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个偏保守的团队在未来五年领导中国——尽管各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有很高呼声。 周四早晨，七个人身着黑色西装，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与记者见面”。北京方面通过这场精心安排的仪式，向世界介绍它的新一届领导人。 刚刚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这七人中领头，以示他拥有最高地位。明年三月，他将接替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李克强紧随习近平之后，表示他将不出所料接任温家宝的总理一职。 习近平在就职之际，承诺将打击已让中国公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说。在演讲中，他只提到“社会主义”一次。 这位新的总书记看上去自信而轻松，与总是照稿宣读、很少表情的前任胡锦涛形成鲜明对比。 但政治局常委的其他新成员构成，却比此前外界所期望的保守得多。政治局常委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几位被视作改革派的人没能进入常委，包括负责党内人事的组织部长李源潮。而中国经济引擎广东省的省委书记汪洋也没能“入常”。 相反，常委中除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的其他五名成员，都已在25人政治局中任过一届委员，到习近平第一届任期结束时，他们都将到达退休年龄。 这五人包括在朝鲜获得经济学学位的张德江、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以及近年来担任中共宣传部部长、加强了对媒体和互联网管控的刘云山。 掌管港口城市天津的张高丽、以及资深经济政策制定者王岐山也进入了七人常委。 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中有些还将担任政府职务，如习近平将担任国家主席，李克强将担任国务院总理。但他们只有在明年3月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的正式确认以后，才能接替现任领导出任这些职位。 周四，中共还宣布了中共政治局全体委员名单。政治局由25名成员构成，常委就是从这些成员中选出。 习近平还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CMC)主席。中央军委由12名成员组成，控制着中国的军队系统。在这次任命之前，外界一直在关注胡锦涛是否会在卸任中央总书记一职后仍然留任军委主席。2002年，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在卸任国家主席以后，就曾保留军委主席一职。 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际，中共正面临艰巨挑战。内部权力斗争、中产阶层不满情绪的加深以及经济压力加剧，都对中共领导构成了威胁。 今年大部分时间，中共都在忙于处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是前重庆市委书记。他的妻子因谋杀英国商人而被判刑。上个月，薄熙来被剥夺最后的党内职务，为他接受刑事审判铺平了道路。他面临从腐败到不正当男女关系等一系列指控。 译者/何黎

SUSAN SHIRK 2012年11月15日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中共十八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将举行会议，投票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换届的大多数海外报道，都专注于预测新领导层会有哪些成员，并试图推测他们将带领中国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些雄心勃勃的人都把自己的政见藏了起来，以防犯下可能导致壮志落空的错误。但是，此次换届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结构性特点，而且也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领导共产党的政客们正在打造相应进程，以便在挽救党的同时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以下将简要介绍，中国现任领导人在本周的选拔程序中将要做出的几个艰难选择。 领导层换届是专制政治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面对的最大政治挑战是，如何在缺乏公开合法的领导层选拔程序的情况下，进行最高层的权力交接。多数专制政府的倒台原因都是领导层内讧，而非民众暴动。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家米兰·什沃利克(Milan Svolik)称，1946年到2008年间倒台的独裁者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是被内部精英所推翻。近期的薄熙来事件，以及党内在如何惩罚他的问题上产生的明显分歧，已经使得党的领导人格外担心内讧的危险。如果他们没能在这次换届过程当中妥善完成权力瓜分，党可能撑不过未来十年。在下一次国内或国外政策危机到来之时，特别是在危机引发公众抗议的情况下，顶层的激烈较量可能会变成公开斗争。中国领导人仍然记得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濒临崩溃的并不是抗议活动本身，而是领导层对于如何应对抗议的分歧。 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瞬息万变，因为共产党要奋力维持精英阶层的团结及群众支持，而市场经济以及与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已为社会带来了剧变。毛泽东过世后，邓小平试图稳定党的统治，方法是把任期限制和强制退休变成制度。2002年，共产党让时任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卸任，这是一个重要成就，第一次实现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和平离职。胡锦涛也会遵循先例，在任满两届之后卸任，这一点没有人真的怀疑。然而，在你争我斗的过程之中，中国政客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更改规则，多数规则既不成文，也不曾公开宣布。他们有时会扩大约有24个成员的中国最高统治团体政治局及其核心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以平衡不同派别的势力。进入政治局的年龄上限渐渐放低，现在是67岁，领导人们通过这个方便好用的招数来摒除对手，并减少合格竞争者的数量。 最高领导机构的规模 希望中国恢复经济改革的人都应该密切关注，领导集体是否会由九人减少到七人。