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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海葬實況曝光

拉登海葬實況曝光 航母水兵親述 潛艇監視屍沉海底 2011年05月24日 苹果日报     【本報訊】恐怖大亨拉登遭美軍獵殺,更於 24小時內海葬阿拉伯海,各界一直質疑美軍從無提出實證。負責海葬儀式的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前日訪港,軍方封口令下,士兵隻字不敢提海葬拉登一事。然而一夜狂歡過後,有見證此歷史事件的水兵終忍不住,在《蘋果》記者面前,在餐紙巾上畫了一幅簡圖,上面有航空母艦、潛水艇,還有一個代表拉登屍體的物體沉下海中,笑指:「你知道這是甚麼吧?」顯示拉登海葬時,艦隊潛艇在海底監視,確保拉登遺體永沉萬呎深海。   海葬阿蓋德領袖拉登的儀式於本月初進行,美軍全程攝錄,華府掌握有關資料,卻一直拒絕公開有關相片和片段,有人質疑這不過是美國自製的「世界謊言」。   負責海葬拉登的卡爾文森號( USS Carl Vinson)抵港訪問四天,大批美軍登岸到灣仔駱克道、盧押道一帶飲酒作樂。記者以顧客身份進入附近一間酒吧,店內盡是美軍身影,眾人隨音樂起舞狂歡,酒保不停倒酒,侍應就不斷送酒,惟獨在酒吧盡頭一角有兩名美軍靜靜淺酌。   「知道海葬拉登的事嗎?」   記者坐在兩名美軍旁邊一桌,未幾其中一名美軍主動上前與記者閒聊,風花雪月一輪後,忽然煞有介事、瞪大雙眼望住記者,細細聲說:”You know the bury of Laden?”(你知道海葬拉登的事嗎?)記者示意知道後,他指向同桌另一名水兵說:”He was there.”(他在場)該水兵隨即低頭一面搖頭,一面尷尬地笑。   記者隨即追問真偽,他只不斷低頭微笑說:”I can”t tell,I can”t tell.”(我不能說,我不能說。)記者再三追問他們是否在場目擊,他們都以軍令為由笑而不談,其後神色凝重地向記者表示,美軍登岸後不得談及任何個別行動的細節,否則不只是披露軍情的美軍,連其家人都可能有麻煩。   不過大家再閒聊一會,忽然他向侍應借一支筆,再在桌上一張餐巾畫一條橫線,再在水平線下的右方畫一艘潛艇,問記者:”You understand?”(你看得懂嗎?)記者分別指住橫線和潛水艇問:”Sea level? Submarine?”(海平線?潛水艇?)他微笑點頭後繼續畫,並在海平線左面畫上船尾,再在船尾與潛艇間的海底畫了個橢圓形,指住橢圓形反問記者:”You know what is it?”(你知道是甚麼吧?)記者以口形做「拉登」讀音,他隨即笑笑口不置可否,記者再用筆在船尾點下兩筆,問二人當時是否在該位置,他們都只笑不語,並將餐巾弄皺放在桌上。   「我們是棋子接任務就做」   他那簡單手繪圖相信正顯示卡爾文森號和一艘潛艇執行海葬拉登儀式的情況,潛艇的參與,相信是負責監察拉登屍體掉進海中後的去向,確保屍體沉到海底。   事實上拉登之死,對很多美軍而言其實不外如是。正如該名水兵向記者說:「有甚麼特別?今年我們殺死拉登,明年可能是殺另一個。」 有擔任工程的美軍直認接到封口令,但認為對他沒有意義,「我們根本沒有甚麼可說。戰爭、反恐對我們這些小兵太遙遠,這是高層的遊戲,我們只是棋子,接到任務就做,為甚麼要做都可能不知」。     有美軍水兵在紙上畫下海葬拉登過程,左上角是航母卡爾文森號的船尾,右下角是潛艇,中間是被放落海的拉登屍體。     1)美軍用白布將拉登屍體包裹,再裝入一個負重的袋子內,由一名軍官宣讀回教經文,另一人則繙譯成阿拉伯文讀出   2)完成讀經後,屍體被置於一塊平板,將平板緩緩傾斜,遺體順勢滑入北阿拉伯海中,儀式歷時約 45分鐘,全程有美軍從旁攝錄   3)海葬拉登儀式進行期間,潛艇在海底參與,相信是監察拉登屍體沉入海底情況   4)拉登屍體沉落逾萬呎深海底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報道及士兵描述   来源: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500778&boardid=1&page=1&1=1#7500778 图片无法显示,原因不明,请点击 这里 移步观看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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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电价的主意太馊了

上调电价的主意太馊了  叶檀 2011-5-10 新京报       马三立老先生有则相声,说的是治疗痒病的秘方,打开层层锦囊,有一纸条,上写两字,挠挠。解决中国的资源荒,有人开出同样的锦囊,上写两字,涨价。       如果涨价能治根,涨就涨了,问题是,涨价断不了病根。       今年中国的电荒提前到来,原本的夏季用电高峰挪到了春季,而电监会预警,今年夏天可能出现大规模拉闸限电。除了投资与重工业增速不减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电价、煤价、电网价体制不顺,这不是涨价就能解决的。       火电企业成为受气包。       《2010年度电力监管报告》透露,从2008年开始,全国五大发电集团(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火电连续3年累计亏损分别都在85亿元以上,合计亏损达600多亿元。       火电企业认为自己在为煤炭企业做嫁衣,电企亏损,煤价上涨。截至4月25日,全网电煤库存仅可用9天,远低于15天的警戒水平。而按照去年年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简称中煤协)提供的数据,煤炭企业利润在11%,但发改委的调查显示,电煤供应兑现率下降。       