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2012年06月21日 10:38:09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五   　　 韦森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期。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通论》）正是在这一“英国病”三个阶段上为经济复苏所开的不同剂量的“药方”。凯恩斯认为，由于信用货币阶段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使储蓄等于投资，需要央行来操纵并调节利率来达致价格稳定和经济均衡的目标。       　　20世纪30到4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波及世界经济学界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大论战。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乃至在凯恩斯逝世后对凯恩斯理论的反思性的批判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反过来看，也正是在与哈耶克的论战中，凯恩斯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这部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从而被人们广泛认为引发了20世纪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创生。相比而言，国际经济学界真正理解和赞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并不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反差？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置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且在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比较分析中，才能大致理解凯恩斯的理论，也才能发现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和问题。     　　从近代史上来看，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代。然而，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很大，大英帝国自此由强盛转向衰退，尤其是1920～1922的经济衰退，重创了英国经济。这次萧条之后，英国一直完全未能恢复元气，整个失业率在20世纪20年代高居两位数，一直未能降得下来。到1929年，英国经济才勉强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同期美国经济总量则差不多翻了一番，1929年为1913年的180％，法国为142.7％，意大利为181％，日本经济总量则翻了三倍，达到324%。英国经济刚刚恢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骤然而降，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打击。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未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失业”成了英国的一种“慢性病”，也随之出现了“英国病”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通过多年探讨和研究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凯恩斯写作他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一般理论》（1936），并不是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开出的“药方”，而是为探索如何根治“英国病”而提出的一些可行且实用的“济世之道”。     　　按照现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1920～1922的经济衰退到1925年英国回复金本位制的初期阶段；（2）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3）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病”的晚期阶段。凯恩斯的“货币三论”，恰好是对这三个阶段的“英国病”并所开出的不同剂量的“药方”。     　　在“英国病”的初期阶段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还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此为基本分析思路，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1923）的短篇中提出，由于物价是由银行创造的信贷量所决定，当经济处于萧条期，要通过创造比繁荣期更大的信贷量来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即不陷入通货紧缩）。在这个阶段上，凯恩斯已达致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已经达到了货币发展史上一定阶段，此时‘人为管理’的货币已经不可避免了……”。由此，凯恩斯反对英国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主张容许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通货膨胀的危害），并以这种政策来治疗经济萧条。凯恩斯还反对回复金本位制，指出实行金本位制会使英国出口更加困难，国际贸易和收支更加恶化，加深经济萧条。     　　到了第二阶段，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了他的《货币论》，创造性提出了他的“货币内生说”，并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假设，初步形成了他的新货币理论：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则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在此理论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一些具体的宏观政策建议：中央银行应对银行和货币金融体系进行管理，操纵并调节利率来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已达到价格稳定与经济均衡的目标。     　　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的基础上，并在哈耶克的尖锐批评和挑战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他的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根据英国多年失业萧条的实际情形，凯恩斯在《通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最后会消费需求不足。这时就需要有投资增加以弥补其差距，减少储蓄。但是，由于预期的原因，企业家对投资前景往往缺乏信心，投资支出往往不能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就使得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了，甚至趋于下降，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其中主要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在《通论》中，凯恩斯的原话是：“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家们被看作是甘迪德（Candide ）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     　　从思想史上来看，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深受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影响，均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和波动来分析商业周期，但是他们对货币、利息、信用、投资和经济波动的传道机制的及其各个环节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对此，凯恩斯曾在《通论》中有点调皮地说：“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脱落的环节”。