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财新网】（记者 陈法善） 对全国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表明，有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国家审计署6月10日公布以上结果。此次，审计署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对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 　　审计发现，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24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比2010年下降；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31个地区债务率比2010年下降。但仍有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债务率是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以此衡量债务规模大小。 　　此外，从偿债率看，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13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比2010年下降；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18个地区偿债率比2010年下降。但仍有14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20个地区偿债率超过20%。 　　偿债率是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以此衡量当期偿债压力。 　　从逾期债务率看，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的逾期债务率分别为0.59%和0.75%，分别比2010年上升了0.16和0.48个百分点。 　　审计结果还表明，部分地区债务规模增长较快，一些省会城市本级的债务风险凸显。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债务规模比2010年有所增长，其中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20%。 　　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有1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最高的达60.1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偿债率最高的达67.69%。 　　国家审计署称，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截至2012年底，这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其中12个地方政府本级减少1417.42亿元，24个地方政府本级增加5827.23亿元。 上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四— 游戏规则决定局部性 下一篇： 转贴 QS公司亚洲大学排名

儿童教育政治学——游戏规则决定局部性 汪丁丁               我请读者仔细思考这篇短文的副标题“游戏规则决定局部性”。儿童教育是博弈（游戏），而游戏规则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我们说家长抵抗坏体制的唯一明智措施就是择邻和择校。但择邻和择校是为了回避无法抵抗的坏的价值观对孩子的腐蚀（如果你的孩子不去腐蚀其他孩子的话）。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核心价值观。 有的游戏规则很坏，例如，父亲要求孩子不要得罪老师，母亲要求孩子敢于反抗老师，不仅如此，父亲和母亲为此争吵，在孩子面前。这是最糟糕的规则或“无规则”，它的后果如何，取决于孩子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家里谁说话最管用？孩子们都明白，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就是“谁怕谁”、“谁不怕谁”和“谁最怕谁”的问题。西方的中产阶级家庭，典型地，夫妻相敬如宾，至少在孩子们面前必须如此。我当然感觉不必如此，但总比夫妻在孩子面前毫不掩饰地亲热或争吵要好很多，就儿童教育而言有明显的优势。核心的价值观，经典的教育理论家如杜威，明确表示了：“必须灌输”。民间的教育家，如民国时期的王凤仪老人，也明确说了：“人助人总是顺着的，天助人总是逆着的。”古人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之初，趋乐避苦是动物本能。核心价值观通常是“苦”而非“乐”。克服动物本能，所以需要“灌输”。这与宗教的教养是一样的，熏陶，小孩跟着长者去教堂，耳濡目染，许多年之后，自然成习惯，再要他违背习惯，就会情感不适，于是接受他入教是“最自然的”后果。既然是“灌输”的，就要有权威性。相敬如宾或者至少基本观点达成一致之后再向孩子“灌输”这些基本观点，比没有权威性的争吵效果好一些。不仅如此，灌输给孩子的基本观点还要有“时间一致性”——不能随着社会风气朝秦暮楚，对年轻家长而言，这一要求比相敬如宾或许更艰难。因为，社会风气，不就是三分之一定律吗？谁愿意以卵击石呢？家长尚且追随社会风气，还要求孩子保持一致性吗？ 西方社会流行许多儿童教育的好书，大同小异，概括起来，用其中一本书的标题就是：“我们在哈佛大学得到的教育都是我们在幼儿园里学过的。”这就是核心价值的确立过程，它要求长期灌输以融入生活成为习惯。 所以，观察西方的幼儿园教育，我受益很多。例如，最重要的幼儿园规则，我只列出与伦理有关的（删除只与个人健康有关的）：从哪里拿了东西一定要放回原处。这一规则的扩展是：一定要做完你开始了的事情。所谓“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这一扩展的扩展，就是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然后，遇到“天降大任于斯者”，可以扩展普通的责任感为康德所说的义务和道德。还有一项规则也特别常见：与他人分享。这一规则的扩展当然很多，例如，同情他人，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同情小动物，维护正义。总之，相当于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意思，扩展下去，就有亚当 .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由上述各例可知，凡“君子之教”都有“知微见著”的特点，从日常小事开始，逐渐养成伟大承当的人格。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研究的演化理论——凡事必须从演化角度看，儿童的教与养，更是如此。 游戏规则，以上各例不仅适用于幼儿园，也适用于家庭。