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国家利益》 核心提示：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资源脆弱性、维权意识和恢复自己在东亚地区历来主导地位的决心，将使本地区各国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加重，并引起美日两国的对抗性反应。 原文：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发表：2012年4月25日（2012年5月-6月号） 作者：Alan Dupont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人们很少能预料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于体系性的变化更是如此。但东亚现在有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面对中国的新挑战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相对衰退，美国主导下的旧秩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如果美国外交政策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权力现实，或者中国不能适应美国和日本的长期利益，可能会危及备受赞扬的亚洲世纪所带来的希望，使东亚恢复到其血腥和分裂的过去。在这个关键地区出现的局面将产生全球性的后果。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所在地发生决定性的转移，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很显然，东亚对国际秩序从未具有如此核心的重要性。从未有过地，世界上的三大卓越国家——美国、日本和中国——全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如果旧的秩序突然崩溃，这会令每一方的代价大大提高。 将近七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直构成这一秩序的基础，这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之时，并于四十五年以后由于苏联解体而得到加强。冷战期间，由于有关苏联军事实力的臆想和现实，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遭到破坏。此后，在一个短暂的”单极时期”，”美国似乎能够随心所欲，而不用担心具有同等实力的竞争对手或起抗衡作用的联盟。回想起来，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可能被视为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的巅峰。从那时起，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它被十多年的战争、陷入困境的政治制度以及仍在逡巡徘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削弱。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计划、让这一地区不受国防预算削减影响的努力，不能掩饰一个清醒的现实，即美国影响东亚的能力已不如从前。 虽然日本一度被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联盟体系的可靠北方支柱，并由于其可靠性和活力而受到称赞，但其二十年来的政治和经济萎靡不振则是旧秩序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2011年遭到海啸重创的福岛核电厂近乎崩溃，可以被看作是日本日益内向型的政体受到腐蚀的隐喻。该国缺乏信心，并被一系列国内问题所困扰。领导能力方面的一潭死水使美国难以重振与日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使之无法确认日本的发展方向。这反映在冲绳的重要海军基地搬迁未能达成协议上。尽管日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二十多年没有增长，该国2011年遭受的屈辱是，它被中国所超越，后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老化和萎缩，日本面临的前景是沦为二流的东亚地区中等强国，除非它可以恢复失去的锐气和目的。 但华盛顿丧失影响该地区事务无与伦比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过其他东亚国家和美国的总和，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千年来在亚洲一直是主导国家，现在也毫不掩饰其恢复从前地位的渴望。这些梦想不再是幻想，因为现代中国拥有实现这些梦想的战略影响力，其人口和经济使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它们是美国实力从前的挑战者，最终被征服——相形见绌。中国的重新崛起所带来的战略挑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美国，就此而言还有其他东亚国家所未曾体验过的。主要的未知数是中国领导人将会采取的道路。人们经常以过于直白和简单的措辞，把这个道路说成是在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之间二选一。事实上，中国很可能是两者兼具，既遵循国际体系的规范，但在其核心利益与这些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下除外。 虽然早就有预测——实际上，早在90年代中期，美国的政策规划者就提出了有关这些战略性影响的警告——但中国在东亚地区新近的卓越地位受到了最近发生的两起跨时代的事件的推动，一起是金融性的，另外一起是地缘政治性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正受到帝国过度扩张和入不敷出的损害。这种看法也许言过其实，但由于美国对中国负债超过一万亿美元，令美国显然陷入了一种明显不舒服的境地，被看作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金融附庸。看到美国在金融上的薄弱性显然使中国领导人变得有底气，在有争议的地方特别是在东亚谋求超越美国的地缘优势。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显然决心要积极捍卫其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有争议的岛屿、水域和资源的领土要求。中国与日本和印度等其它亚洲大国的关系越来越经受着考验。许多东南亚国家担心，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日益强大，它在地区平等问题上只会说说而已。