与自然垄断的电网企业相比,火电企业有一肚子的气。       我国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带来运输成本增加,电煤价格直线上升,而发电企业卖给电网的电价却不变。在发电企业的“上网价”和用户的“销售价”之间的差价,成就了电网的超额利润。根据电监会2008年度《电价监管报告》显示,2008年的平均上网电价为360.34元/千千瓦时,而平均销售电价为523.10元/千千瓦时,其差价是162.66元/千千瓦时。今年1月7日,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在年度工作会议上宣布,近五年,国家电网累计实现利润1336亿元,资产总额达到21192亿元,增长81.2%,净资产收益率4.87%,提高了2.77%。因此,在一片争议中加大坚强智能电网的投资力度,将在2015年建成,进一步巩固垄断企业的地位。       既不能对付煤炭企业的绊马索,又不能对抗铁板一板的垄断电网,火电企业只能消极怠工,挟天下企业以抗衡政策。       资源企业铁的事实是,只要一亏损,企业就检修。炼油企业亏损时,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检修,而电力企业亏损时,同样出现大面积检修。这导致我国火电产能严重闲置。5月5日,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俞燕山表示,眼下的电力供应偏紧并不是电力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足造成的,我国的火电发电装机仍处于高位,问题在于火电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发电利用小时处于低位。《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省采访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时获悉,全省统调火电装机容量为1417万千瓦,但可供出力的仅有700万千瓦,超过一半的火电装机停机,其中相当大部分都处于检修状态。此外,国家电监会提供了发电大省河南的检修情况,河南全省火电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但现在有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处于检修状态。       果然,一些专家跳了出来,像当初为石化巨头辩护一样,证明电价上涨的合理性——既不会对CPI造成负面影响,还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这样的专家,我们只能表示同情,他们久已香臭不分。       如果上调电价能够改变垄断局面,能够理顺电价与煤价,上调电价是短期成本,是建立市场体制的必经之路。问题在于,上调电价短期内以消费者支付了三方的争吵成本,从长期看却巩固了垄断,搁置了市场定价体制,将成为消费者永远的成本,是市场化企业的噩梦,会让资源性企业不思进取,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被人鱼肉的地步。要解决电价,首先要解决电网垄断,而后让煤价与电价同步市场化。       不理顺机制而一味涨价,显然是改革的懈怠。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18dcb01017i9y.html 预备、瞄准、发射:上周五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附近的碧琳村,巴勒斯坦人举行每周例行的示威活动,反对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图为活动中,一名头戴面具的巴勒斯坦示威者正用弹绳向以色列军队(图中不可见)投掷石块。 被击沉:北约称,联军战机于上周五向利比亚数个港口发动了凌晨空袭,击沉了卡扎菲部队的八艘军舰。英国皇家空军的旋风式战斗机空袭了胡姆斯(Al Khums)港,图为一艘利比亚海军小型护卫舰在该港口被击中后爆炸。 以示支持:上周五在加尔各答,印度草根国大党(Trinamool Congress)主席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当选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并宣誓就职。图为民众在竹制路障后等待一睹班纳吉的风采。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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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的微博体验

