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谈改革 作者：周培源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3 9:28:09 阅读量：2442次 　　20年前，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的改革已经十年有余，在那个人心思变但又不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邓公的讲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今天，我们站在“十二五”的开头，发现20年前的迷惘再次萦绕在周身，经济的回落引发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贫富差距的鸿沟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大的质疑，文化的蓬勃发展与人心社会的不协调共存，政治结构的大环境在觉醒的公民意识前受尽批判，社会凝聚力、官员互信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解……我个人看待这个社会现状，一个字“乱”。这一切都引发我们对中国二次改革的呼唤和思考。 　　首先有一点我们应该形成共识，中国目前“乱”象丛生不可能全部依靠改革来矫正，但是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乱”不会凭空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二次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下面我就谈一谈我对改革的看法。 　　既然二次改革必须进行，那么怎么改?有没有几点基准?我个人认为几个大方向不能乱，不能错： 　　1、中国任何时段的改革必须是渐进式改革。激进改革虽然快、猛、狠，但是副作用太大，就像治病，病没治好，副作用把肝肾搞坏，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当代的中国人。历史上前车之鉴太多太多，不需多说，改革不是目的，是手段，通过改革是为了社会会更好发展，人能活得更好。 　　2、改革有先后顺序，有阶段性重点。需要改革的对象太多，像上面说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等，都需要改革，但是肯定有一个先后顺序，万丈高楼也是一层一层从下往上，奢望空中楼阁最终只能害人伤己。如果没有一个渐进式的、基础式的铺垫，是不会让改革效果得到优化的。同时，确定改革顺序后，不同时段的改革也有重点，协调改革，共同改革。 　　3、改革不是完成时，没有固定态，需要试行、优化、推广。邓小平“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论断依然受用，我们很多政策就是先试点，小范围实验，没问题就推广经验，有问题看能不能优化，能不能优化后推广，这种胆大心细是改革中最重要的态度。改革没有穷尽，改革没有固定模式，常变常新，因地制宜。 　　那么，在上面三点的指导下，面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改革如何进行?郑永年先生认为中国改革应该“三步走”，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我个人是基本认同的，但改革的基本步骤可以加上文化改革。文化的改革是隐形的，但是在改革中却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改革应该遵循“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步骤。那么检验改革成果的方式是什么?我认为： 　　1、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2、国民的幸福程度是否增强; 　　3、文化的认同感是否存在，包括对内的文化认同和国际的文化认同; 　　简言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人民福利，作用于一国之人民。 　　最后，我们应该关注中国改革的问题和阻力： 　　1、话语权问题。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舆论问题，我隐隐感觉中国的现阶段国内舆论大发展，尺度大，层次深、话题广，呈现多、杂、乱、深、广等特点，尤其是，舆论被绑架的问题。以微博为例，重点微博粉丝动辄上百万，实质上有垄断中国舆论的嫌疑。如果我们在改革参考时不注意这一点，很容易让改革走入少部分营造的舆论环境中，剑走偏锋;另一个是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利比亚撤侨、对非关系的稳定发展等等，都是我们国际地位和国际文化认同的表现。但是在与西方国家交流中，文化认同得不到落实，日前我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专访，主持人就问“你们是共产党国家吗?”都是意识形态的隔膜，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认同和话语权的博弈。 　　2、安宁的矛盾。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也喜爱安宁稳定的环境，但是改革是新、是变，这可能引发一部分不满。尤其是我们要注重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前人论述太多无需多言，重要程度可想而知。我想提出一个稳妥的办法，具体的改革依然按照“试点——评估——优化(修正)——推广”的步骤，渐进改革，显现智慧。 　　3、改革的共识问题。现在我们出现两大问题，一个是改革的主导者的公信力问题，随着近来社会问题爆发，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一步步吞噬着官方的公信力，对于改革主导者的质疑声一直未曾消减;另一个是对于改革的认识问题，前面说过了，改革的步骤、改革的侧重、改革的目的等等，很少有人会仔细思考，而是一厢情愿认为改革就是民主的投票，不能达成共识是戕害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大难题，改革，一定要有全国人民的认同和参与，才能更好更快。 　　4、改革过程中与文化互动的问题。改革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变化，从文化角度来说，必将引起对目前中国文化谱系和刚刚成型的文化阶层尤其是大众文化阶层的重新定义和洗牌，对社会中知道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文化产生极大冲击，从根本上引发社会的大变革。当年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一心发展中国经济，其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重要作用，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改革的互动过程，导致了一个阶段人心混乱吃饭骂娘的局面，在二次改革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5、改革与利益。