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宣布以其名字命名的南中国海为”核心利益”，并明确表示它将继续支持好战的朝鲜政权，尽管这个特立独行的国家一再挑衅和侵犯国际准则。 关于中国未来的军事意图，最令美国和该地区各国担心的问题是其野心勃勃的”远海防御”战略，旨在尽可能迫使美国海军远离中国海岸。中国一心要把其三支沿海舰队变成一支真正的蓝水海军，能够控制西太平洋，最终在中太平洋和印度洋投射巨大的海上力量。北京的战略目标似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门罗主义。它正在迅速获得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实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具有完美的战略合理性。毕竟，如果在19世纪，崛起中的美国能够制订一项门罗主义政策，作为阻止其它强国进入西半球的一项迟钝而有效的工具，那么21世纪崛起的中国为什么不应当在西太平洋谋求相应的结果？问题是，北京阻止美国海军前进的决心威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稳定，不仅令与美国而且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升级。 中日关系已经陷入了紧张状态。双方看来都无法捐弃前嫌，这种情绪影响着其当前的行为，排除了任何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尽管日中贸易蓬勃发展，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加。这些潜在的紧张关系不时地爆发，暴露出两国之间的严重失和，凸显造成失算的可能性。最近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事例是在2010年9月7日。当时，东中国海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亦称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恶化为严重的对抗，一艘中国拖网渔船故意撞翻了对其进行追捕的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中日关系因此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民意调查显示，双方相互之间的不满情绪极为高涨，87％的受访日本人和79％的受访中国人认为对方国家”不值得信任”。整整79％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个军事威胁。 如果根据这些活动推断，中国企图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军事对抗，或者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那是错误的。但中国新的自信心显示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存的秩序以及从前的优势国家的领地，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结构性紧张。按照哈佛大学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北京大学贾庆国的文献记录，过去的五百年间，七场对现存秩序的霸权挑战中有六场导致严重的冲突。我们还知道，渴望成为霸主的国家和现任霸主之间强有力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本身并不会使冲突的风险减少，正如英国和德国一个世纪以前所显示的。当时，两国不断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没有阻止他们于1914年开战。因此，一项严重的错误是断言，中美两国之间的不断加强的关系使彼此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可想象。 一些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独具特色、文化特征和历史经验使之与别国相比具有较少的内在的侵略性。根据这种观点，”中央帝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国家，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曲调前进。然而，认为中国与西方或东方国家相比，历来就具有较少的侵略性或扩张主义色彩，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与许多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样，中国具有领土扩张和征服或者胁迫邻国人民和邻近国家的悠久传统。虽然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性质不同，但中国的朝贡国家体系的最后阶段一直是把一个宗主国君主强加给邻国人民和政体。而今天，其它亚洲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忽略这一点。虽然北京把恢复与台湾的统一和安抚西藏看作对祖先留下的、由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干扰而丧失的土地重新行使中国的主权，但是可以得出一项截然不同的结论：北京对台湾和西藏的政策反映了中国可能会对更广泛的地区采取行动。当然，中国的复仇主义丝毫也不会使人们相信，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相比，中国统治下的和平会明显地更加公平、稳定与爱好和平。 但是，如果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缺乏吸引力，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按照目前的形式无法维持下去，那么东亚地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秩序，能够维持和平并满足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愿望？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亚洲同盟”。亚洲同盟者从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大国达成协议、主导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获得灵感，他们坚持认为，在没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下，欧洲同盟的当代亚洲版本最有希望带来地区和平和稳定。然而，要想具有可信性和持久性，有权参加谈判的就只有最强大的国家。