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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 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原载中国青年报 2010-12-24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 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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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顽童:故宫之事 不可深究

一小毛贼入故宫盗港人所展之宝贝如入无人之境,囊中取物后出宫途中被两保安按住了,居然还能转身开溜。 许多人不解,认为有名堂,水很深。咱们河中的北京老引(就是那个面向观众的老便衣警察)也上北京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使劲地向管理故宫的那帮人砸砖。 其实何必呢,火车站那片儿老引你很熟,故宫这地儿你知晓几分?你知道那小毛贼是何方人氏?自古英雄出山东知道不?警察中有能人,毛贼中也有大能人,豉上蚤时迁、燕子李三你知道不?没文化的说叨有文化的! 故宫人是争气,紧接着就出了个文化上的撼字之争,说这撼字显得厚重。 有人引经据典大骂故宫人厚颜无耻。没历史观是不,华夏历史五千年,沉淀多厚重,精华在故宫,没见过脸皮那么厚重的故宫人是不,你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有心不甘者又爆料说故宫内的建福宫怎么成了私人会所,供大款、大腕们喝酒嘻戏,并为显该会所的出类拔萃,还将文物陈列在会所作装潢摆设。 先生们啊女士们,吵什么吵,改革开放年代,你们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这建福宫闲着也是闲着,利用起来,让国内外的大款、大腕在此把酒言欢时充分领悟中华文明富丽奢华。同时也把钱挣了,建个小金库,故宫的领导迎来送往也可少花公款是不。什么,损坏文物,多虑了,来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那会那么不小心是不。 故宫人也真是争气,咣!一不小心破了一只宋代哥窑磁盘,不是客人是自己人干的(唉!都怪眼睛盯着故宫的人太多了,嘴里又胡说八道,搞得人家心烦)。 这下不得了了,骂声四起:暴殄天物!事故晚报!责任不清!…… 别乱骂了好不好,事故祥情你们又不知道,可能那个专家是个君子,君子动口不动手,操作的是实习生或临时工,故宫领导是用心良苦——保护弱者。 有古瓷爱好者看图片,看着看着感觉不对,披露说那个盘子不象哥窑,可能是膺品。 出大事了,膺品怎么会进了专家云集的故宫? 还好,南京博物馆专家出面指正:不是膺品,但不是哥窑,而是比哥窑地位还要高的官窑,是当年故宫用一堆明清瓷器与南京博物馆交换去的两只官窑瓷盘中的一只。 郁闷了,那么多天,故宫那么多的国家级专家,怎么还不如业余爱好者。说错了?没发现?没在意?还是…… 烂竽新说:那个齐王是个聋子,喜排场、爱热闹,南郭先生们只要认真、姿势优美就行了,这不,柱子旁那位刚从楚国来的吹竽高手,气得在那瞪眼——干瞪眼。 有故事说:有一次英国女王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去视察,偶然发现台长的薪金不高。世界天文权威机构怎么能这样,太不象话了,女王就要给台长涨工资,台长应道:千万别涨,待遇好了,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就不是天文学家了。 是不是该给故宫专家和领导们咸菜稀粥待遇? 近日故宫博物院又在与人争吵,为的就是这:富弼《儿子贴》等五件宋人书札 北京翰海2005春季拍卖会上,这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以2227.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 回首1997年春天拍卖会上,故宫博物院以660万委托竞投到这五件宋代书札。买进卖出,也就是说故宫在倒卖文物? 故宫说:由于征购上述文物的经费当时未获批复,所以此项收购未实现。也就是说当年没买进。 但是 拍卖公司记载有买。 故宫刊物记载有买。 《收藏家》杂志记载有买。 怎么回事,有买没买? 没买,善哉善哉。 有买,盗卖。 建福宫当年是怎么着火的,溥仪中了他的那个外国师傅的邪,竟然怀疑太监们有偷盗,说要清点藏品,结果藏品最多的建福宫当晚就着火了,珍奇异宝烧了就烧了,可多少的字画古籍被付之一炬,历史文化损失惨重,无可挽回。 教训啊!文物被偷盗,可还在世上流传,若是被火烧了,那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故宫之事还是不要深究为好,不然几时故宫又着了火,悔之晚矣。所以,要对那些家伙,那些喜欢对故宫的人和事叽叽喳喳的家伙大喝一声:闭上你们的鸟嘴 – 宫里都是太监掌权 不论溥仪时代还是现在,大家别招惹那些小人,当心他们无意当中把故宫烧了。唉,故宫问题,说还是不说,还真是个问题。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8/12 — 故宫陷入“八重门”曝五大“宫心计” (0) 2011/08/07 — 中国周刊:中国商人的假面 (0) 2011/08/05 — 分析下郭美美的保养成本及用途 (0) 2011/07/28 — 西藏5100矿泉水业绩危局:铁路合同变异销量跌六成 (0) 2011/07/25 — 《新世纪》周刊:中海外波兰巨亏—-怎样搞砸海外项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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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之悲

