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2011年09月01日 10:21:43 　　中国周刊检讨之假面时代         　　——人们戴上面具，只是为了生活，为了面与恐惧。             　　当我翻看完中国周刊2011年8月号《假面时代——为什么我们都要装》的数码样时，我长出了一口气。     　　心里终于踏实下来了。     　　“最后的效果远超出我预期。”我对一龙说。     　　这不是我第一次表扬一龙操刀的这组选题。     　　在编辑后期，封面报道大致成型之后，我就表扬了一龙。     　　因为，操作的难度我有心理准备。     　　实际操作出来的整体效果，可以说超出我的预期。     　　而在杂志操作之前的讨论中，一龙他们也曾把我气得够呛，甚至逼得我最后发飙了。     　　好事多磨，用在《假面时代》这一期上，尤其贴切。,     　　1，     　　《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都要装》，是我们目前构架的封面报道风格序列中的一个，但这组选题却是因为一个临时动议而成的。     　　此前，我们正在讨论另一个选题，那个选题从去年讨论到如今了。     　　当时晨明从四川出差回来，说在飞机上听到别人打电话时，说了句“装什么装”，感觉可以做做文章。     　　确实，装，在目前中国，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     　　像我这般坦荡的人，也免不得装孙子。     　　晨明的话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在选题会上，我快速地顺了一下逻辑，单纯个体的装，是一种个体自由选择，我们不能站在道德高度指摘。     　　问题是一个社会，人人都生活在面具下，已经是一个假面社会，假面时代。     　　这个社会的人表情僵硬漠然，个性被压抑，创造力被去势，社会陷入某种无咬合空转状态，社会成本极其昂贵。不装，就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不自由，这才是最可怕的。     　　几个主要的关键词，安全感、欲望、阶层身份认同、成功学、现代专制。。。有病的社会，皆毫无异议。     　　一龙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装的时代。     　　我的知识无法准确回答。     　　我只能在我有限的识见之内，说，像中国这样社会整体性的装，西方社会恐怕没有出现过。     　　西方也有装。选题会上，我举了毛姆的《刀锋》为例。     　　我说，《刀锋》把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里边的艾略特和拉里，当可视作装与不装的典型代表。     　　不过，我们要做的，并非只是通常的人性层面，人性层面只是基础性的。     　　一龙在系统里提到了前苏联的问题。     　　前苏联的装，其实就是一种类型化的装。     　　关于专制导致的假面，我依稀记得哈维尔也有相对明确的叙述，但当时我无法完整地回忆了。     　　2，     　　但，做什么，如何做，却在我们几个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几次三番的激烈讨论，6月30日我第一次亲自做了一个供批判用的《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装》选题操作思路的基础版，到最后思路成型，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电脑上，手机上，不断地讨论。     　　这个选题思路是中国周刊创刊以来，到目前为止，内部采编系统跟帖讨论最多的。     　　讨论过程几乎是惊涛骇浪。尤其是7月4日那天。     　　白天讨论过程我甚至在办公室拍了桌子。     　　最大的分歧在于，有同事认为社会性的装不用考虑在架构中，主要只需考虑政治层面，官员的装。全面讨论装是没意义的。     　　在我看来，社会性的装，甚至小清新们，都是官派装这种病症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也是社会心理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性的装的故事，无法解释官派的装。     　　没有一种装是凭空而生的。     　　晚上我一到家，立即给晨明发了几个短信（在我们中间，晨明是属于比较冷静的一个，不像我那么容易激动情绪化），至今我还保留着：     　　“并不是只有政治才是导致假面时代到来的原因，他强化了这个时代的病，个人主义的缺失，个体不独立，以及成功主义都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病因，而且他们之间有逻辑关联。”     　　“案例或表达应由社会或文化逐渐向商业和政治推进。”     　　“不是要全面解释这个现象，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故事，揭示装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文化心理以及政治基础。单纯指向体制，既毫无道理，也充满风险。社会文化和心理基础是交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这才是这个时代病。切记。”     　　晚上，大家继续在MSN上集会讨论，但依然有人如白天般强拧着。     　　这让我很生气，我给晨明发了个短信，说，你们继续讨论吧，有了结果告诉我一声，我头疼欲裂，先躺一会。然后就下了。     　　我不是真的眯了去，而是有点眼不见心不烦的味道，静思去了。     　　过了很久，不见回音，我回问，说在整理，然后贴系统。     　　我等着看完，给晨明短信说：“按照这个做出来，整组稿子很无厘头。”     　　这样拖下去，时间不等人。     　　我给大家发了条短信“我独裁吧。我来定操作方案，编辑部理解了执行，不理解也执行。”     　　