家里的大人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哪怕虚伪（伪装的善或曰“伪善”），也要遵守。这里有很扎实的道理，可惜一篇短文无法交代清楚。有许多我们认为虚伪而不应保持的行为，再多思考一分钟：用哪些行为来代替被认为虚伪的这些行为呢？如果必须有所代替的话。于是，这是我的经验，我们通常要承认，如果没有可以代替的，那就不如保持下去。教育者（家长或任何对孩子有权力的人）一定要提醒自己面对的是孩子这一基本事实。尊重必要的权威，哪怕是伪善的，也值得。这是我的结论。否则，设想我们在孩子面前打碎一切权威，批判，尤其是反复批判，根据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原则——这是“启蒙”的最重要特征。然后呢？关键是，孩子将无所适从，他尚未确立核心价值观，故而无法如笛卡尔那样通过“冥想”或“沉思”独立地获得他的立场。对他来说，最容易接受的是“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等价于“不论什么都合理”，意味着“任何无理行为也都是合理的”。这就相当于吸食高纯度海洛因，只一次，必定上瘾。然后走向毁灭，很难挽救。 上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五 —关于天才 下一篇： 地方债危机 —约半数地区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大于1 —意味着—开征物业税抵债

儿童教育政治学 ——关于天才 汪丁丁               何为“天才”？关于天才的科学研究，很难，晚近十年有所进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或开端，是对现象加以分类和统计。天才是一种现象，但天才很难被分类和统计。不论是高斯的正态分布还是高尔顿的钟形曲线，大致刻画的，是“平均”状态。天才或白痴，是相对于平均状态的足够远的偏离。依照我们绘制分布曲线的惯例，向右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天才，向左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白痴。钟形曲线不同于随机事件的正态分布曲线，“钟形”反映的是人类奋力向上所致的非随机性。             我看到太多家长希望孩子是天才，而且往往因此而扼杀了天才。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些关于少年天才或“早慧儿童”（ child prodigy ）的常识。中西古今，天才被认可之后，往往记录在案，有史料可查。例如，中国北宋的天才画家王希孟， 18 岁成名，“千里江山图”，藏于故宫博物院，然后在 23 岁死去。汉代贾谊是另一位有名的少年天才，脑崩而死。目前参与美国“早慧少年跟踪研究”项目的唯一华人被研究对象，广东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后裔数学家陶哲轩， 24 岁成为 UCLA 数学系史无前例的终身教授。印度人拉马努金（ Srinivasa Ramanujan ），早慧并终生延续他的数学天才。爱因斯坦被认为是天才，但不是早慧儿童。小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是早慧儿童，但他的天才大约在中年以前就消失。我从他的浩大全集（占用 1.5GB 存储空间）里看到，他的天才或许已转化为智慧。毕加索是早慧儿童，并且是天才艺术家。此外，纽约的符号逻辑数学家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是早慧儿童，并且被认为是天才哲学家。西方最著名的早慧天才，当然是莫扎特， 5 岁作曲，终生保持着音乐原创能力。此外，数学家高斯，是公认的早慧儿童，且保持数学天才至晚年。这些人物的传记和对他们的观察，让我们相信早慧儿童常有下列表征：（ 1 ）俗语所称“不合群”，或西方学者所说的“ outliers ”（统计回归时呈现在散点图里远离回归直线的“野点”）。用休谟的描述就是，早慧儿童或天才人物，在他们所处的社会里往往与社会脱节（ disconnected ），他们喜欢独自工作，尤其不喜欢社交。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描写，有些像自闭症儿童。而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确实更经常地表现出数学和音乐才能，读者可检索陶哲轩的一位兄弟的故事；（ 2 ）原创性，在任何方面，或仅限于某些方面；（ 3 ）智商测验通常高于 140 ，或 180 ，虽然，这一测验至今只适合西方文化；（ 4 ）多少有几分疯狂，这是罗马智者塞内卡的描写，“没有一位天才是不沾点疯狂的”；（ 5 ）创造的激情，常因此而违反幼儿园或小学老师严厉监督下的行为规范。        脑科学的研究，最著名的一篇见于 2001 年 1 月《自然》杂志“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 vol. 4 ， no. 1 ， pp.

教育的代价——儿童教育政治学 时间：2013-06-20　来源：IT经理世界 作者：汪丁丁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浏览：17次 我要评论( 0 ) 　字号： T  |  T 怀特海在《论教育之目的》开篇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不仅习得专业知识而且习得文化。专业知识使学生的人生有所立足，文化使学生如哲学般深思且如艺术般升华。没有文化，知识再多也不能成就人生。可是，中国教育，最缺乏的就是文化。不仅缺乏文化，而且“文化”在中国革命传统里的涵义也被彻底改造了，从怀特海理解的那种涵义，改造为中央苏区的口号“一切为着革命斗争”的文化教育——1949年以前是“培养革命干部”和推广“工农识字班”，1949年以后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文”与“化”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经历了三代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奄奄一息，命悬一线，花果飘零。 代价，经济学的定义是“放弃了的最高价值”。行为A的代价，就是A以外的全部可能行为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些行为的价值。推行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代价是摧毁了人的精神生活，于是人只能成为“依附品”——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革命的螺丝钉”，80年代以后是“金钱的奴隶”。 今天，我们的教育体制——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与教育的社会环境，仍在成批地培养着“依附品”。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时指出，启蒙就是勇敢地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极端而言，福柯说，启蒙就是对传统（社会主流）保持永恒的批判姿态。我们的学生，只要仍是依附品，就仍有待启蒙。