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喷嚏图卦20111104】被人在自慰时想起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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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刘文忠《风雨人生路》) 【23】反思 @临沂路透社 :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他们对为何纳粹能够推行反思自己。甚至与纳粹无关的人都勇于向受害者出书、道歉。并把这看作全民族的耻辱,没有把责任完全推给纳粹承担,而是反省自身为何会陷入疯狂的政治狂热!而我们呢,文革时何等的集体疯狂,最后却把责任推给“四人帮”完事,摇身一变个个都成了受害者 【24】简单事实 “你们能否在每期报纸的头版用大写字母印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可真是一件善事。”——哈耶克1978年致《华尔街日报》。 【25】免费午餐计划主题曲《饭》 或许,您未曾见过大山里那些贫苦孩子那双期盼眼睛,他们求学之路崎岖遥远,但却从未放弃过求知渴望。幸福,对于中西部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出奇简单,只是一餐热腾腾的午饭。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nRBivq-eT0/ 【26】给喜欢玩微博的家长们 @南京女刑警 :总看到家长们自豪地将孩子的图片作为微博头像,微博里面总会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提到幼儿园或学校名字,图片经常会暴露自己居住的小区。其实以此很容易汇总出来孩子的名字、家庭住址、学校、相貌、家长从事的工作。希望家长们能意识到这些是孩子的重要隐私,要掂量后再发帖。 【27】别拿自己的人生和他人做比较. 你根本不清楚他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喷嚏意图 ) http://t.cn/S7Te5a 【28】“我图你意”图征意活动·星期五 http://t.cn/Sz9dtb @喷嚏意图 :从10月31日到11月4日(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给出一张图,请大家图配文。每天的最佳配文,送出《乔布斯传》1本、美味糖果1盒。在所有转发该活动的参与者中,我们会随机选出10位幸运者,各送出美味糖果1盒。该活动由喷嚏淘宝店( http://t.cn/hD2AQB )赞助支持。 提示:幸运转发奖第2天送出,最佳配文获奖名单在下周统一公布。(所有获奖名单会在喷嚏网和 @喷嚏意图  围脖上同步公布) 学者资中筠回忆过去: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2717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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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资中筠:迷信这样产生,过去不应神话

资中筠:迷信这样产生,过去不应神话 进入专题 : 资中筠    ● 资中筠 ( 进入专栏 )            陈辉采写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摘编自《北京晨报》,陈辉采写)          1.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 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2.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3.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4.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5.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6.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7.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8.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9.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10.不要讳疾忌医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11.启蒙应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12.占领华尔街很正常          北京晨报:“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影响巨大,您怎么看?          资中筠:很正常,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 进入 资中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中筠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61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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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资中筠:迷信这样产生,过去不应神话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摘编自《北京晨报》,陈辉采写)   1.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2.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3.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4.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5.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6.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7.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8.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9.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10.不要讳疾忌医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11.启蒙应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12.占领华尔街很正常   北京晨报:“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影响巨大,您怎么看?   资中筠:很正常,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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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反美吗?

2001年九一一那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中国某二县城市的餐厅中。当世贸大楼倒塌的消息传来,他听到全餐厅欢呼起来。 欢呼的不只是那个餐厅中的中国人。 在九一一十週年那天,许多人在微博上公开反思,说十年前他们看到美国人被攻击的確有高兴的心情。毕竟从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该年四月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当时中国国內反美情绪高张。 然而现在,许多人公开认为当时的幸灾乐祸是不对的。 九一一十週年,正是中国与世界改变最大的十年。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地,世界开始谈「中国崛起」(或者他们自己说「和平崛起」),中国也积极在非洲与拉丁美洲进行各种商业投资与政治结盟;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09年世界经歷金融风暴,中国屹立不摇,世界热烈谈论著G2。「中国模式」成为中国国內与世界的关注焦点。 旧的霸权衰落,新的大国崛起,这十年应该是中国民族主义高张,並且与世界关係最紧张的歷史时刻。也的確,08年西方民间团体反奥运圣火,中国民眾抵制家乐福来反制,似乎將这个矛盾激烈地展现出来。徐友渔、资中筠等知名学者去年都为文提醒说,现在在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喧囂,甚至是民族主义加上民粹主义,非常危险。 如今环球时报和部分网路意见领袖当然依然坚定地吹著反西方的號角,例如在今年九一一次日,司马南就说,「昨天早上,911十周年的直播,我的、我们的发言,隨后被全媒体铺天盖地的美国仪式、美国眼泪、美国思考、美国立场……淹没了。美国心,已经植入中国大眾媒体,美国感情,已经通过右派链接普罗大眾……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在哪里?中国的立场、中国的精神在哪里? 」 但另一方面,正如在九一一十週年时许多人反省过去反美的態度,这种反西方民族主义的號召力已经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恰恰从08年到现在,中国內部社会矛盾加剧,所以不只中国对世界不高兴,而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不高兴。 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在今年九一一前夕,骆家辉来北京就任大使,美国副总统拜登则来吃了炸酱面,而他们的简朴对中国人民造成很大震撼。虽然民族主义人士和党媒仍试图批评他们,甚至说骆家辉的清廉作风是「美国新殖民主义」,但已经没多少人相信这种傻话。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一个关键的起点是六四以及苏联东欧巨变后,原来统治的意识型態出现真空,所以中共需要寻求民族主义来提供意识型態正当性並且凝聚民心。 第一炮是90年代初何新为文批评西方顛覆阴谋、要求加强爱国主义,但当时呼应者不算多,接著在知识界出现一股反西化思潮,引起广泛爭论。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则让这个议题真正火了起来,並成为一股好生意,如该年年底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当时这个主要背景是95年李登辉访美,次年中共飞弹试射,美国派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关係出现如上的转变,中国成为越来越有自信的大国。在08年的奥运圣火事件之后,《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又出版《中国不高兴》──可以看出前者语气是低姿態的,后者则是霸气凌人的──依然引起不少討论热潮,但面对的批评也比1996年更多。2010年,早期以自由派知识份子著称的作者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说「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未来时代,將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论述的高潮了。但大部分人却高潮不起来,因为他们被生活所苦。 一如在《中国不高兴》后一本反击的书《中国谁在不高兴》所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 这確实是这几年的事实。 民族主义未必本质上是不好的,但其太容易成为官方动员民眾情绪来对抗外部,並且遮盖內部问题的工具。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来让这个国家更好;爱国主义必须结合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 九一一的一週后,正好是九一八纪念日。媒体主编西门不暗在微博上开了中国抗日的玩笑,遭到不少网友严厉攻击。环球时报特別发文批评他说,「不难发现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主张去民族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以接受。」 不过,环球时报可能不了解,他们这句话也可以换一种版本:「去自由主义化的民族主义,这种与自由主义爭锋相对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接受。」 或许,这种人才是大多数。 (亚洲週刊专栏2011.10)   来源: 張鐵志 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6197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1998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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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 | 中国人还反美吗?