然后，定了方案，贴在了系统。     　　这是官大一级的优势。     　　很显然，直抒胸臆是困难的，甚至，直接写前苏联的装或引用哈维尔，都有挑战。     　　我们需要借助屠龙之技，从操作的技术层面脱敏。     　　而选题的结构是脱敏最好的方式。     　　这也是我给晨明短信以及最后强行定下操作方案的最重要的考量。     　　3，     　　在讨论过程中，我不仅与编辑部的兄弟们激烈讨论争执，也动用了外援。     　　我向我的几位做杂志的好朋友发了短信，向他们请益。     　　这些人有播客天下主编张双武，青年参考主编包丽敏，南风窗前采编中心副主任赵义，新周刊主笔闫肖锋，窑哥等。     　　他们给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坚定我的判断方面。     　　我很清楚，即便是我最后的方案，也存在漏洞，也要根据操作过程的实际情况来执行。     　　大方向定下后，剩下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怎么操作？     　　采访怎么解决？谁愿意说自己装？谁又敢去揭开别人装的面具？     　　采访的难度显而易见。这也导致在操作过程的不断调整。     　　一龙建议约请王晓方，他曾做过马向东的秘书，写过驻京办主任，有过官场经历，让他写官场的装，估计问题不大。     　　佳蔚提到，严歌苓曾有作品，专门写蹭会的人，也是一种装，通过采访严歌苓来呈现某些东西，也许比较方便些。     　　我还希望有一篇文章，用非虚构写作的方法，写白领阶层的装的。     　　这应该是一篇颇考验记者日常观察力和写作功力的文章。在我们目前偏年轻记者的结构中，缺少真正意义的主笔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也想请外援。     　　我先尝试约请许知远，但他忙；李翔给我推荐了困困，困困考虑之后感觉收集采访写作的时间过于匆忙，难以承担。     　　我也向肖锋和赳赳求援，出于某些原因，两位老朋友也婉拒了，赳赳给我推荐了一位，一龙跟他联系时，他也是忙不过来。     　　如果没有这样一篇文章，脱敏就有更大的挑战。我多少有些沮丧。     　　但一龙从操作层面提出了补救措施。这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阎小青写的《装族指南》。     　　装族指南，指向的是假面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     　　生意场上的装，大家也都知道，余芳倩的《脱不掉的商务装》，写的就是生意场上的装。     　　生意场上的装，指向的是影响生意的非市场因素。     　　一龙约王晓方时，王晓方说，他这些年写小说，他想写文学创作中的装。     　　考虑到影响文学创作中的装的要素，其实也是同源的。我同意了。     　　不过，稿件最后离我们设计的要求偏离远了，只能放弃。     　　在王晓方提出希望写文学创作中的装之后，一龙提出请王跃文老师写官场或通过采访他的形式，来呈现官场的装。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这些年影响很大。     　　当年我看国画，只看了开头不久的一个细节，就拍大腿说，他妈的真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也同意了。     　　不过，最后王老师并未应诺。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通过综述和其他采访来弥补这一缺陷。这就是最后呈现的陈俊宇的《乌纱帽下的装》。     　　操作过程中，一龙提出，想写一篇金庸笔下的假面江湖，会很好玩，很有意思。     　　我同意了，这也是一个加分的建议。     　　邓艳玲对严歌苓的采访很顺利，而且成文之后，很有力。     　　我在这组报道中，受一龙指派，写了篇《假面时代的生活哲学》。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重新翻阅了《哈维尔文集》，尝试深度理解专制之于装的影响；我去翻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著作，试图从中寻找学理依据；又重新看了一遍美国电影《变相怪杰》，寻找灵感。     　　感谢俊宇提供的视频分享，让我发现，心理学实验显示，被组织排斥是一种痛，确实是有心理学依据的。     　　当我撰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也是杂志的后期，而自己正身陷因蚊子叮咬引发的痛苦的疾病中。     　　但我很高兴，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不赖。     　　感谢我的大学时代哲学系学习经历奠定的思维基础。     　　4，     　　本期封面大标题《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都要装》，倒是我做的第一版选题讨论稿中就用的。     　　讨论过程中，半开玩笑半严肃的，大家都提过类似装逼犯等题目。     　　但我最后还是用了这个题目，虽然中规中矩，总是与中国周刊这块牌子大致匹配的。     　　我只是在封面上加了句话，“人们戴上面具，只是为了生活，为了免于恐惧。”     　　这句话是我在《假面时代的生活哲学》一文中的题记。     　　这也是假面时代整组报道指向的核心。     　　本期封面，用了曾梵志老师早期的画作，面具系列。     　　选用曾梵志老师的画作做封面，与中国周刊《我们今天如何做父亲》那一期一脉相承。     　　恰好，我以前看过曾梵志老师的画作。而他的面具系列，内涵与我们这期封面报道也是如此的高度吻合。     　　此前在与朋友的一次餐聚中，我提到准备做假面时代，想联系曾梵志老师。     　　感谢宣亚国际的美女孟洵给我提供的帮助。     　　在我给曾老师的助理发过短信之后，一龙很快就联系上了。     　　感谢曾梵志老师的支持，面具系列也让这组报道增色不少。     　　可以说，这组报道下来，我和我们团队又收获了许多。 