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中国报道周刊 | 从揭开美女明星姚晨画皮说起

  德国《商报》之《中國博客打破官媒垄断》:“一个崭新现象显然更为重要,即演艺界名人活跃于网上。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剧女演员姚晨,一个抗议列车事故的女子。她的微博客拥有读者超过1000万人……每当中國民众遭受明显不公正时,这位女基督徒总是发声,其深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电视表演的范畴。”   那么,美女明星姚晨在7.23动车追尾事件中究竟发的什么声呢?   “事故中不幸去世的火车司机潘一恒,是我父亲的好兄弟,他们曾在一个车组工作。父亲悲痛万分地说:潘师傅的孩子才7岁,他为人憨厚,工作尽职。如果昨晚他临阵脱逃,没有拉下紧急制动系统,那伤亡人数将会翻十几倍。可怜他尸骨未寒,却被人猜测事故原因是他疲劳驾驶,这种说法简直混账之极!”——摘自姚晨微博   在《不取缔中宣部,将被取缔的是你们自己》一文中,我说过:“任何人都有权思考、有权质疑,尤其是在7.23动车追尾事件中,对火车司机、对其他相关人员、对动车、对铁道部……都一样”。姚晨应该明白这一点。   作为一火车司机女儿,更该明白:“拉下紧急制动系统”,是一火车司机的职责,相反是渎职、是要被判刑的,而不是假设“如果昨晚他临阵脱逃,没有拉下紧急制动系统,那伤亡人数将会翻十几倍”。   姚晨以“火车司机潘一恒,是我父亲的好兄弟,他们曾在一个车组工作”、“父亲悲痛万分地说:潘师傅的孩子才7岁,他为人憨厚”、“可怜他尸骨未寒”……等煽情,而后悍然耍泼,大骂“这种说法简直混账之极”,显然别有用心。   在群情激愤的7.23动车追尾事件中,姚晨的“简直混账之极”,应该是中共一惯的做法:跳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视线,把矛头从动车安全、国家对动车的决策、铁道部的做法、中宣部的做法……等等引开、引向批评者。   德国《商报》的《中國博客打破官媒垄断》一文,显然黑白不分,竟看不出姚晨是在混淆是非。如果文章作者不是想搅浑水,那就至少是用错了这一素材。   我说过:外国人实在不了解中國,常爱吹捧中共捧出的名人、明星;而实际上,这些名人、明星都是替中共做事的。空口无凭,请看证据:   “对姚晨、刘翔这种娱乐与体育明星比较喜欢,在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明星来引导舆论……对一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明星都是我们培养的,能不听我们的话?”——摘自《与宣传部合作,把新浪微博打造成引导舆论的利器》   《中國博客打破官媒垄断》还说:“中國当局数十年来垄断权力和舆论,可是年轻的博客作家敢于发声,针砭时弊,创造出一个新的公众舆论环境,当权者面临挑战……”   这样的结论,不仅显得作者的轻率,也进一步证明:外国人,看问题太简单了。   《与宣传部合作,把新浪微博打造成引导舆论的利器》中,中共还说:“ 于建嵘 先生就比较理智,他上次使用微博拍摄乞儿的事,一下子就能化解钱云会事件带来的危机”、“李承鹏有三百万粉丝,不是我们推荐,他能有那么多粉丝?三万也不会有,但既然我们推荐了,你有了这么多,你就要珍惜,你的发言就要有分寸。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意见领袖”……   中共,还在那篇文中说:“……他们只要不涉及体制,不谈民主与体制改革,只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不要触动政体与北京的根本原则与利益,把握住这个红线……”。如是,总应该明白:为什么韩寒要说“谈体制――认为不重要”了吧?   我说这些,无非是告诉外国与境外的朋友:中國大陆的事,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共,以每年数千亿的巨资,已组建成了一支从特务、大5毛到小5毛的庞大队伍;而中國网友,正在艰苦“抗战”……如果外国与境外的朋友与媒体不能帮忙,至少可以不帮倒忙。    顾晓军 2011-8-29 于南京   作者: 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0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从揭开美女明星姚晨画皮说起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杂感随谈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2008年,我们奉演什么? (0) 麻将并非天生就是赌具 (9) 马肖兄弟,想说爱你不容易! (0) 除了下跪,只有愤怒 (9) 长歌当哭,笑对人生 (0) 酱缸 (0) 遛自己的鸟,让别人蛋疼去吧! (0) 道上的一点事情 (1) 车轮下 (0) 负责任先生 (0) 谁为自杀负责? (0) 说说许知远批评韩寒 (2) 该为“盲流”一词羞愧了 (0) 论荆轲 (2) 虐待“歧见”何时休? (0) 草民与将军--祭洛阳大火活生生牺牲掉的309人 (0) 艾未未事件之随想 (0) 老宅变“故居”,何必急于为余秋雨修坟? (7) 罪孽与拯救 (4) 红色旅游该适可而止 (0)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2)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父亲给我留下一道题 (2) 照片门 (2) 泰国华侨许包野的爱党情怀 (1) 杞人为何忧核? (0) 杂侃“平均” (0) 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 (2) 有心解决问题,何须追问网友姓名 (0) 无知者无畏 (0) 教我如何再短信 (0) 敌人可恨吗? (0) 摊派—“贡献”—“自愿捐赠” (3) 按比例抓反面典型愚蠢可笑 (4) 我看文怀沙事件 (0) 我们都是一小撮 (0)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 (0) 我们的低品质生活 (8) 我们为什么不聪明? (0) 成也、败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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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昆德拉的诱惑

