大陆也极少愿意碰触台湾人民的权利义务，因为大陆人民尚在争取权利，政府或已疲于奔命。由此来说，统一确实如章念驰先生（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所说，还须在大陆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现代化以后的中国可以相对轻松的处理两岸的统一。大陆倘若现代化，台湾的软实力抵抗将冰融，经济被剥削的忧虑更将转变为求取发展机会的谄媚，于是仅需处理相对简易的课题。大陆的国家认同倘获得巩固，在国际的领导地位倘获确立，中华民国整体成为特别行政区就非不可想象，台湾民意代表直接参与中国的国家民意机关也将如顺水行舟。而处理好中华民国与台湾民意机构在中国内部的地位，就能实践一国之下的两制，实现统一。

核心提示：头脑精明、工于计算、雄心勃勃的习近平，是一条玩政治像打扑克的变色龙。他曾在南北中国 、村庄都市、沿海内地都工作过，和军队也有深厚的联系，他打造了广泛的关系网。他了解世界多于世界对他的了解。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魅力，冷静且谨慎，是多派势力都能接受的易于合作的人。在费劲心思攀到政治顶峰后他和新的领导层有什么主张现在几乎无人知晓。 原文： Mr Xi Visits America Again 作者：ChinaBystander 发表：本文首发2011年7月，本周重发 中国副总理习近平，地球人都知道的下一任中国国家主席于本周访问美国。他对美国的了解显然比美国对他的了解要多。上图中间握着塑料杯的就是他，是27年前他在衣阿华的马斯廷廷的一次野餐中拍摄的，当时他是来访的河北省农业代表团成员之一。此次，他将故地重游，制造出大张旗鼓的公关效果。本博认为要适时地再发一次本文，这是去年7月我们观察习近平和自邓小平把中共和中国调整到经济改革道路上之后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权力更替。 中国的未来最高领导人首次将由1949年党夺取权力之后出生的人担任。随着他们的上位，现代中国将跨越政治和人口上的分界线。他们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红色儿女。他们的青年时期正逢”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家庭有许多遭遇了清洗，但他们还是拥护党，”比红更红”让他们跻身前列。相比之下，他们多受过中国顶尖大学的教育，比起前任有更多几率获得社会科学，而不是工程学学位，也更乐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欧美顶级大学学习。当他们还在政治生活中力争上游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在转变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但他们和前任们一样务实，致力维护党的垄断权力，若说有分歧，则是在意识形态或经济上的。 这种区别至关重要。中国正在其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言而喻，过去30年来，它已经大踏步地跨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现在，它必须迈过那道让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时止步不前的长城。 当年人均收入达到10,000-12,000美元（以2007的美元汇率计算），发展中国家如不进行体制变革则有可能停止发展。中国年均人收入是4000美元。按目前的增长速度，视乎新的领导人的作为，在十年之内中国就会抵达这堵墙。想要越过它，就需要进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体制改革。即使它的确迈过了这道坎，中国将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一方面，绝对经济规模并无关系，即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既是发达国家，同时又是一党制。 这就成了一种两难。如果党垄断统治权的合法性是基于不断实现经济增长，以此让其公民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强大；如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再不进行体制化改革就无法持续，然那么，要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除理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关注点，换言之，它要进行自我改革。 另一方面，党 垄断统治的合法性基于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它仍然需要伪装成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同时还要能实现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稳定和区域影响力，而不能忽略的这一事实，在体制化改革缺位时，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继续突破，无法在发展中上移到更高端的位置，也不能防止既得利益者形成结构固化。于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国有既得利益之间的平衡就成为新领导层最重要的关注。 中国是无需自证的和西方不同的国家，而且它还有着独特的有自我认知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它可以发展出与众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国例外论”不比”美国例外论”更难以理喻。但在这种情况下，党仍然不得不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关联的世界中操作，并要防止出现意识形态的回潮。世界已经对中国的重商主义和不断崛起的势力及地位表现出警惕。虽然不太可能，这也许会让中国向内转，并成为新的孤立主义者，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加上人口结构上的偏移（译注：这里的人口偏移似乎是指老龄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在未来十年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赤字国家，并推动其经济发展到达下一阶段。 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继续走当前的路线。的确如此，还设定了一个计划。在新的领导层将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中期加入。然而，外人看来无缝的权力派交接掩盖了不在公众视野中的内讧。（译注：此文写成时间较早。最近的王立军事件多少让这种内讧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中。） 到目前为止，”太子党”占据了最高位，他们是和毛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后裔，约400个家庭，是在党、军队和经济中都权倾一时的集体制精英皇族。