政治局常委会以集体决策的方式统治中国，这一管理机构每周开一次会。2002年，常委会的规模由以前的五人、六人或七人扩大到九人，每位成员负责一个具体的方面（经济、立法、反腐、国内安全、宣传等）。 规模较小的领导集体会提高高层决策过程的效率和效力。中国按照一致通过的原则制定政策，如果顶层领导都没有意愿或能力做出最终决断，这个体系将会停止运行。在这个方面，党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因为领导乏力而招致了国内的恶评。谁也不希望中国出现又一个能够贸然推行大跃进或文革之类莽撞计划的毛泽东式独裁者。但是，挑战在于缔造一个领导集体，并让该集体能够以高效权威的方式遏制党政军三方那些各自为政的利益团体。过去十年里，这些利益团体一直在操控国策以谋私利。 规模较小的政治局常委会应该可以更好地对抗既得利益，进而尝试亟需的经济改革，也应该会倾向于更加稳定明智的外交政策。 但是，将金字塔顶层的人数缩减为七人会加剧权力瓜分的问题。现在，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会的20人政治局当中有八位成员的年龄符合提拔要求。如果常委会只有七个席位，那么除习近平（下一任总书记）和李克强（下一任总理）已经占据的两个席位之外，这八位角逐者中只有五人会得到任命。（还有可能，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从政治局之外直接升入常委会。）壮志落空的的三个人会默默地湮灭在政治荒漠中吗？还是会产生不满情绪、像薄熙来为晋升造势的时候那样去争取大众的支持呢？由于缺少公开公正、有约束力的选举过程，失意者出现不满情绪的风险就更大了。 国内安全和宣传事务领导的级别 关注中国人权、法治和新闻自由的人应该注意，国内安全和宣传事务的负责人是否会被降到政治局一级，而不是继续出现在常委会里。 过去十年中，这两个负责控制的官僚机构一直在夸大群众骚乱的威胁，以便争取更多预算，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势力范围。中国社会学家以及其他批评者抱怨，这种所谓的“维稳”活动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只会拒斥公众的警察国家。正当法律程序几近完全丧失，原因是最高法院、司法部以及基层法院都听命于安全事务首脑周永康手下的中共政法委员会，周永康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在宣传事务首脑李长春的治理下，中国实施了大范围的审查行动，封锁并过滤那些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似乎无伤大雅的网上信息，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把这两个部门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其他领导人愿意挑战这些强势官僚机构，借此改善党的声誉。这也会增加中国实施相关改革、赋予法院和媒体更多不受共产党干预的自主权的可能性。 外交政策领导层 关注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美关系以及与邻国领土争端当中的表现的人应该留意，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最高官员，亦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否能够跻身政治局，获得更大的权力。 中国尚未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以目前状况而论，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高级官员缺少对该领域的管辖权，原因是各种机构和国有企业把这个领域挤得满满当当，都在推销自己的议程，稀释了外交部的权力。这个领域的首脑只是有着300多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当中的一名普通成员，政治级别与普通的部长或将军一样。难怪在任的外交首脑戴秉国抱怨，当九个非军方海事机构、国有能源公司以及人民解放军海军擅自进入南海并引起亚洲邻国愤怒的时候，他试图对它们进行约束，但却无人听从他的号令。 如果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必须以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来控制中国挑衅行为所带来的日益强烈的反作用，他们就应将下一任对外政策首脑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钱其琛那样。习近平需要负责的事情太多，无法独力协调外交政策。正因为此，在大多数其他政府中，外交部长都是最重要的内阁成员之一。 党和军队领导 任何了解中国军队快速现代化，担心近来出现的军队不服从命令迹象的人应该密切关注胡锦涛卸任共产党总书记之时，是否还会让出军委主席职位。 2002年，其他领导人通过允许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职位直至2004年，帮助他顺利退休。两个分开的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但江泽民继续对军队发号施令——让包括军队官员在内的整个高层都很不安。尤其是在外交和国防问题上，没人知道究竟是谁在掌权。两年后，江泽民终于卸去军委主席一职并将其移交给胡锦涛。但很多消息称，江泽民利用这两年过渡期巩固了自己在人员任命和政策决策领域的个人影响力。 很多中国批评者把胡锦涛时期政策过程的不稳定性归咎于他在江泽民后续影响力的阴影中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胡锦涛同时卸去所有职务，这将强化他在促进共产党执政制度化、清楚界定民权高于军权上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但这也会让他自己、他的盟友以及家人在反腐败调查面前失去一部分保护层，这种反腐败调查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成为了高层竞争的一种手段。 挑选领导人的程序 有些人关注的是共产党统治的脆弱稳定性，对他们而言，影响最深远的问题是，此次是如何挑选领导人的。如果在烟雾弥漫的决策会议室里的高层领导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他们会选择让中央委员会首次通过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人吗？ 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就会举行会议，投票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由300到400名中央党政官员、省级领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有权选举坐镇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总书记。