一个记者的微博体验   王思璟 2011-05-18 09:52 南方传媒研究   微博如兵器中的短刀。   一寸短,一寸险。   2011年的第一天,当我站在风暴中的寨桥村,即时拍照上传时,只觉手中刀之锐。   至一条证言判断引来众多批评、一句质疑险成“媒体互掐”时,微博之险渐现。   当你发布一个消息、与“博友”进行一次互动,欢迎你,你已走入短兵交接的新媒体战场。   微博时代,人人都成自媒体。   即使只从传统媒体领取工资,仍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人选择了微博。   这与微博传递消息之速、获取信息之便、互动之频、封锁之难,都密不可分。   当对传媒媒体众所周知的限制出现时,我们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每一个中国公民,仍有机会借助新媒体平台,传递一次信息、坚守一次正义。   微博初体验   “经与数位亲属求证,被抓亲属为小女儿与小女婿,而不是大女儿儿媳弟弟弟媳,被抓时间为当天下午,同时被抓的除数位村民外还有数位路过的外乡人。”   这是乐清报道中我发的第一条微博,时间为2010年12月27日19:53分。   此时,距我从上海出发约9小时;距我赶至寨桥村约1小时;距包括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第一波乐清报道见报还有十多个小时。   此前,网上流传消息中提及,“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为上访被杀后;他大女儿接受采访,因此与其他家属一起被抓”。   在出发前的那个周末,乐清事件引发网络情绪与猜测的加剧,也源于这类“接受采访即被抓”的消息。   所以日傍晚,到达寨桥村后,我便向家属求证此消息,并确认:   接受采访的是钱云会大女儿,小女儿等人是在事发现场被带走。   作为财经报纸,我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一开始就把调查方向定在乐清事件背后的征地问题。上述消息,不是次日见报稿的重点。   因此,基于尽快澄清网上错误信息、不影响报纸报道的两方面考虑,我在采访进展中,就用手机发出了前述微博。   至写稿时,该条微博的转发量为493,评论数为157。而在去乐清之前,我的微博被关注数量很低,每条微博转发量基本为个位数。   值得一提的是,新浪微博作为一个新媒体平台,其团队的反应速度也相当快。当晚21:04,前述微博发出71分钟后,我就收到了新浪工作人员的私信。   私信中说,注意到我已经到达乐清,希望我找到钱云会家属开通微博,帮助查清真相。这条私信中,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乐清警方此时也已开通了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的这种操作方式,或许来自宜黄事件的经验。该事件的主要“微博报道者”、《凤凰周刊》的邓飞老师告诉我,宜黄事件得到如此大的关注度,与当事人钟如九“机场厕所被堵、微博求助”的戏剧性、钟如九被带走时无助表情的照片被微博转载密不可分。   钟如九与其哥哥钟如田、太原命案中死者儿子孟建伟、清华博士被抢拆案中王进文,很多公共事件的当事人都前后注册微博,随时发布事件进展,并高度关注同类事件。   有点遗憾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27日晚上,钱云会家属拒绝了上述邀请,没有选择微博这个信息发布平台。   新媒体下的团队配合   在乐清报道中我意识到,对于报道突发事件时的记者,新媒体可成为得力助手。   因为一开始对事件重要性的预估不足,我出发时间比较晚,而世纪经济报道的截稿时间,即使考虑到特殊情况,最晚也在当日点左右。   幸运的是,当日,同事李依琳接到编辑部电话时正在前往温州路上,并比我先到达寨桥村开始采访。   我在前往乐清的火车上,用手机登陆了和微博,一边看编辑部讨论此事,一边看微博上各种相关消息。在此过程中,我与编辑部商定了征地报道的方向。   到达钱云会家中时,我发现大堂摆着一份钱生前的上访材料,是当地征地问题的主要资料,包括了各种审批文件、协议,上面还写有对其中问题的质疑。   我到达村里时,李依琳已完成采访并对这份材料拍照,准备赶回温州写稿。但此时,已是晚上7点多,距截稿时间还有2个多小时。   此时,经过当天各种网络消息传播,乐清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世纪经济报道编辑部下午再加派了人手,让另外几位同事在后方参与报道。   于是,我先用手机将上述材料中重要内容,用彩信传给了我同事衣鹏。   随后,我对钱云会家属一边采访,一边将采访内容用发送给了衣鹏。   到晚上10点多,当天的采访我基本完成了,李依琳也从温州向编辑部发去初稿,由后方整合位记者的稿件。   在次日见报的《“村长”之死》中,有李依琳完成的大量现场描写,包括村庄氛围、村民的事发日回忆等;也有上述材料中的征地问题介绍。   当天,如果仅靠李依琳一人采访成文,因为时间限制,她可能无法兼顾现场采访和材料整理两部分。   而因为我到的较晚,如果当天没用手机彩信等功能,是不够时间回到乐清、找酒店住下看完材料再自行写稿的。   在乐清报道总结时,报社领导也表示,对于突发事件公共事件的报道,这次的“团队作战”经验值得推广。   虽然对重大选题合作报道的传统早已有之。但如何利用智能手机的各种新媒体软件,提高记者的合作效率,依然值得摸索。   “我也是有微博的人”   新媒体平台上,与你互动的不再只是读者,也有可能是你的采访者。   这种互动对于采访,既可能产生阻力,也可能产生助力。   “费良玉交通肇事案”一审庭审日期是2011年2月1日。1月30日,当我第三次到达乐清市时,从接近法院人士口中听到一个消息:费案审判长对我微博评价当地法院不满,打算不让我出席庭审旁听。   这句评价的本身,也与微博相关。   我第二次前往乐清时,与钱云会父亲的代理律师斯伟江一起会见了审判长。我们确认到,钱云会生前手表录下的视频,已被警方掌握,将作为检方证据提交。会面时审判长叮嘱,不要将视频一事在微博上公布。   出于不影响司法机构办案的考虑,我遵守了此约定。但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文章,专门报道了手表一事。   看到报道后,我对法院的这种做法感到不解,在微博上对此进行了指责;并就我了解到的手表取证情况,对该报道中细节提出质疑。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做法过于着急,未考虑数日后申请庭审旁听。