与哈耶克相类似，凯恩斯也认为，“经济周期最好应当被理解为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但是，凯恩斯马上不点名地与哈耶克划清了界限：“上述分析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某些人的观点（看来凯恩斯这里显然是指哈耶克——韦森注）相一致。这些人认为，投资过度是繁荣阶段的特点，而避免这种投资过度是惟一的治疗下一步即将到来的萧条阶段的办法。他们还认为，……低利率不能避免萧条的到来，然而，繁荣却可通过高利率来加以避免。”谈到这里，凯恩斯还马上指出，“如果认为从我过去的分析中能得出他们上述的结论，那就误解了我的分析”。凯恩斯的思路是，“投资量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而“利息率实际上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而，只有理解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决定，才能理解经济周期的发生原因。照凯恩斯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取决于人们对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现存的收益”。     　　这样，凯恩斯就把自己的理论与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根本区别开来了。哈耶克认为，正是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和人为压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致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误判，导致不当或过度投资，最后产生社会生产结构的时际失调；而凯恩斯则认为，正是企业家对未来的投资的预期，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用凯恩斯的原话来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取决于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只是取决于现行的收益”（页145），“既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页148）。照此逻辑，凯恩斯认为，受企业家预期影响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上下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本原因（页148）。换句话说，照凯恩斯看来，不是央行所人为操控的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导致了大萧条，而是市场“自发”运行中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对背离与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衰退交替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一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作用机制的不同认识，凯恩斯进一步提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政府和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才会实现市场的均衡和充分就业。由此，在《通论》第22章，凯恩斯明确提出他与哈耶克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对繁荣的治疗方法不是较高的利率，而是较低的利率！因为，低利率可以使所谓的繁荣继续下去。对经济周期的治疗方法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在半萧条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的状态之中”。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凯恩斯与哈耶克经济理论出发点和整个论辩逻辑的根本性区别了。若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争论放在20世纪20到30年代世界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当时的经济状况中，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认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所给出的“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的“治疗药方”。     　　对于凯恩斯一些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学过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年级学生似乎都很熟悉了。然而，到今天这个大家都不怎么读经典原著，而只是喜欢读读教科书、做做模型因而常常是人云亦云的时代里，凯恩斯和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大师常常被误读，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思想也往往被遗忘甚至被掩埋了。譬如，在《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就特别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今天，中国政府决策层困顿于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货膨胀难抑的两难困境中，各种宏观指标却表明中国各种类型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滑。在此格局中，读到凯恩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一警示，又如何不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定稿于复旦 上一篇： 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中国教育:希望在民间 父母养而不教，多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教师之堕，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教育制度。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2-6-1 《IT经理世界》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何以成为严重问题？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迟至50万年前，洞穴时代，人类每一群体的规模未过百人，由血缘维系。那时的“教育”，与一般动物类似，主要是生存技能的传授。幼兽只需在脑发育的适当时期模仿成年野兽的行为，即可习得关键性的生存技能。虽然，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个体，已兼有“个性”与“群性”这样两种未必总是协调一致的本性。现代研究显示，食肉类社会性哺乳动物的幼兽，在脑发育的某一“时间窗口”必须在成年野兽的观察范围内学会公平地与其他同龄幼兽戏耍，也称为“费厄泼赖”（fair play）。那些在时间窗口期限内没有学会费厄泼赖的幼兽，将无法获得“群性”遂成为孤独的个体。 汪丁丁 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结论篇，有如下概括：纵观人类千差万别的道德观念，无非两类，其一关乎个体幸福，其二关乎他人幸福。关乎个体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一项，就是“谨慎”，而关乎他人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两项，“正义”和“仁慈”。在许多场合，这三种道德力量的作用方向或许发生严重冲突，于是我们有必要诉诸一种更根本的人类能力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一能力，就是“合宜性”，即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位公正无偏且充分知情的旁观者，随时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是否恰当。合宜性，即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发育正常的每一个体，于是都兼有个性与群性。