上一篇：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下一篇： 京城警察故事之夜查 阅读数(13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很久没见过中国媒体如此自发的激情。日本3·11国难之际，上百名中国记者从各地火速飞越国境，赶往东瀛采访。钱江晚报等地方报纸也派出记者赴日采访灾情，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紧接着，国内不少城市报每天三个版全面报道日本灾后状况，持续半月，满足了读者关切。就近期情况来看，印尼海啸以及新西兰基督城地震，都没有这样的报道盛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日本是邻居，是亲戚，所以特别上心。胡锦涛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说：“亚洲人民是一家”。中国媒体对日本灾情的报道应验了这句话。 也有一个署名“李阳老师”的在网上说：“日本不需要同情，这次地震只是上帝小小的惩罚。”但这种被仇恨蒙蔽了良知的说法遭到多数人批驳。应该说，中国报刊对日本灾情的报道足够理性和客观。尤为难能的是，许多媒体突出报道了日本民众面对灾害表现出来的优秀素质。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在《压力下的风度》一文中说：“灾民排着队撤离，没人对着镜头哭喊。超市免费开放，没传来任何抢劫的消息。一位外来记者发现，即使在废墟中，人们仍然听到邻居们以良好的情绪，礼貌地问候彼此和来访者。而另一位则发现，在东京，计程车司机依然向客人鞠躬致敬，车内依然装饰着白色花边。卫生间马桶的坐圈依然是加热的，店主们依然一路小跑到顾客面前为他们服务。公司的员工们兢兢业业地加班，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街道上，人们被口罩遮住的面孔异常平静。”     上海东方早报4月3日发表叶千荣的文章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东京路上开车，看到一幢幢大楼都在“吐出”人群。“人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大部分人戴着口罩，背着包，穿着大衣，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上百万人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这一刻，他们都肯定明白至少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回到在郊外的家。但他们依旧平静地走着。车道上虽然塞车，但没有一个人试图走到车道上，尽管这样可以走得更快。当时感觉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出征。我在车里发出了地震后第一条微博，说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电影的场面，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突发的巨灾最能显现人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感。中国媒体报道的这一幕幕情景，与过去一些舆论“逢日必反”的情绪化表达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媒体打破仇恨的延续，显示了实事求是的胆魄和见贤思齐的学习精神。     这是中日民间互动的一个巨大变化与转折。     2002年12月，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文章副标题是“中日民间之忧”。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不久，民族主义飙升。网上凡提到日本人，不是叫鬼子就是叫倭寇。有文章甚至说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人们还记得，2001年底发生了一个轰动事件，就是演员赵薇由于曾穿过一件类似日本军旗的服装，在长沙演出时被人推倒在地，并往她身上泼粪水。这个事件点燃了情绪大火，延烧不已。许博渊在学习时报今年4月25日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说：“事情已经发展到不能听人议论日本的优点，一听就勃然大怒，就汉奸卖国贼地骂。” 我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批评了向赵薇身上泼粪的暴力行为，也批评了日本右翼人士鼓动民族主义的行径，提出中日两国民众都应该克服各自的民族主义，理性看待和改善两国关系。文章说，日本在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宣言中承认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并表示深刻反省。历史道歉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自1979年起通过向中国长期提供低息贷款援助中国建设150个大型项目，也表现了诚意。今天，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将要超过日本，日本对此感到紧张不足为怪。