虽然此后再次前往乐清是因为收到意料外的线索,但总体而言,一个事件还未完结时,即使已不能报道,我作为媒体人也应在微博这类公共平台谨慎发言,避免与采访对象发生冲突,以免影响可能的继续采访。   庆幸的是,败也微博,成也微博。   31日一早,我前往乐清法院。并在发表微博如下“此刻是1月31日上午7:50,费良玉交通肇事案在乐清法院网仍未公布开庭信息,我现在到达乐清市人民法院,以公民身份申请旁听证,相信仍未发完。”   此条微博下,我配上了乐清法院官网检索截图,与乐清法院门口照片,以证明文字表述内容。   业内周知,在中国很多重要案件的庭审中,法院往往以法庭太小、旁听证已发完,来拒绝新闻媒体的旁听;或者选取央视、新华网等少数官方媒体入内。   如不久前的“李刚案”中,当地法院就对旁听人员进行了严格控制。   仅选取家官方媒体入内,并让他们承诺只发通稿。而中国经济时报的一名实习生,虽然从受害家属手中拿到旁听证,以受害家庭朋友身份要求旁听,仍被法院阻扰。   因此,虽然我已有从其他渠道获得旁听证的打算,但既然已证实法院审判长会关注我们微博动向,便据此判断,有必要在微博上对法院“舆论施压”,监督其旁听申请程序的合法。   “大家都是年轻人,我也是有微博的人”,在法院办理“申请旁听”手续时,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对我说。   然后,他又悄悄说了一句网络流行的话——“围观改变中国”。   从这句话中,我感觉到,虽然当地在此案有不少涉嫌程序不合法之处,那些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却未必有意为难。   随后赶到的同行刘建锋告诉我,他了解到,法院已迫于一些压力,打定主意不给我们旁听证了,但与他接洽的法院人士暗示,我们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旁听证。   于是31日上午,我继续发了7条微博,详细介绍了申请旁听的情况。包括我是第一个以公民身份申请旁听证的,刘建锋是第一个以媒体身份到现场办理旁听手续的。以继续向法院“舆论施压”。   最后一条微博我这样写道:“我们与法院工作人员沟通融洽,并请他反映我们的愿望:‘我们个人能否进入旁听并不重要。只要费良玉案选取有公信力、自由表达状态的媒体或公民进入,都会获得公众的信任。’”   次日庭审前,我持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旁听证来到法院门口,还是之前说“我也是有微博的人”的那位工作人员,他默默将我放进了门。   进去后我发现,法庭内几家媒体中,仅我和刘建锋来自非官方媒体。   我能旁听庭审,虽然得益于乐清法院比部分地方法院的相对开放,但我认为,此前连续的“微博直播旁听申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法院人士在关注记者的微博,村民也迅速接受了这一信息平台。   后续采访中,在帮助村民家属与律师沟通时,我发现前者同样会关注我的相关微博言论,以确认我的身份和可信度。   就如此前听到的一句话,在这个时代,微博已取代博客,成为你的身份证明。一看你的言论、常互动对象、甚至转发,你的立场观点立现。    记录与参与   公共事件报道中,常因为监管部门要求、或媒体自行衡量选题价值,报道被中止。   此时,出于个人兴趣,或可能的后续报道,微博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记录平台。   虽然早在2010年12月底,媒体就停止了乐清事件报道。但随着当地警方对案件的调查,此事不断有新的消息传来。   在得到这些信息时,它们常常是零碎的、动态的,分量不足以支撑完整的文章;有些信息又具有时效性。因此,我选择在微博继续记录此事。   比如在2月1日13:13,庭审当庭宣判后,我就站在法院,发布了这条消息:“费良玉案刑事诉讼宣判结果:被告无证驾驶超载,构成交通肇事罪,3年6月,费表示不服判决,或上诉。斯伟江将继续代理钱云会父亲,提起民事诉讼,并等待相关物证鉴定。”   这种时候,一线记者的微博角色,有点类似通讯社,消息传递几乎是争分夺秒。   如果问我,微博上传递消息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我也无法具体回答。只能说,这是新闻人的一种本能——当你站在新闻现场,有信息传递渠道,你就会去传递。   与通讯社的区别则是,微博不仅没有收入,更没有编辑部的审查,一切内容彻底“文责自负”。   12月29日,当我在发表微博“目击者"黄迪燕(音)为邻村华一村村民,目前不在家。多位村民称,她女儿患有精神病,自己患鼻咽癌多年。   根据对村民采访,我认为其"证言"可信度极低,且无其他独立信源,故不足采信。”   此话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评论与转发合计近千中,超过是对我的质疑甚至言论攻击。因为此时,网络对此事判断还倾向是“谋杀”。   而我“女儿精神病、黄患癌多年”的描述与“证言可信度低”的判断放在一起,更激起了网友的反感。   事实上,与多位前方记者沟通后我发现,大家普遍判断黄迪燕“数人按压村长令其被车压”的说法不可信。但我在上述微博中,简单讲出了判断结论,未附上相关细节与分析,本身的表述方式就不够严谨。   而一线记者的微博,有时又兼具公共性与私人性。我意识到,无论字数限制和平台特性,只要微博账号是实名,你又身处一线,对公共事件的表述,都应遵循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则,不宜以生活中的沟通方式随意发表。   因为上述原因,从1月31日凌晨开始,我以“乐清观察记录数字编号内容”的格式,开始记录乐清事件的各类动态,包括庭审情况、地方政府做法、办案程序、卷宗整理、主要观察人士言论等。   在这些编号记录中,我基本遵守事实描述与评论区分的方式,编号内容只保存求证过的信息。