毫无个性的人，也就丧失了创造性，不符合“人”之定义。毫无群性的人，不懂得合作，无法融入人类社会。 教育在人类社会成为必要，我推测，始于人群规模开始超过血缘关系范围的时期，例如，开始出现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群体。要参与这样规模的群体生活并分享群体的规模收益，个体必须懂得并实践这个“义”字。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便难以扩展。物竞天择，那些难以扩展合作秩序的人群已被淘汰。幸存的群体，规模足够大从而规模收益足够大，便逐渐扩展到地球的许多区域，成为那里占主导的社会形态。 不懂得义或知其字却不能践履其义的人，无以成为“君子”，于是只成为“小人”。一个群体若全由小人组成，便很难维系为一个群体。小人，孜孜孳孳于私利而不返。这样的人，既可充斥于官场也可充斥于市场。如果我们已经见到官场和市场里出现了非常多这样的人类个体，我们便可推测中国教育是很失败的甚至完全失败的。 综观教育在中国失败的情形，我认为，初等教育比高等教育更加失败，而在初等教育的各阶段，幼儿教育是最失败的。何以如此？因为，幼儿教育的核心，是幼儿在家庭里形成的教养。虽说“教不严，师之堕”，但首先是“养不教，父之过”。或许因为教育在两代人身上的失败，父母养而不教，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幼教的教师之堕，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制度。中国其实非常缺乏幼教师资，但在中国，与高校教师的报酬相比，幼教老师的报酬实在太低，不足以普遍地保持老师基于对孩子的关爱之情而激发的认真不堕的敬业精神。 民国以前的初等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乡村私塾的财政来源由本地士绅主持，使同宗儿童，不论贫富，皆可入学。以清代为例，教育占优势的地区诸如两江、两湖、两广，皆为民营经济最发达且享有较高政治参与权益的地区。又以钱穆先生最看重之宋代教育为例，当时天下有识之士，十之四五，出自江南教育家胡瑗门下，著名者如程颐。 公学之兴起，如钱穆所述，创于盛宣怀，特慕效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诸人之所为。故新学之兴起，有其极可注意者，其一，非由国家中央发动，且非为有计划之整体推进；其二，非由学术界倡导以探求根本意义，只不过由几位地方疆吏拨资创办，其先仅限于翻译与军事，尤之可也。后虽延展至法政与经济各科，却仍无根本意义之探讨，停留在效法西洋之器物层面。所谓“器物层面”的教育，也即教育仅仅是功利主义的。急功近利，不求根本。公立教育的这一大弊端，肇始于“新学”之初。更何况在计划体制的官僚化倾向作用下，新学再沉沦一层，成为“官办教育”。诚如钱穆所论：教育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职权，而后可以有高远之理想，而后可以从事于学术人才所以为教育本源之地者以备国家社会真实之用。 而今，中国社会基层，宗族私塾消失殆尽，官办教育腐朽不堪。中国教育的希望，于是只在民间。 下一篇： 跨学科教育研讨会开场白 我引用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推荐《启真》第一期

2012年06月12日 23:56:50 改革 减税 扩大内需 经济增长 　　   　　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超过预期，这本身就说明我国过份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头了。目前上一轮扩张性宏观政策带来的通胀效应尚未完全吸收，而过去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已带来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和其他负面效应。以钢铁业为例，市场需求6亿吨，产能已经达到9亿吨，有1/3的产能过剩，而近一时期仍有钢铁投资项目在继续上马。在2000—2010年这10年中，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已经从2.4上升到6.0，显示投资效率在急剧下降，投资资金的浪费越来越严重。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虽然不直接导致产能扩张，但在储蓄率过高、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一旦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必然引起相关生产领域的又一轮投资和产能扩大。这种情况在过去实施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期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此，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但结构失衡未解决，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因此，当前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和手段必须转换，着重推进结构调整，通过改革消除那些导致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原因。关键是需要扭转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且不断下降的局面。主要应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来促进消费、启动内需，尤其是需要促进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同时抑制腐败和制度缺陷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分配。这种调整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可能周期较长，见效较慢，但必须从现在着手，着眼于长远；宁可短期承受增长放慢的痛苦，也不要只顾短期内拉动增长，忽视长远发展。     　　目前的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并持续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以致产能过剩越来越多、投资空间越来越小，资本产出率越来越低。消费不足是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导致的，因此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从制度改革入手。通过政府补贴来刺激短期消费的政策，例如家电下乡等，可能有某些临时性的效果，但作用有限，不能解决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不应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     　　导致目前消费-储蓄结构失衡、内需持续不足的体制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扭曲未能纠正，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未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导致公共资金流失和使用不当，政府投资、采购监管不善，国有企业监督不到位，这些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过去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期间，由于一些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反而趋于严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制度不健全，存在大量钱权交易、暗箱操作，导致生产要素资本化产生的大量收益分配失当。     　　第三，资源税改革及其他方面税制改革尚未到位、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尚未到位，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不当。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实现全面覆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尚未改革，公共服务分配不均，抑制了居民消费。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两亿农民工长期在城镇地区打工，但受户籍制度和现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的限制，无法在城镇安家落户，也难以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据统计局调查，2011年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只达到23.6%、16.7%、13.9%和8.0%。