习近平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生于1953年，正在成为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接班人，他将于2012年接过党的总书记一职，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在2014年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到了那时，如果习近平成功地在两年的交接期中巩固了权力，他就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第一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职位将再次合于一人身上。政治局常委目前由九人组成，是党，也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习近平超过了李克强，这两人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两名49年之后出生的委员，李克强在九人中排名第七，位列仅次于习近平，他是胡锦涛的门生，胡锦涛对政治现实妥协，转而支持习近平。李克强和胡锦涛一样，是通过共青团这一分支逐渐上位的，这一派系的基础是党的基层。太子党轻蔑地指称”共青团”是”小店主的儿子们”。（译注：参考”维基泄密”中的 相关说法 ，太子党指共青团派”当我们的父亲在打江山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在卖鞋带。”） 习近平从省级官员升为国家领导人堪称迅速。头脑精明、工于计算、雄心勃勃的习近平玩政治像打扑克的变色龙。他曾在农村和城市、北边和南边，村庄和都市都工作过，打造了广泛的关系网。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不被认为有意识形态色彩。虽然他从未参军，他与军队联系密切。他的父亲习仲勋将军是和毛泽东一起参加革命的”建国者”；他的妻子，彭丽媛，是著名的民歌手，也是解放军少将。他既有支持商业的名声（他的父亲因为提倡经济开放而被毛泽东清洗，后来成为邓小平的关键指导者，也是协助进行经济改革的助手，尤其是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早期实验阶段），也有”干净”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在福建、2000年在上海都清理了腐败，蔑视中国的暴发户。他冷静且谨慎，上述种种都让他被看成是一名易合作的人——同时又是会巧妙地攀登阶梯的政客。 尽管习近平几乎没有个人魅力，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还是比他的前任更有气势（不过胡锦涛定下的是个低标准）。从外表来看，他高大敦实，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合影在国内看来形象不错。他有一个在加拿大的妹妹、一个在台湾的哥哥和一个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女儿，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就曾到访美国。这个朴实低调的人很少直言不讳，他对世界的了解要多于世界对他的了解，他打政治牌的时候把牌都握得很紧，谁也看不到——因而他和其他新领导人一旦费尽心力地到达权力巅峰想做什么也难以猜测。 如前所述，他们将在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中期开始接手，因而他们最初的路径已被设定。但在未来政治局常委都由谁组成（除了习和李之外的其他七名都将在2012年退休）也会反映出不同派系的平衡——一边是相信保持经济增长是党能合法地垄断权力的必要之举，另一边，则认为合法性应基于意识形态，而成为当前的怀旧毛派的代理。在政治、民族主义、地区和人口等不同的潮流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分野。甚至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那些想要建设一个有着强大的安全网、缩小贫富差距，更注重环境保护措施的”和谐”资本主义的人，那些想要减少公共部门的权力、开放政改革、拥抱新兴有产者的人，以及所谓的”新共产主义者”（neo-comms），想要通过文化外交、军事力量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译注：neo-comms 语出《中国在想什么》一书，Mark Leonard著，2008年出版。我们会在” 译者书刊 “中更多地介绍本书。） 谁会晋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会如何排名，将在一定程度上划分出正确错误，也将揭示出中国在未来的决定性的十年内会如何发展。但这一切都会围绕着维护党对权力的掌控。 注：在他到美国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国营媒体已经发表习近平回答《华盛顿邮报》的书面回复。他对中美关系的意见大多是形式化的，包括似乎在警告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立场的观点。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与” 习近平访美 “相关的外媒评论与观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本周，奥巴马政府款待来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同时也是下一任领导人习近平。世界上最强大的选举民主国家与最大的一党制国家在面临政治过渡之时相会在一起。 　　许多人都会把这两个巨人的竞争看做是民主与专制间的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与中国对于政治体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将民主的政府看做政治制度本身的目的，而中国则将其现今的政府体制，或任何其他政治制度仅仅看做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手段。 　　在跨越千年的人类政治史中存在着两种民主制度。一种是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古代希腊；另一种则是现代西方。如果我们将民主定义为一人一票的话，美国的民主也只有92年历史。从实践来看，如果我们从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算起的话，美国民主的年龄则只有47岁，这比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都要短暂得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大胆地宣称他们为全人类发现了完美而永世不朽的政治制度呢？ 　　答案源于当代民主经验形成的根源上。 当代民主制度诞生于欧洲的启蒙运动。 两个基本的思想构成了其核心：个体是理性的，个体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这两个信念构成了对现代性的世俗信仰，而这种信仰的最终政治表现形式是民主制度。 　　