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

Luc Besson筆下的女性，全都非常強勢，《Subway》裡的Helena、《Nikita》裡的Nikita、《Joan of Arc》裡的Joan、《Colombiana》裡的Cataleya……而鎗（武器）在這些女性手上就更突顯出她們的強勢。電影的主角昂山素姬亦是一位十分強勢的女性，由Lus Besson執導絕對十分適合。 然而，昂山素姬這位強勢的女性，由始至終都沒有拿起過鎗（武器），一方面是因為要顧及真實的故事，但另一方，是因為昂山素姬比Lus Besson所創造的一切女性角色都要強大得多，強大到一個程度，她不需要任何武器，因為她本身就是最強大的武器。 電影其中一場，昂山素姬面對一字排開手執武器的士兵，仍然毫不驚慌，從容的邁步向前，最後手無寸鐵的她逼使了軍隊離開。這一場沒有甚麼對白，分鏡剪接都採取最直接易明的手法，但直接的表現方式就已經將昂山素姬的那種強大表露無遺。 「Your husbamd and son, or your country？」 「What kind of freedom is this.」 家庭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應是對立的，而應該是共存的，但緬甸政府只讓昂山素姬選擇其一。當一個人被逼在兩者之間作出訣擇的時候，我想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家庭。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昂山素姬在作出選擇的期間曾經猶疑過很久，畢竟這是一個不能回到的決定，但最後，昂山素姬都選擇以犧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作為代價，成就國家的未來，能夠作出這種決定才是她最強大的地方。 故事情節方面，由於在一定程度上要忠於歷史的關係，電影的呈現不能過分的戲劇性，但就相對地犧牲了故事的吸引力，敘事上給人平鋪直敘的感覺，甚至可以說沒有高潮。但有一場處理得不錯，電影開頭昂山素姬的父親面對軍隊時閉目的一刻，在之後昂山素姬面對軍隊時再次出現，這個小動作非常完美地將昂山素姬和她的父親連結起來。 另外，在一些昂山素姬與家人一起的鏡頭，導演使用了mid shot，讓我們看到她與家人之間的互動，告訴了我們，雖然昂山素姬雖然是如此強大，但說到底她也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在得知丈夫的死訊的一刻，從一個top shot我們看到她蜷縮在地上哭，在面對人民的時候，她表現出強大的一面，但在背後，可能她只是一個弱小的女孩。 最後昂山素姬將蘭花拋向圍欄外的僧侶，但故事仍未結束，因為 「The fight must go on.」 原文連結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经济日报3月2日署名文章：崛起的中国势不可当――写在201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 　　钟经文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报告称，今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并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 　　这不仅使人联想到国内有关方面大体相同的预测，而且使人联想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挑战，还联想到近期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对社会制度的反思，进而联想到中国发展道路及战略机遇期等若干重要问题。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与和平崛起的基本态势不会逆转 　　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严峻形势，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及时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广大企业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大大减少了外需不足造成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表现格外突出。 　　不仅如此，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崛起的势头更加明显，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国际地位与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上升。 　　过去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更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基本态势。 　　近期我国经济良好发展势头不会发生逆转：依据之一，今年外贸出口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依据之二，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仍然强劲；依据之三，投资需求旺盛。 　　分析表明，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仍然强劲。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财政收入状况良好、金融体系运行稳健、社会资金比较充裕，以及宏观调控经验不断丰富、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等等，都决定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巩固和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而发生逆转。 　　