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这篇文稿写于艾智仁去世两天后，不过，篇幅受版面限制。后来版面扩张，故而不断改写，直到终稿已有3603字。发稿后，编辑将张五常为Alchian精撰的中文姓名“艾智仁”改为国内通常译名“阿尔钦”，呵呵，俗了不少。此外，还有一些小的编辑错误，读者对照我贴在这里的文稿很容易发现。 逝者:艾智仁( Armen Alchian ) 汪丁丁 哈耶克说,有两位经济学家因贡献重大应得但却因“没有做很多工作”而难得诺贝尔奖,一位是科斯,另一位是艾智仁。那是 1975 年,他本人在 1974 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他也属于不重视“发表工作”的经济学家。 1991 年科斯得到了诺贝尔奖,人们曾认为,并为此而呼吁,或许,艾智仁有希望也获奖。可是, 2013 年 2 月 19 日,艾智仁去世了,享寿 98 。哈耶克的推测很正确,艾智仁在发表文章方面“工作太少”,与科斯相似——但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那里,至少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聚集了足够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可以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见解是,艾智仁的贡献散在于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因为发表很少,故在每一领域可呈报的文章就特别少。所以,即便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未必能得诺贝尔奖。假如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那位经济学委员,我怎样起草我的授奖理由?总不能因为他在全部主要领域里的贡献而授奖吧。 艾智仁是公认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中人,被同事们称为“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 . 斯密”。他一手创立了著名的“ UCLA 传统”,以他的个人魅力 ——他有一双引人注意的手,格外修长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长方形手掌,相学谓之“水型”手 ——强烈的直觉、敏感的心灵、易受伤害,也称为“预言家之手”。 1978 年,艾智仁 64 岁,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士,以“口述史”方式,他采访了哈耶克。三十多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研究了这段宝贵的视频,我注意到艾智仁确实表现出与他的手相完全一致的性格。口述史方式,几乎总是闲谈往事,尤其是文字史不写或不能写的往事。但在回顾那些往事时,艾智仁的提问,有强烈的敏感性,或许只有我这样敏感且熟悉经济学思想史的人才可明白其中涵义。 我有充分的思想史理由用几百字来概述我对下列事实的考证与理解:艾智仁名字里的“ Armen ”,来自他的民族“ Armenian ”(亚美尼亚)。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所谓“白种人”(人种学名称“高加索人”)或政治正确性十分可疑的“雅利安人”, 4 千年前至 3 千年前,从这一地区(高地亚美尼亚)冲入波斯和印度,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形成“印度 – 欧罗巴”语族。青铜时代的亚美尼亚版图,曾涵盖赫梯帝国鼎盛期的领域。公元前 1 世纪,亚美尼亚王国扩展至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亚美尼亚人信奉古希腊诸神以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多神教义。公元 5 世纪,亚美尼亚被拜占庭帝国吞并。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后期, 1880 年代和 1910 年代,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基督徒进行“大清洗”。 1915 年至 1916 年的大清洗,被认为是 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帝国军队“系统屠杀”了 100 万至 150 万亚美尼亚人以及古代亚述人和 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算是对雅利安人和基督教徒的一次复仇。 20 世纪第二次种族灭绝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第三次是斯大林对波兰精英群体的系统屠杀。幸存的亚美尼亚人,多数流散于世界各地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公社”。