五个明显的候选国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尼。 这一模式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种可疑的假设，即东亚的小国会欣然同意，让大国来裁决它们个别的或集体的利益。这有悖于20年来东亚地区主义的整个发展方向，其重点在于赋予小国权力，以及对本地区安全问题的集体管理。这也忽略了伴随着法利德·扎卡利亚所说的”其余国家的崛起”，权力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中等强国要求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它们不会轻易接受恢复过去的大国主导状况的任何做法。此外，大国也很难同意接受在亚洲同盟所设想的某种总管角色。日本过于虚弱；中国不愿意，其政治价值观也过于不同；印度专心处理本国问题；印尼的地缘政治野心只限于东南亚；美国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资源来承担起亚洲的加强版领导者角色。 而认为美国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把中国当作一个相等国家与之共享权力，这种论点又如何呢？并驾齐驱的G2（两国集团）将会是A2（亚洲两国集团），使北京和华盛顿划分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其方式很大程度上与美苏两国在冷战初期管理政治上分裂的欧洲时差不多。虽然美中两国之间的权力共享具有表面上的吸引力，因为其有希望和平过渡到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但是这种共享不大可能成功，原因有二。第一，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会把权力拱手让给中国，就像中国反过来也不会这样做一样。第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其长期持续也没有保障，因为中国面临着环境、资源、经济和人口方面的严峻挑战，更不用说其对手美国没有显示出陷入长期衰落的任何迹象，尽管目前遇到了种种经济阵痛。北京可能比自己所揣测的更早地面对这样的前景：重新振作的华盛顿决心重申其战略利益。 因此，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如何才能确保良性竞争不会让位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加剧现有的不安全感并造成严重冲突的流血思维。这可能是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维持其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话。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有权实现军队的现代化，维护其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北京坚持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要求的做法适得其反——疏远了邻国，提高国际上对中国的战略野心的关注度，引发该地区的对抗性行为。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海上实力的挑战触及了美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继续保持太平洋的海军优势不仅对美国的安全、而且对美国作为全球杰出大国的地位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情况几乎肯定会引起军事和政治上的抗衡。 这里的问题在于，北京解决敏感的政治和主权问题时经常采取严厉、强硬的官方说辞，并且政府愿意接受、有时甚至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加剧了与美国和日本的纠纷，并使纠纷复杂化。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和全球关联的中国将意味着，外交政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以及外交部和国务院中一小撮为外交政策提供支持的精英的专有领地。通过聊天室、博客和互联网网站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处理复杂化，也更加难以预测。当然，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被竞争对手妖魔化，正如美国80年代”抨击日本”的做法所证明的。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梦魇在中国产生了严重破坏稳定的作用。在那里，耸人听闻和煽情的报道经常与西方小报相关，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不去讽刺美国的意图和能力，而不是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如果北京尚未为新闻自由做好准备，它就必须为受控媒体的情感爆发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制订一项更加协调一致的战略，明确承认北京在资源方面的忧虑和因此而产生的承担更大责任保护西太平海上通道的需要。对于中国最近表现出的比较独断的行为，西方的种种解释都没有认识到的是，北京的经济严重依附于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它是国际贸易的一条主要渠道，并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和宝贵的海洋生物。到2030年，中国多达80%的石油和多达50％的天然气将通过马六甲海峡从海上进口。而马六甲海峡是一个传统的海上咽喉要道，航道狭窄而水浅，每天都有大量轮船通过，而且容易被封锁或者环境堵截。 中国的能源进口的增长率是史无前例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该国已经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成净进口国，55%以上的石油通过进口，原油进口仅在2010年就惊人地增加了17.5%。这种资源的脆弱性给中国的决策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除了担心恐怖主义、海盗活动和本国能源供应遭到环境阻塞之外，还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对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绝大部分海域享有有效的海上控制。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谈到所谓的马六甲困境，第一次对此表示不安。中国官员此后一直明确表示，中国不再准备把西太平洋的海上航道安全外包给美国海军。