这几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本世纪初党中央作出战略判断时所依据的国内外发展趋势和基本条件并无改变。 　　总体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大过挑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技术和人才，有利于我国企业提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层次、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三、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央对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个“稳”，不是不动；这个“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努力在各项工作上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和新成效。 　　重点是抓好“两稳一扩”：稳定外需、稳定投资、扩大消费。 　　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并且深入研究财产性收入等问题。 　　扩大内需的许多具体措施，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因此，要着力抓好“四个结合”。 　　一是把扩内需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二是把扩内需与城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培育内需增长新动力。 　　三是把发展与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抓住时机尽快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审批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 　　四是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 　　四、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 　　近期召开的两个国际会议值得关注。一个是由发达国家主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著名专家和经济界人士，集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与会者普遍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主办的世界社会论坛。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界人士纷纷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反复发作并挥之不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国家应破除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表面上源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大量违约和金融衍生产品泡沫破裂，引发全面信用危机。若从直接起因考察，可说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当、虚拟经济过度扩张、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是长期负债消费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而从内在本质分析，则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暴露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层次结构矛盾。 　　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看成是绝对的，因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自由放任，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面前，我们的发展道路经受了考验，我们的社会制度展现了优势，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显示出指导实践的强大威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攻坚克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崛起的中国就势不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完)

反大陸的歧視無可否認挑戰了塑造香港為文明之都的公民價值，而比反歧視仇恨言論更重要的議題，是每年數以萬計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以及每天百多個持單程證來港家庭團聚的大陸移民。這些人會如何影響香港社會，更甚之香港的主體性。 香港人之所以有「我者」跟大陸人「他者」之分，是我們享有言論自由、廉潔政府、公平法制，相比起北方黑暗的專制共產政權，我們更要堅守上述價值的堡壘。他們雖不是種族主義者所塑造邪恐的掠奪生物「蝗蟲」，但大批在大陸出生受教育，說普寫簡的大陸移民如潮湧般跨過深圳河定居，像陶傑所言他們意識形態上對北京的親近，會否「溝淡」港人將香港變成一個文化政治上的大陸城市呢？ 有此焦慮者其實不止香港人，2005年七七倫敦爆炸案是穆斯林移民身份的犯案者把英國社會驚醒過來，同年巴黎市郊新移民地區的暴動也動搖了法國的移民政策。全歐瀰漫着一片恐伊斯蘭氣氛，穆斯林就是恐佈份子的偏見揮不去。