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一个需要共同维护的理念 ——社会进步的成本思考 作者：沈敏特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6 10:15:44 阅读量：60次 珍惜生命:社会进步的成本观 我不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土地，你能不拿起武器，进行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吗!当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己到达莫斯科城下，当时的苏联人民能不进行莫斯科保卫战吗!但我看到一个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战争的结果有胜有败，而对广大的百姓而言，首先面对的第一个结果只能是：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或终身残疾。尤其是现代战争，将领大体无须“身先士卒”，于是战争中，兵士在前线，将领在地图前，兵士带武器投入战争，将领用通讯指挥战争。兵士与将领的阵亡比，常是百与一、千与一、万与一，以至于几十万与一之比。至于首脑，安全系数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一场战争敌方的伤亡人数多于我方，这对于我方来说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但对阵亡者的母亲而言，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对儿媳而言，她只有这么一个丈夫;她们是按百分之百的比例来承受损伤的。庆祝胜利的欢呼声，能吹干她们的眼泪吗，能消解她们心头的伤痛吗!是的，无论胜败，她们的收获必是终身的痛苦。 战争与一切暴力，对人类而言，是怪兽，是魔鬼，是人类共同的大敌。人类进步至今的一大悖论是，社会进步与战争、暴力的杀伤力的增大同步。进入20世纪，爆发了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伤亡人数也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战争。而应当为人类造福的高科技同时转化为空前杀伤力的现代武器。一颗原子弹的落下，死亡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战役。古代“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描述，已远不足以形容现代战争的恶果和惨状。而到了21世纪，更出现了以人体炸弹为武器，不惜以平头百姓和老人妇孺的生命换取“政治效果”的恐怖主义，拉登成了人类进一步怪兽化、恶魔化的象征。 因此，一个现代的政治首脑、军事将领必须是珍爱个体生命，以争取和平为第一目标的人道主义者;万不能轻言“牺牲生命”、“不惜代价”，更不能把人抽象为数字，一拍脑袋，抹去几亿，而必须在心中装满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一个个温馨的家庭，一个个天真的儿童，一个个壮实的青壮，一个个美丽的妇女，一个个慈祥的老人。对于任何矛盾、冲突，第一个念头绝不应该是暴力解决、战争解决;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在已经发生的暴力和战争的冲突中，绝不能扮演首先动武、首先开火的角色。以人为本的第一要义是,以个体生命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成本;没有高于人的成本。 　 　两种成本观的历史演绎 这不是抽象的爱,而是以人类现实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精神现象，它不仅是人类的需要，并具有实现这需要的可能。人类几乎化费了近一个世纪的代价，包括时间、生命、物资和文化、道德的代价，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可能重新思考的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本问题;具体而言，是不是必须通过暴力、战争，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社会的进步?和平发展能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的进步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此起彼复，争论一百多年，最后是实践作出了回答，尽管还有人睁眼说瞎话，死不认账。 这场争论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晚年。1895年，恩格斯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然修正了3 7年前，即1848年马克思和他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明确地用“错了”的字样来给予判定，指出了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显然，恩格斯经历了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初期的历史过程，在金融业、股份制、宪政和议会等经济、政治的元素中，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功能;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重大修正,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千方百计寻求和平发展的人文情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典范。 这之后，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及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奉行恩格斯和平发展可能性的观点,与列宁、与之后列宁所代表的第三国际，发生激烈的冲突。伯恩斯坦被冠以“修正主义者”的恶名，而实际上，修正始于恩格斯。“修正主义” 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一直延续到中苏论战，延续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文革之后，只有极少数的“革命派”还在批判“修正主义”，在国际、中国国内已属“尾声”。