无主之悲  时寒冰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如,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     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的(参考阎崇年先生的考证):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相当于组织人事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成再到红色高棉的恶魔们……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敌人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小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本段原文引述):“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任何,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草于2011年8月2日 链接:警惕灾难密集发生 链接:视频:中国经济为何再次放缓(视频)2011年7月18日 链接:权力者痛感的丧失与食品安全、保障房 链接:财经郎眼:通货膨胀猪说了算(视频)2011年7月11日 链接:一路走来,一路感动! 链接:畸形走廊——郭美美的T型舞台 链接:大道至简之十三:节点的提前和延后   链接:大道至简之十二:走在政策前面   链接:哈尔滨新书发布会花絮(60张照片)   链接:大道至简之十一:超越才有境界     链接:大道至简之十:沿着历史的轨迹 链接:曹建海:我以我血荐轩辕(新书序言) 链接:刘广元:在震撼中感悟大爱之美(新书序言)   链接:周洛华:深怀悲悯的金融战略家(新书序言)     链接:乔良:悲壮的先知——序时寒冰《经济大棋局》 链接:大道至简之九:周期的实质与投资机会 链接:贵州贫困山区助学(视频,含20分钟演讲) 链接:爱心图书馆捐赠及游嵖岈山(35张照片) 链接:云南二次爱心捐助行动(含30张照片) 链接:云南抗旱救灾感悟(含44张照片) 链接: 贵州助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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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铁道部动用宪法第71条了

【 原文 首发于《华商评论》,原标题《启动特别调查:或是追问真相的宪法路径》,为《华商报》记者杨鹏对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专访。本文原定发表于7月30日的《华商报》评论版上,因河蟹禁令,夭折。】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7.23动车事故后,针对此前救灾中存在种种问题,舆论普遍怀疑由铁道部主导的事故调查可能具有的公正性,希望有更高层面的独立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而有学者更公开呼吁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由此,继孙志刚案中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之后,宪法尤其是规定了“特别调查程序”的第71条再次被激活而成为公共话题。追问事实真相的宪法视角,可能是彻查高铁事故的视角之一。 本报为此专访了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 特别调查程序:万事俱备,只待启动 华商报 :宪法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国外宪法对重大事件的争议,一般是怎样规定的? 张千帆 :在代议制国家,官员任命要经过议会。而我们国家关键官员的任命都需要经过人大,所以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由人大出面监督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当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未必特别规定这一权力,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议会或人大自然具有的权利,即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我国也是通过宪法赋予人大这个权力。 华商报 :那么宪法71条的立法本意应该是什么? 张千帆 :一些重大的调查要超越政府部门利益,启动独立调查,这是各国都通行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有渎职行为,或者本身就侵犯了公民权利,很难保证调查能超越自身利益。比如温州高铁事故这样的事件,现在看来,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超越一些部门利益的彻底调查。 华商报 :那么从法理上来说,动车追尾这一重大事故,应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吗?为什么? 张千帆 :我觉得这次动车追尾事件,完全符合启动宪法第71条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的条件。不过在我国,实际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成立过类似的调查组,尽管某些地方人大曾经使用过这个调查权,但不是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 华商报 :是的,在地方层面上,湖南永州、辽宁兴城市都有曾有“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种人大监督方式。 张千帆 :虽然全国人大尚无启动的先例,但我觉得,对于高铁追尾这样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铁道部现在显得非常强硬,不愿意披露某些关键信息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介入调查,不仅合适而且必须。 华商报 :怎么确定哪些事情适于这个调查程序呢? 