一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被过滤广告 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满是屈辱与希望与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的史诗? 昆德拉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景凯旋偶然间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那是一九八六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充满兴趣。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极权主义是他最深刻、却有不知如何言说的经历。他的父亲与母亲,不管多么热心于新中国的建设,却因青春时的偶然经历,成为了“叛徒”与“特务”。在最敏感的童年,景凯旋感到了无尽的歧视、残酷与荒诞。他还需要隐藏自己的困惑与愤怒。 很多人和他想得一样,但没人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四五事件”传到他正在读书的重庆,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北京的青年也充满不满。在一次下乡劳动时,听到政治老师无意中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又是一阵狂喜——“原来和我想的一样”。 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在文革后涌现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景凯旋总觉得欠缺了力量,它们太浅了,像是一幕幕孩子气式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剧,既未触及到更大范围的体制问题,更没有进入深层的个人内心。外来作家弥补了一些缺陷,布拉格的卡夫卡与巴黎的萨特描述出那种荒诞感,而最为震撼则是来自苏联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纪实体似的小说中弥漫了令人窒息的恐怖与压抑,他竟可以使用如此冷静的语调。 除去令人窒息的苦难,共产主义经验还蕴涵着另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似乎轻易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洪亮与辉煌的口号下,是混乱的逻辑、思想与情感的空洞。而个人则被弱化成动物与工具,他遵循刻板的教条,或干脆像是降低到动物本能,一心趋利避害。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荒诞感,充斥着道德的灰色地带,个人普遍感到无力。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中,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纯粹为了满足男人的好奇心,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参观,一切都很自然。“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景凯旋回忆说,“但它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昆德拉不仅提供了理解极权文化的新视角,还充满阅读快感。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现性描写,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显突兀。或许正因这些性描写,出版社编辑狐疑地打量景凯旋,书的内容和眼前这个拘谨、有点土气的翻译者很不相符。 一九八七年,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了,他与湖南作家韩少功(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者),成了昆德拉在中文世界的最初引介者。一年后,米兰•昆德拉还带动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热潮。这一年十一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世界文学》报道说“代表们指出,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尽管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逐步摆脱了文学创作中教条主义后,都先后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大家普遍认为,东欧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东欧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这篇报道还说“代表们在如何译介昆德拉作品的问题上陈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有谨慎态度。