因为，文革之后，中国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一个个平反了，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国家随着苏联的崩塌，已不复存在。 伯恩斯坦之后，十月革命前后，围绕着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争论在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对列宁的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观，普列汉诺夫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被封存，直到苏联崩塌之后，才重见天日。而谁是谁非，由7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已了了分明。普列汉诺夫的预见性，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 斯大林去世后，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的爆光，在此背景下,苏联人不能不对他们走过的道路给予反思和重新探索。赫鲁晓夫此时提出了被中国共产党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也许是巧合，1962年，中国正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当时的中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征得部党委伍修权等同志的同意后，联名向负责外交的周恩来、陈毅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书。具体内容是：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采取缓和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要笼统的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接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还提出了在困难的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个建议不久之后，就被捆在赫鲁晓夫的“三和”一起，称之为“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今天，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到中国文革造成的民族浩劫，再到东南亚共产党，特别是布尔波特的失败，应该说，让我们看清了从列宁开始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 列宁学说的基石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存亡的估计。他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腐朽的、垂死的程度，它到达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事实却是，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显示了巨大的自我调节的能量。十月革命之后的十来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罗斯福新政却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更新的繁荣，把世界从工业时代推向了信息时代。最近，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风暴，再一次给资本主义以重创。但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被称为“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再一次显示出资本主义世界自我调节的勃勃生机。人类毕竟在认识上有了巨大的进步，整个金融风暴中，没有响起又到了“革命前夜”的喧嚣;相反，各国世界政治研究专家，依然确认美国的整体国力优势，包括它的人才优势、军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社会管理优势，特别是左右人类生活方式的开发新能源的领先优势。正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在祖国的一年》279页)。而预言“革命前夜”的列宁所创造的苏联却率先于资本主义国家崩塌了。 列宁学说的又一基石是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即不发达国家，依靠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世界历史看，只有两种战争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如反对德、日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一种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战争，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替代了奴隶制。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战争的进步的一方，都不是战争的发动者，都是以应战的角色进入战争的。因为真正的社会进步绝不是“打”出来的，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在北方先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条件不是靠南北战争创造的。中国历史上武装夺权，不乏其例，改朝换代几乎都要流血，但中国的改朝换代是换皇帝，不换经济、政治制度，达不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这样的改朝换代,恰恰显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超稳定性。在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汉诺夫明确预言，这种用武装夺权换来的专政，将不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几个人的专政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人的专政，是明当当的独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就是对于这种没有经济、政治的进步制度为依托的暴力革命的重新评价。 