这些方面改革长期滞后严重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第五，小企业经营环境不良，融资困难，优惠政策不落实，负担偏重，不利于扩大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启动消费。     　　针对上述情况，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应避免过度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应基本保持中性，只宜微调，不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短期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中长期以推进改革为主。按照先短后长的顺序，建议重点考虑以下措施：     　　1）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扩大投资转向对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变扩大政府支出为增加小微企业及其就业者的收入。全部小微企业大约提供了60%的工业企业就业岗位，在服务业中缺乏数据，情况应该类似。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将有利于稳定生产和就业、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建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从17%减至13%，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从应税销售额的3%减至2%，执行其他税率的小微企业参照调减。这一政策至少维持3年不变，如果效果好，可以考虑长期实行。此外，营业税转增值税应加快总结试点经验，改善后加快推广。     　　2）目前针对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以下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惠及面过窄、力度过小。建议把这一政策至少扩大到全部微型企业，并可酌情提高上限。个人所得税也可以考虑针对中等以下收入人群采取减征的政策。     　　3）提高农村低保和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并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步伐。目前全国农村低保的人均月支付水平约在120元，平均保障水平149元/月，尚未达到2011年制定的年纯收入2300元的农村贫困线。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每月只有55元，折合年金660元。如果能将两者的保障标准提高40%—50%，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居民收入状况和鼓励消费。此外也应当合理调整离退休早、养老保险标准过低的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标准。     　　4）加快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给两亿多农民工创造逐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条件，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尽快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5）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改革，重点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途径。     　　6）推进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透明度，严格财政纪律，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     　　减税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与增加政府支出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其主要结果是增加居民消费而不是投资，因而有利于结构调整。以上建议的前三项政策主要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年度减收增支规模估计约3000亿元左右，并不很大，但惠及面宽，效果直接，直接和间接受惠者将数以亿计；而且这些人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高，政策调整对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消费的效果将会很明显。如果按较为保守的乘数2.5计算，将带动有效需求7500亿元，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按今年后半年实行算，估计将提高当年经济增长率0.7个百分点。     　　财政增支减收，短期内可以通过发债筹资，中长期要靠改革使结构恢复平衡。上面列出的后三项改革，会有相当的难度和较大的阻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推进，将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     　　（《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23期，6月11日） 上一篇： 不动既得利益，失衡无法纠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三节。 ） 「新制度经济学」（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一词是威廉姆逊（ O. Williamson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今天，中国的朋友喜欢称我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不一定错。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他的论文结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今天认为，一九六九年史提芬来到西雅图时，他已经是经济学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是一夫之见。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而巴兄后来也是这范畴的一个重要人物。 今天回顾，六十年代时，从事产权及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是四个人：阿尔钦、科斯、德姆塞茨和我。 在此之前，在类同范畴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奈特（一九二四）、科斯（一九三七）、哈耶克（一九四五）、戴维德（五十年代口述）、 H. S. Gordon   （一九五四）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重要，但过于零散，没有凝聚力，带不起一个思想范畴（ paradigm ）的发展。六十年代初期，有关交易费用的三篇文章差不多同时出现：科斯写社会成本问题（一九六○，其实面世是一九六一）；施蒂格勒写讯息费用（一九六一）；阿罗写发明的收钱困难（一九六二）。这三位皆大师人物，但我不能把后二者算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分析产权，没有进入制度的范畴内。 「旧」与「新」的分别 有「新」不可以没有「旧」。旧制度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呢？有两部分。其一是「制度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主要是问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什么好什么不好，概念模糊，内容空洞。那些是二战后的「冷战」学问，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之争。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学的胡说八道盛极一时。弗里德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一颗亮星掠空而过，让大家看清楚一个好去处：经济学可以解释现象。科学方法的大辩论在经济学从那时开始，持续了约二十年。 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历史。我很喜爱这部分，因为其中的表表者考查史实严谨详尽，而历史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般是有趣的话题。