然而，时至今日，中央委员会还从未在候选人上有过真正的选择余地。相反，少数高层领导通过秘密且高度集中的程序定下候选人名单——候选人数量和空缺职位的数量相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只能老老实实地投票，让这些人正式当选。 最神秘的事情之一是，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都有谁？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核心成员包括现任领导（胡锦涛）、下一届领导（习近平）和前任领导（江泽民），不过可能也会征求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一些现任和前任成员的意见。 围绕着谁出任什么职位会进行讨价还价，而要了解这一切基于什么，便出现了另外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许多人认为，谈判的核心是在个人派系之间分配职位。个人派系是指效忠于不同的高层政治人物的官员和这些政治人物的同事、老乡、校友及其鼎力提拔的门生的关系网络，比如江派和胡派。其他一些人则认为，现如今，诸如国有企业和国内安全机构这样的利益组织之间的平衡比派系平衡更重要。 在1993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中，我把中央委员会称作“筛选人”(selectorate)。这是一些精英选民，尽管他们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领导人的权力，但他们的偏好却不得不被考虑在内。决策会议室里的政客们不确定，中央委员会里的官员是否会在什么时候鼓起勇气说不。在前苏联的历史上，中央委员会曾两次否决了官方提名的高层职位人选。如今的越南共产党(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也会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差额选举，选出领导人（得票最多的人出任总书记，得票数名列第二和第三位的人分别出任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 为了避免“筛选人”失控，中共会进行非正式的调查，收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偏好信息。这样的调查分别在2007年党代会之前和几个月前进行过。然而，高层领导不愿真正放弃他们对选拔过程的垄断。毕竟，那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任免权，退休后自己以及家人拥有的保护也少了，并会引发一股难以预料的趋势，即党内外的公开政治竞争。这正是为什么他们从未宣布过调查结果，也不接受调查结果的束缚。 非正式调查还只是代表着迈向满足党内民主需求的一小步。过去20年来，党内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倡议人士中的许多人都服务于中共的智库机构。他们称，在党内实行差额选举将改善党管理社会的能力，并将在更大范围内带来和平的民主化进程。自1987年以来，党代会通过投票选出了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的候选人数量略微多于应选出的成员数量。2009年9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发布的指示明确呼吁，要在党内进行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由此引发了外界对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选举的预期。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烟雾缭绕的决策会议室里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构成陷入僵局，如果他们想降低不满的失意者可能会制造麻烦的危险，以及消除中央委员会可能会和他们对着干的一点点可能性，现在可能正是他们将选择权交给中央委员会并成就自己党内民主设计师美名的时候。制度变革就是这么产生的，靠的不是宏伟的设计，而是关注自身利益的政客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博弈来实现的。如果他们这一次还是紧紧抓住过时的办法不放，秘密分配权力，那么这种分配方式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瓦解，并导致中共的倾覆。 Susan L. Shirk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学院21世纪中国项目负责人、中国和太平洋关系教授。本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中参馆(ChinaFile)，这是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中美关系中心最新出版的在线杂志。

核心提示：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以面对贫富差距，人口老化，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的挑战。 原文： China new leaders: challenges ahead 作者：Angus Foster， BBC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中国共产党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名单。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13亿的人口，和人口的密集程度，这意味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棘手的。   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使500万人脱离贫困。不得不说，在最初几年，中国的经济运转十分出色，但是现在需要改变。     中国和西方分析家说，必须重新平衡经济，给予更多的消费者，而不是投资，其中大部分是政府主导和浪费。     中国有许多国有企业占有绝大部分市场，应该要开放外企进入、竞争。     政府不该捍卫这些国有企业巨头，应该多多支持小型公司与中小型公司。因为这些新兴公司可能更好带动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       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同意并支持这些观点。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支持者说，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牵制，促使了巨大的经济刺激，而不是结构性改革。     