在民主制度的早期，民主思想在政治治理中推动了工业革命，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军力强盛的西方世界。然而即使在民主思想的开端，一些推动民主的人就在民主实践中注意到其中隐含着的致命缺陷，并设法将其限制。 　　美国联邦党人曾经明确表示，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并作出无数设计限制大众的意志泛滥。 然而，如任何宗教一样，信仰总是强过制度的限制。 　　政治投票权利的扩展带来大量的民众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决策之中。 就像人们在美国常说的， “加利福尼亚就是未来”。 而未来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全民公决，社会瘫痪与入不敷出。 　　在雅典，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致使权力被煽动家篡取。 在今日的美国，金钱则成为了煽动的助推器。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迈克尔· 史宾斯所说，美国曾经历过“一份财产一票，一个男人一票，一人一票，目前正滑向一美元一票。” 以任何标志来衡量，美国这个宪政共和国都是徒有虚名。被选出的代表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只为获得连任而迎合民众的一时兴致；特殊利益集团更是操纵民众为更低的税率与更高的政府支出投票，一些时候甚至支持自我毁灭的战争。 　　西方与中国在当代的竞争并非民主与专制间的竞争，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的竞争。 现代西方视民主与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这个理念基于一个绝对的信仰。 　　中国则走在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上。当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的目标之时，它的领导人便会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在过去10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然而，当条件与国家需求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导人将毫不犹豫地去限制那些自由。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利于打破具有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枷锁。 然而当它走得太远时则带来了八九风波。 　　那次风波被果断地扑灭。中华民族为这次风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如果不那么做，结果将远为糟糕。 　　随之而来的稳定则开启了一个增长与繁荣的时代，一个将中国推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 　　华盛顿与北京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认为前者认为政治权利是天赋的而且绝对的，后者则认为它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与条件而被赐予的。 　　西方似乎已经无力减少其民主的程度，即使是在它的生存都依赖于这样的转变之时。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美国与旧日的苏联颇为相似。两者都笃定自己的政治制度是终极的。 　　历史并不站在美国道路这一边。 诚然，基于信仰的意识形态上的自大也许会很快将民主制推下悬崖。 【译后记】 　　不想去讨论那些诸如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做了多少扩大政治参与的工作这样说不清楚的实证问题。 只想谈两点作者在这篇短文中思路上似乎未完成的东西。 　　作者开始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做了一个个性化的诠释，而提炼出民主制基于一种信仰或者意识形态，而非真理。其批判民主制的路径似乎用了精英主义的套路，提出民众参与政治是不可靠的。然而作者又不愿意明确的提出精英主义的主张，即政治权利应当掌握在少数“贤者”手中，而在谈论中国体制时则滑向了实用主义表述。而实用主义并非民主或民粹主义的对立面，因此，作者会说：“当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的目标之时，它的领导人便会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 这说明作者所认定的中国的理念并非与民主相冲突。民主只是一个根据“国家的需要与条件”给予或收回的东西。 　　然而关键在于什么因素决定“国家的需要”？怎么界定国家的需要？由谁来决定什么时候民主权力应当被给予，什么时候应当被收回？ 如果西方民主制是基于对个人权力的信仰之上，那么中国体制在界定“国家需要”之时似乎也不可避免的要基于一个世俗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什么呢？ 作者那里没有答案。 因为在作者看来，什么是“国家的需要”似乎永远是明确的。八十年代打破意识形态枷锁，九十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都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需要”。同时，那些其他可能的选项，诸如公平与正义，则应暂时放在一边。 　　作者的陈述中隐含着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基于一个绝对的信仰，因此是意识形态的，是非真理的。而中国的体制走的是实用的道路，中国的领导者们永远知道民族真正的需要在何方。 英文原文： Why China’s Political Model Is Superior 　　By ERIC X. LI 　　Published: February 16, 2012 　　Shanghai 　　THIS week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playing host to Xi Jinping, China’s vice president and heir apparent.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electoral democracy and its largest one-party state are meeting at a tim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for both. 　　Many have characterize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giants as a clash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But this is false