这是很多人谈到改革第一个想到的——改革会触及到记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错，改革确实有这个阻力，但不是改革与利益的全部。我们还尤其要注意，改革过程中新兴利益集团的野心，防止在二次改革中，部分投机取巧的利益团体利用改革契机谋取利益，大发横财，引发新一轮财富掠夺和权力畸形分布。一言以蔽之，改革也要十分注重公平正义，如何做到改革的公平，参见前面说的改革的目标和检验改革成果的若干准则。 　　改革应该慎重，改革也应该大胆。谨慎小心与细心大胆的平衡是考验改革主导者智慧的大问题，我们不会奢望“大跃进”式的改革，但渐进改革中能否惠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能否继续凝聚人心，深化改革的关键。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两岸关系的未来 进入专题 ： 台湾民主 两岸关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台湾，追求绝对主权的原教旨主义的台独运动并没有未来。这种追求尽管有其支持力量，但只会加速导致台湾的衰落，甚至衰亡。     马英九的再次当选，应当说是中国大陆政府对台政策的胜利。这并不是指在台湾选举期间，大陆的理性反应，而是指这些年来大陆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的对台宏观政策。在这之前，中国大陆的强硬政策既没有能够对解决台湾问题有任何帮助，更没有阻止得了台湾的独立运动。实际上，大陆的强硬政策和台湾的独立运动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说是互相强化，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并不难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台湾独立运动标志着台湾“民族主义”的崛起。台湾“民族主义”本来就缺少文化或者种族基础，其崛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是人为创造的政治产物。在台湾独立派塑造台湾民族主义过程中，他们所倚赖的就是一个恶劣的外在环境，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这也不难理解。在任何地方，民族主义历来就是“被压迫者”（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的武器。塑造台湾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民进党人，尤其是民进党党内的基本教义派。民进党是作为反抗者而产生的，首先是反对国民党的压迫，现在转移到反抗自大陆的“压迫”。无论是反抗国民党还是反抗大陆，民进党都诉求于民族主义，前者表现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人为的“种族”分歧，后者直接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例如台湾认同和中国认同、民主与专制等等的分歧。     从本世纪初开始，大陆政府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很快改变了其对台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了《反分裂法》，试图以法律来阻止台独运动，从法律上表现出其遏制台湾独立的决心。《反分裂法》在国际社会引出了很多争议，很多人把此视为是威胁。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反分裂法》无疑有助于和平的两岸关系。台湾的独立与否问题不仅仅是台湾人的事情，而且也是中国大陆居民的事情。在中国大陆本身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的时候，如果台湾独立运动不能得到遏止，那么就必然导致两岸民族主义的公开冲突，很有可能回到“内战”的局面。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在通过了《反分裂法》后不久，就转入了寻求如何改善两岸关系。尽管当时还是民进党政权，大陆通过国共两党的机制，建立了定期的对话和商讨。两岸关系迅速得到改善。这些年来，两岸关系曾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民主化不等于掌握主动权          首先，大陆掌握了对台政策的主动权。此前，大陆的对台政策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可以说被台独运动牵着鼻子走。这也是其强硬政策背后的主要原因。平常不预备火情，等到着火了，就要用最有效的方式来灭火。但此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无论哪方面说，都是大陆掌握着主动权。台湾民主尽管充满政治生机，但并不表明民主政府可以有更大的政策动议。在民主生态下，尽管台湾各方面的利益吵闹不休，但在政策面，则显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难有进取性。所有政治人物眼中关切的，大多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党派利益，而少有社会整体利益。     换句话说，民主不是用来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用来维护和增进部分利益。例如尽管台湾政府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两岸经贸协定的签署并不是台湾的功劳，而是大陆主动让利的功劳。在台湾岛内，马政府经常被批评为过于保守，每天看着民调来做政策，缺少有意义的新政策动议。即使是在两岸经贸协定签署之后，台湾在执行方面也面临很多的问题。现在中国和韩国要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整合先于中韩，那么台湾还可以维持其经济优势，但一旦中韩整合先于两岸，那么台湾很快就会失去其经济优势。     尽管两岸经贸协定执行缓慢，但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两岸政策，也在静悄悄地改变着台湾的政治生态，尤其是人们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例如在两岸经贸协定中的“早期收获”一项，尽管占台湾经济很小的一部分，但受惠的人数不少，主要是台湾的农民。开放旅游业尤其是“自由行”也是这样，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受惠。从这次选举的情况来看，刚刚诞生不久的经贸协定已经开始生效。