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2012年 3月 18日 俄专家: 中国为何怕政改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张楠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举行记者会 中国领导人最近再提政治改革。俄罗斯媒体说，苏联解体使中国害怕政治改革，更不可能开始政治改革。但学者认为，中国的现状已到了不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其他选择的程度，中国领导人将象当年戈尔巴乔夫那样，不得不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苏联解体使中国害怕政改*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再次提起政治改革。中国领导人有关政改的言论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俄罗斯《独立报》说，中国社会正在朝多元化发展，但苏联解体使中国的权贵阶层害怕政治改革。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卡尔波夫说，中国害怕走西方式的多党分权改革之路，就是因为害怕苏联解体模式会在中国发生。 *不政改 没有其他选择* 但卡尔波夫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不进行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其他别的选择。 卡尔波夫说；“我觉得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方面有太多的东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害怕不害怕没用。我看，中国慢慢来还是有点象苏联的改革。我觉得(因为苏联解体因素中国害怕政治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温家宝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互联网上针对中国政治改革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讨论。有的网民提问，温家宝是否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还有网民认为，中国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时，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但几十年之后，如同苏联一样，中国社会现在也不断发展，开始富裕，因此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中国领导人目前也面临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处境同戈尔巴乔夫相似* 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认为，中国领导人今天的处境同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有些相似。 卡尔波夫说：“中国经济、社会总体情况是，现在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从90年代一直到最近，中国领导人一直喜欢说，戈尔巴乔夫是傻瓜，邓小平是太聪明了。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政治开始，邓小平的改革是从经济开始。但我一直都说，这样讲不完全对。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从经济开始的，只是因为经济改革行不通，戈尔巴乔夫才开始讲政治改革。中国改革为什么从经济开始，就是因为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能行得通，一直持续到现在。但现在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似乎也有些行不通了，所以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象戈尔巴乔夫那样讲政治改革。中国也好，苏联和俄罗斯也好，最后没有政治改革而只进行经济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一步。” *如何政改 前景不光明* 卡尔波夫说，中国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温家宝没有说明。但中国不太可能走西方式的多党制。因此温家宝的政治改革或许是指共产党内将拥有更多的民主和竞争，以及共产党和政府分开。但卡尔波夫承认，他并不看好中国政治改革前景。 卡尔波夫说：“我觉得在中国实现政治改革的路程还有太多太多的障碍。所以我觉得政改的前途不是很光明。” *温家宝提政改 说说而已？* 塔斯社驻日本东京记者站站长格拉夫宁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领导层今年秋季将面临权力移交，但在胡锦涛执政后期的这几年，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非但没有放松，相反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监控变得更加严厉。 格拉夫宁认为，温家宝过去也曾提到过政治改革，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像，但温家宝的这些话可能仅是说说而已，温家宝的目的是想在他退休后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位置。 《莫斯科新闻时报》的文章说，温家宝有关改革的讲话让人想到，中国领导层用封闭和不透明的方式选择新一代领导人接班，这只能加剧党内权贵势力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摘要：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  　　据我所知，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章和各种活动很多。南方谈话之所以再次引起热议，不只是对一位历史伟人的追思，更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亟需凝聚共识，寻求新的突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改革面临的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要突破就必然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改革共识近乎破裂。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和性质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抛弃它，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他们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是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焦灼情绪。 　　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早在1978年邓小平思考中国改革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体制存在重大弊病，不改革不行。苏联的解体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个信念。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思想是要寻找一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模式，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异曲同工。那么如何打消这样一种诘难，即如何保证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党内不出事，使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在权力的掌控之中；二是设定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不过，这不是邓小平所担忧的问题，他关注的重点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 　　南方谈话的巨大反响，大家都看到了，在中国一下子卷起一股改革与发展的热浪。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影响全部归因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改革的共识仍然广泛存在，客观形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坎，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看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突破了意识形态障碍，把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 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理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应当赢得更多的改革共识。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共识在迅速流失，改革一词再不像80年代那样具有普遍认同的正当性。