张千帆 :当然,宪法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规定,对哪些公共事件的调查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对此也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在中国,这更多是一种政治性决定。 比如说,如果规定条件是“严重影响了重大的公共利益”,那这就是个非常宽泛的条件,如果作为一种法定条件的话,必然需要区分和界定如何“重大”、如何“严重”,这样反而不好操作,就不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宪法虽然规定有特别调查这个程序,但如果民主程序不是非常完善,最后很可能也会让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华商报 :现实层面上,启动这一程序的技术困难在哪里? 张千帆 :技术困难可能在于,人大在这方面的程序不是非常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详细规定究竟由哪个机构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往往可能没有说法,不了了之。启动事件调查程序,本身可能是政治性决定,但也要有个明确的具体程序。比如,收到了公民提请之后,应该由哪个机构来发挥作用或者要考虑进行调查,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 华商报 :此前全国人大尚未开启过特别调查程序,这次前景可以期待吗? 张千帆 :我个人比较悲观。近几年的事件都表明,全国人大一般不会采取主动行动,更可能会把公民的意见和问题反映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作出某种回应,孙志刚事件就是这样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基本是这样的,都是公民提请全国人大要求做出某种行动,最终由国务院或者某个部门来回应。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已不可考 从宪法到宪政:宪法要进入现实生活 华商报 :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过学界认为,中国宪法并未完全司法化。能否回顾一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命运? 张千帆 :当然,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就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2001年有个齐玉苓案,山东籍学生齐玉苓报考中专,但最后被别人冒名就读,争议很大闹到了最高法,最高法后来专门做出批复,认定“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此案被贴上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标签,此后学者们也在讨论宪法司法化。 其实,这一案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不仅“后无来者”,没有跟进的案例,而且2008年最高法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所以,宪法司法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商报 :你曾说过在,在中国从宪法到宪政有政府和民间推进两条道路。 张千帆 :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当然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局限。 事实上,推动变革之路的原动力很少是少数开明官员,更多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唐福珍、孙志刚事件推动力都来自于民间,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改革,给公民权利更多的保障。包括这次高铁追尾事故,相信来自于民间越来越多的呼声,也许能够一起推动铁道部的机构改革,这也是民间宪政的一个成果。 华商报 :您曾认为孙志刚事件是宪法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 张千帆 :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悲剧。但当时也没有启动学者呼吁的违宪审查程序,国务院自行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从结果上说,算得上是比较成功的一次。 华商报 :当时违宪审查没有启动,但您后来曾说怀念孙志刚时代的勇气。那是不是说,自2003年以后宪法的司法化或者“落地”并没有什么进展? 张千帆 :也是有一些进展的,比如说,刑讯逼供、死刑复核、拆迁条例的修改,都是一些进展,但都不是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 华商报 :随着网络兴起,您怎样评价民间在宪法权利方面的参与和推动? 张千帆 :如今很多普通人开始认识到人大的重要,以及人大代表的权利。这些都在促使宪法可能具备的活力。伴随着人大代表选举的规范,宪法的活力也将逐渐被激发出来。 华商报 :除了71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此次事故死难者在宪法中能否找到其它维权的依据? 张千帆 :公民有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检举揭发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已经3年了,虽然没接“地气”,但此次高铁追尾事故中也有人坚持申请要求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对于保障有效行使这些公民宪法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公民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律实施效果不是很好、法院作用发挥得很有限的时候,这更需要民众对政府部门披露信息施加更大的压力。 