经济历史搞得深入的都是有学问的人，吸引着我。很不幸，当时的经济历史专家一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欠缺充分的掌握，对假说验证的法门赶不上潮流，因而被操作方程式的小看了。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制度经济学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其出现是为了解释现象，是为了验证假说，历史与事实的考查受到重视，从事者对边际分析有充分的掌握。要点是引进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这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期的发展，跟着的我失望。 合约结构源自捆绑销售 我是一九六一年进入洛杉矶加大研究院的。六二年开始细读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三年。六七年的秋天我才有机会认识科斯，那是我写好《佃农理论》之后了。起码有三本书介绍科斯定律之后以我的佃农理论作为应用该定律的示范，可见科斯对我的影响隐瞒不了。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下章才说。其实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对我的佃农理论的影响可能更大。这是因为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有结构性的合约——只有一个价而没有其他条款的交易合约没有结构。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一个明显的价，所以我逼着要从有结构性的合约那方面想。佃农理论动笔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舒拉发与阿尔钦。我重复地听他们的课听了三年，而佃农理论是在他俩指导下写成的。 德姆塞茨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德姆塞茨也在洛杉矶加大。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竟然完全不记得我替他改过卷！在加大时他的著作不怎么样，但六三年转到芝大，受到施蒂格勒与科斯的影响，一下子变作天才。六四年初阿尔钦偷偷地给我一份说明不可示人的厚文稿，德姆塞茨写的（后来分为两篇文章发表），对我影响很大。德兄是难得一见的文笔表达得清晰绝伦的人。受到科斯的影响，他把交易费用的考虑带到阐释帕累托至善点那边去。得到启发，我后来把问题推到尽，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所有局限条件都放进分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得到满足，无效率或浪费的出现，是因为某些局限没有放进分析，而解释行为所需要指定的局限不一定满足帕累托。换言之，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引进的局限，不需要满足帕累托，而无效率的出现永远是源于有不需要指定的局限的存在。这教我后来分析问题时必用如下法门：凡是足以解释行为但没有满足帕累托的假说，我必定停下来考虑是哪些局限条件我没有放进去，而这些被排除的局限与要解释的现象是否没有关系的。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转谈阿尔钦的贡献吧。两年前某媒体问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是弗里德曼还是科斯？我回答说都不是，是阿尔钦。我历来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但我有我的理由。 阿尔钦当年算不上是名满天下（今天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但过于分散，没有主题。其二是他的伟大思想主要是授课时的自言自语，以及跟他研讨时听者得到的启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懂。他有些了不起的思想写进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去，没有像在正规的学报发表那样有系统地发挥。例如今天在中国好些同学欣赏的一句话——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我只是从阿师的口述听到，发展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主要是由我发展的：我推到租值消散及减少租值消散那边去。阿尔钦历来高兴我拿着他的口述用文字发挥——我当然不会忘记说来源是他的。 一个例子可让同学们知道阿尔钦思想的惊人深度。在课堂上教需求定律，他不画曲线，不用方程式，不教弹性系数，不教消费者盈余，不谈等优曲线，不管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只谈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的含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五个星期！天下没有谁可以做到。我重复地听了他的课，次次不同，加上凭自己的一小点本领，作修改，加补充，推出无限变化，就成为我今天教同学的洋洋大观的需求定律了。 我认为阿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可不是他七十年代跟他人合着的两篇大名文章，而是他口述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传统。这传统在《科学说需求》第三章我写过，本章第五节会再深入地发挥。今天阿尔钦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的学生传开来的。 （未完待续）

2012年06月12日 16:25:03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好。回到家乡，心情还是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就中国的经济和外贸的形式和对策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外贸企业 500 强发布会，但是我很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在台上讲话，除了政府官员就是学者，我们外贸的主角—企业界没有人在这里讲话。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 30 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外向型的出口导向行业，这个行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政府主导的，更不是学者谈出来的，而是企业干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把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从学术层面上转向企业，只有这些企业发展了，中国的外贸才可以发展。   当前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当前的形式非常严峻，目前的国际市场的萎缩，国际经济增长不断下滑，实际上是 08 年金融危机的继续，不是什么二次看点，而是 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我国经济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继续发飙。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更加恶化，才有今天的形势。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会逐渐下调，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感觉不会改变下调的趋势。因为它只在宏观调控上着力，而不是在微观调控上认真解决。为了应对 08 年的金融危机， 09 年推出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家知道的四万亿，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上弹，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 GDP 上涨，我们现在看到强心针打过以后，结构性的问题又显露出来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性政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给企业造成了错觉，企业以为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能渡过难关。企业忙于扩张能力，忙于在市场上争夺份额，放弃了转型的机遇。很多企业在后悔，如果 08 年那一次当时能够利用内外的压力认真做好转型，不至于今天如此被动。   