不久之前,为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凤凰网邀请了四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台湾的许倬云、张朋园，大陆的章开沅、袁伟时，各自表答对辛亥革命的新论。尽管他们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在有一点上达到了接近于同的地步：这就是重新评价了辛亥革命前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对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肯定君主立宪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路径选择，袁伟时特别论述了它的“低成本”意义。我完全同意几位前辈的见解;在《凤凰周刊》2010年第6期发表的拙作《需要重读的几个政治名词》中，我指出：戊戌政变的失败，不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而是当事者把需要耐心与韧性的改良运动转化为急于求成的军事政变，而放弃了改良运动的失败。 中国改革的成本考量 纵观历史之后，我们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中国近30年的进步靠的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的继续进步应该靠什么?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成本问题的考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句话没错。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是靠“枪杆子”的。但枪杆子出不了社会进步。战争的胜利仅仅是给社会进步创造了一个前提;它不仅不等于社会进步，还依然蕴涵着社会倒退的可能与危机。战争的特殊性，使军事领袖最容易把战争的成果转化为个人的专权，而不一定转化为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社会建设。于是，上一个战争的胜利，很可能是下一个战争的温床。要知道，所谓社会进步，就是人类的一步步的文明建设，这绝不是“打”得出来的。前30年，我们想以“枪杆子”为后盾的阶级斗争，去推动社会进步，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直到文革，大家终于看清楚了，成本是几千万人的死亡，上亿家庭的冤假错案，换来的是接近崩溃的经济，类似于沙漠的文化，确切地说，是社会的全面倒退;党的决议将其定性为“浩劫”，真是太准确了! 文革结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华民族又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们选择了改革，选择了以稳定、和谐为前提的改革。尽管磕磕碰碰、曲曲折折，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较之于前30年，中国进步了，大大的进步了。在微观系统,我们还有高成本的局部,如高行政开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高人力消耗，等等。但从宏观系统看，“阶级斗争”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才浪费，等等，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使生产力的潜力得到了空前的开掘，这就是相对成本最大的节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就证明，一个稳定、和谐,让老百姓生存与安全的社会环境,是降低社会进步成本的关键。 但30年的改革，纵向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进步很大;横向比较(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缩小而依然严重存在;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中国尚未进入前100名。同时，进步也带来的新的不平衡，如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有失均衡，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带来了结构性的腐败，正冲击着稳定与和谐。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寻找低成本的继续进步，又考验着全社会、各阶层理性的选择能力。这个低成本的继续进步的路径，就是在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下，更深入的改革。 作为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弱势一方的民与劳，在面对矛盾的时候，也有一个不能迷信暴力的选择问题。暴力损伤的是全社会的元气，概莫能外，是需要全社会的成员来埋单的，而平民的负担尤重。恐怖主义打着“圣战”的旗号，代表着贫苦的百姓，而他们造成的惨重后果，90%以上落在了普通百姓的头上。而正如一位波兰政治活动家所说，“革命(按：指暴力革命)导致革命者的专制”;并不能带来民主。很有意思的是，我很欣赏波兰瓦文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句名言：“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在波兰的改革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人是复杂的，他当了总统，在连任的选举中落败。原因正如媒体描述的那样：他当总统时，过分依赖军方和情报机构;治理国家的风格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这很令人深思! 当然，官与民，劳与资，矛盾的主要一方还是强势的官与资。在历史上，官逼民、富压贫，是造成不稳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譬如瓦文萨所说的“说理”与“谈判”，首先得有相应的平台，对等的条件。一定要看到，民与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访呢?