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

60多年前，阳和平的父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美国的生活，奔向延安。阳和平还没出生的时候，身份就已经定格为“中国牛场工人的儿子”。就像那部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一样，文化冲突与和解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主题。

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 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 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反照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谁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战，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锺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作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迹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一百五时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着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文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先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若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尸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作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应有百年之寿的中共政权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底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底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杉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人民政权在转型末期的特性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迹，妄师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两部法律治天下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作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们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词组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底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作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毛氏独裁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作者附注：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计算机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揿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一章，党员）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