最早定居在加州 Fresno 的,是一对亚美尼亚兄弟,他们写给老家的信引来了更多的亚美尼亚人 ——包括艾智仁的外祖父和父亲,在加州,继续他们擅长的活动:务农,买地,礼拜上帝。 1914 年,艾智仁在这里出生并成长至 20 岁。在接受“自由基金会”长达 40 分钟的一次采访时,他特别严肃地讲述了这一段对他毕生思想产生影响的“亚美尼亚往事”。事实上,他年轻时,也承受了当地企业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歧视。也因为他的这些“亚美尼亚往事”,艾智仁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种族歧视的研究论文。与他的其它论文一样,这篇,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贡献。艾智仁的原创性贡献, 常被历史淹没。例如,二战期间,与阿罗一样,艾智仁以数据分析员身份服役于美国空军并于战后成为兰德公司研究员。他那篇关于收益递增的论文是他 1949 年为兰德公司撰写的研究报告,比阿罗 1962 年发表的收益递增文章早了十多年,但因涉及军事秘密,直到 1963 年才发表于《 Econometrica 》(计量经济杂志)。至今,收益递增经济学的奠基人仍是阿罗,不是艾智仁。 1944 年,艾智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随即接受了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聘请并终生任教于那所大学。去世时,他与妻子 Pauline (一位小学老师)结婚已七十三年。他们有两名子女、六名孙辈和三名曾孙辈—— 家族关系紧密,这是浪迹天涯的亚美尼亚人的社群特征。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也喜欢品鉴葡萄酒。熟悉他的人说他聪明( clever )并且智慧( wise )。世界上既聪明又智慧的人,极少。 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被认为重要,从他没有出名时的第一篇开始——那是 1950 年,标题是“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立即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必引作品。至今,我在行为经济学(本科生)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以及经济学思想史的课堂上仍每年引用这篇文章。我的引用,理由不同,我对学生们说,艾智仁的英文表达,经济学界无出其右。所以,预备出国深造的学生,应以艾智仁文章为典范,既学习如何以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视角看世界,又熏陶于真正优秀的、林毓生称为“贵族的”或“高贵的”那种英文表达方式。我最喜爱的一篇，是他 1965 年发表的“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关于产权的一些经济学)，语如疾风，思如闪电。例如，第一节的最后一行： Discrimination ， competition ， and scarcity are three inseparable concepts  (歧视，竞争与稀缺是三个不可分离的概念)，紧接着，在第二节的第一行，他写道:“上述的概念清单还可延续,歧视、竞争、稀 缺、约束、产权。”难怪张五常要连续六个学期旁听艾智仁课程,就为要学到这样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和激发听众与读者或许已潜在具备了的直觉思维能力的英文表达方式。 艾智仁以直觉和严谨著称于经济学界,他不用数学但他的语言有数学般的说服力。每一次讲课,他走进教室,向听众当中的任何一位提出或许是当时偶然进入他脑海的问题,然后,他会沿着被提问者有充分准备的或勉为其难的“解答”的方向提出更深入的问题,这样,讨论就在他和听众之间往复展开,听众逐渐进入到他们以往从未有过的那些只可称为“艾智仁直觉”的视角。艾智仁荣休之后,在校园里仍有自己的办公室(直到 2007 年),他在那里继续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提供指导。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经济系(张五常曾在那里任教)多年来将艾智仁的《大学经济学》独特地列为本科生低年级、高年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共用教材。所不同的,只是课文讨论的深度。例如,艾智仁在《大学经济学》里讨论的一类符合常识的经济现象: shipping good apples out of Washington (“将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后来被称为“需求第三定律”。如果好苹果和坏苹果运输成本相同,那么,基于常识,我们不难推测,运往外地的苹果比在本地销售的苹果质量更高。可是直到现在,为提供这一定理的严格证明而涉及的广泛问题,仍困扰着理论经济学家。去年我指导的一名研究生,论文主题就是“需求第三定律”。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艾智仁的产权学派贡献尤殊。