为的是寻找一个和平说理的地方。若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绝不会放弃和平说理的机会而选择“汽油瓶”的。因此，官与资一定要牢牢地守住一个“底线”：一是起码的温饱与安全，让民与劳活得下去;二是起码的自由和公平，让民与劳有个说话的权利和地方。为什么历史上的“盛世”，都是“轻徭薄赋”的时代?为什么康熙大帝临终要留下四个大字：永不加赋?为什么“盛世”常是比较从谏的时代?为什么大兴文字狱常常盛行在一个皇帝或朝代没落和衰败的时期?对于这些纯属常识性的、了了分明的经验，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我们的前30年恰是在此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后30年做得如何，需要分析;而再一个30年，有无似锦前程，就看能不能在守住这个“底线”的基础上，更向前跨出几个大步。 显然，为了稳定与和谐，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和妥协。譬如，最近宣布实行副处级以上的公务员财产申报,这显然是官方对民众监督官员的要求和呼声的一个让步。这虽然离开官员财产公示的国际标准，尚有距离，但毕竟是一个进步，应予认可;这就是民众对官方的让步和妥协。在一个盘根错节的背景下，很多事情一步到位是困难的，民众要有适当的理解和忍耐，正如一位前辈所说，中国需要“碎步前进”。即使有朝一日，实行公务员的财产公示，也仍然需要伴以让步和妥协，譬如可否用适度的“既往不咎”换取“今后从严”的结果。当然,这样让步和妥协绝不是无条件、无前提的。条件和前提是：一、必须是为了改革和进步，绝不能导致倒退。二、官与资必须进一步自律，遏制过霸与过贪。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让步、妥协，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资，没有主要方面的让步、妥协，一切无从谈起。三、维护稳定，稳中求进，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但必须划清两种截然不同的维稳：一是从根本上维稳，那就是改善民生，兑现民权;也就是温饱加公平、公正。一是强化武力，以枪杆子来维稳，那将是愈维愈乱。说句实话，我们现有的武装力量对付几个“动乱分子”已绰绰有余，无须继续强化;要有钱的话，不如花在改善民生、兑现民权上;那才是维稳的正道。 那么，这种双方的让步、妥协，有无可能呢?在那种把阶级关系绝对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典里，是绝无可能的。但以辩证法来审视，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可以在对立中找到统一。这个统一的基础是：生存与安全。官无民，何以生存?资无劳，何以生存?民无安，官何得安?劳无安，资何得安?这就决定了双方可能让步和妥协;这就决定了稳定与和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步与妥协的产物。让步与妥协是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必须的政治智慧;让步与妥协，是和谐社会必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部保证了美国二百多年国内和平，不可能出现军事政变，并具有充足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机制的美国宪法，就是各方讨价还价、让步妥协的产物。 其次，即使是专制制度、独裁统治，其中的主要成员有死不回头的，也有择善而从的。尤其在专制统治危机十分严重，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今天，择善而从的可能无比增大。前有蒋经国的例证，他正是在国民党接近崩溃的时机，择善而从，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使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后有不丹国王的例证，他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毅然决然地主动放弃皇权专制，代之以立宪政体;并以幸福指数代替片面的GDP的追求，作为治理国家的目标。如今，这个小小国家提出的幸福指数，已成为世界很多大国或研究、或效仿的对象。是的，人性具有向善的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追求，具体的行动。人性决定了让步与妥协的可能性。 　 　小结：共同维护是可能的 远观历史，近视现实，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两大阵营的竞争，而今面对毫无人性可言的恐怖主义，我确信，人类摒弃暴力、争取和平的渴望和理性，必然大大萌发和苏醒;我确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稳中求进、和谐向前的低成本运作，会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共同维护的理念。因此，尽管困难重重，多有积重难返的障碍，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复兴，充满乐观和信心!

 上周时间有位同学给我留言，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师推荐我看《围城》，我已看过好几遍，但是就是读不出一些什么。”我的回复是“那就去他妈的！看不出好就扔掉它，有什么好困惑的呢？”选什么书来读就像选什么人来结婚，没有人愿意被包办，只有自由恋爱、自主选择，婚后发生悲剧的可能性才会降低。   本期主题：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 （上）     荐书人 / 谷卿 （暨南大学）   前不久有朋友在一篇日志下@我，是“担当者行动”网站志愿者要求朋友们荐书的告示， 原文链接 。 其实，我原先从不主张开书单，因为我认为一个人认为好的书，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是垃圾中的垃圾；而且人与书是有缘分的，根本不需要他人多事来介绍，就像我大学时读的书，全部是自主选择，而恰恰它们也都是我至今仍然极喜欢、印象极深刻并认为当年阅读它们绝不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的书。上周时间有位同学给我留言，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师推荐我看《围城》，我已看过好几遍，但是就是读不出一些什么。”我的回复是“那就去他妈的！看不出好就扔掉它，有什么好困惑的呢？”