因此，无论美国和日本喜欢与否，中国海军的航海信号旗将更为频繁的在西太平洋和马六甲海峡南部出现。这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的一个自然结果，正如20世纪初期美国海军的出现预示着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 另外一种危险在于美国的行为及其对中国所采取的做法的种种矛盾。2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令人困惑地混杂着接触、合作、竞争、避险行为和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说教。由于对北京的不满和敌意不断增加，美国政府面临着挑战，即确保中国不会成为美国国内政策失误的替罪羊，或者取代苏联成为战略上新的假想敌。任何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会适得其反。这将削弱中国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招致相应的反应而加剧已存在的紧张关系。 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所产生的战略意义将会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范围。随着竞争加剧，防止冲突升级并非易事。这未必是因为北京寻求领土扩张、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或在价值观问题上与华盛顿有严重分歧。这些问题大体上是可以控制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资源脆弱性、维权意识和恢复自己在东亚地区历来主导地位的决心，将使本地区各国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加重，并引起美日两国的对抗性反应。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斯·华尔兹所阐述的传统安全困境在当代的呈现：在谋求通过建设强大军队来增强自己安全的过程中，大国往往令其他每个人感到更不安全，因为这种军事力量经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不是一项合理的防御措施。 目前，中国尝试通过”探测周边”来考验华盛顿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决心，业已导致美国可以预见的强烈反应。美国海军和空军正在制订计划，以采取一项新的”海空作战”战略，从而抑制中国导弹的强大实力，并使之变成瞎子。这项战略在华盛顿正迅速获得政治上的吸引力。而这种情况不需要费多大劲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对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的其它国家卷入进来。要想避免最糟糕的结果，就必须长期承担增进信任和预防性外交的责任，并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以防止本地化的纠纷和事故升级成为大范围的重大冲突。 总之，东亚旧秩序的解体在该地区造成了一种脆弱的力量平衡，而中国在本地区的野心则使这种平衡产生了内在的不稳定性，尽管这种野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美国抱有同样可以理解的决心要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在该地区旧有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全球急剧变化的时代，两国能否成功地应对这种脆弱的过渡，从而维护地区力量平衡的稳定性，仍是摆在亚洲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项核心问题。 Alan Dupont 为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安全教授、国际安全与发展学院主任。

中共以分散最高权威为目标的“集体领导模式”目前正遭遇严重危机。 一向强调全体党员“紧密围绕在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中共，今年通过“倒薄事件”与“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自身内部严重的分裂。在如何对待陈光诚的问题上，外界至少看到有两个“中共中央”在死掐。以下戏以“中央A”指代公开化的、人们可见的中共中央，以“中央B”指代在暗中起作用、但其骨干与主要人物是谁，人们却只能猜测的中共高层人物。 中美双方根据陈光诚意愿签订好协议，中央A保证陈光诚的自由与安全，同意他离开临沂，在国内选一城市携全家生活读书并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中央B却以他的家人安全在威胁他，迫使陈光诚在走出领馆后又改变主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面临一场短暂的公关危机。美中两国政府又围绕陈光诚达成新的协议，中央A同意陈光诚携妻子及子女赴美，去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只待陈光诚养好腿伤来美。中央A还派官员持鲜花去看望陈光诚，并答应调查临沂对陈光诚超强维稳黑幕，尽快为陈办理好护照等。然而5月4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四大北京媒体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一事发表四篇评论，同声合奏“反美批陈”交响曲。由于这几家报纸均由北京市主管，因此让外界联想北京市是否也是中央B的重要堡垒。 另外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陈光诚逃离监视进入美领馆整个过程，目前只有到北京后是清楚可信的。《纽约时报》5月3日登了篇文章，其中提到营救者与美使馆官员交接陈光诚时，有两辆国安的车在分别跟踪他们。美国方面在安顿陈光诚入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后才知会中国外交部。这意味着，陈光诚是在国安的监控下进入美领馆，这些国安并未在陈进入美使馆之前及时通报本该尽早获悉的外交部。由此推理下去，可以假想，中央B希望发生陈光诚“非正常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样的事件，以利用此事给中央A制造麻烦。北京的四家报纸后来的批判声似乎就与此行为吻合。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A最近通过种种途径向外喂料、放风，将薄熙来夫妻涂饰成五毒俱全的大坏蛋的行为，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国际媒体的眼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陈光诚事件上来了——对这两者此消彼长过程发生于同一时段，再迟钝的人也能发现，虽然幕后的奥妙不一定人人都能猜到。 