另一种意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 “广泛介绍”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而发言者们也会很快发现他们对于东欧文学现状所知是多么浅薄。当出版社试着去寻找捷克大使馆寻求版权帮助时,得来的是生硬的拒绝。自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一直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流亡者,一个捷克政权不欢迎的人。 捷克外交官和中国编辑也很快发现他们的态度都需要改变。中国与整个东欧,都站在一股新的历史风暴之前。 这场风暴之后,昆德拉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九十年代初,他的所有小说、包括论文都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学者们则编辑了关于他的论文集,景凯旋翻译的《玩笑》、《生活在别处》都在其中。他不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也进入普通读者的流行用语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昆德拉最喜欢使用的媚俗(Kitsch),都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似乎经过了那短暂激昂与血腥之后,人们突然在昆德拉玩笑式的口吻里、在他半哲学化的论述里,找到了某种解脱。他的“轻逸”、他那些沉溺于情爱与性的主人公、他对政治的厌恶、还有他对于“遗忘”的解释,似乎都契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中国作家王朔的嘲讽精神,都变成了治疗民族精神创伤的良药。 在南京东区的居民楼里见到景凯旋时,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常工作是汉语教学。他消瘦、质朴,很意外我追问起往事。年轻一代不太了解他与米兰•昆德拉的联系了。二零零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全集。它装帧精美,再不似当年的蓝、绿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的小开本。它还标榜全部直接翻译自法语(自流亡以来,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而他之前的捷克语小说最佳译本也来自法文),再不像当年的韩少功、景凯旋都是从英文转译。它的首印量达到一百万册。对于新一代的读者们,极权下的荒诞、戏谑的性描写,还有道德上的悖论,可能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他是全球消费体系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新全集似乎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遗忘”特征,它时尚、端庄,也带有着对那个粗糙、但更富激情时代的蔑视。 被过滤广告 二 我从来不是昆德拉的热烈追随者。他的敏感让我着迷。他通过性爱、记忆这些最私人的角度,帮我们了解一种体制的情感与内心。不过,我总感觉他太轻快、太聪明了。 吸引我来到南京的,不仅是景凯旋与昆德拉的故事,更是他在一年前翻译出版的《地下》。它是一本东欧作家的文集,主要出自七、八十年代流传的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经过骚动的六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某种停滞与更深层的压迫。这也是个内在流亡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无力直接反抗极权,就转为地下的、精神上的反抗。他们组织读书会、出版地下杂志,试图建立起一个隐蔽的交流空间。他们的写作也因此建立了特别的风格,它内省、历史感、充满隐喻。 我忘不了景凯旋在序言里引用的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一个隐喻——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他们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睡眠呼吸就是一种犯罪。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这个隐喻不仅是彼时东欧人的写照,也多少象征了当代中国。只不过,我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糟糕的水下生活里,还有无穷的彩色的霓红灯分散和麻痹我们的神经,它是民族自豪、是中国崛起、是水景住宅、奔驰跑车,是夜总会、麻将馆、各种选秀表演……但终究,我们是在水里生活,都患着风湿病。 “我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的变化提供另一种建议”,景凯旋这样说起这本书的初衷。比起昆德拉的小说,这些更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无疑更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其中一位捷克作家米兰•简曼还严肃的批评了昆德拉。