选什么书来读就像选什么人来结婚，没有人愿意被包办，只有自由恋爱、自主选择，婚后发生悲剧的可能性才会降低。 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在为北斗网荐书，我把这一行为理解成“为己”而非“为人”，通过每期拟定一个专题，我可以把自己已经读过的相同主题相似内容的书做一个梳理、比较、回顾。我感兴趣的门类很多很杂，故而这样一种整理方式是很不错的，同时也能和书友们交流看法和心得（虽然因为校园网的原因一直上不去北斗网，但很多人通过北斗网进入我的人人网和微博页面进行交流），何乐而不为？ 关于书目的提供，我一直认为荐书时应该附注出版社，更精确的应该注上版次印次，我在每月的购书清单上都会注明。但以往为北斗所荐书目，因考虑到整体形式和简洁性，编辑主张只录书名，此次借为“担当者”荐书，也来开列一次“全须全尾”的书目吧。以上所分各类除军事、演讲与朗诵外，拟各举六本我读过的、确实认为值得推荐的的书，但阅读对象当然绝不仅限定在中学生这个范围，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学生整体水平如何，而且，水平较高的学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那些他目前不一定能够全然看懂的书，所谓“取法乎上”，这就像愚蠢的人绝不会因为多读几本他的阅读能力足以应付的书籍而变得聪明一样。 【历史类】 《中国文化史导论》 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万古江河》 许倬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历史研究》 阿诺德·汤因比（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L.S.斯塔夫里阿诺斯（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人物传记类】 《龚鹏程四十自述》 龚鹏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Mao：The Unknown Story》 张戎（美），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版 《我们仨》 杨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史景迁（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寻找大师》 许谋清，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政治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法），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帝国的终结》 易中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一九八四》 《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英），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缪尔·亨廷顿（美），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采稿：徐毅磊 责编：徐毅磊）  

阮炜：要什么样的“贵族精神”？ 标签： 贵族精神 ● 阮炜 （ 进入专栏 ） 大概由于一百多年来革命不断，流血太多，及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人心思定，中国终于步入一个回归传统、告别革命的时代。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崛起”，回归传统、告别革命的心态与商业诉求相结合，与物质生活富裕之后一部分人对精神的追求相结合，演变为对“贵族”的钦羡，对“贵族品味”的模仿，富裕家庭之争相送子女读英美“贵族学校”，社会上兴起的一股带有浓厚小资情调的崇尚“贵族精神”的风气，仿佛现实生活中乃至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贵族阶级供我们学习和仿效，充当我们的人生楷模。 讲贵族，就得讲贵族制度。什么是贵族制度？是以出身以血统来奖励个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制度。中国的贵族制为什么很早便被消灭了？西方的贵族制为什么已大大式微？这是因为贵族制是一种是违反人性，违反自然规律的制度，一种极其荒谬的制度。 中国文明从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一开始，贵族阶级和贵族制度便已处于解体状态，而真正形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奠定中国文明品质的，根本不是贵族精神，而是主张人格平等的孔孟精神，是主张依靠德行和才能拼搏奋斗，追求卓越的儒家精英主义。从西方文明的情形来看，使其摆脱中世纪愚昧、走向现代辉煌的也根本不是什么贵族精神，而恰恰相反，是17世纪以来一直持续发生着的去贵族化运动，即贵族靠边站，平民进入舞台中心的历史运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不妨简单盘点一下中西历史上的名人。在三千年有文字记载历史上留名的人中，尤其是影响了历史进程、深化和提升了人类认知的杰出人物中，有多少是贵族？从中国方面看，不说近现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惠施、公孙龙是贵族吗？管仲、乐毅、张仪、苏秦、范雎、吴起是贵族吗？魏晋南北朝以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辛弃疾、王安石、范仲淹、朱熹、王阳明、张居正是贵族吗？从西方古代看，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耶稣、保罗是贵族吗？从西方近现代看，达芬奇、伦勃朗、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贵族吗？都不是。 既然大家如此着迷于贵族精神，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贵族”。严格地讲，贵族指的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个享有高于其他阶级的世袭权力和财产的阶级；与其他阶级相比，这个阶级最明显的社会政治特征是拥有世袭爵位。在历史的演变中，欧洲国家的贵族制度延续了下来，至今仍存在一个贵族阶级。