　　作者：黄亚生 　　 　　　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宣告启动新一轮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市场地位被确立，社会创造力被激发，个人价值被尊重，没有那一年，中国经济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为纪念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搜狐财经专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先生。 　　 　　　　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体制的全面支持 　　 　　　　搜狐财经：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南巡讲话？ 　　 　　　　黄亚生：邓小平先生南巡前夕，中国出现了一段全面否定80年代的改革方向的“逆转期”，改革很可能前功尽弃，走回头路。南巡讲话在那时候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力挽狂澜，逆转了一个“逆转”，另外在对外开放方面在80年代改革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如果没有这个逆转，很难想象今天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在我看来，邓小平先生实现了一个“逆转的逆转”，但只是部分逆转，对政治改革的部分，他并没有涉及。但我注意到，邓先生在80年代就提出了政治改革，他在1980年有个很有名的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党委不受监督等，到今天还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他在早期已经提出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体制做出过最好的分析，在80年代基本上是肯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的。但是，政治改革容易受一些具体事情的影响，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容易。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宪政改革是一种政治改革思路。您怎么看？ 　　 　　　　黄亚生：这个认识在80年代初已经有了。很多人在观念上并不反对这个，但一旦涉及到具体化措施，就有很多人出来反对。 　　 　　　　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在80年代有实质性的改革，比如地方上分权、财政上分权、地方农村选举。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教授共同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80年代农村金融有相当大的自由化，有相当大的改革。当时名义不是国有而实际是国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措施出台，要让农民社员自己选举社长，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动。我是看了几千份80年代的政府文件报告才发现的，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1979年中央还成立了农村金融改革小组，当时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返还给社员，要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当时还有一个叫做农村信用基金会，全国运营的，在温州、吉林、贵州、河南都有，它在农村的有些地方贷款市场占有率达到40%。当时人民银行不承认它，但农业部承认。当时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时表示：温州有这么多的私营金融机构，利率这么高，但做得还是很好，为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营金融机构不称职，不能满足它的需求，我们要引入民间的金融跟它竞争。 　　 　　　　这种思想简直不得了，是一种竞争的思想。在不放弃国有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来改善国有的业绩，这和后来的做法把民间资本给端掉，把吴英抓起来判死刑，以增加国有机构的垄断来提高业绩的思路，有天壤之别。 　　 　　　　80年代政治改革的革命性和市场化已经相当大，虽然有反复。在1988年的温州，一个农民自己的地被政府征走了，他一路告到法院，最后胜诉。80年的时候人代会举行听证会，叫部长来，要对他质询。 　　 　　　　我非常反对两种观点：一是改革是一直在渐进的；二是认为先搞经济，然后经济改革本身就能带来政治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国的学界共识是先搞经济后搞政治改革，而且认为政治改革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发生了。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现在被打破了。没有政治改革，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就根本做不下去的，而在80年代，当时就有这个共识了。从学术界来讲，顶多能够说现在再回到80年代的共识，从政界来讲，连那个共识都没有回到。现在这些领导人就政治改革很可能就在那儿说说，而没有任何行动。 　　 　　　　应客观界定小平南巡的贡献 　　 　　　　搜狐财经：您一再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社会共识，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黄亚生：大概在1986年，当时的体改所做了一个青年人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问，你最愿意选择的职业是什么？大概列了20个职位。你能够猜到列第一位的职业是什么吗？ 　　 　　　　搜狐财经：企业家？ 　　 　　　　黄亚生：什么样的企业？个体户。第一追求是个体户，下面是科学家、工程师，好像政府官员排到第五第六或者第七第八。这么一个排序，现在反过来了，公务员第一位，外国企业第二位。 　　 　　　　我非常反对一种观念，那就是：经济更发达，政治思维就更先进。根本不是。中国农村80年代的改革一部分是经济改革，但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改革的推动。 　　 　　　　另外就是“苏东波”（苏联、东欧和波兰的革命）发生以后中国的共识，你看“苏东波”发生了，中国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政治改革。我认为恰好相反，中国没有发生“苏东波”，恰恰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改革，恰恰因为我们进行了市场经济。那些国家根本没有改革或者改革停滞，所以才崩溃。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见得正确。 　　 　　　　