他在晚年始终未能改写出版的《 University Economics 》开篇指出,价格理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切制度,故本书可定名为“ Universal Economics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凡事物或事务,有稀缺就有价。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价是“市价”,没有形成市价的价是“私价”。只要有交换,就有价的原理——在市场情形称为“价格分析”,在非市场情形称为“产权分析”。因为,交换就是产权的交换。任何社会都因资源稀缺而有兴趣或利益的冲突,于是有产权安排,于是可由艾智仁的价格理论预言何种产权将导致何种政治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在至少三篇论文里,艾智仁都提醒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经济学——与其说它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协调社会冲突的科学。有稀缺就有竞争和歧视,于是有价格和产权,于是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演化。 在人类可用的一切控制手段当中,依照文明程度排序,身体控制、思想控制、和价格控制,是最愚蠢的控制。我是在严格的理性选择意义上这样说的,因为,例如,价格控制的结果通常,或者,必定与控制者最初试图达到的目标相反,故而,这样的控制只能用来展示控制者“愚蠢”( stupidity )的程度,在“比较制度分析”课程里,也可称为任一社会任一时期当权者愚蠢程度的观测指标。但是,难道官僚们不愿意变得更聪明一些吗?当然,所以他们很痛苦,很受到他们在官僚体制内双重人格的折磨,以致自杀。于是,官僚行为的愚蠢指标,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布坎南在采访哈耶克的时候表示很悲观,他和他的老师奈特一样悲观,因为,似乎公众永远难以接受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公共理性似乎永远难以摆脱“政客的煽情 – 多数人的选票 – 为短期而牺牲长期 – 有原则的政治家被无原则的政客淘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哈耶克的回答,这是我最希望与读者分享的,哈耶克说他本人是长期的乐观派但短期的悲观派,因为,长期而言,人类有能力接受杰出观念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政治的和经济的。但“长期”,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五十年。短期,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政客,很可能将坚持长期原则的政治家驱逐出局。对于政治改革,哈耶克说他不晓得怎样回答布坎南的提问。观念的力量,这是他持长期乐观态度的主要理由。人类演化至今,看上去确实是,观念最终战胜了行为,不是吗?  下一篇： 写完了第七讲

最近读了学生推荐的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1989年之后，他是我们眼中的“小丑”，不当真。这次政协发言，跟帖和转发的相当频繁，以致我有了戏说他的阴谋论的冲动。一位政治流氓，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戏说。 这位委员，从英语网站，主要是维基百科，下载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关键是，我发现，他删除的那些内容都不利于他编造的阴谋论，不论如何，他写了三本书，送给今年政协他那个小组的委员们（反正都是人类的脑残成员）。他介绍说，其中两本或一本，是关于五百年来共济会阴谋的，这是我戏说的主要对象。 共济会，如果诸位浏览英文网页，不难看到，早已成为一种疏散的社会组织，类似中国的明教、白莲教、青红帮。所谓疏散，就是说，没有一个全球总部，各分部自行其是，并且也没有任何类似政治纲领的东西，英文名称大约五百年历史，“freemansonry”，我还可以考证这一组织的符号更古老，至少有一千五百年历史，可追溯到诺斯替符号系列，甚至古代埃及的神圣符号（今天艾滋病基金的符号也是它的翻版）。诺斯替符号，根据荣格考证，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符号，意味着“自我”原型。 明朝的开国皇帝，早年是明教成员。吴晗写了专文论述这件事。2006年，余英时引用吴晗此文。这两位历史学家，一位是中共党员，一位是反中共的教授，都认可大明王朝与明教关系密切。根据小丑的阴谋论，凡明朝后代或视明代为中国正史之一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明教阴谋的一部分。何谓“明教”？诸位自己检索即可，明教与共济会不无关系，因为明教在唐代就是摩尼教，源自波斯，教义可追溯至诺斯替教义。何谓“诺斯替”？这样一问，诸位才算是进入学术殿堂，不算是跟着小丑在野外溜达。