包括台南的很多地方，人们开始把两岸政策和台湾内部政策分离开来，即把政党票投给民进党，把总统票投给马英九。台湾的民主化历来就是和台独运动绑架在一起的。如果选民能够把台湾的内部问题和外部关系（尤其是对大陆的关系）分离开来，那么就非常有利于两岸保持和平状态。当然，两岸的和平也是大陆所期望的。     在这次选举竞争中，马英九强调的是两岸政策，他向民众释放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是国民党带来了两岸和平，也只有国民党才能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在内政问题上，民进党得分不少，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没有人能够相信民进党的“台湾共识”能够带来和平。蔡英文的民进党尽管和陈水扁时期的民进党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在选举运动中，蔡英文有一段时间有意在此问题上作一妥协，即展示出能够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的可能性，但可能恐惧于党内的原教旨主义派，结果公开拒绝“九二共识”。这使得很多人担心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和平局面就很难继续。这种深刻的担心不仅存在于企业家阶层，也存在于这些年来受惠于两岸和平局面的其他社会群体。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本土”精英（包括大公司）都有足够的动机和大陆交往。今天居住在中国大陆经商的不仅仅是台湾的“外省人”，也包括数量很大的“本省人”。     　　     保持良好的政治氛围很重要          马英九再次当选，为关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很多人都想在这一“新希望”上做文章，把两岸关系推向前去。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些具体的举措，例如政治对话、和平协议、大陆撤导弹、投资协定、两岸互派办事机构等等。这些具体的举措当然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宏观层面继续保持良好的政治氛围。政治氛围很重要，良好的氛围可以促成很多政策方面的进步，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氛围，很多问题就要使人担心了。     但是，如何维持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两岸的政治氛围很容易遭受其它因素的破坏。如上所说，这些年来两岸关系良好氛围的产生是大陆领导层政策大调整的结果。现在人们开始担心新的领导层是否会意愿继续营造、是否有能力继续营造一个良好氛围。     很显然的一点就是马英九的当选，很可能在一些人当中产生一种“急统症”。马英九在过去的四年里，为了稳定两岸关系做了不少事情，但在中国大陆，马英九经常被一些人视为是“和平独立”派。一些人动不动就叫喊要给马英九施加压力，甚至继续声称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相信类似的声音还会继续存在。不过，一旦这种声音成为主流，就会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也影响两岸关系。     这种担忧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马英九连任后，原来比较温和、比较有耐心的人也开始犯上“急统症”，开始寻找“统一”的路径。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收获”。他们把前些年大陆对台湾的和平政策视为是“投资”。既然这些“投资”帮助了马英九，那么就可以催促马英九“回报”了。（实际上，在台湾岛内，一些人也是这么相信的。很多人因此一直对大陆的台湾政策，尤其是两岸经贸协定抱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些日后必然成为大陆向台湾施加压力的工具。）     “急统症”会不会成为主流还需要观察。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旦“急统症”成为主流，那么两岸关系必然会出现倒退，出现紧张。道理很简单，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台湾民族主义。要特别明了的一点是，民族主义永远是被压迫者的最有效的武器。没有压迫感，就没有民族主义。前些年，两岸关系之所以得到改善，是因为台湾方面感觉到了来自大陆的善意而非压力。一旦台湾面临压力，其民族主义很快又会高涨起来。一旦民族主义高涨，那么各派政治力量就会乘机而入，利用民族主义来促使台湾向独立方向冒进。而台湾民族主义的崛起，又必然导致大陆民族主义的崛起。两种对立民族主义的碰撞，很容易导致其它方面的冲突，包括军事冲突。     对大陆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次国民党继续掌握政权，并不是说民进党完全输了。民进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短短四年时间里，蔡英文治下的民进党和陈水扁治下的民进党就算不说发生巨大转型，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民进党吃亏在两岸政策，但在内政方面，民进党的支持力量在扩大。在两岸问题上，现在民进党变得比较温和，但很多因素还没有促使民进党接受“九二共识”，来正式放弃其台独党纲。不过，这次选举表明，在社会层面，人们开始把内部问题和两岸问题区分开来，开始对“九二共识”有一个基本的认同。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对民进党领导层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其改变两岸政策。在这样一种转型的局势下，一旦再次面临来自大陆的压力，民进党仍然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来抗衡大陆。     　　     大陆必须重视的两大问题     　　     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大陆已经选择了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即用《反分裂法》来遏制台独，用经济方法来化解两岸矛盾，从发展进程中寻找未来的道路。这个选择被证明为有效，也相信会继续走下去。要认识到，大陆对台湾的经济整合不是大陆对台湾的“施舍”，而是互惠关系。尽管在一些方面大陆所获取的利益小于台湾的利益，但大陆经济体巨大，非常容易消化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和台湾的经济整合并不对大陆经济构成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压力。这方面，台湾和香港有类似。     