批评者认为，受中国是一党制国家的影响，导致政府腐败，需要立即改变。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一半，但是他们获得的利益却高达70%。他们申请银行贷款，也是最低利率。     霍德明（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表示，国有部门被迫撤退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使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大，因为这样才能使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   贫富差距     1978年，当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人民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     城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偏远地区，沿海省份的富裕程度远远领先于内地。中国社科院表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来上涨了68％，成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政府担心过大差距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在四川这样的内地省份推出消除贫困计划，并且废除拥有百年历史的农业税，以证明其承诺。     政府也极大的扩大了医疗保险，受益人口增加了十倍，达到8.3亿。教育投入也是如此。     然而，有部分反对者表示，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只有6%用于社会福利，与世界上其他发展国家相比，仅仅只有一半。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治理制度，社会福利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但是无论北京如何威逼，地方政府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钱。   环境问题     中国的火箭式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自2003年以来，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翻了4倍，这一点，导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坏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20个在中国。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恢复环境的方案，如利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建造大量风力发电机组，自2005年来，风力发电容量每年翻倍。     为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落实到法律和监管框架。虽然执行起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仍然是不完善的。     除了清理“高增长，高污染”，中国仍面临着国家发展的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的Joanna Masic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仍有4.8亿人没有卫生设施、1.2亿人没有自来水供应。” 更高的期望     随着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有，更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人生目标也随之改变。     他们不再只是希望下一代领导人带来经济的运转，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他们更想要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自由。       目前，每年有600万人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和1998相比，增长了6倍。超过5亿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尤其是新浪微博（weibo.com），智能手机推动了社会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有时，会出现环境问题引发的抗议。     人们是否更快乐，以及更富裕，调查结果往往是十分矛盾的。     Richard Easterlin（美国南加州大学）表示，2007年与1990年相比，中国的第三富裕阶层更满意现在生活。但是其他人群却不是。     部分原因可能是更高的期望，人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认为别人过得更好。 人口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这限制了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除非有特殊情况。     这点导致的是，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需要支付更多的退休金与医疗保险给老人。       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开始减少，工资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中国也将很快拥有比欧盟更多的老龄人口。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一些异常情况发生。中国父母在胎儿超声波扫描时大部分都表示出，想要一名男孩。中国每220个婴儿，其中有120个是男婴，只有100个女婴。     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2400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     学术界与政府智囊团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这样做会受中国年轻一代的欢迎，他们可以帮助中国恢复生育率。但是高级官员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担心会出现人口爆炸。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