刘小枫为《灵知主义与现代性》写了一篇序言，专门介绍诺斯替教义的幽灵存在于现代各政治流派之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小枫此文提醒我们查阅沃格林的著作，诸位可检索下载沃格林的思想史巨著《order and history》或阅读维基百科英文版“Eric Voegelin”词条，可知小枫此言不虚。故而，明朝和马克思主义，统统是诺斯替教派两千年阴谋的一部分。难怪它们都喜欢独裁专制。 小丑本人不是中共党员，但跟着他瞎转悠的有许多中共党员。以阴谋论处置，这些人应猛醒，因为他们的党员身份就是阴谋之一部分。 更大的阴谋在于，怀特海说，两千年西方哲学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这是阴谋，而且只是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荣格指出，“原型”乃人类共有，不仅人类，而且哺乳动物共有。晚年，他甚至认为不仅哺乳动物，而且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也共享人类的原型。这四类原型的最重要的一个，“自我”，以符号的形式涌现于人类梦境之中，与诺斯替符号关系密切 （参阅《Aion》第13章） 。 所以，还有一个更巨大的无意识世界的阴谋，人类生存至今，是生存竞争的结果。自然演化，不是科学而是阴谋，康德早已承认人类是“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之一部分。 这样看来，只有自然演化的牺牲者们，才不是阴谋的一部分。小丑和他的脑残跟随者们，真要反抗阴谋的话，不妨纷纷自杀。 下一篇： 丁丁新作 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 逝者艾智仁

2012年12月4日，离开北京入住东京的一家酒店式公寓，可能第二天下午，东京外海强震，我记得是7级左右的，引发CNN连续报道。我明白东京的房子根本不在乎这类级别的地震，但还是有所感受。这篇感想，在思享家网站贴出，引发很多深入讨论，感想思享家网友们，这些讨论让我意识到，我对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描写仍不确切。于是我再度翻阅荣格文集，尤其是他晚期的作品和他人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念的评论，现在我明白，荣格自己始终不能清晰地阐明集体无意识与特定民族文化的之间关系。由于这样的探讨，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七讲“实践智慧”附录的结尾特意增加了荣格集体无意识观念的进一步探讨，并写了我自己的见解。不过，这篇文稿那时已交给《IT经理世界》，篇幅限制，难以补充更多。希望暑期出版《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之后，朋友们读第七讲附录，对我在这里的讨论有更多批判性思考。 在东京感受地震 汪丁丁 一个人刚刚出生甚至在母腹里的时候，如果缺乏安全感（母亲的心态很重要），那么，婴儿脑内可形成太高的血清素（ serotonin ）水平，也就是说，孩子长大以后，很容易紧张或常处于焦虑之中，也很容易将外界的任何信号理解为“威胁”并做出过激反应。现在想象一个民族，在两千年（大约六十几代人），始终处于“世界末日”的感受之中。这样的民族心理，在深层积累了多少的焦虑感？这些焦虑，都通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表达出来。 集体无意识，始终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不容易被西方学术界承认，但东方人很容易接受这一概念，……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周易”或诸如此类的思想。我继续解释，荣格说，个体意识好像是露出在海面上的一个一个小岛，每一个小岛在海面下的部分，是个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就是连接全部小岛的海床。集体无意识通过梦境或在个体理性丧失警惕性的任何场合表现出来，因为，它犹如一位活了几千年的老人，它目睹无数灾难与幸运，故它完全知道你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任何目标是否能带来幸运或灾难，于是，只要你的理性允许它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肯定可以从中受益。这样解释了之后，我认为，你若仍不理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那么，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充满了焦虑，可以怎样影响日本人的行为？我想象的第一种可能是：日本的集体无意识老人，目睹了两千年的地震与火山，或诸如此类的灾难，早已通过个体的梦境或醉酒状态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就是日本几位著名作家写过的：“活着”，这就是一切，此外的任何个体意义，对集体无意识而言都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许是最早的“后现代人”，用我喜爱的海勒女士的比喻：这里不再有神或上帝或任何救世主，这里的大厅，永远空着一张椅子，——这是我在“研究班”（ workshop ）里引述的 Agnes Heller 在《现代性理论》里描写的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海勒继续说：就让这张椅子空着，提醒每一名来客这里不再有神。