他要说明,流亡中的昆德拉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刻意的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的眼睛早就看清了关键的时刻,明确而光明正大地与政权拉开了距离。”但事实远非如此,昆德拉曾热情的拥抱了整个政权,他在五十年代写作了激情洋溢、空洞无物的诗歌,他也曾在相对宽松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他与整个政治系统的共生关系,比他愿意承认的深入与复杂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小说里,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疏离的先知。 这是一篇不无简单化的文章,它却道出了这本文集的动人之处,它在谈论道德勇气与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机智与聪明。也借由翻译这本文集,景凯旋回到了他更钟爱的传统,它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英雄传统,他要直面苦痛,而非逃避。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太过轻浮了。 他与后来加入谈话的他的妻子,都不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意地回避这个时代。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从未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反复思考,该用何种方式表现这个人与民族的创伤。甚至回忆起被知识分子普遍浪漫化的八十年代,他们用“晃荡”来形容。倘若没能清理这沉重的记忆,怎能开始新生活?他们都看到普遍的人性丑陋与恶,该怎么消化这种恶,令它们既诚实又有审美上的超越性。又该怎样理解中国式的功利主义与灵活性,那些街坊邻居,昨天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就相互置于死地,明天又和睦相处。 被过滤广告 他的书架,像是南京的小小飞地。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谁能把他这么多东欧作家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但你又感觉得到,这种收集又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痕迹,它是零乱、随机的,缺乏系统性,但同时它们有因一致的精神性而相互关联。 《地下》最让我赞叹的不正是作者们表现出的对精神性的追求吗,甚至某种绝对性,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这显得尤为关键。这也常被视作昆德拉与他的同胞哈维尔的最重要区别。(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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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璇> 没空忧伤的年轻人

在这个戾气十足的时代,还有什么忧伤可以掩盖你心中的虚弱呢?在微博上的140个字常常还不够写完一首现代诗呢。公共知识分子义正词严地成为了“时代的脊梁”,一些年轻人也脱颖而出成为了“文昆意领”,而“闷声发大财”的一些人则不为所动。看上去一个非常对立的时代,激情却没有地方挥洒,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偶尔有个“反正我是信了”的人,最终被挤到一边去。     没空忧伤的年轻人   文/王钟的(中国人民大学)     京城著名的人文书店,单向街图书馆,老板许知远和南方周末前员工李海鹏对话。李海鹏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以前实习的时候,在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有幸见识风貌,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天他穿着印有“精神恍惚”字样的白色T恤衫。大概从那天起,我才分清楚李承鹏、李海鹏和杨海鹏是三个不同的人。     读高中的时候,有位相熟的女孩爱读一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有趣的是她读这本书的方法并不是直接购买,而是在电脑上打印了出来,厚厚的一叠A4纸。后来,等她看完了我借来看过,借来了就没有归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被家里当垃圾清除出局。那几年,这本书其实成为了文艺青年的重要谈资,头发始终乱蓬蓬的狮子头许知远也获得了不少“粉丝”。 与此同时,我正在一所不那么出名的县中准备高考,当时似乎觉得读高中的唯一意义就是为了2008年6月的那场考试。那时,我只知道闻一多最后的讲演,却不知道“南都报案”在南方的那个城市发生;我知道翻看地图册上北京规整的布局,却不知道那些皇城天街多少年来的腥风血雨。 大概那个时候正是文学青年最忧伤的几年吧。颓废的北大青年也不怎么写诗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以精通计算机语言为骄傲。互联网泡沫虽然破灭了,一个WEB2.0的概念似乎就要拯救人类。那些日子里电视新闻上关于大学生的报道大多都是在校生创业,新兴产业欣欣向荣的样子走入校园。那个时候,Ipod还是非常高贵的电子产品,这给山寨产业送来了第一缕春风。