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状态的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亚洲应该向一体化方向迈进，推动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亚洲的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我的文章发表之后，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冯昭奎也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对日新思维，并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 犹如巨石投入水中，这些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愤青齐上阵，在各网站合力围剿多年。国内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等人2003年9月还在日本东京出版日文专著《何谓对日新思维——对马立诚、时殷弘论文的批判》，把国内的仗打到国外，对新思维大加讨伐，给我和时殷弘的文章扣上“迎合日本右翼势力”的帽子。     直到2007年和2008年，温家宝、胡锦涛相继访日，实现“融冰之旅”和“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新突破之后，这股批判劲头才减弱下来。后经有关部门调查，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金熙德原来是日本间谍，今年年初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而时殷弘则在今年4月被选拔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新思维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曾经骂我的青年网友给我来信，承认当初的幼稚和偏激。我在国内出差与各界人士谈到新思维，也获多数人首肯。中联部前部长朱良给我来信说，你很有勇气，这个问题应该提出来了。张闻天的秘书、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何方对我说，新思维提得好，把算历史账问题摆在首位，会陷入恶性循环，不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黑龙江省现任政协主席杜宇新也鼓励我说，新思维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美联社3月15日电说，中国救援有利于拉进中日关系。这话不错。环球时报3月17日报道说，日本国难以来，中国民间掀起了救援潮。3月16日，由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等人发起的100名中国学者倡议书《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获得热烈反响。四川企业发起“报恩”活动，为日本捐款，回报日本对四川地震的救助。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民间团体、学校、个人也纷纷捐款，很多网友捐款的留言感人肺腑，亲情可掬。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4月25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方民众的诚意“让日本民众感到如同触碰到了内心深处的琴弦般的温暖”。日本社会舆论也发表了同样的报道和评论。     前面提到的许博渊的文章《也谈灾难中日本国民的高素质》，对比了两国国民素质，提出应该向日本国民学习。     总之，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对日新思维经历曲折，顽强地生存下来，越发具有生命力。中日两国走出悲情改善关系是历史潮流。连新思维的批判者刘建平也承认，在经历了“非礼责攻的困难”之后，“对日新思维作为一种时代主题的呈现，终于得以领一时风骚。”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所说，我们不能不超越历史，历史问题不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只有发展中日关系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冯昭奎则指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出，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的成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675030100vudz.html   志永被抓的时候，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幸福的人是可耻的》。 这观点大体保留至今。 一个不义之雾遍披华林的社会，聪明是可耻的，成功是可耻的，幸福是可耻的，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 如今，志永结婚了，不只是为他高兴那么简单，内心里阵阵感动，眼睛里也是阵阵发热，有泪欲出，委实不知如何表达。 那一年，在各种舆论与正义声音的合力下，志永被放了出来。 我们散步于小月河的古城墙上，急迫的劝说是，结婚吧，结婚吧。 从那以后，还想着给他介绍对象呢，谁知，今天的新娘就是出狱后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那时候的崔筝还是报社的记者，志永是她要采访的对象，也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吧。 请记住这个美丽姑娘的美丽名字 —— 崔筝。 微博里说，崔筝嫁给志永，不但要入得厨房，也要做好出入班房的准备，这，该是怎样勇敢与值得钦佩的女子？ 这是一个极不普通的婚礼，简洁，庄重，许多人不能出席，只得遥遥祝福。 一双双别样的眼睛穿梭其间，他们要完成任务，其实也见证了特别的历史。 