另一方面，虽然贵族社会的爵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世袭的，但在近代以来的欧洲，随着去贵族化运动（贵族丧失其世袭性政治权力）的开展，随着自由平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贵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爵位被加封给平民，而且这种新型“爵位”也越往后世袭性越弱，最后变成一种终身荣誉。假如以这些描述为参照，不难发现不仅今日中国根本没有贵族，甚至早在秦始皇时代，贵族制度便已被摧毁了。虽然秦亡汉兴，贵族制度有所恢复，但这主要是为了安抚战功卓著者，远不如周代那么系统。郡县官僚帝国制（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即已出现，秦始皇时代遍行全国，至汉代比秦代更为严整）成为必然，一直延续到两千多年后的现代。这就是为什么魏晋南北朝以后，不仅西周东周意义上的贵族彻底消亡，势力极大的准贵族—官僚士族—也不可逆转地式微，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 尽管同欧洲相比，中国贵族制度消亡的时间早得多，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制及与之捆绑在一起的封建制（并非五四以来通常所谓“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而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封建制，即这么一种政治形态：对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动产进行层层分封，由此形成一种君王与封臣、封臣与更低封臣之间的世袭性的契约关系）作一个观照。中国从周代开始就实行天子对诸侯进行分封的政治制度。此即贵族制，与西方中世纪以降的贵族制度很相似。《礼记•王制》开篇即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田不足五十里的，不能朝会天子，而附属于近处诸候，叫附庸）。”这里，周天子分封的贵族之等级连同其经济政治特权都有清晰的界说。在三百来年时间里，这种制度是稳定的。如果此时中国文明已完成了融合吸纳“蛮夷戎狄”的历史任务，贵族制延续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事实并非如此。西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杀死，平王继位后为避西戎，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迁都于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春秋初期周天子即已有名无实。诸如郑国一类诸侯国不但不拥戴周天子，甚至与周王室处于敌对关系。西元前720年，周王室与郑国竟相互交换人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左传•隐公》三•三）。西元前707年，周王室及同盟蔡、卫、陈的军队被郑国击败（《左传•桓公》五•四）。这些事实说明，此时周天子已衰落到与先前所封诸侯等同的地步，丧失了实际控制能力，仅仅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只是依靠部分公侯的拥戴，才得以支撑残局。然而，周王室的衰落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所直接统领的政治实体即周国的式微，更重要的是，也标志着武王克商建立周人霸权以来实行了三百年左右的贵族分封制的式微。事实上，贵族世袭制本身便包含着摧毁这种制度的因子。既然天子封给诸侯的土地是一种世袭的政治经济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难免流为一句空话。因为要让封臣生活方式即诸侯将其封地的所有权永远归于天子，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让卿大夫将其封地的所有权永远归于诸候，也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天子或诸侯封给我的土地是事实上的私有财产，那么争夺、占领、吞并其他人的土地乃天经地义。这就是为什么《左传》的叙述一开始，便是诸侯之间、卿大夫之间，以及诸侯与周天子之间一个又一个的战争故事。同样应当注意，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导致社会结构变化。西周末或春秋初，铁器得到广泛使用，庶人得以在“国有”土地之外广辟新田，这就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庶人既然能新辟和耕种自己的土地，必然疏于对“公田”的治理。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新的汲取方式，既强迫庶人耕种“公田”，又在其新开辟土地上实行实物地租制度。这不啻是变相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消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暂且不对生产力的进步如何导致社会结构变动作进一步的探究，历史记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毕竟是政治实体间的战争及相应社会政治后果。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战争时期的战争不仅发生在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周王室之间，如果某公侯像周天子那样衰落了，战争也会发生在公室之下的卿大夫—如三家分晋的韩、赵、魏集团和导致鲁国内乱的“三桓”即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他们只是“犯上作乱”者中较突出者—之间。既有战争，便有胜者和败者。在战争中败北的贵族，其社会地位必然下降，《左传》中我们看到少数被俘贵族甚至被用作社祭牺牲。同样的，政治地位在诸侯之下的卿大夫如果在战争中失败了，其社会地位也必然下降。也就是说，战争造成了剧烈的社会上下流动，这就使先前相对稳定的世袭贵族制度难以为继。然而导致社会上下流动的，还不仅仅是战争。随着不同政治实体间的争夺变得愈来愈激烈，战争的频度和烈度不断增大，对新型外交家、战略战术家、军官和士兵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就给了并没有贵族血统、甚至出身寒微的个人以向上流动的绝好机会（因变法而名垂青史的商鞅虽然出身贵族，本人却是贵族制度最有力的掘墓人，因而其主政变法时期的秦国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个人的官职和待遇一律取决于军功，即便是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 所谓社会流动，有上升，也有下降。