如有相对确切、但为完全证实的消息,尽量不发表,或者注明明确消息源。    小结    “乐清观察记录”持续至今,对我来说,已不同于以往单篇稿件的报道,而是借助传统媒体身份与新媒体平台,我个人对社会的一次深入观察。   3月9日,我发布了“乐清观察记录109”——接受我采访时,浙江高院院长齐奇问:“你真的相信这是一起谋杀吗?”我回答:“对我来说,是谋杀还是意外不那么重要。我更关注:司法机关是否程序正义,是否没有程序瑕疵?”我说完,他沉默了十多秒。   这次交流是在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我将齐奇请出会议室,聊了十来个钱云会案相关问题,他思路很清晰,看得出对此案有过较深了解。   虽然在两会期间,该访谈暂未刊出,但这是乐清事件暂告一段落时,我与司法机构的唯一正式交流;也几乎是费良玉庭审宣判后,非官方媒体的唯一一次采访。此过程中,我对案件相关程序确认了更多细节,对此案程序正义问题有了更深了解。   如前所述,作为新闻从业者而非侦查机关,我想我能做的,不是逾越法律去彻底调查案件本身,而是观察、记录下尽可能的更多相关细节,进行尽可能的更有力度的舆论监督。   感谢这个新媒体时代,即使有众所周知的原因影响了传统报道,但信息传递再也不能完全封锁。   (作者系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来源: http://media.nfdaily.cn/cmyj/29/08/content/2011-05/18/content_24249945_4.htm 速度追求:上周五,法拉利车队的西班牙车手费尔南多·阿隆索(Fernando Alonso)正在西班牙蒙特梅洛(Montmelo)赛道上参加第二轮自由练习赛。图为赛车后视镜中的阿隆索。2011年F1大奖赛西班牙站比赛于上周日举行。 玛丽莲·梦露造型:周四,西班牙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各大广场上露营,以抗议经济危机和超高的失业率。图为抗议者们当天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 square)支帐篷,一条狗正趴在一旁的地铁通风口上。 头戴纸盒:上周日,抗议者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举行集会,抗议西班牙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人民党(Popular Party)在上周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党工人社会党(Socialists)。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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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科技上市仅3天董事长高庆昌暴亡 疑点待查

万昌科技上市仅3天董事长高庆昌暴亡 疑点待查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5月23日 23:18 万昌科技在其公告中称,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现阶段董事长日常工作由董事、总经理王明贤代为主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将在近期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   【《财经》综合报道】 5月23日晚间,刚刚于5月20日(上周五)登陆中小板的万昌科技(002581)公告,该公司董事长高庆昌不幸于2011年5月23日逝世。随后,《时代周报》经济部副主任姚海鹰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透露,高庆昌系23日凌晨在自家住宅23楼坠亡,且“落地惨状异常……其死亡有诸多疑点待查”。  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   万昌科技在其公告中称,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现阶段董事长日常工作由董事、总经理王明贤代为主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将在近期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高庆昌先生生前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对其离世表示沉重的哀悼。   5月20日,万昌科技成功登陆中小板,公开发行股票2708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0828.00万元,发行价格19.00元/股,对应市盈率为35.19倍,募集资金5.15亿元。   按照姚海鹰的说法,高庆昌在其公司上市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凌晨即在家坠亡,相隔不到72小时。   《时代周报》记者姚海鹰:其死亡有诸多疑点待查   万昌科技的公告发布后,《时代周报》经济部副主任姚海鹰当晚22点开始在其个人微博连续爆料:   “重大讣告:万昌科技(002581)董事长高庆昌今天上午跳楼身亡,淄博金融办胡希德主任透露,跳楼前,他本要亲赴青岛处理一笔1000万现金事项,不料意外发生,死因相关1000万。