在对台关系上，有两个问题中国大陆必须面对，也必须加以正确的认识。     其一是台湾的认同问题。这些年来，台湾意识一直在强化。一些人就简单地把台湾认同等同于台湾独立。台湾认同和台湾独立运动有关联，但两者并不是一件事。台湾认同的发展既不可避免，也并不是个大问题。中国各个省份的地方认同到今天还都很强。香港回归之后，其认同也在强化。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不是消除台湾认同，而是要在台湾认同的基础上再创造一个“中华”或者“中国”认同。认同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因素，是软力量。中国大陆没有可能把“一个中国”的认同强加于任何人身上。对一个软因素的认同只能来自于软的方法，而不是硬方法。台湾岛内这些年对“九二共识”的认同正是大陆软方法的结果。同样，从长远来看，“中华认同”也好，“中国认同”也好，都会来自大陆对台湾的“软”政策。     其二是主权概念。这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这些年来都在为“主权”而战。但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起源于欧洲并且濒临破产的概念。欧洲创造了绝对“主权”概念，自己也成为这一概念的牺牲品。对绝对主权的追求导致了无穷的战争。今天，在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各个社会的互动越来越密切，绝对主权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更难以实现。中国大陆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已经修正了绝对主权概念，并且也可以相信这方面会继续有创新。在台湾，追求绝对主权的原教旨主义的台独运动并没有未来。这种追求尽管有其支持力量，但只会加速导致台湾的衰落，甚至衰亡。马英九对此应该也有认识。他多次公开表明，“两岸模式”不是“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更非“西藏模式”。那么“两岸模式”是什么呢？从经验上看，要解决两岸问题，如果从西方寻找理念和思想，会是死路一条。如果两岸的政治人物能够找回中国文化精神，那么就会出现有助于两岸问题解决的政治大智慧。     中国对台湾没有“治权”要求，而只有“主权”要求。主权概念一直处于快速的变动之中，两岸的经济和社会交往甚至整合不可阻挡，中国“和而不同”的对外关系文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在改变着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两岸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关系模式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双方都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来寻找和界定两岸关系的未来。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台湾民主 两岸关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台海研究 > 台海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83.html    

核心提示：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和相对受欢迎的程度让国内外某些人充满期待。他们希望他能恢复成为上世纪90年代标志、但却在过去10年里嘎然而止的那种改革。美国方面热切地想知道他的高升是否将能导致好斗的外交风格有所改变。 原文： Heartland Return for Chinese Leader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发表：2012年1月31日 作者：JEREMY PAGE、MARK PETERS 发自艾奥瓦州马斯卡廷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习近平预计将于12月份成为中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图片来源：美联社】 　　密西西比河畔的这个小城一直因为马克·吐温1854年曾在此短暂居住而自豪。现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有了一个更为不同寻常的吹牛理由：在可望于今年秋天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升迁之路上，马斯卡廷市曾经扮演过不起眼但却值得纪念的角色。 　　27年前，作为中国生猪产区一个崭露头角官员的习近平，曾率领一个牲畜养殖代表团访问过艾奥瓦。他走访养殖场，参观扶轮社，还观看棒球比赛。他在马斯卡廷一对夫妇家里的错层房屋家中住了两个晚上，睡在这家两个男孩摆满《星际迷航》玩具的卧室里。这两个男孩当时在外面上大学。据信那是习近平首次出国访问。 　　2月15日，就在习近平首次访问白宫一天之后，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他计划重返马斯卡廷，与他1985年的老相识饮茶叙旧。他重返美国心脏地区之行似乎意在展示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胡锦涛的不同之处——一种自信、潇洒的风度以及不经意间流露的对美国的亲近。 　　在此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在美国摆过姿势拍照留念。1979年邓小平曾戴着牛仔帽现身得克萨斯一个牛仔竞技场。但是还没有领导人如此明显地试图展现自己与美国的长期个人联系。 　　58岁的习近平多年来定期前往美国。他的女儿在哈佛上学。他经常和美国官员和商界领袖打交道，包括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当副总统乔·拜登去年8月访问中国时，习近平陪同他去了四川，并在当地一家餐馆共进晚餐。 　　中国处在10年一次政治交接的过渡期。在10月或11月的时候，胡锦涛和9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6人将退休。以习近平为首的下一代领导人将在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及公众日益迫切地要求解决大量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时候接掌权力。 　　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和相对受欢迎的程度让国内外某些人充满期待。他们希望他能恢复成为上世纪90年代标志、但却在过去10年里嘎然而止的那种改革。美国方面热切地想知道他的高升是否将能导致好斗的外交风格有所改变，近年来，这种外交风格令中国的许多邻国大为警惕，也促使美国在军事规划和外交方面对这个地区投以更多的关注。 