这当然需要勇气，继续生活的勇气。 我讨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我反复引述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在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虽然，我的外公，因地下活动，在北平被日本宪兵活埋，我舅舅那时十几岁，被宪兵捆绑，目睹了这一场景。凡有可能，我希望超越任何这类情绪，我希望心灵不再受到这类情绪的困扰。 民主生活，前提是宽容。其实，任何个体要获得“智慧”，前提也是宽容。白鲁恂 （ Lucian Pye ， 1921 – 2008 ） 指出，中国历史满是不宽容的行为，尤其对政治反对派，太残酷，动辄灭门。孔子显然不喜欢我们的这一残酷政治的传统，因为“兴灭国”是他的理想之一。我们的网络言论，同样充满着不宽容或某种意义的残酷情感（鲁迅：“一个也不宽恕”）。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持续深入的情感交往而不是无法摆脱的残酷情感。 日本的政客，正在表演的这几位，似乎违反了日本“集体无意识”老人的提醒。我在东京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日本普通人保持着常识，或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老人建议的那种生活态度：认真地活在当下，不预期有光明的未来，让以往由神占有的那张椅子永远空着，就那样空着。作为对比，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板块，如李四光所说，始终被太平洋底推挤着上升（所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也就是说，这位老人（集体无意识）从来没有“日本列岛之沉没”那样的世界末日感。一个人，从小到大，始终很安全，过于安全，那么，在荷尔蒙“铁三角”里面，血清素（紧张感）的基础水平就会非常低，于是很少压抑另外两种激素的水平，也就是说，多巴胺（ Dopamine ，与快乐感正相关）和催产素（ oxytocin ，与仁爱感正相关）很容易激活（给点儿阳光就灿烂）。不难想象，我们这位活了至少五千年的集体无意识老人，最可能提醒我们的是：不要拿现在的任何人与事当真，王朝更迭多少次了？中国人还活着而且快乐。地球少了谁或多了谁，都如以往那样正常运转，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所以在中国社会最难有的就是“认真”，最容易有的就是“免费搭车”。于是“民主”毫无成功的希望，因为民主的天敌就是“免费搭车”的行为，参与人数越多，此类行为越多，从而集体行动失败的概率越大。最后仍在行动的是几位狂人，由鲁迅作“狂人日记”留念而已。 下一篇： 戏说阴谋论

政府宏观调控到“国五条”已登峰造极，最近北京和上海的政府居然继续制订国五条实施细则，可见计划经济流毒不是流毒，而是政府寻租的重要手段（掠夺之手）。人民是否有从“非劳动性”的财产获得收益的权利？难道不是宪法第四次修正早已确认的吗？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公然违宪（其实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多有违反宪法之处或者说我们的宪法解释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而政府通过政策表达出来的宪法解释不符合宪法解释之通例），难道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得到纠正吗？我认为，这是新任总理在就职演说里承诺了要做的事情。北京和上海的实施细则，或许仅仅为缓解上一届政府政策造成的“鸡飞狗跳假离婚”风潮，是权宜之计，可以理解。不过，细读这些条款，真感荒唐。曾几何时，人人可以自由迁徙，人人可以自由居住，是中国历史事实。怎么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人的基本权利被践踏至如此程度？还信誓旦旦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口口声声“实事求是”，我说过，这类语言的使用频率，可以成为衡量官僚脑残程度的指标。什么样的宪法可以授权一个政府随意发布侵犯基本人权的经济政策？这样的宪法是否成其为宪法？所幸，我看到一些改变的迹象，新的政府总理在讲话中多次承诺本届政府要遵守宪法，而且公布了未来几年的政府改革时间表（参见“财新网”）。转型期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法无权威可言（因为无法形成悠久的传统）于是只好服从现实政治博弈的策略，民国宪法就是如此（参阅张君劢《宪政十讲》）。宪政的前提，哈耶克的思想，是宪政文化的形成。因为，宪法之上再无任何宪法制约，所以，只有宪政文化才可有效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政文化之养成，张君劢早已呼吁过，是全民的事情，而不是，或最不可能是政府的事情。一人维权，一定要人人关注才行。