该公司5月20日才IPO,不到3天即出事。两小时前公告称,高庆昌于2011年5月23日逝世,工作由总经理王明贤代持,未言死因。”   姚海鹰称,“独家,山东一人透露,高庆昌是从自家住宅楼23楼摔下,奇怪的是,高落地惨状异常,在太平间时的模样为:手和脚从身上完全分离,脚被另外放在一边。另一细节是,据淄博金融办官员说,高庆昌是带着凳子从23楼摔下,真是匪夷所思。现在疑点是,为何摔下后手脚分离?为何带着凳子摔下?”   姚海鹰表示,“万昌科技核心知情者刚才向我透露,高庆昌在去世前情绪非常好,5月22日在参加淄博政府为其开的上市公司庆功会上,高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料,仅10小时不到,却在凌晨自家住宅楼上坠亡。其死亡有诸多疑点待查!”   姚海鹰说,知情者继续向他透露,“淄博市委市政府今天白天严密封锁消息,山东媒体也被禁口,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受到阻扰。实际上,高在跳楼前已和公司相关方达成了解决股权纷争的方案,但就在即将解决之时,却发生了上述惨案!”   姚海鹰说:“知情者继续说:万昌科技三次上市,5月20日终于如愿,按说高庆昌和其长子掌控该公司,正是春风得意时,按常理不会突然自己坠楼。知情者肯定表示:‘绝不可能是自杀,应该是被陷害后推其下楼’。声明,本微博对其死因未经证实,有待公安机关调查结论。”   姚海鹰说:“‘高庆昌在5月17日还给我打过电话’,知情者说,高当时希望能通过中间人撮合,给我1000万,以赔偿万昌股份与华冠股份在合并时的给相关股东造成的损失问题。”   姚海鹰说:“知情者指出,高坠楼身亡疑点丛丛,幕后应存在巨大阴谋,应与淄博市监察局作为原告告相关股东涉嫌挪用公款案有关。知情人说,当时捆绑上市注销万昌股份的法人地位做法不好,但未被采纳,继而造了2个假案。【案号为深罗法民初字第1号和淄博市张店区公安局99(17)案】(注:消息未经证实,待公安调查)”   5月20日才登陆中小板   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显示,高庆昌,男,出生于1943年,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1976年起,高庆昌先后在临淄制酸厂、临淄刺绣厂、临淄区皇城镇经委、临淄石化机械厂、山东万昌股份、万昌集团、万昌发展工作,历任临淄制酸厂副厂长、临淄刺绣厂厂长、临淄区皇城镇经委副主任、临淄石化机械厂厂长、山东万昌股份董事长、万昌集团董事长、万昌发展董事长、总经理,曾获“第四届全国乡镇企业家”、“中国石油和化工协会优秀企业家”、“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淄博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现任公司董事长、万昌集团执行董事、山东万昌股份董事长、万昌化工设备董事、富宇置业执行董事,并兼任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淄博市中小企业商会会长。   资料显示,高庆昌(董事长)、高宝林(董事)父子为万昌科技控股股东,共持有万昌科技4189.50万股,持股比例38.69%。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我国重点化工产业基地山东省淄博市,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18日,注册资本8120万元。   5月20日,万昌科技成功登陆中小板,公开发行股票2708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0828.00万元,发行价格19.00元/股,对应市盈率为35.19倍,募集资金5.15亿元。201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亿元,净利润7025.58万元。   万昌科技的经营范围为,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的研究开发;生产原甲酸三甲酯,原甲酸三乙酯,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产品(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销售及进出口业务(上述涉及配额管理,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万昌科技上市前夜曾被举报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1年4月26日,刚刚获得A股发行许可的万昌科技开始正式招股,然而,就在同一天,万昌科技的关联公司、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昌股份”)的股东艾群策却向证监会举报称,作为董事长的高庆昌涉嫌掏空万昌股份的资产,将其转移至即将上市的万昌科技;另一面却遮掩万昌股份的经营业绩、长达6年不开股东会。艾群策持有万昌股份约12%股本,曾是1990年代中期淄博内部职工股市场的大炒家。他在举报中提请证监会暂停万昌科技IPO。   更加蹊跷的是,当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千方百计调查万昌股份厂址时,却发现这家总资产达3亿元的公司尽管账面上清晰可见,但现实中却已消失于无形,连公司地址都无法找到。南方周末在报道中道,“老万昌神秘蒸发,新万昌急赴A股。”   这是高庆昌经历的第3次上市之路。前两次是他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被山东华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冠”)捆绑上市。