【1985年的一张新闻图片，习近平接受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的钥匙。图片来源： The Muscatine Journal 】        习近平是中国被称为”太子党”的群体中最杰出的人物，”太子党”指著名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很多人在一起长大。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共产党军队领导人，领导革命胜利有功，但在1962年遭到清洗，后来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直到2002年逝世之前一直关注改革进程。 　　这一背景使习近平有别于他将要取代的领导人。胡锦涛的父亲经营茶店，他必须通过党的阶梯来爬升。掌权之后，他提拔和依靠类似背景的官员，例如他视为接班人的现任副总理李克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郑永年说：”习近平是太子党圈内的主要人物，他的父亲习仲勋很有人缘。这使他更有自信，而在个人层面上，他对西方也更了解。我认为他有自信能够比胡锦涛更快地巩固权力”。 　　习近平将比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任何前任都更熟悉西方。邓小平1920年代在法国学习，1979年在（中美）重建外交关系后历史性地访问美国。胡锦涛与习近平一样，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在1985年，但他访问的是朝鲜。他直到2002年接掌权力之前不久才访问美国。        12月份刚刚见过习近平的保尔森称他是一位”强势、自信的领导人”，认为他举止随和，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并且了解美国——这种了解在他首次访问艾奥瓦之后与日俱增。        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第三次会见习近平之后说：”他比胡锦涛更为自信，当他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习近平的父亲在党内最有能力和直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帮助领导共产党的力量取得胜利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理，直到1962年因为支持出版一本被认为批评毛泽东主席的书籍而遭到清洗。1978年，他东山再起，在他的建议和监督下，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广东省南部建立，这是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发动机”的重要一步。        习仲勋在政治上持相对自由派立场，大胆地为一位在1987年被解职的改革派领导人辩护，根据接近党的高层人士的说法，他在1989年谴责对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这让他再次被排挤。        他过山车一样的政治生涯令子女们的成长也颇为动荡。习近平出生于北京一座相对奢侈的党的领导人居住的院子。父亲被软禁的时候，他只有9岁。软禁持续了随后16年的绝大部分时光。        文革期间，15岁的时候，习近平成为中国数百万”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一员。他被送到中国北部的陕西省，他的父亲1930年代曾在这里领导共产党打游击。”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所以对他都很友好。”一位1970年代熟识他的家庭的人士说。        习近平7年没有回家。根据官方媒体的说法，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梁家河村的一个传统窑洞中，在那里他挖沟开渠，探索从动物粪便中收集甲烷气体的方法。               1996年，在一家国有媒体的访问中，习近平说由于他的背景，青年时代他经受了”比大多数人要多的苦难”。他对另一个记者说，他被迫谴责自己的父亲，并曾三次被关押入狱。               然而，按照习近平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在农村的时候不断申请加入共产党。由于父亲的原因，他被拒绝9次，1974年才被接受。他申请上著名的清华大学，也被拒了两次。后来他的父亲写了一个条子给清华，说自己的政治问题不应当影响儿子的教育，他才被清华接受。        1979年习近平毕业，获得有机化学专业的学位，此时他的父亲回到党的领导层。习近平得到一份工作，在父亲军队中的老战友耿飚那里担任个人助理，耿飚当时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个穿军装的工作为习近平提供了与军方发展关系的机会，这是胡锦涛及其前任江泽民所不具备的。 　　1982年，习近平脱下军装，担任了河北生猪产区正定县的县委副书记。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现任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后者在1984年作为姐妹州省交流团成员访问过河北。次年习近平便率领牲畜养殖代表团访问了艾奥瓦。 　　马斯卡廷市的萨拉·兰德当时在交流机构工作，曾在某个晚上招待代表团用餐。她回忆说：”镇上的一些人纳闷我们为什么要招待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她说，吃饭时”我们询问中国的事情，他们也问了很多问题。我记得猪对他们十分重要，因为他们那时需要更多的瘦肉”。         习近平的代表团参观了蔬菜农场主汤姆·胡普斯种植红薯的温室。胡普斯回忆说：”我向他们介绍了我是怎么做的，哎呀，我真的不记得更多了。” 【前农场主汤姆·胡普斯曾在1985年带习近平参观他的温室。图片来源： Mark Peter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习近平在埃莉诺和托马斯·德沃夏克夫妇有4个卧室的家里住了两个晚上。现住佛罗里达的德沃夏克夫人回忆道，早餐时她给他送茶而不是咖啡，饭后有车来接他出去参加活动。她说，当翻译不在场的时候，他们之间交谈有些困难。她说，习近平走的时候给了他们一瓶中国白酒。她回忆那酒时说：”哇，那酒很厉害。”           回到中国后，习近平在党内稳定升迁。在河北的任职帮助他随后在东部港口城市厦门担任副市长，为他父亲的另一名亲信服务。之后他在重要的福建和浙江两省担任权势显赫的职务，在这两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省份，他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熟悉经济的管理者。           胡锦涛在掌权前10年就被邓小平挑选出来作为未来的领导人，而习近平是到2007年才通过党内高层的一次非正式选举意外成为继承人浮出水面。         