政府不能随意拆迁，不能随意征地，不能“劳教”我们，不能……，逐渐地，不懈地，通过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维权斗争，社会才可能获得宪政和自由。基于当权者的理性选择，这也是我理解的新一届政府和党中央努力的方向。再引美国独立战争开端时的口号“无代议士不纳税”，来表明经济的自由在西方和在中国有多大差距，我们或许需要补课，美国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具有的经济自由的意识，正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传统里最缺乏的。例如，国五条明确要对房屋转让征五分之一所得税，这是重税，依照通例，需要房东们在议事厅集合，投票通过。否则，政府就真是大宪章之前的英国国王，享有绝对王权。请问，房东们在两会里有多大比例？况且，两会对前任政府有约束力吗？可以认为，将来的历史教材里，前任政府倒行逆施违背三十年改革的初衷，政府首脑是要负全责的。我劝地方政府不要为虎作伥，继续追随前任政府的违宪政策（尽管我们的宪法很少生效）。众所周知，市场，在过去的十年，是打了大败仗的。为什么市场节节败退而毫无还手之功？未来十年，我们要认真总结教训。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远未立足。它为何如此脆弱？它为何始终只能仰赖“明君”的恩赐？很容易对比西方历史然后说，我们没有“市民社会”。我自己希望知道的是，除了与西方简单对比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下面是我响应《新世纪周刊》征求读者建议写的几句话： 改革的基本动作最后决策取决于这几位常委和副总理的共识，有阻力，而且可能阻力极大。未来五年，发布一些一号文件类型的共识性纲领。五年之后换届，可增加更多的改革人物，那时可达成的共识，也许刚好将中国改革推到不可逆转的阈值之上。中国很大，而且活得很久，中国社会转轨，往往需要百年的时间，这一次不例外，需要三代人的时间。台湾小岛，半世纪前开始民主化建设，两代人之后才变成今天的样子，路还很长，没有大陆的变革，台湾的路可能更长。 下一篇： 转3月4日IT经理世界丁丁文章 在东京感受地震

周其仁：城镇化不能再走政府主导老路 2013年04月02日 16:19   分类： 未分类   阅读： 1,281   评论： 21 编者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3月30日上海召开的“城镇化国际化论坛”上表示，城镇化不能再走政府主导的老路。他认为，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变量的进程，政府和专家都没有能力提前熟悉演变过程中的变量，也因此，之前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的模式不能再被延续，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会把很多的资源布错地方。 本次城镇化国际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以下是经论坛组织方授权，编辑适当编辑整理的周其仁教授演讲内容。 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历史形成的，大概分两个阶段：第一，政府抑制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当时比较穷，有点钱搞工业觉得是对的，搞城市是浪费，没理解城市和工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互动关系。第二，改革开放以后，从抑制城市化的政府主导政策转向推进、鼓励、承认城镇化的发展。这个转变重要，从数据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80年代早期的不到19%到如今的51、52%。 问题严重的是，中国现在推进城市化所依赖的很多制度、政策，都是在过去抑制城市发展时期形成的，其中有不少冲突和摩擦。举个例子，一个地方叫不叫城市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批，日本地图上很小的一个地方也可叫一个市，中国不行，只能叫镇，建市要批准，不通过批准不能叫市。这样一来，我们的城市就不能反应城市与人口密度的关系。 1950年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但是没有好好贯彻。1975年文革中的宪法又规定不能迁徙。学苏联的模式，不要迁徙自由，大城市不能随便去的，要有一个特殊的护照。 硬的行政化指令与城市化之间有什么矛盾呢？无论抑制还是推进，行政指令主导的城市化跟另外一些方面的现实问题都有冲突。因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的空间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驾驭不了的，专家不完全知道，政府也不完全知道。所以我们的体制在处理这种变量的问题上不能没有弹性。比如说农民进入城市，选择进到哪里的城市不能被笼统的规定，本身就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全球各大城市的城市化案例也证明这种不确定性。