挪威學者Cora Alexa Døving便發現到這股種族偏見跟前納粹的反猶主義有極相似地方： （一）少數族裔以高出生率把歐洲從西方人人口手中奪走，裏通外敵的陰謀論； （二）個人自由、耶教、兩性平等等體制陷入被顛覆的危機； （三）左翼意圖推動種族融合犯下的幼稚病； （四）排外政治本質的少數族裔宗教； （五）少數族裔男性本質上會犯下性罪行，亦質疑其能否擔當主流社會的男性角色； （六）少數族裔女性與兒童被壓抑的假設； （七）用一些負面的事例去解釋少數族裔的行為，把他們塑造為沒有成就； （八）少數族裔抗拒種族融合的先天障礙 （九）少數族裔不理性，攻於心計，佔有欲強，與西方的道德文明相悖； （十） 強調必須奪回控制權，通過法律限制少數族裔的自由，卻聲稱維持西方的自由相矛盾。 香港的反大陸人士的理由至少已中了上述Døving提出除了（四）、（五）、（六）的其他特徵，而且「蝗蟲」 標籤是將社會某部份的族群貶為比人類要次一等的害蟲，這種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做法是為任何對那族群造的傷害開綠燈，無論是語言上、身體上、或體制上的暴力，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人了，那用非人的手段對付他們也是理所當然。這種做法在納粹屠猶前把猶太人貶為次人類（untermenchen）和盧旺達種族屠殺前都有發生過。 當他們的口號涉及了反猶的種族主義色彩，不可避免便要受到來自左翼的攻擊。而且不同於西方以耶教文化作為他們的核心價值以抗衡伊斯蘭文化，香港至少民主派所擁抱的核心公民價值如人權和包容等，很明顯就跟種族主義相違。 種族主義與反移民論述之間總是難以劃清界線，但當歐洲保守派領袖如金馬倫和默克爾批評多元文化的種族寬容政策，總是很小心地用另一套政治語言，強調是資源、人口、移民的政策而非種族問題（就像新民主同盟行的一套），加強國族身份。而且金馬倫更會稱讚新移民對社會的貢獻，「到醫院去你會見到來自烏干達、印度、巴基斯坦的人照顧我們傷病的國民，到學校去你會看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啟發我們年輕人。」但他在文化多元和移民立場上卻是鐵一般硬。 加上歐洲的種族騷亂更大程度上不是本質上的文化差異而是歸咎於種族歧視本身。法國2005年跟英國去年的暴動都是在新移民聚居的貧民窟中爆發，尤其以法國的新移民負擔不起巴黎市內高昂租金，被逼擠出到市郊地區，形成了階級隔離的情況，貧窮和罪案因此滋生。倫敦和巴黎的暴動爆發點都是由新移民跟警察對峙下死亡，引起少數族裔對警察以至建制不公對待的不滿而發生。從歧視到缺乏社會流動，最後引發騷亂再愈加受歧視，新移民問題形成一個怪圈。 回到香港的情況，我們雖然見到對穆斯林跟對大陸人歧視的相似之處，但大陸人又會否像穆斯林在歐洲人一樣成為一個衝擊社會穩定的危機呢？ 香港一直是移民社會，香港人口從二戰後因大陸赤化而南下的大陸移民在1945至53年之間增加了五倍，當時族群間的文化籬藩在如「撈鬆」一類詞彙最能體會得到，也有定居超過幾代的印巴裔人，七十年代的越南難民，八十年代的菲籍家傭，卻未有過大型的族群衝突，大家都能「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當麥理浩推出大型福利計劃更加不論新舊移民全民受惠，也未聽過有人會搶出來說不應給某族群福利。 跟歐洲更大分別之處在歐洲的本地人與外來人完全屬於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皆是排他性極強的不同宗教，加上了自殖民主義時期已經積下的新仇舊怨，矛盾極為複雜也不易解決。香港人與大陸人同為華人，語文互通，更加沒有宗教枷鎖或世仇。文化素養如大聲喧譁、地鐵飲食、隨街蹲坐甚至隨處便溺，完全是香港人四五十年前甚至現在都會發生的寫照，只不過港人發展起步早，國際視野廣所以日陋習漸除。公民價值如自由、民主、法治更加是一些港人最近才學懂，很多港人仍然未學懂的概念。很多大陸新移民縱使帶着會遭譏笑的鄉音，依然用力學習粵語以融入社會工作。上述除了語言外都是縱向階段式通向國際標準的文化差距，而非橫向互相排斥像耶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差異。如是者穆斯林移民引起的文化衝突情況應該不能應用於大陸移民在香港的情形。如果政府能好好梳理移民人口帶來社會和文化融合問題，倫敦和巴黎的騷亂便應該不會見之於香港。 不過為何上世紀一路以來的文化熔爐放任政策到現今似乎失效，反之更激起了前所未見，與歐洲人相似的陸港矛盾呢？雙非問題導致醫療系統瀕臨崩潰是最先於去年中引起民間行動登報抗議的問題，但其實公共醫療系統的崩壞又豈止於婦產科？公營醫院前線長年資源不足缺乏人手，曾蔭權卻推出醫療為吸引大陸客圖利的六大產業之一，令本來供不應求醫療系統更加惡化，公營醫院醫生跳槽到的大有市場的私家醫院更加薪金水漲船高。加上如Edwin Chau的《 完全錯置的雙非爭議 》指出，96%的雙非孕婦都有經政府認可的預約。與其說是雙非孕婦與香港人爭床位，倒不如說是政府向大陸中產階級販賣居港權的政策，如2006年策發會的會議內容指出「他們認為近來的趨勢，可能有助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問題。待這些兒童適齡入學，可考慮讓他們來港，因為香港必須有穩定的人才供應，才能作持久的發展。」Edwin Chau加以註腳，會議關於雙非孕婦問題着眼點只是收費問題。 跟雙非孕婦相近，大陸自由行旅客觸發的D&G風波，只不這是推動六大產集中旅遊集的結果。即如筆者前文《 D&G門外的香港精神 》所言，所謂「歧視」港人其實正確來說只是歧視窮人，而這正正是沒有被提及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另一面。地產霸權以加幾倍租金趕走UA戲院、新光、文記等等無數承載香港歷史的老店，換上了貴價國際時裝名店，再一次體現了香港的主體性——不可挑戰的市場至上定律。 當再仔細審視族群對峙的暴躁背後社會的真正結構，才發現我們一直認為大陸移民和文化侵略是問題的源頭是大多不成立。最大的問題源於政府政治經濟的政策錯擺，而追溯下去必然要觸及政治制度中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以及經濟發展一面倒單一化的癥結。 重歸移民議題，縱使雙非孕婦並非問題的主因，我們也不可忽略每年數以萬計取得居港權卻未必留在香港生活的雙非嬰兒。除了教育、醫療、房屋、福利政策需要配合，沒有融入過本地社會的他們將會怎樣影響香港文化政治現在說來還是言之過早。不過如果顧忌他們會以大陸的那套模式「溝淡」香港的公民價值則實在過慮了。當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每天都在破壞香港的民主力量時候，民主派要做的不是要多樹敵人，而是集中焦點，集中在佔據你應有權力的人身上。 貝加爾 原文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