习近平就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之后，将在常委会中排名第一。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其成员的团结和形成共识。           在处理反对改革的官僚和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应对塑造中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鹰派将领时，习近平是否会比胡锦涛更为自信，仍将有待观察。         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比胡锦涛更讨人喜欢，这部分要感谢他轻松的微笑、他迷人的妻子——著名的民歌手彭丽媛以及平易近人的个性，一些朋友将之归功于在农村呆过的岁月。 　　习近平多年前对艾奥瓦的访问显然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前美国外交官约翰·特卡奇克回忆，习近平1991年对他说，他还访问过俄勒冈和加州，但最享受的还是住在马斯卡廷居民家中的那次访问。 【习近平1985年率领农业代表团访问艾奥瓦州的新闻报道。图片来源： The Muscatine Journal 】 　　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在一次采访中说，当他去年随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副主席立刻回忆起他对艾奥瓦的访问。布兰斯塔德说：”他说的第一句 话是’我1985年4月26日在州首府你的办公室里和你见过面’，接着他说出了他见过的人的名字。”去年底，布兰斯塔德写信邀请习近平访问艾奥瓦，建议他与1985年接待过的他的人来一次重聚。 　　大约两周前，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通知州长，他们正在考虑这一邀请。几天后中国驻美大使飞到艾奥瓦安排来访事宜。不过华盛顿的中国使馆和北京的外交部未能对有关询问作出回应。 　　习近平对艾奥瓦的重访在某种程度上是外交表演。他将是自1959年赫鲁晓夫作为首访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前往艾奥瓦考察美国农业之后访问该州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访问将成为一个展示与中国贸易所能带来好处的机会。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称，与中国的贸易在2010年给艾奥瓦州带来了6.27亿美元的出口额。           直到接到再次相聚的电话之前，马斯卡廷的人们对于他们多年前的访问者已成为什么人几乎一无所知。蔬菜农场主胡普斯先生现在已经退休，他说当他知道代表团的一员即将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时，”简直惊呆了”。           兰德女士到中国去过四次，但她并不熟悉习近平的经历。她说当两周前州长打电话给她说她有一位访客的时候，她非常吃惊。         那以后她开始帮助进行准备，包括追寻习近平曾见过的人。她说中国的先遣队要求提供一张他曾睡过的卧室的照片。德沃夏克一家计划从佛罗里达赶过来与他会面。           兰德女士说，这次重聚是非正式的事务，可能是一个茶酒会。”他只是想见见老朋友，”她说。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郑永年：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两大结构性矛盾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来源日期：201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 5:47:17 阅读量：1175次     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从目前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转型和改革。但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制会崩溃或解体，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危机发展到十分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造就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从而达到转型或者改革的目标。 　　（全文）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危机效应逐渐蔓延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层面。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问题，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将产生何种影响?围绕这些问题，《参考消息》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透过现象探究危机根源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西方国家当前的危机? 　　郑永年：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太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成为必然。 　　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系。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事实上，各国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应付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付危机，而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的危机呢?这需要“从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 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 　　金融资本挟持西方政府 　　《参考消息》：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西方今天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发生。 　　