从宏观角度看，上升者主要是庶人和士人，而下降者主要是就贵族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士”，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我们在《论语》中不难看到，颜回和曾点、曾参父子均为士，但颜回是著名的贫士，曾氏父子的祖先却是贵族。孔子的远祖也是贵族（殷商贵族），然而至其本人，已有四百好几十年，早已败落，于是我们发现《论语》中有“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之夫子自道（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伴随贵族制度式微的，是社会上下流动频繁，以及庶人和士人地位的急剧上升一定。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就是这种社会历史状况在思想上的反映。事实上诸子百家兴起这一事实本身便清楚地说明，贵族社会已处于解体状态。这从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惠施、公孙龙的出身就不难看出，先前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社会中下阶层，现在大张旗鼓地表达起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相比之下，先前君主、贵族除了在文王、周公时代提出过革命性的天命转移论（《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外，就并没有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成长做出更多的贡献了。但是更能说中下阶级的自我伸张，更沉重地打击世袭贵族制度的，是孔子一类思想家之高扬个人道德主体性，通过对个人道德品质和修养的强调，以“君子”为理想，大力提升个人的精神品质。既然“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贵族血统有何高贵、优越？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思想，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观点。有了这种认识，“大丈夫”的主体精神便可望得到高扬，可以也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其实《论语》中“君子”一词的词义变化就反映了贵族的式微。春秋时期，“君子”通常表示贵族，但在孔子及之后时代，该词表示道德高尚的人，不看出身如何。可以说，孔子在帮助实现“君子”词义变化的同时，也帮助摧毁了世袭贵族（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形式平等的理念，与西方基督教和南亚佛教、耆那教的平等主义精神是一致的。虽然儒家也主张爱有差等，甚至出于避免无谓纷争或社会有序的考虑，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之类教诲所包含的形式平等和精英统治理念，无疑是对贵族血统论的彻底否弃。汉武帝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贵族制度难以为继，虽然准贵族主义的士族统治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从趋势看，血统论已成明日黄花。及至隋代，实行科举制（欧洲公务员资格考试制度即受此启发而设立，但比科举制晚一千两百年），“学而优则仕”理念自此被制度化，人格平等精神在中国大地深入人心，浸润到民族的骨髓之中，使中国文明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享有方方面面的优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应当知道，晚至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三分之一，之后虽然迅速下降，1910年以后又开始回升；尽管多次战争和革命对这一趋势有所阻遏，1978年起又重新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今天看来，重新领先世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终说来，中国文明的优秀表现应归功于先秦时代对贵族阶级的打击。 虽然贵族制度的废除、主体精神的高扬，以及平等理念的深入人心，使中国文明在长时间里表现优异，领先世界，但历史表明，任何一个社会要想长久保持活力，都不能搞民粹主义，更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好在儒家在提倡平等的同时，也主张爱有等差、尊卑有序（注意，这与贵族制度下政治经济权力世袭是两回事）和学而优则仕的精英主义。如果把今日 “贵族精神”描述为这么一种精神，即具有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在权力与金钱面前能够保持人格独立，更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那么它与儒家精英主义显然是相似的。有了人格平等的精神，有了学而优则仕意义上的精英主义理念和实践，社会上下的流动便能渠道畅通，而正是因了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才出现了“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景观，中国文明也才能够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生命活力。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明的生命活力不仅止表现在人口、疆域、经济、文化方面所长期维持的那种巨大规模上，以及建基于这种规模的那种持久的精神、社会和政治统一，也表现在精英文化的维系、发展和创新上。 为什么中国的书法能够在人类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早在4世纪便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为什么唐宋诗词在7至13世纪便达到了如此精致、典雅的高度，而同一时期西方的诗歌却如此粗陋不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精神的积累固然重要，但诸如王羲之、颜真卿、李白、杜甫、孟郊、王维、李商隐、苏轼、秦观、李清照之类杰出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历史上真出现过什么精神贵族，历代有才能有成就有道德情操和文化艺术修养的杰出个人便是。