很多东西要看数据。我和我的同事做的研究表明，80年代的农村私有经济获得的贷款远远超过90年代，90年代做的几件事情全部否决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刚才我说的农村信用社由社员选出社长被全部否定，政府出面接管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变成政府融资的一个工具手段，所以以后才又建政府高楼等等这些东西。 　　 　　　　同时，农村的金融变成了一种扶持农业的工具，而在80年代，农村金融一部分是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它是发展农村的创业，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区别。农村创业是什么？我本来种粮食的，我现在搞粮食加工了；我本来是种苹果的，我现在做苹果酱了。90年代由政府出面把这些加工的业务由政府出面来做，农民自己获得金融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 　　 　　　　第三，严格加强贷款的标准，要求你的抵押。土地不可以做抵押都是90年代制订出来的，宅基地不可做抵押，农民有什么？不就有这个东西，又不让他做抵押。8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说有明确规定你不需要做抵押，当时真正是一种探索性的，银行或信用社觉得贷给你款能够产生利润，这就可以了，干吗要抵押？当然会出现一些坏帐，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只要你获得的利润能够弥补你的坏账这就可以了，并不要求零坏账。 　　 　　　　邓先生南巡有三个影响，首先要肯定他做的这些贡献，但应该界定他的贡献的范围。这三个影响： 　　 　　　　一是，在经济改革里主要强调对外开放而不是对内开放。其实就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来说，从我尽量搜集的数据来看，它确实是有对外开放的，但也有相当大的对内开放的内涵。80年代很多的国内创业者也跑到深圳去，我觉得深圳有对外开放也有对内开放，它帮助了国内这些创业者，比如在吉林做不了就跑到深圳。但是90年代的共识认为对外开放最重要。 　　 　　　　第二，基本放弃了政治改革。 　　 　　　　第三，从80年代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基本在南巡讲话以后就没有了新亮点，改革重心被转到了城市。直到了2003年以后，农村问题才重新被重视。讨论南巡的时候，应该从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至少不应该完全是一面倒的观点。 　　 　　　　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搜狐财经：您提到中国大部分很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80年代作出的。那么90年代以后呢？ 　　 　　　　黄亚生：90年代，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改革正确举措就是加入世贸，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这是典型的90年代的发展战略思路，即对外开放。我一点不否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只对外开放，会造成依赖外需、处于产业链低端等等。邓先生在80年代说过一句话：经济改革得对外又得对内。80年代他还可以起到很重大的作用，而90年代中国就基本是走“上海模式”。我也不认为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只有积极的一个方面。现在学者和公共舆论所抱怨的国有垄断企业就是90年代后半期形成的。 　　 　　　　搜狐财经：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似乎也扭转了当时的政治风向？ 　　 　　　　黄亚生：这就是我此前说的“逆转的逆转”，因为当时中国在走回头路。邓先生及时更正，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92年以后的改革发展方式都是要依赖于政府的。即使对外开放，实际也并不是说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而是在各个地方兴建开发区，这也是靠政府的。城市改革很多是靠政府的。住房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改革？我是有疑问的。改革的试金石是在于它是不是有效地制约政府。在我看来这种加强政府的改革，能不能叫它改革都有疑问。 　　 　　　　但80年代明显不一样，农村承包制都是减弱政府的行为。我从来认为，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或者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几个角度来看，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90年代的改革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当然这种改革也还是有比没有的好。我并不是全面否定，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的性质要做一下界定，要做一下区分。 　　 　　　　搜狐财经：这也是您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书里一直强调的东西。 　　 　　　　黄亚生：对。沿着80年代的改革基本是比较良性的道路，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高层建筑，没有这么多的高铁，但是GDP每产生一百块钱中国老百姓人拿走比例高而政府拿走的比例低。这是一种良性发展，它并不需要你每年增长的速度很高。 　　 　　　　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说，中国在90年代以后，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程度，在有历史数据以来，只有两个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个是巴西，一个是阿根廷，而这两个国家最后全是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多年的发展停滞。 　　 　　　　就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整个8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90年代下降非常明显，到了90年代中期有所上升，但是从来没有超过80年代的水平。到了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后，现在才到35%。这种城市化，我称之为政治城市化，即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没法解释的，什么叫城市化？就是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要有消费。