华商报 :本次高铁追尾事故中,公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作为法学家,从专业的角度说,真正启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我们又该怎么做? 张千帆 :我能看到这个趋势,公民越来越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利用现代的一些媒体。这些,都会构成社会的进步。 已经做好,却不能出版的样刊… 相关 官员应如何对待媒体监督 谁夺走了温家宝言论自由权? 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停滞了 百年资政院:中国人自己的国会 © 2011 – INXIAN敬献 – 5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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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为招生丑闻的背后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为招生而发生的丑闻,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预下终于掩口了。据悉,清华、北大等校也都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大家都明白,没有谁是赢家,北京的三名文科状元已经被香港摘走了。为争抢各省状元,北大、清华去年就已经黯然失色了。本来,生源垄断在“C9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间心照不宣地和谐了多年,但近年来,市场经济催生了这些龙头老大的生存危机,“真维斯”的牌子已经挂在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在研究校门的风水问题了。 生源问题,人才质量,都只是表象,本质还是钱的危机。 不只名牌,不只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任何一所学校都在夸大其词地涂脂抹粉,都在不择手段地巧布迷魂阵,都在连骗带蒙地钓鱼招生。其实,任何一类学校的门槛都不亚于鬼门关,足以让每一户普通人家倾家荡产。但奇怪的是,收费越来越天价,学校的生存却越来越困难。国家审计署日前披露,到2010年底,全国一共有1164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有地方政府性债务2634.98亿元。 从大学到幼儿园,从名牌到普通,全国各地的学校,各级各类的学校,现在都把招生工作摆到了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行动早,下手狠,投入大。在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均等”的幌子下,不惜血本地争抢高分生源,其真正目的是要制造随之而来的“金钱效应”。省里名校跑到市里去花十万元买个高分学生,目的是要吸走那里低分学生的百万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是要带动“金钱面前机会均等”。省里收割市里的高分学生,市里收割县里的高分学生,县里收割乡里的高分学生,目的都是要一级一级地抽血吸金。这个“庞氏骗局”能够持续的关键就是“分数”一定要带动“金钱”,否则,一切故事,一切对教育的虔诚都会贻笑天下。读书报国?教书育人?似是而非了。 读书难,办学难,教育危机,已经在由下而上地蔓延,由乡镇向城市转移,由普通向名牌传递。依次发展下去,有能幸免的吗?“超级中学正垄断一流大学生源,农村学生不断下降”的局面会持久吗?最终是一切皆入彀中也。 截至2010年底,中国留学生人数已突破25万。启德教育集团发布的《2011年中国留学生意向调查报告》显示,2009-2010学年,中国在美学生已近12.8万,再次成为在美留学生总数排名第一的生源国。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三千留学生中90%来自大陆。—–这才是危机之源。 不只是教育,一切表面光滑的内部都是深不见底的危机。 全国90%县级医院负有债务,2008年总负债金额为406亿元,平均每家县医院负债2600多万元。 中国铁路亏损两万亿,负债率达60%。 养老金亏空得要推迟退休。 各地保障房连年开工率不到1/3,“蚁族”满大街,“房奴”遍天下。 食品基本是五毒俱全,而且价格高得离谱。 审计署说,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0万亿元,央行说是14.4万亿元左右。 3万亿美元外汇贮备,其中一万亿是别人的投资,其余两万亿买了美日的垃圾债券,所以市场上有回收不完的人民币。现实是不仅民贫如洗,国亦靠借债豪奢。 一切的一切,都在自我否定的危机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当然,有“危”才有“机”,才有发展机遇期。但这是什么样的机遇期,是谁制造出来的机遇期,什么样的硬道理在推动发展,发展方向在朝向哪里。 机遇者,概率事件也,不可持续,不能大面积。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5/23 — 河南高考报名总人数85.5万人 比去年锐减近10万人 (0) 2011/05/03 — 数据称高考生源持续下降 部分高校面临生存挑战 (0) 2010/10/12 — 中国大学改名字 越改越牛 (0) 2010/09/26 — 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 (0) 2010/09/14 — 电脑报:电信联手“绑架”新生续:这是一宗10亿元的大生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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