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相当多数人没有感受到自己分享到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当然，这种主观感受与实际情形是有距离的。但是不可否认，财富的巨大增长带来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种趋势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没有预料到的。邓小平的设想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先把蛋糕做大，再来合理分配蛋糕。他设想，到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蛋糕的问题。办法就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帮助落后地区。然而邓小平很快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地区差距，尤其是贫富分化。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其弟弟邓垦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他不无忧虑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改革的主观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实施并不是一回事，社会经济的演进轨迹更不是什么人所能完全掌控的。当然，回过头来看，改革本身并非没有反思的余地。改革的必要性并不能决定每一项改革做得都对，目标的正当性也不能自证手段的正当性，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位，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一个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的市场经济。市场化也不是万能的，经济改革不能单兵突进，代替其他领域的一切。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权力市场化，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暗箱操作、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非法征占农民土地等等，大都有官商勾结的背景。如何遏制权力腐败和资本贪婪，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问题，如何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期待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新的突破。 　　中国的发展还遇到另外两类难题。一是粗放型增长模式长期未能转变，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能没有发展，一切问题都必须围绕经济发展来解决；但是，如果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靠牺牲环境和生态作代价，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危害当代，而且透支未来。一是出口带动增长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源争夺加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不断增多，外汇储备激增使中国面临外币贬值的巨大风险和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因此解决当前遇到的难题，既有赖于体制的改革，又有赖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二者相辅相成。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近期提出来的，已经提了近20年，但始终不见成效，可见决非轻而易举。世界贸易环境趋向恶化，国际压力加大或许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有人期待有第二次南方谈话，凝聚共识。且不说有没有这样权威的人。即使有，再也不可能登高一呼、议论偃息了。因为现在的情形与1992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改革的分歧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期待。知识界内部也产生了深刻分化，秉持不同信仰和有不同利益背景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对立，不可通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20年来在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希望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许多社会人士乃至高层领导呼吁，要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决策者要有历史承担。这是有见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一次“顶层设计”。不过，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所谓大众参与的改革，首先应当有广泛的讨论，其次应当有畅通的利益表达平台和渠道。市场经济不惧怕竞争，不回避利益博弈，但应有平等的权利保障和公正透明的规则，特别是有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机制，而不是崇尚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012年 3月 18日 IMF总裁赞扬中国经济政策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资料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星期天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她就全球经济复苏提出警告，同时赞扬中国的经济政策。拉加德在北京对商界领袖和官员们说，世界经济已从深渊的边缘往回转，但仍然急需实行更多的经济改革措施。 她说，欧洲国家领导人需要对债务问题保持警觉，专注于稳步实施金融措施，并仔细关注希腊的经济状况。 拉加德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需要有进行改革的欲望，需要领导层的远见卓识，需要舆论共识。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实现改革至关重要。因此，这就是不管我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或是在欧洲，所要设法传达的主要信息。我们需要有变革的欲望，需要有变革的勇气，需要有共识推行变革。” 拉加德称中国是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的亮点。她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刺激政策带来了增长和稳定，全球经济状况可能更加糟糕。

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维迎：谢谢！我们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有些误导，因为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认为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 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率的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钱能花得有效率的。我想未来的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经济改革领域要做好。在这点上，我必须拥护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五到十年内，应该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公有的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一个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了国有企业，我们好多的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3/13 — 解决国企垄断的终极手段 2012/03/07 — 【金鸿评论】低效不过私有化 2012/03/05 — 政协一号提案：对大型央企征暴利税和私有化 2012/03/05 — 关于私有化的，俺说说一些国企具体的事 2012/03/09 — 张婕:苏联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的 2012/03/01 — 外交部非洲司官方博客反驳世行报告 2012/03/01 — 杜建国:看媒体如何布局推动“民资春天”——私人资本突然被支持进入铁路等领域的背景分析 2012/02/29 — 世行报告发布幕后：国资委强烈反对 2012/02/28 — 世界银行要求中国私有化国企，金玉良言还是包藏祸心？ 2012/02/23 — 影帝发狂了：在下台前开启全面私有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