而我刚看到报导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1%，即国家的大部分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下降？说明中国城市化跟我们一般讲的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而政治城市化不是经济城市化。 　　 　　　　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看，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城市发展主要是因为户口的限制导致非常扭曲的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建立了很多新的城市，即本来是农村的，突然一夜之间变成城市。这么多年出了很多新的城市，但从人口统计上看，中位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在下降的。 　　 　　　　城市化为什么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人口的密度有所增加。从创新方面来讲，如果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那么思想容易被碰撞，就有集群的效应。另外，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城市里可以做，但是其它地方不可以做。城市的需求多样，而农村的需求比较单一，不可能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城市化之所以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是因为人口密度提高了，而不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9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但中位城市的人口的密度实际在下降，也就是说城市的创新能力实际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搜狐财经：您曾经说过，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黄亚生：以南巡为分水岭，可分三个时期， 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到现今。80年代在我看来是最健康的，内需、农民收入增长都很好，当时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增幅是超过GDP增幅，90年代开始转向外部经济，2000年以后基本是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本身是要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等于是实际上2000年以后是投资加上外部的依赖，90年代主要是外部依赖。现在外部依赖了，投资基本走到尽头了，中国还能怎么办？ 　　 　　　　小平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面临衰竭 　　 　　　　搜狐财经：你之前表示，中国高楼大厦增加三千栋，但是文盲也多出三千万，就是因为太多财富积聚在政府手里，不能投入到教育医疗里面。 　　 　　　　黄亚生：中国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即农村的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正因为农村撤并学校，减少小学的数量，才有最近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为什么要有校车？因为学校和村庄的距离太远了，而东亚国家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只有很少的孩子，在农村里面也办一个小学，让你就近上学。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些举措，比如普及小学教育，是促进中国整体人口素质的。 　　 　　　　但到了90年代，中国政府就再也没有在基础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投入。80年代与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80年代是小政府。而在中国，教育和卫生是国有的，国家是提供者，并且是垄断的，不可以让别人进入。从经济学常识来看，一个垄断者提供的教育和卫生，在高价位上的提供还是低价位上的提供，是很不一样的。 　　 　　　　80年代的时候，医疗、教育费用没有涨价，很便宜，农民在教育和卫生的支出保持比较稳定。到了90年代，不光学费提高，还有住宿费，因为学校关掉以后，小孩不能每天走来走去的，给他提供宿舍，宿舍不是免费的，你得交住宿费的。这种寄宿制从整体来讲提高了教育的成本。一是住宿费用；第二如果小孩就近上学可以在家里帮做家务，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现在不可能了，跑到县里去上中学了，这对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增加了开支减少了收入，整体来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 　　 　　　　我们对文盲的定义是50年代定的，按说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经济发展，文盲的定义应该逐渐提高，1500个汉字，没有任何数学科学这方面的要求。很难想象懂得1500个汉字，在一个现代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得懂一点数学、懂一点科技知识才可以。教育部一个学者说中国增加了2000万文盲，后来教育部自己又否认，这个事情《中国日报》上有报道，在中国媒体上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我注意到了。 　　 　　　　另外，教育部自己2003年的时候请了国内教育方面的专家写了一个报告，他们调查了14个省34个县。他们在17所农村初中调查表明平均初中三年辍学率为43%，学到第一年第二年就退学了。另外文盲这个标准定的很低，所以很容易脱盲。中国的脱贫也是，把这个标准降得很低，你就很容易脱贫，这都是统计上的鬼把戏。美国计算贫困人口，是家庭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低于它的25%就算贫困人口了，中国我看5%都不到就算脱贫了。 　　 　　　　我一直认为，GDP的增长不是一个最终的政府目标，应该是人民的福祉，健康、教育包括环境保护等等这些，应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如果按这些标准来衡量，90年代的发展是脱离了这个原则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将衰竭。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经黄亚生教授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