中共的集体领导方式当初是为了避免党魁个人专权而设计的，模仿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这虽然避免了毛泽东那种个人专权产生的危害，但却导致高层权威分散化。由于九常委比江泽民时期的七常委要多出两名。这种格局说好听一点，是高层权威要形成统一意见更难；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比如接班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等），明争暗斗、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更多。 在经济状况还过得去的情况下，这种党内斗争会受到高层维持总体现状的意愿约束，不至于公开爆发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权力交接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江泽民等第三代将权力平稳交给胡锦涛等第四代。一旦经济状况面临严重局面，高层就可能发生分裂，按最高领导人意志挑选的接班人未必能够平稳接班，原有的党魁也未必能够掌控局面。这种事情在苏共历史中发生过。比如赫鲁晓夫任内苏联经济逐渐恶化，苏共高层就背着他作出了撤换总书记的集体决定。中共自邓小平之后基本沿袭了苏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但又进了一步，即以年龄为理由，每五年更新一些高层成员，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一种高层权力平稳交接的办法。然而，它仍然只使用于经济状况尚可的局面。一旦经济社会局势恶化，明争暗斗就必然浮出水面。如今，中央B对中央A的指控，即为明证。但是，中央B在制度框架内的位势并未占据优势。 目前，中共以胡温为代表的党内高层，虽然拥有体制内资源，比如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等，但其弱项是吏治极其腐败、政绩乏善可陈，官民仇恨已如干柴烈火，除了一个善于软语抚慰民意的温家宝之外，几乎已经丧尽了民意。如果说江朱交班时，内里虽然已经隐伏各种矛盾（如同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但处在疽痈初发时期，表面上“艳如桃李”，但外人看不出即将溃烂。中国此刻的情况已不比第三、四代交接之时，那时朱鎔基通过抓大放小、再造国企垄断寡头，为中央财政留下了较可靠的税源，环境生态也尚未耗损殆尽。而现阶段，胡温除了留下千疮百孔的环境生态与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就只有一个权力架构与庞大的镇压机器了。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向胡温挑战就是基于这点：你们将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折腾成这样，我们必须救党。他们的思想武器就是红色江山开创者毛泽东及其思想。这一政治势力除了薄熙来之外，表面上并无明显的代表人物，但在京城却无处不在，这次北京四报纸体现的就是这种势力（并不一定是媒体人的愿望，但出于掌控媒体者的愿望）。 中央A因温家宝口头宣示尊重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因而能得到知识阶层的一些支持；而中央B则借崇毛，以及虚构出来的毛时代的平等、工农阶级当家作主人那种虚幻的领导地位争取政治合法性，在一些红二代及底层民众中获得支持。西方国家自然不喜欢薄表现的崇拜“文革”倾向，所以除了个别被收买的外国人，国外媒体对薄督少有正面评价。外国观察者没弄明白的是：不管是谁上台，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难题，更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温未必真会引导中国走上民主，薄及其同志上台也未必就能采取毛早期的闭关锁国。中央B其实并无救党良策，只能在意识形态上一味纠缠不已。 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党内两种合法的意识形态为权斗双方运用，谁也无法将对方置于“反党”的境地。即便此次权力斗争以中央A的暂时取胜而告一段落，党内的分裂依然照旧。今后中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一党专制，改变目前这种高层权威分散的互相掣肘局面，强化党魁位置。但即使这样，也难逃穆巴拉克与卡扎菲那样的命运；另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没剩下多少支撑政改的资源。 『集団指導モデルの欠陥、権威不足と内部分裂」 何清漣 @HeQinglian　氏ブログより20120507 http://twishort.com/afnbk Translated by @Minya_J 中共はトップ権威の分散による集団指導モデルで目下重大な危機に ②ずっと「全ての党員は△△同志を中心とする党中央の周囲にしっかりと団結し」と強調してきた中共が、今年、薄熙来打倒と陳光誠事件で世界に自己の内部の深刻な分裂を暴露した。（続） ③以下、”中央A”を人びとが中共中央を見ることのできる”公開型A”とし”中央B”を指令は発するが誰が出し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推測するしかない”密室型B”としてシミュレーション。 ④中米両国は陳光誠の意向に基づいて協議同意し、Aは陳の自由と安全を保障し、臨浙（山東省）を一家で離れ国内のどこかで安全に暮らし、学者生活をおくることを保証した。 ⑤しかし中央Bは逆に家族の安全を保障しないと脅迫し、領事館から離れさせ、その考えを変えさせ、米国国務省スポークスマンに短時間だが危機的な状況に直面させた。 ⑥米中両国政府は再び陳光誠について新たな協議をし、中共Aは陳一家が米国でニューヨーク大で招待教授となることを認め、米国はそのための準備をし、陳の足の傷が癒え次第訪米することを決めた。 ⑦中共Aはその上、花を持たせた役人を派遣し陳を病院に見舞い、臨浙で陳光誠を脅した黒幕の調査を約束し、早急に陳のパスポート等の手続きを行うことを承知した。 ⑧しかし、５月４日、《北京日報》《京華時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の４大北京メディアは陳光誠が米国領事館に行った事について４つの論評を発表し、声を一にして『反米・陳批判』の大合唱。 ⑨　これら４紙はすべて北京市当局の管轄下にある。だから外から見ると、北京市が中央Bの重要拠点だ、と想像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⑩他の細かいことも触れざるを得ない。陳が監視を逃れ米領事館にいった全過程で、現在のところ北京に行った後のことだけがはっきりして信用できる。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ス５月３日の記事では、陳の協力支援者と米国領事館員が陳を迎えたとき、国家安全部の車２台が尾行。 ⑪米国側は陳光誠が海軍陸戦隊宿舎に落ち着いた後に中国外務省に通知した。ということは陳は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米領事館に入り、同部はそれを事前には外務省に通知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⑫これはつまり、中央Bは陳光誠が”非正常なやり方で”米国領事館に行く事件を起こす事を希望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わけで、これを利用して中共Aに面倒を与えたい、と願っ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想像できるわけだ。 ⑬北京の４新聞が一斉に批判の声をあげたのもどうやらこれに符合する動きである。興味深いのは中央Aが最近様々なルートで薄熙来夫婦が「悪辣の限りを尽くしたスゴイ悪者」のイメージを広めていたのが、陳事件以来停まったことである。 ⑭外国メディアの目は自然に陳光誠事件に引き寄せられた。この両者（薄熙来と陳光誠事件）は同時に”あちらが目立てばこちらが目立たず”的過程を経ていることはアホでもわかるが、誰がなんのためにそうしているかはそう簡単にはわからない。 ⑮中共の集団指導体制は当初、個人の独裁専制を防止するためにスターリン後のソ連をモデルにつくられた。これにより毛沢東などのああいう専制は防止できたが、トップの権威の分散化も招くことになった。 ⑯で、９回常任委員は江沢民時期の７人より２人増員した。このような勢力構造は良く言えば最高権威による独裁的統一意見を産みにくくするが、悪く言えば重大な政治問題（後継者、次期政治局員選考）で暗闘や互いの掣肘を産みやすい。 ⑰経済状況がまだなんとかなっているうちはこの種の党内闘争はとトップ層の現状維持指向のもとで、おおっぴらに互いに生死を賭けた闘争の爆発迄には至らず、江沢民−胡錦濤の３、４代権力委譲のように平穏な可能性が高い。 ⑱だが、経済状況がキビシイ局面だと、トップ層が分裂しかねず、必ずしも最高指導者の意向どおり平穏に後継者が権力継承できるたり、党の大物が局面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きれるとは必ずしも言えない状態がうまれる。これはソ連共産党史上発生した。 ⑲フルシチョフの任期中、経済が悪化したときソ共リーダーは離反し総書記交代を集団決定した。中共は?小平の後、基本はソ連の集団指導制にそって、更に一歩すすめ年齢を理由に５年に一度、トップ層成員を入れ替えている。 ⑳これは一種のトップ層の平和的交代法を見つけたようにみえるが、しかしこの方法はやはり経済状態が良い局面で使用できるのであって、一旦経済・社会局面が悪化すると、”明闘””暗闘”がおきてくる。中央Aと中央Bの非難合戦がその証拠。 (21）だが、中央Bも制度の枠内ではまだ優勢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現在の胡温体制は、例えば党政治や軍の最高権力を握る等体制内リソースを持っている。が、弱点は官吏の腐敗がその極に達し、実績が乏しく、朝野の恨みが燃え上がっていることだ。 (2２）口のうまさで民意をなだめるのが得意の温家宝を除いて、ほとんど民意を失っている。江沢民・朱鎔基から交代の時は、内部矛盾は既に高まっていたが（拙著；「現代化の陥穽」で指摘）、初期症状で表面上は絶好チョー、でその腐乱の兆候は外からはみえなかった。 (2３）今の中国の状況は其の頃の比ではない。朱?基は重要国有企業を選別し、改革を進める一方で、それ以外の国有企業の統合再編などは市場競争に任せ、寡占化で中央財政に財源を確保でき、環境問題もさほど深刻でなかった。 (2４）しかし今や、胡温は穴だらけの環境生態と赤字の中央財政、借金漬けの地方財政、そして唯一の権力構造と膨大な鎮圧暴力装置を残したのだ。 (2５）薄熙来を代表とする政治勢力はまさにこの点で胡温に挑戦したのである。即ち「お前等、先輩が命がけで血を流して築いた国家をこんなテイタラクにしやがって、我らは党を救わなければ」と。 (2６）薄熙来達の思想的武器は即ち共産党国家を築いた毛沢東とその思想だった。この政治勢力は薄熙来以外、表面上では目立った人物はいないが、しかし北京には至る所に居るのだ。 (2７）今回の北京の４メディアが体現したのはまさにこの勢力であった。（メディア人が希望したのではなく、メディアを規制している勢力の願望である）。 (2８）中央Aは温家宝の口頭宣言どおり人類共同の価値観や民主、人権などの尊重をうたい、一定程度のインテリ層の支持もある。中共Bは毛沢東崇拝に名を借りた毛時代の労働者・農民が国家の主人で有るといった虚構の平等で政治的なセイギを主張。 (2９）これは一部の革命二代目世代と底辺民衆の中に支持を得ていた。西側は当然、薄熙来の文革を讃える傾向をキライ、一部の買収された外人を除けば国外メディアから正面切って評価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３０）外国メディアがわかってないのは、「誰が舞台に上がったとしても、中国の社会経済社会生態環境面の難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現在の利益配分構造を変える事は更に不可能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３１）温家宝が中国を民主国家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と同様、薄熙来とその仲間も権力をとったとしても毛沢東時代の鎖国政策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中共Bはその実、党を救う良策など無く、ただイデオロギーにしがみつくだけなのだ。 (３２）共産党の歴史上、初めて党内の両方のイデオロギーが権力闘争をして、どちらも相手に「反党分子」のレッテルを貼れなかった。たとえ今回の闘争で中央Aが一時的に勝利を得て一段落したとしても、党内の分裂は依然としてある。 (３３）今後の共産党の選択は２種類だ。ひとつは一党専政を堅持して、目下のトップレベルの権威が分散して相互に牽制し合う局面を打開し、党首の地位を強化する。しかし、こうしてもムバラクやカダフィの運命は免れまい。 (３４）もうひとつの道は政治改革だが、問題は中国にすでに政治改革をサポートできるリソースがいくばくも残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終） （原文はこちら→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china-politic-flights/）拙訳御免。誤字あるかも。 10:12 AM May 8th via web