我家的第一台电脑是清华同方出产的,现在仍然躺在卧室里,只不过已经无法开机显示画面。最新的消息则是惠普公司不再制作个人电脑了,读高中那会儿,联想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部门好像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总而言之,尽管文学青年退到一边去了,时代似乎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北京申奥成功了,高考过后,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那个时候,地理老师跟我们说高速铁路的建设如何如何前景远大,而且我早已想过,我一定要到北京上学的,高速铁路当然是个不错的体验。几年后我真的到北京上学了,虽然不是我高中时候常常在地图上意淫的博雅塔下。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也终于坐上了高铁,坐高铁回家没几天,同一趟列车轰地一声宣告了高铁计划的挫折。可是这都是后来,那个时候,如果非要找一个忧伤的理由,能够忧伤的只有文学青年。     那时,文学似乎已经是一个笑话。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非是韩寒与郭敬明之间子虚乌有的风流韵事,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也没有出现,韩寒还是一个赛车手,郭敬明刚开始做生意,生意不错。认真看待文字的人难免忧伤,嘴巴里还是那几个米兰·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懂得多一点的,会时不时跳出类似阿伦特、波伏娃等社会学家的名字。 其实能忧伤还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忧伤的人懂得为什么忧伤。所以从这个方向看,我还是挺怀念那些忧伤的元素的。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怎么忧伤的,比如我也找不到许多忧伤的理由来,这些年的关键词是焦虑。大学扩招的后果直接体现在我们这一拨大学生身上,拥挤的寝室和找不到座位的教室,食堂里摩肩接踵的人群。不管如何,四年时光都可以忍受,而且无论大学多么糟糕,毕业以后剩下的只有怀念。更大的焦虑体现在毕业之后如何,这显然不是忧伤能够化解的。     不过年轻人真的没有时间忧伤了。在这个戾气十足的时代,还有什么忧伤可以掩盖你心中的虚弱呢?在微博上的140个字常常还不够写完一首现代诗呢。公共知识分子义正词严地成为了“时代的脊梁”,一些年轻人也脱颖而出成为了“文昆意领”,而“闷声发大财”的一些人则不为所动。看上去一个非常对立的时代,激情却没有地方挥洒,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偶尔有个“反正我是信了”的人,最终被挤到一边去。 剩下的似乎都是末世情结,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愤青还是“五道杠”都在内心取得了一致意见。社会的远大道路都是故事里的,呐喊也好,消沉也罢,个人的虚弱萦绕在每个年轻人眉间。每个人都感到时代的终止,每个人都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上上下下地漂浮着。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台湾人文社会学科硕士生的一些情况(之二) 烂贱的学识 第一期:放假我们骑自行车回家吧 耐住寂寞 我们消失,就像一片风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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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富春江与塞纳河

一 “你姓赵吗?”我问。她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面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她笑了,她真聪明,立刻明白我的玩笑之语。我们站在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正是夏日的午后,整个小城都在昏睡,空气潮湿而慵懒。院落还有那座二层木制的小楼,曾是郁达夫的故居。它也是富阳县城仅存的几座老房子。在九十年代末的城市改造浪潮里,灰砖、吊梁、天井、窄巷的旧痕迹被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水泥、马塞克、蓝色有机玻璃的楼房与马路。这刻意保存下的故居,也不是往日的模样,它修缮一新,漆色浓酽,它也是游人必经之地。 房间里悬挂了郁达夫的画像,他与兄弟们的合影,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他各种版本的书籍,与鲁迅的通信,他临死前的照片,苍老、颓废,唇上是浓密的胡须。我还意外发现一张烈士证书,由民政部在一九八三年颁发——“郁达夫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兹褒扬”。 被过滤广告 郁达夫成为了一名同志吗?我知道他死于日本的枪下,那真是令人悲痛、惋惜的一刻。他从中国逃离到吉隆坡、新加坡,在苏门达腊落脚,最终却未逃劫难,东京早在一个月前宣布了投降。 他的死亡,即使加上三十年代的左联经历,他就可以被称作“同志”了吗?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感伤、浓烈、放纵、焦虑的浪荡子,酒气、精液、热血混杂一处。他沉浸在个人的希望与幻灭中,哪有兴致加入了一致的、集体的、分不出个人面貌的同志大合唱。 