今天经济再次下滑的时候，我们重温旧梦，把稳增长放在调整结构之前，我个人认为，无论下半年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会扭转经济逐渐下行的趋势。因为今天的财政已非 09 年可比，地方财政也是非常紧张。你能拉动多少的 GDP ，非常有限。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批出来的项目都批在政府自己圈定的产能过剩的里面。大型的钢铁厂上马，我们钢铁行业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放资金？不去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反而使短期的 GDP 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恶化。这是饮鸩止渴的政策。它的效果非常有限，而且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央行放松银根。我认为就算银行这个时候放松银根，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企业对贷款需求不足的背后反应的是企业缺乏新的投资机会，缺乏可以赚钱的投资机会。当我们看到大型钢铁公司投入巨资不是去建钢材，而是去养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产能过剩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短期再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后果是过剩产能进一步恶化，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更多的困难。我们现在迫切的是重新思考拉动内需的政策，要坚决把政策层面上的重心从稳增长改为调节，把调节放在第一位上，不要重蹈覆辙，不要一拖再拖，拖到无法调整的情况，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设想。   刚才几位领导，几位朋友讲了一些如何去转变，如何转变外贸不利的形势，这些观点我是赞成的，企业要走出去，要进行研发，要进行创新，这些对策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用不着我再重复。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对策大家都知道，到现在没有认真的去落实？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于我们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因为我们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为了真正的推进结构调整，我认为刻不容缓的是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新的刺激性的政策的推出。只要你制度搞对头，企业知道如何去应对困难，他们都知道，但是问题在企业，我所观察到的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对于宏观政策心存幻想，还在观望，还在期望政府能够像 09 年一样扭转乾坤。我想跟企业界说一下， 09 年那么大量的资金投入也没有扭转乾坤，现在政府的资金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转乾坤，企业必须丢掉幻想，切切实实做好自己的转型，切切实实做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除了对宏观政策心存幻想之外，另外一个原因，企业没有去积极做升级换代，是由于我们的制度环境。我这里特别强调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制度环境，在最近几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是越来越强，民间的仇富心理使企业感到自己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我们的企业不去做长期的研发投资，不去做长期的升级换代的准备工作，而仍然是热衷于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仍然通过传统的价格竞争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要想我们的企业切实能够在创新上和研发上取得突破，要加强财产权的保护，让企业有安全感，给企业平等的环境，否则他不会去做升级换代，因为升级换代要长远的计划，要投入很大的资源，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不是说政府号召一声，经济学家出个锦囊妙计就能做到的。首要一条，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使得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有平等的竞争条件。在法律上、政策上、市场准入上、资金的获取上，资源的占用要上一视同仁。不需要扶持政策，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有极为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你让企业家发挥他们的潜能，中国经济发展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一视同仁。政府不要今天扶持这个，明天扶持那个。不要今天出老 36 条，明天出新 36 条，只要一条就够了：一视同仁。你只有加强了产权的保护，在各个方面一视同仁，企业才会有长远的打算，才会向升级换代和研发创新去投入资金，才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做下去，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企业家在卖自己的企业，在申请海外的护照。这个情况下怎么有长远的打算来对自己的企业和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所以我认为要提高财产的保护性，切实改变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要认认真真的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减税，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间不断上升，钱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企业和百姓当中收来的。政府拿钱来做什么？去投高铁，政府投到哪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烂尾工程，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李部长我非常抱歉，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可能跟政策制订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从基层的观察。政府投资一定是低效率的，减税，把资金还给老百姓，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的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企业可以发现更有效的投资渠道，更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政府去投资。   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是这个严峻未必是坏事。如果在困难的面前我们能够改变思路，回到 30 多年前邓小平所制订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来，我对中国的经济是充满着信心。当然这一次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内部制度改革和对内的开放，只有对内的开放才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只有改革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员工、农民的积极性，而不单纯是依靠政府的积极性，依靠 13 亿人的积极性我们才能走出困境。最后一句对企业界讲的，放弃幻想，从今天开始，把思路和精力放在思考如何加快转型和升级换代。如何做的话各位都是专家，我在这里做的就是呼吁决策，呼吁社会工作，改变思路，回到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远远没有耗尽。假如说我们能够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中国的经济再有十年比较高的增长期，我认为是大有保证的，谢谢大家！ 下一篇： 许小年：谁压制了民众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