2011年10月22日 11:10:36 2001年九一一那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中国某二县城市的餐厅中。当世贸大楼倒塌的消息传来,他听到全餐厅欢呼起来。   欢呼的不只是那个餐厅中的中国人。     在九一一十週年那天,许多人在微博上公开反思,说十年前他们看到美国人被攻击的確有高兴的心情。毕竟从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该年四月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当时中国国內反美情绪高张。   然而现在,许多人公开认为当时的幸灾乐祸是不对的。     九一一十週年,正是中国与世界改变最大的十年。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地,世界开始谈「中国崛起」(或者他们自己说「和平崛起」),中国也积极在非洲与拉丁美洲进行各种商业投资与政治结盟;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09年世界经歷金融风暴,中国屹立不摇,世界热烈谈论著G2。「中国模式」成为中国国內与世界的关注焦点。     旧的霸权衰落,新的大国崛起,这十年应该是中国民族主义高张,並且与世界关係最紧张的歷史时刻。也的確,08年西方民间团体反奥运圣火,中国民眾抵制家乐福来反制,似乎將这个矛盾激烈地展现出来。徐友渔、资中筠等知名学者去年都为文提醒说,现在在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喧囂,甚至是民族主义加上民粹主义,非常危险。     如今环球时报和部分网路意见领袖当然依然坚定地吹著反西方的號角,例如在今年九一一次日,司马南就说,「昨天早上,911十周年的直播,我的、我们的发言,隨后被全媒体铺天盖地的美国仪式、美国眼泪、美国思考、美国立场……淹没了。美国心,已经植入中国大眾媒体,美国感情,已经通过右派链接普罗大眾……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在哪里?中国的立场、中国的精神在哪里? 」     但另一方面,正如在九一一十週年时许多人反省过去反美的態度,这种反西方民族主义的號召力已经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恰恰从08年到现在,中国內部社会矛盾加剧,所以不只中国对世界不高兴,而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不高兴。     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在今年九一一前夕,骆家辉来北京就任大使,美国副总统拜登则来吃了炸酱面,而他们的简朴对中国人民造成很大震撼。虽然民族主义人士和党媒仍试图批评他们,甚至说骆家辉的清廉作风是「美国新殖民主义」,但已经没多少人相信这种傻话。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一个关键的起点是八九年以及苏联东欧巨变后,原来统治的意识型態出现真空,所以中共需要寻求民族主义来提供意识型態正当性並且凝聚民心。   第一炮是90年代初何新为文批评西方顛覆阴谋、要求加强爱国主义,但当时呼应者不算多,接著在知识界出现一股反西化思潮,引起广泛爭论。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则让这个议题真正火了起来,並成为一股好生意,如该年年底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当时这个主要背景是95年李登辉访美,次年中共飞弹试射,美国派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关係出现如上的转变,中国成为越来越有自信的大国。在08年的奥运圣火事件之后,《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又出版《中国不高兴》──可以看出前者语气是低姿態的,后者则是霸气凌人的──依然引起不少討论热潮,但面对的批评也比1996年更多。2010年,早期以自由派知识份子著称的作者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说「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未来时代,將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论述的高潮了。但大部分人却高潮不起来,因为他们被生活所苦。     一如在《中国不高兴》后一本反击的书《中国谁在不高兴》所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     这確实是这几年的事实。     民族主义未必本质上是不好的,但其太容易成为官方动员民眾情绪来对抗外部,並且遮盖內部问题的工具。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来让这个国家更好;爱国主义必须结合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     九一一的一週后,正好是九一八纪念日。媒体主编西门不暗在微博上开了中国抗日的玩笑,遭到不少网友严厉攻击。环球时报特別发文批评他说,「不难发现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主张去民族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以接受。」     不过,环球时报可能不了解,他们这句话也可以换一种版本:「去自由主义化的民族主义,这种与自由主义爭锋相对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接受。」   或许,这种人才是大多数。       (亚洲週刊专栏2011.10) 上一篇: 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台北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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