有海外中文媒体5月6号转载知名学者何清涟的博客文章说，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也不用意识形态来规训国民；而共产党统治不仅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来管控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来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于是，对于思潮和理论之争向来缺乏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了“不争论”的禁令，并对毛的功过采取了“三七开”的评价。 殊不知，这样一来，中国便从此失去了彻底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历史机遇。考虑到此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是资历与声望，都根本无法与邓相比，也就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简称“毛邓三科”，并成为中共党内所奉行的“理论”经典。但所谓“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其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鄙视知识分子，并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初，就是公开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时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包括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者联合的社会基础。不难看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上述“理论”正好与毛泽东推崇工农的思想截然相反。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就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能代表胡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由此可见，把这样一些政治主张南辕北辙的所谓“理论”生硬地放在一起，则恰恰构成了一个就连中共自身都未能认识到其危险性的意识形态陷阱。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者还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会明显化。但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上述“意识形态陷阱”所造成的各种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不断举行小规模集会，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接着便是所谓“老左”与“新左”的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泽东时代更是被打扮成了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做主，同时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 何清涟的文章分析认为，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到底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所有这些打着“毛左”旗号的人，肯定是看中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他们盘算的是：这是你中共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儿，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到了这个时候，上述“意识形态陷阱”便开始显露其破坏性作用，对于那些“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的洗脑式教育和政治学习，让他们根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时代的真实面目。 而那些老一代的工人阶层，由于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则会有意忽视毛时代的普遍贫穷和严厉的思想管制，以及一系列残酷血腥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于是，一个以毛泽东为符号的“红色文化”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改编的油画〝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现任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却列上了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文章又说，在其商务部长任上还是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鼎”政治局常委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不少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则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的。所谓“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牌太子党的身份，继承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创造政绩与清扫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薄熙来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作幌子。对此，中共现任领导层的难处则在于：既要承认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小平政治遗产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当年邓的所谓“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但却留下了一个后患无穷的意识形态陷阱。 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背景的党内代理人，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在此次“倒薄”事件上，北京决策层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正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缘故。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