第一大矛盾是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和 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和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那里，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地为自身 “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是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 不必依赖前者。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出现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大到不能倒”，其逻辑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 倒，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因为上面提到的单向依赖的缘故，一旦金融业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除了威胁政府，金融 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计算机化的行业，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需要的大量雇员。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 　　大众民主威胁资本主义 　　西方面临的第二大矛盾是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他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 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与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获得参与政治权利，西方民主从精 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 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只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 间，调节两者之间的利益。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得到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 ，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 　　西方体制面临双重转型 　　《参考消息》：西方国家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 　　郑永年：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活动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 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 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但 也不排除坏的情况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也是有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但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 　　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从目前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转型和改革。但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制会崩溃或解体，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危机发展到十分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造就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从而达到转型或者改革的目标。

怎样的民主模式才会产生好政府？ （2012-01-3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名家专评] 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两岸关系的未来 [金融风暴] 欧盟可能设立永久性纾困基金 [台海局势] 薄瑞光：过去四年美台关系极佳 张仕华 　　1月30日的《联合早报》，刊登了好几篇提到有关民主和好政府的文章，每篇文章都言之有理。 　　翁德生在《顺应民主潮流未必昌盛》中提到新加坡国情的一个重点，那就是虽然新加坡已经有很好的行政官僚系统，但是若所选出的政府，也就是掌舵者无能，新加坡无法依靠过去设立的良好行政官僚创造美好的将来，反而会随时触礁翻船。 　　吴俊刚在《有好政府卖吗？》一文中提到民主选举要产生好政府，必须先有贤才参政，否则再怎么选也不可能选到好政府。 　　《交流站·站长的话》提到欧美国家的民主选举因为两党选举的“契约政制”，经常无法体现民主精神。 　　综合各文章的要点，我想大家都在探讨一个问题：怎样可以产生好的政府？若比较封闭社会和民主社会，肯定是民主社会比较可能产生出好政府。但事实是许多民主国家所产生的政府却无法体现民主精神。因此真正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才会产生好政府？ 　　正如翁德生所言“绝大多数国家通过选举没有出现品质保证的政府”，我们的问题就是，新加坡的民主模式能产生好政府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吴俊刚所提到的，有没有优良的贤才出来参政？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吸引优良的贤才出来参政？有了贤才参政，又要怎样才能让他们发挥所长？新加坡政府的其中一个策略，就是给予政治职位者合理的薪金，另一个策略就是要让这些贤才在施政上顺畅，也就是保持一党独大的情况。 　　我相信欧美或台湾的政府里，都有政治贤才，但他们因为施政受到约束，最终无所作为。而新加坡因有贤才当政，又一党独大，让这些贤才施政顺畅，国家因此突飞猛进，迅速地发展成为先进国。 　　我祈愿新加坡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民主模式，让国家持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