谈不上热闹，都是极要好的朋友，军宁先生、证婚人李昌平，老同事笑蜀、涂名，萧翰夫妇、王建勋夫妇，滕彪夫妇，玉闪夫妇，许知远，几乎全是北大出身的名士与英雄。 当志永手挽着新娘出来的一刻，激动中几乎落泪。 我们微微注目，示意，无言的祝福尽在其中。 崔筝，你的丈夫，最大的奇异是在一片侏儒、残暴、虚伪之中保持了正直。 是的，正直，是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品质，因为它的缺席，知识阶级既缺乏知识上的诚实，也缺少行动中的勇气，更别提这个阶级以外的市侩与小丑了。 他是最勇敢的，也恰是最安全的，那些通过残暴、勾兑、跻身、卖肉而活的遍地成功男人恰是最不安全，最可怕的。 世间女子常言在意男人的品质，也常把正直偶然地放在第一位，殊不知，在一个烂污与下流齐飞的社会里，正直是一件多么 “ 凶险 ” 的事？！ 如此的男子被限制、打压、出局，甚至监禁，却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这该是怎样的大丈夫？ 但我还是想把您的丈夫称之为贵族，借用英国作家福斯特的话是这样说的： 但我还是相信贵族——贵族一词或许欠妥，是对民主有用的贵族。   我所说的贵族不是以权力为本的贵族，并不凭借地位登记，也不依仗任何势力，而是敏感、多虑、自强的贵族。 这个贵族的成员每个国家都有，每个阶层都有，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相遇时心有灵犀，相知相惜。 他们代表人类真正的传统，即奇异的人类总能战胜残酷和动乱。 他们之中成千上万的人一生默默无闻，少数几位名满天下。他们对人对己都很敏感，但他们多虑却不多事，庄重自强却并不咄咄逼人——他们还能自嘲。   崔筝，你的丈夫不只是长相英俊，而是真的 “ 对民主有用 ” 的贵族，是内心里傲岸不阿，挺拔俊秀的绝美男子。因为他的人格超越了一切猥琐与下流，浩气凛然，庄重自强。 这样的男人是最可靠的，最可爱，也是值得爱的。 还是落泪了，因为你们比死坚强的爱。 崔筝，祝你和志永的爱地老天荒，至死不渝。 尽管我藐视尘世里可疑的幸福，但还是祝你们。 你们的爱跨越了阻隔，超越了俗情，必将因心性的高贵而永生，因为只有你们的幸福连着生命，连着心灵。 主持正义的人必快乐，快乐的人必幸福，我祝你和志永幸福！   附：幸福的人是可耻的（写于 2009 年 8 月 1 日，志永被失踪后三日，于今恰恰两年整）   任何没有良心的都幸福地或以幸福的名义生活着 任何有良心的都在苟活，如果是活着的话。 因为命运，我们不得不与混蛋为伍， 恶永远比善表面上更有力量， 可悲的是，只有它自己会认为这样做是有力量的。 有些事情，若不是拜现代科技之赐得以复制，得以掩盖，得以泡沫化传播； 若不是混账的民众在现代化的迷梦中被遮蔽了心灵，正义与自由的人类精神肯定反复冲天而起，把这自私而蛮横的烂污打碎千万次！ 数数你的钱袋子，打量一下虚伪不堪的生活，看看那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成分占多少，你或许就明白我所说的：聪明是可耻的，成功是可耻的，幸福的人也是可耻的。 历史会把一切都烧成灰。 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永远不是脑满肠肥者的昏话与谎言，不是我们之间的麻木、推诿、势利与冷漠！ 构筑世俗生活需要真诚、信任，相濡以沫的扶助、感同深受的理解与爱，在如此严重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如岩浆地火般奔突不察的时代，我们微弱尘埃，卑微如蚁，却背负着人类的元精神，比一切表面浮华的僵尸与小丑更有意义地背负着这一切，这种对正义的渴望、对自由的追求、对他人苦难不可遏止的同情心才是我们幸福与快乐的本源，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活的。 历史会把一切都烧成灰，生活当然只能回归人心与人性。 任何与人类天性为敌的观念、制度、组织都将化为灰烬，这是我们的乐观。 为这灰烬添柴加火的我们不是多伟大、多高尚，它实源于我们古老而坚韧的生活观念，源于我们对他人命运的关爱与自身前景的担忧，我们匍匐前进、前仆后继却百折不回，燃烧着理想，也回归于红尘。 路很长，暗夜无边，心底的光明会使我们坦然接受一切考验。 因为，这就是横亘于眼前的古老而缄默的山岩 —— 命运。   —— 写给志永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div class=”EntryBody”> <div> <p class=”dropcap” style=”text-indent: 0px;”>大约三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一所政府办公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彻底公开，但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公正与尊严，他要报复整个警察系统。</p> <p>杨佳的行为激起广泛的同情，公众甚至没兴趣关心，这六名警察是否是无辜者。它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在中国社会，执法者滥用公权，傲慢残酷，普通人则缺乏渠道保卫个人权益、寻求公正。</p> <p>这一例证也不禁令人想起汉娜&bull;阿伦特的判断：&ldquo;公众事务的官僚主义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暴力的手段&hellip;&hellip;人们不知道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力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rdquo;</p> <p>三年来，暴力化的倾向在中国社会日趋显著。杨佳式的案例在不同的城市上演，手段则更为激烈，在江西省抚州市，甚至第一次出现了针对政府机关建筑的连环爆炸。在城市街头，一个很小的争端都可能引发巨大的骚乱。暴力也不仅表现在政府与民众间，也发生在不同民族、甚至地域的人之间。在新疆，维族人与汉人彼此仇恨，而在广东地区，四川的外来打工者与本地人大打出手。