但他们并不是贵族。即便魏晋南朝的王、谢家族能够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能人倍出，长盛不衰，但从形式上看，他们并没有爵位，只是士族，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亦即中国西周春秋时期和西方中世纪以来那样的贵族。 如果把有道德修养，有禀赋有成就的个人视为贵族，把他们所体现的理念视为“贵族精神”，那么春秋战国以降至清末，中国实在不乏“贵族精神”。欧洲古代虽曾辉煌，但自罗马帝国衰落至文艺复兴的一千多年之间，实在是乏善可陈。只是在走出中世纪愚昧和去贵族化的过程中，欧洲文明才恢复活力，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像达•芬奇、巴赫、莫扎特、爱因斯坦、康德那样的精神贵族。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欧洲真有什么贵族精神，也绝不应该由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一类王族或贵族来代表，而应由达•芬奇、巴赫、爱因斯坦、戴高乐、华盛顿、卡内基、盖茨一类杰出个人来代表，尽管血统贵族中也产生过拿破仑、丘吉尔一类人。要明白这一点，也许只看一看贵族中的贵族威尔士亲王的表现就足够了。尽管他遵守王室的规章制度，服兵役，还做点公益，但实在说不上有才能有成就有品味（不能说喜欢马术和打猎是品味；这些爱好极其昂贵，一般人根本消费不起），遑论道德情操。英国有关人士指出，他去希腊偏远山区一座修道院做演讲，在油灯下准备演讲词以示生活低炭，但去修道院所乘船只，却是价值三千多万美元的超级豪华游艇，这不与他所提倡的低炭生活相悖？只是将一幢房子重新装修一遍，却又极尽奢华之能事，耗资两千七八百万美元，这岂不又是对他所倡导的传统居住和低炭生活方式的讽刺？ 中国之所以早在先秦时代便废除了贵族制度，欧洲之所以早在中世纪末便启动了去贵族化运动，现如今欧洲贵族已不可逆转地被边缘化了，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以血统或出身来奖励个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做法违反人性，违反自然。在自然状态下，包括灵长类在内的动物群体的“王”位从来就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即能者而非能者的后代有其位。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保证优秀个体享有更多的交配权利，将其优质基因遗传下去，从而使种群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激烈斗争中获得生存和繁衍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要回到贵族统治的极端保守主义绝对站不住脚（就连“二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主张回到贵族社会）。只有当削平差别、扼杀优秀的极端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泛滥之时，尤其是当革命不息、社会失范、精英治理的格局遭到严重威胁之时，保守主义才有意义。在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是，资本的权力表现出一种贵族式世袭的趋势，有钱人的后代只因老子有钱而享有种种特权（如我们所知，中国的“富二代”问题相当严重）。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必将堕落，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前途堪忧。英国之所以辉煌不再，很大程度是因为作为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太过成功，社会供养了太大一个世袭食利阶层。 在这方面，美国的发展历程与旧时代的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我们所知，美国是由旧大陆逃避宗教迫害和政治压制的人们建立起来的，而旧世界实施宗教迫害的人不仅是教士，还有与教士阶层勾结在一起的贵族。无论如何，美国从一开始便没有贵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举不出哪怕一个历史上留名却又出身贵族的美国人的名字。美国的“开国之父”中，有些人是大庄园主，如华盛顿、杰弗逊；一些人出身于中下层，如亚当斯是律师，富兰克林出身贫寒，当了十多年印刷工人，后来成为政治家、科学家和外交家。汉密尔顿本来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个私生子，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国并不存在什么“贵族”。没有贵族，也就无所谓“贵族精神”。那里有的，是一种社会上下流动渠道畅通的去贵族化的现代精神，一种精英和平民各得其所的中产阶级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精英的成功经验。这里并不是指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更不是指华尔街寡头的抢匪行径所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是要表扬诸如卡内基、盖茨一类成功实业家的公益精神和明智的人生哲学。他们与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一道，代表了当今世界真正的“贵族精神”。在他们面前，一味消耗而非创造财富的威尔士亲王们应该感到汗颜。他们还在世甚至正当盛年时，便把大部分个人财产转为公共财富；他们深知，自己只是财富创造过程的组织者，仅凭个人的努力是不绝对不可能支配如此多资源的；个人财产既然归根结底是社会的财富，最终就应回归社会。他们这么做不仅体现了社会正义，也恰恰是在为其子孙后代造福。因为没有巨量财产可以继承的子孙后代必须依靠个人奋斗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正是在追求卓越、创造优异的过程中，他们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恰恰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最应该学习和仿效的“贵族精神”。 进入 阮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54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