由于两度被举报财务造假,山东华冠也成为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第一个两次过会却仍未能上市的企业。   附万昌科技5月23日公告全文:   证券代码:002581证券简称:万昌科技公告编号:2011-001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高庆昌先生不幸于2011年5月23日逝世。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现阶段董事长日常工作由董事、总经理王明贤先生代为主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将在近期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高庆昌先生生前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对其离世表示沉重的哀悼。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5月23日   来源: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5-23/110727228.html 万昌科技上市仅3天董事长高庆昌逝世 疑似坠亡 2011-05-24 03:20:40 扬子晚报 高庆昌   刚刚于上周五登陆中小板的万昌科技(002581)周一晚间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高庆昌不幸于2011年5月23日逝世。公司表示,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现阶段董事长日常工作由董事、总经理王明贤代为主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将在近期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   时代周报经济部副主任姚海鹰(微博)昨在其微博中称,万昌科技(002581)董事长高庆昌周一上午跳楼身亡,淄博金融办胡希德主任透露,跳楼前,他本要亲赴青岛处理一笔1000万现金事项,不料意外发生,死因相关1000万。该公司5月20日才IPO,不到3天即出事。公告称,高庆昌于2011年5月23日逝世,工作由总经理王明贤代持,未言死因。   据知情人士透露,高庆昌是23日上午坠楼身亡。    两个万昌:万昌科技 上市前夜被举报的往事   六年不开股东大会,不分红,不披露经营业绩,但万昌股份董事长高庆昌却带着另一家万昌科技公司准备登陆A股市场。    老万昌神秘蒸发,新万昌急赴A股   六年不开股东大会,不分红,不披露经营业绩,甚至连这家万昌股份公司在哪里都找不到了。但万昌股份董事长高庆昌却带着另一家万昌科技公司准备登陆A股市场。这不能不让万昌股份的股东们心生疑窦,并愤而举报。   2011年4月26日,刚刚获得A股发行许可的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昌科技”)开始正式招股。董事长高庆昌穿着崭新笔挺的西装来到北京金融街路演,在此之后的数日他还赶赴上海、深圳等地进行发行路演。   然而,就在同一天,万昌科技的关联公司、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昌股份”)的股东艾群策却向证监会举报称,作为董事长的高庆昌涉嫌掏空万昌股份的资产,将其转移至即将上市的万昌科技;另一面却遮掩万昌股份的经营业绩、长达六年不开股东会。艾群策持有万昌股份约12%股本,曾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淄博内部职工股市场的大炒家。他在举报中提请证监会暂停万昌科技IPO。   更加蹊跷的是,当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千方百计调查万昌股份厂址时,却发现这家总资产达3亿元的公司尽管账面上清晰可见,但现实中却已消失于无形,连公司地址都无法找到。   这是高庆昌经历的第三次上市之路。前两次是他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被山东华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冠”)捆绑上市。由于两度被举报财务造假,山东华冠也成为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第一个两次过会却仍未能上市的企业。   “没找到不代表不存在”   高庆昌现年68岁,他的发家地也就是万昌股份的所在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从1976年起,他先后在临淄制酸厂任副厂长、临淄刺绣厂任厂长,后又到临淄区皇城镇经委任挂职副主任。尔后,高庆昌又到了万昌集团任董事长,同时兼任万昌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中型乡镇企业,占地7.83万平方米,下设五厂五公司和两个科研所,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现代企业集团。   三次IPO之路   虽然万昌股份与即将上市的万昌科技在股权上并无关联,但二者却有着十多年的纠葛。如今万昌股份的股东之所以举报万昌科技、阻止其上市,这一切还要从12年前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捆绑上市说起。   