似乎整个社会就像个火药桶，任何零星的火星，都会点燃这愤怒之火。</p> <div id=”story_main_mpu”>Blocked Ad</div> <p>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短期来看，这些暴力行为与中国日益形成的&ldquo;维护稳定&rdquo;体制有关。当胡锦涛在2004年提出&ldquo;和谐社会&rdquo;的主张时，他必定感到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冲突。经济增长与日益形成的多元社会，都需要一个更开放、灵活的政治体制，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却长期停滞，它仍是高度的封闭与垄断性的，冲突则不可避免。</p> <p>胡锦涛与他的募僚们一定混淆了&ldquo;和谐&rdquo;的概念。&ldquo;和谐&rdquo;是要建立在不同利益与声音的共存之上，它要允许彼此的争辩与协商。而他们心中的&ldquo;和谐&rdquo;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服从党与政府的声音。所有不同被视作某种异端与挑战。于是&ldquo;和谐&rdquo;的口号实际被替换为对&ldquo;稳定&rdquo;的追逐。他们不是要给社会力量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是决定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控制。</p> <p>这种趋势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更为加强。中国政府在其中展现了强大的动员力与控制力，它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安全保护网络，严密监控社会。这种成功让它陶醉，并把这种控制方式推广到全国范围。2009年，全国内保费超过5000亿，几乎与军费相同。各级安全部门的扩张，则加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社会冲突发生时，政府不依赖法律手段与协商机制，只寻求以国家暴力机器压制抗争者。而孤单的个体要么放弃抗争，要么寻求最极端的手段。同时，由于政治与法律的失败，人们既可能把愤怒与挫败发泄到政府机构，也可能发泄到不同的族群之间。</p> <p>但新中国对暴力的记忆其实更为长久。在毛泽东于1927年宣称&ldquo;枪杆子里出政权&rdquo;的时候，倾听他的是一个数千年来农民起义不断更换王朝的农业国家。对暴力赤裸裸的崇拜来之已久，但毛泽东赋予了它新的口号：&ldquo;阶级斗争&rdquo;、&ldquo;专政&rdquo;、&ldquo;清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rdquo;、&ldquo;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rdquo;。这些火爆、极端的口号抹去了正常社会里不同思想和谐共处、社会群体利益经协商而妥协的可能，暴力经过宣传、教育和国家机器的胁迫，前所未有地渗入了国人内心深处，甚至彻底消泯了儒家文化温和的外壳。暴力充斥于人们的行动、语言、眼神和内心，从批斗会现场到街头武斗，再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暴力曾经无孔不入，它头戴意识形态的光环，不仅涉及上层的权力斗争，更深入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庞大的灾难，也让很多人兴奋难耐。</p> <p class=”dropcap” style=”text-indent: 0px;”>邓小平的改革进程，也是一个用利益计算取代暴力争夺的过程。人们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讨价还价，而国家政权则把自己的暴力本质掩藏在新的面纱之后。█████从未得到清理，深层原因也从未被追问，坚持追问者大多数被迫失声。谎言与暴力是这个政权的真正基础，每当它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失控时，就会本能性地诉诸暴力，这是最熟练、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饰它内在的脆弱性。</p> <p>这种精神也污染了整个社会，很多人尽管深受暴力之害，却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会不公，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暴力则变成捍卫个人利益与尊严的最后依靠。实行暴力的反抗者认为，暴力是社会唯一能听懂的语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从未真正信仰过其他的语言。他们在个人寻求正义的途径中，放弃了面对事实：暴力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却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mdash;&mdash;他们可能正在重蹈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革命青年所犯下的错误。</p> <p>今日中国仍在挣扎着学会暴力之外的变革语言，但暴力的诱惑却无处不在。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恐惧与烦躁，但却往往通向更大的悲剧。</p> <p>（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p>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