蒙昧的人最惧怕的就是不能进入社会主流，因为“边缘”意味着不再有所依附——你被抛弃了，你不得不独立，你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你启蒙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多么害怕没有了皇帝，一旦没有皇帝，生活就无法继续。蒙昧教育的代价，是让人更喜欢蒙昧状态从而拒绝启蒙。 我请每一位家长思考，希望你勇敢地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哪怕是迫使你的孩子走出蒙昧状态，孩子将更幸福呢，还是只能带来不幸？不再有所依附，这是真正意义的自由——“自”与“由”连用，摆脱奴役状态，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迫使”，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倾向于培养你的孩子成为生活的奴隶而不是生活的主人，所以如果你要让孩子启蒙你可能必须迫使他“走向边缘”。维特根斯坦家族是奥地利首富，但他将父亲的巨额遗产转让给姐姐，“迫使”自己保持简朴生活，为了哲学思考，为了精神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 我承认，多数家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感到困惑，社会主流不好吗？名利权势不好吗？批判？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周围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走向边缘，似乎那是一条自杀之路，而且在我们社会的边缘确实有不少人自杀。我主持实验教育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学生而来自学生家长，也就是来自我们的社会之为一个整体而形成的巨大阻力。这些家长鼓励孩子考入我们的实验班，然后鼓励孩子在实验班研究生阶段报考国家公务员——在大学体制和公务员招聘体制里，这是一条最佳路线。其实，他们的孩子可能很痛苦。因为他们在实验教育过程中重新学会了批判性思考，继而开始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呢，他们要服从父母的安排借助于我们实验教育的优势成为国家公务员，成为最不允许独立之精神的依附于庞大权力机器的卑微官僚分子，成为趋炎附势醉生梦死尸位素餐的人，至少与他们同流合污，否则就难以立足。取消了人文精神的教育，我们社会支付的最高代价，就是家长们拒绝让孩子启蒙。家长也很委屈，因为，他们说，自由真是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一件事情，自由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他们允许孩子孤零零地批判思考，孩子怎么可能幸福？ 这样，我的叙述就回到文章开篇怀特海的见解，教育的目的，其一是使学生习得专业知识于是人生有所立足，其二是使学生习得文化于是得以成就人生。怀特海所论，也是我们实验教育遵循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培养孤零零的社会批判者。我们努力要培养的，是有能力进入主流并改造社会的人，所谓“有灵魂的专家”，换句话说，是具有精英意识的社会批判者。精英意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定义了，不是指社会地位，而是指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承担。 下一篇： 转贴凌华薇文章 —存量货币怎样盘活

社会科学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故而，由数学而入社会科学者，其社会科学可信。类比于炳麟先生所谓“由小学而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哲学有东西之别，故未必非由数学而进入哲学。虽然，治西方哲学者，非由几何学进入而不能有心灵直观。因此，柏拉图学院门楣写有“不知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此处，几何，是汉译。几，将发而未发，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几何学的汉译，含有直觉与推测之义。中国思想，另有源渊。根本而言，中国思想之为知识，不过是心性之道的遗迹。心性的发展，不是知识。中国思想的核心，与西方思想一样，旨在人类心性的充分发展，借用笛卡尔的表述：“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不过，西方早期思想轨迹是知识的，而中国早期思想轨迹是伦理的。       数学家有怎样的思维模式？逻辑，故而西方文化被德里达指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健全。为何墨守逻辑的思维不健全？因为“背景”或逻辑的“情境”不可能完全被逻辑地表达，犹如“一切集合的集合不是集合”一样，不可道之道或不可名之名。但数学训练的优势在于获得几何直观能力或曰：直觉。也就是关于情境或背景可能包含的许多要素的整体直观能力，怀特海称之为“对重要性的感受”。       在感受到的重要性当中，被逻辑表达的，只是一部分，称为“凸显”。任何一项凸显的表达，必指向一个无限远的未来，此谓“perspective”。数学直觉帮助我们凸显那些最有希望带来重要成果的表达，这就是学术判断力。        全部社会科学家，不妨只划分为两类：其一，有学术判断力的，其二，没有学术判断力的。一个学术中心的崛起，首先是有学术判断力的社会科学家，其次是社会是否能够感受到这些凸显的表达的重要性。我认为后者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而且我很悲观。        为什么只分为两类而不能有居间的类别？因为，学术判断，如前述，定义就是判断任何表达的凸显在未来无限遥远的期间里可能有的重要性。那些在无限期间之后不重要的表达，终将消失。对于无限远而言，人类头脑只可区分重要和不重要，而不能更细致地辨识居间的许多等级。因此，从可想象的无限远处，在想象中回顾当前我们的判断，便只能将社会科学家划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两类。学术自由的实质是承认人类个体心智的无能，因为没有人能事前肯定自己的表达在无限远处仍是重要的，于是必须尊重其他人的表达。于是，学术思想史，对学者（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借助于思想史，回溯到很远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当时被少数人认为重要的判断，今天依然重要。借用哈耶克的表述，这是一些“匿名的英雄”。英雄，因为他们拯救世界。匿名，因为没有人事前可能知道他们是否在未来仍重要，并且一时的重要性，对无限远的未来微不足道。        在无限远处，只有哲学。因为只有最根本的重要性，才可能保持到无限远处。虽然，那仍是知识，即凸显在那里的对重要性的感受。只要是知识，就不是道，而是道的迹。 下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六 —教育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