高庆昌本人经历了企业三次上市的波折。前两次却是痛苦的回忆。   上世纪90年代末,山东华冠曾是国内最大的塑料机械制造商,国内市场占有率在20%以上。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分别在莱芜和淄博,原本并无关联,却同在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挂牌。   1997年5月,万昌股份经淄博市证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淄证管办字 (1997)12号”《关于同意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试点公司的批复》批准,在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挂牌交易定向募集职工股。   据艾群策回忆,他正是那个时候投资的万昌股份。当时万昌股份一度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最高时股价近8元/股,堪称当地的明星股。   然而,1998年6月,国务院清理场外交易,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被取缔,万昌股份的股票也停止了交易。为了安抚投资者,山东省政府给予了这两家公司一个上市指标。根据当时的重组方案,上市以山东华冠为主,合并吸收万昌股份。   高庆昌对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回忆,为了上市,万昌股份一度被注销了法人资格,成为了山东华冠万昌分公司,但当时双方签有内部协议,上市一年后分拆。万昌科技IPO招股书中指出,双方的合并仅为形式上的合并,合并后双方仍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资产、业务、财务、人员、股权管理等方面完全独立。   1999年山东华冠通过了证监会发审委审核,但几乎同时遭遇财务造假举报。随后,中国证监会联合山东证管办、莱芜市政府等5个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虽然最终调查结果是“山东华冠财务指标属实,没有发现所举报问题”,但企业的上市路却是戛然而止。   2001年,山东华冠重启上市之路,在保荐商国泰君安带领下于来年6月份被发审委二次通过。按照方案,山东华冠拟发行5000万股A股,发行价约8元/股,募集资金约4.08亿元。   当时,山东华冠距离上市仅有一步之遥——股票号码、发行价格都已对外公布。为准备到交易所鸣金敲锣,很多高管还买了西装。然而,就在上市的前夜,山东华冠再次被举报财务造假。   最终山东华冠再次猝死于IPO门槛上,董事长王士范也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山东华冠为筹备上市花费了上千万元的资金,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无法计数,银行一见上市失败纷纷抽回资金,公司资金链随即断裂,并于2004年底进入破产程序。   如今艾群策正在参与山东华冠的破产重组,他介绍说,当初山东华冠与万昌分公司的财务数据都有虚假成分。前者财务造假是华冠集团以土地、厂房出资置换股份公司的股权,但股权换来了,资产却并未过户。后者则是为了提高与山东华冠的换股比例,虚增利润。    “开一次股东大会,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颇具戏剧性的是,12年之后的今天,高庆昌从当初IPO的配角变成了主角,但不变的却是再次遭遇举报。   高庆昌的解释是,万昌股份与山东华冠当初捆绑上市,上市失败后万昌股份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2009年两家公司才资产清算完毕,这期间万昌股份曾想召开股东大会、给股东分红,可担心山东华冠股东前来闹事,就一直未开。2009年后,原本打算在淄博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后再开股东大会,但目前仍在为挂牌做着准备工作。   但让万昌股份的股东们担心的是,高庆昌一面遮掩万昌股份的经营业绩、多年不开股东会;另一方面,与万昌股份有着相同产业和产品的万昌科技却即将上市融资。   而艾群策坚信,只要万昌股份开一次股东大会,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来源: http://news.163.com/11/0524/03/74PP6VP000011229.html 冲突:上周五,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中部,民族主义政党艾塔克党(Attack)的支持者在班亚巴什清真寺(Banya Bashi Mosque)前组织了集会,抗议清真寺使用扩音器,并与前来进行礼拜的穆斯林发生冲突。图为一名在冲突中受伤的穆斯林男子躺在地上。 大力士:上周五在爱沙尼亚塔林,约20名“大力神”将约两万吨重的“波罗的海女王”号轮船拖着向前移动了约九米。 下台:上周五,东京电力公司社长清水正孝(Masataka Shimizu)出席了在东京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并引咎辞职。福岛第一核电站在3月11日的地震和海啸中严重受损而后引发核危机,东电被指处理不当,饱受批评。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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