前苏联的城市化很失败，因为当时苏联的中央计划官员有一个想法，就是国土均衡发展，不能光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工业化，中部、东部也要工业化，用了各种国家政策、国家投资。30年代以后苏联的城市化率也是显著提高的，从20、30%到了60、70%。但是东部地区的工业比重提高了，中西部原来发达的地区却相对降低了，看起来国土均衡了，但东部并没有因此成为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我们现在没有人记得住俄罗斯东部到底有哪些成为文明城市的标准的地方，苏联一解体还是往欧洲地区去。 大东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开始涌进东京的人太多了，政府设置了很多的政策往外哄，最后明白不可能，因为你设置的惩罚，包括对企业、居民等微观层面，加上去还不如进东京的好处大，惩罚被抵消掉了，民众自然还是要往大东京地区来。所以现在的大东京地区占日本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了日本20、30%的人口。 政府可以在文件上写这个方针那个方针，但是人的微观层面，包括到底去哪里生活，哪里工作，都受无数因素的影响，不完全可以实现制度控制。 另外，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流动，美国的城市化率79%，每年有4000万人移动住处，择州而居。 最近底特律的故事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城市从1700万人减到了70万，不要认为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不会出现。城市之间也会有涨落，因为总人口在，底特律减少的人口也没有到乡下去，而是到别的城市去了。这个因素也不是我们认知上可以可控的，不能作为一个计划，一个命令就把人像棋子一样装到地图的某一个位置上。 强行去做后果非常严重，会把很多的资源布错地方。 更进一步讲，城市的形态也是变化的，美国一个时期呈现“郊区模式”，一片草地一个独立房，那其实是汽车工业派生出来的城市发展类型 ，但是汽车过了一个临界点以后就变成了麻烦。什么叫高速公路，也就是收入变高以后人们的时间成本会变贵，人们对便利生活的要求很高，摊大饼、郊区化的模式就变得不太受欢迎，大东京这种步行之间多种多样的城市功能集合社区模式在市场上和社会重新具有感召力。 现在世界又发生了变化，轨道交通、通讯模式的变化，对人们的居住模式一定会有影响。 再者，政府的管制、法律、法令、政策等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常常滞后。这方面教训最大的就是印度的孟买，大量人口涌入，但是城市管理者认为要把容积率降低，结果非法的建筑大量产生，形成了世界上难见的景观。从机场跑道开始一直到市中心都是非法建筑。这个问题中国国内也有，房产开发强度高密度不高，香港则是强度低密度高。 最后就是城市化过程中最难驾驭的一个变量——人气，有的城市很有人气，但有的地方人气很差，特别是我们国内这一阶段快速起来的城镇，房子很漂亮，规划也不错，就是没有人气。我们城市化现在高度注意的是硬件城市化，对软的城市化比如增加人气、增加城市活动注意不够。 总的来说，城市化大的方针没有问题。稳定地推进健康的城市化，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制度形成之后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制度也要相应的改革，至少两个方面要松动。 第一，更多地依靠市场。中国工业用地占的比例惊人，深圳地价很高，深圳的工业用地占城市用地的35%。上海还好很多，但是上海跟东京比、跟新加坡比还有不小的距离。怎么造成的，我们招商引资，人为地压低地价，把土地分成这个用途那个用途，对它的价格形成过程任意进行干预，不让价格反映机会成本，这个资源是配置不好的。所以现在不是出了问题把管制搞得更细，而是去掉一些管制，而是应该让价格机制在更大区间、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品种当中发挥作用。 第二，减少政府主导，动员社会机制。我们都讲规划，可是我们的规划很大程度是长官意志的一种包装，我们有很不错的规划专家，但是很多规划专家的意见不能体现到规划里去。这个机制不改，我们城市化中很难吸收全人类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仅仅有专家也不够，公众也要参与规划。我们现在有一个规划界讲的“使用者缺位”的问题，民众在这里面生活，但是对这个城市怎么形成，道路怎么规划，设施怎么配备没有发言权。我们很多规划里面没有市民参与公共生活，公共秩序形成的讨论。 所以总的说来，现在城镇化面临的挑战非常大，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多。我主要想到两条，一要把政府主导这个历史形成的模式做一点修订，二要把一部分钱还给市场，一部分权一部分控制机制还给社会，因为市场和社会的机制有更大的弹性，更适合处理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物，更有弹性地驾驭城市化的发展。 下一篇： 我对国五条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