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沉沦》的感受。它曾让我激动难耐,那里面有形态、色彩、味道,难以言传的诱惑。是不是我们都曾瘦弱矮小,都会羞涩无言,因为对现实倍感无力,所以要在想象力与语言中自我放纵。女人的肉体与深情,是自我发现的最重要的途径。我没有到过冬夜的日本,却能想象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落魄、哀伤与愤怒,他满口酒气、涨红着脸,冲进妓馆,难言的兴奋与悔恨。我记得他对女人常用的形容——“高壮肥白的美妇”。 不过,在钟爱上“高壮肥白的美妇”前,他的情窦是由一位纤弱的少女打开的。那是晚清崩溃前的富阳城。十四岁的郁达夫还前额剃光、脑后留着辫子,不过,他读的已是新式学堂。科举制度永久废除了,四书五经更丧失了魅力,洋学堂取代了私塾。而穿着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则变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古老的中国正进行着激烈的新陈代谢,她要抛掉旧时代,拥抱新世界,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 在洋学堂里,郁达夫和同学们操着江南口音说英语,想知道有没有外国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他们也开始谈论异性。县城里三位美丽、时髦的少女,让所有的男孩子痴迷,她们家境富有,穿梭在县城与上海之间,带来了新世界的时髦,是新女性的象征。郁达夫致命地迷上了其中的赵家小姐,她“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型是瓜子脸”,性格开朗可人,拖一条长长的辫子。 两年里,她令郁达夫着迷不已,只要一想起她都不免头昏眼热。他为羞涩、自卑所困,这压抑了也催生了更多欲望。 直到学堂结业,要前往杭州求学前,少年人才有机会抒发自己。一个冬日的夜晚,接着送别会上的酒劲,他又来到赵家,只她一人,在一盏洋灯前练字。他走到她身后,吹灭了灯。“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满了这一座朝南向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将近三十年后,郁达夫写道,“我在月光里看了他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样也熬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个人就在月光下,一言不发,看看彼此,看看月亮,直到她的母亲归来,方打破这奇特、深沉而陶醉的感觉。 自从中学时读到这篇《水样的春愁》的回忆,赵家小姐就留在我心里。如今,我到了郁达夫的故居,看到了他写了又写的富春江,只要沿江走上五分钟,就到了当年的新学堂旧址,它已改成了一所小学。赵家小姐的大厅在哪里,赵小姐魂归了何方? 可惜院落里的瓜子脸姑娘不姓赵,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文化局,郁达夫故居是她的工作范围。不过,她熟悉这段往事。“应该在不远的地方吧,可惜老房子都拆了”,她说话时也带着微笑。可惜。我不知道她的故事,她被谁等待。 二 “噢,郁达夫,我知道。” 在夜晚的恩波桥旁,算命师傅认真地说。 被过滤广告 他穿中式的对襟褂,脸颊凹陷,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眼睛小而窄。语速奇快,成串涌出的富阳话,让我似懂非洞。我们围坐在矮凳前,我的左手摊在他的眼前,他用扇子指着掌心的纹路,提醒我“命犯桃花”,明年冲太岁,务必不能向东行……我将信将疑,却也不知道怎么确认,或是反驳。 他说这算命的手艺是外公传来的,他已练习了二十年,他从不为了钱财而说吉利话,他有自己的原则,他从事的是某种科学。他的客人遍布广州到沈阳,一些人专程赶来,一些人邀请他远游去看风水。夜色中,他的话飘乎不定。除去我的命运,我们还谈了别的。他说毛主席精通奇门遁甲,全因此,他才逃过第五次反围剿,他还说黄公望的卦术惊人——我想起来了,在漫长的一生中,黄公望的确常靠算卦为生,不知他说了多少的谎话、做了多少人生的预测,是不是对人情变故的了解,让他画出了那缥缈的山水。 即使我对算命先生的博学做了足够的预期,也没想到他这样说起郁达夫,这个至少和黄公望同样著名的同乡——“他是个下流派作家”。 九十年前,他的确被很多人这样辱骂过。那个中国,仍旧在争辩寡妇是否要守节,要不要接受包办的婚姻,但郁达夫却那么赤裸裸地表达出自己的欲望,他渴望丰满的肉体、性的欢乐,他在乎个人感受与欲望,远甚于民族与时代的困境。他触动了年轻人的心,或许是错误的触动了,还因为他把个人的压抑与时代的压抑,联系到了一起,他在偷看日本女人洗澡时,却愤恨地喊出了“祖国呀,你怎么不早日强大起来”。但他所有的欲望,却又同时被他包裹在矜持、简约的文字风格里,他永远的天真则让所有欲望都显得并不恼人。 我该怎么反驳他呢?还是,由他去吧,下流派作家与奇门遁甲的毛泽东,是他愿意相信的世界。 我和同伴去富春江畔,说服一对渔家夫妇载我们在黑乎乎的江面上游荡一周。自由、率性的水边生活早没有了,如果被警察碰到,这算是违法的营生。我真爱这江面,宽阔、平静、迷濛,一如它的名字,富有春意。可惜,江岸边都是林立的高楼,霓虹灯牌闪烁不停,江南从来是富庶之地,也像一百年前一样,上海仍牢牢吸引着这里年轻人。富庶里却缺了些什么,街头的少年人,依旧嬉闹,玩弄着手中的iPhone。他们很难知“压抑”与“羞涩”的滋味,他们在马路的一家接一家店铺的明亮灯光下成长,随时把自己的小小的焦虑与思念发给同伴,寻求即刻的慰籍。 富春江的魅力也不如前了,黄公望、严子陵的故事,还有多少人谈起。在夜色江旁的招牌中,最明亮的一个叫“塞纳河咖啡”……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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