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中国报道周刊 | 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一部被刻意掩盖的爱国主义教材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分别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而在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前,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骇人听闻的外敌入侵事件—— 「中东路事件」,但这一事件一直被刻意掩盖着,知之者甚少,尤其是青少年。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日,当时的东北地方政府,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逮捕了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召开的,「第三共產国际宣传大会」的共黨干部三十九人,并搜缴了大量有关策划暴動的机密文件。这个带有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性会议,竟肆无忌惮地在中國境内召开,可见苏联政府用心之险恶。据此,张学良提出,收回前沙皇俄国政府强行在我国东地区修筑的、被称作」中东铁路」的管辖权及所有权。张学良提出这一要求于法有据,因为俄罗斯在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政府、成立苏联后,其领导人列寧于一九一九年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放弃原沙俄政府依靠武力,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列寧去世后,其继承人斯大林并不履行列寧的承诺,拒绝将中东铁路的管辖权、所有权归还给中方。苏方提出,如中方收回中东铁路,必须向苏方交付一百万银元的电话器材费用。从表面上看,苏方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分析,毫无理由:其一,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原沙皇俄国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修筑长达二千八百公里,几乎覆盖东北全境的所谓的「中东铁路」的当下,雇佣了廉价的中國劳工,而所用的枕木、石料等材料均为就地取材,不化一分钱,仅就这些计算,沙俄所获得的利润何止千万计。其二,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政府从中國东北掠夺的各种资源难以计数。其三,一九零四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國东北的控制权,爆发了「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告终,俄方被迫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后称南满铁路)割让给日本,但并未向日方提出任何赔付要求,为何临到中方收回中东铁路所有权时,苏联却提出,要中方赔付所谓的电话器材费呢?这不是明摆着欺侮中國人,又是什么?其四,列寧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宣布无条件放弃原沙俄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斯大林怎么能不作数呢?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主动宣布,解除与国民黨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八月六日,斯大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 ,原来号称「帮助」国民黨北伐,并曾担任北伐军总顾问的加仑将军,此时却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所谓远东集团军的总指挥。苏军动用飞机、装甲车、舰艇,集中了八万兵力,向「中东铁路」区域展开立体式的进攻。在陆地,苏军占领了属于中國领土的满洲里;炸毁了中东铁路隧道,炸毁铁路,破坏铁路沿线的通讯设施。在海上,苏军击沉多艘中方战舰、扣留了正常航行的中方民用船只。   针对苏联的入侵,南京国民黨政府于当年的八月十七日,发表对苏交战宣言。   为了牵制国民黨政府向东北增派军力,以对抗苏军的侵略,斯大林亲自给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命令中共在各大城市,尤其是东北地区,以「武装保卫苏联」为行动纲领, 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暴動;在农村举行暴亂,武装割据政权。所谓的「共產国际」也于当年的十月份,给中共下达了「十月指示」,要求中共以「武装保卫苏联、 武装保卫斯大林」为囗号,在全国组织暴動。中共中央根据苏联的指示,先后发表了《反对国民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决议,在行动上配合苏军对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攻。   由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应付由共產黨引发的全国性暴亂,首尾难顾,抽不出多余兵力到东北战场,致使东北张学良部在对苏交战中损兵折将。据统计,这场战争,中方战死及被俘人员为九千余人,苏方则大获全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苏联逼迫张学良签定了被国人称作丧权辱国的《中俄伯力草约》, 草约规定,张学良必须将巳收归中方的中东铁路管辖权还给苏联。   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发生战争,并不奇怪。怪就怪在,这场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战争,明明是苏联攻占我国的领土,怎么到了中共那里, 反而被说成是中國「进攻苏联」?明明死伤的是中國军民,斯大林个人毫无危险可言,怎么到了中共那里,斯大林的安全却成了问题,需要发动中國人民去「保卫」作为侵略者的斯大林?这究竟是哪门子的理?不是黑白颠倒,又是什么!   中华民族历来痛恨外国入侵者,更痛恨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杭州有座岳王庙,供奉着岳飞的神像,神像下有两只跪着的秦桧夫妇的塑像。岳飞像前,终年香火缭铙,而秦桧夫妇的塑像,则被每日祭拜岳飞的民众用竹竿抽打。这是因为, 抗金英雄岳飞,并未战死在抗击金军的疆场上,反而死在里通外国、勾结金兵的汉奸——秦桧夫妇编织的「莫须有」的罪名里。将近七十年前,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被国人骂作「汉奸」。从史料上看,尽管南宋时期的卖国贼秦桧如何暗中勾结金人、出卖民族利益;尽管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如何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帜、出卖民族利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不敢堂而皇之地号召中國人去保卫侵略者,相比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南宋的秦桧和近代的汪精卫恐自叹望尘莫及!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巳深深铭刻在国人的记忆里,但中國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國曾经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却不知道在日本公开侵略中國之前,苏联(以俄罗斯为主体)早就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过侵略行动,而这种侵略又是在中共内应、苏联外合下进行的。可叹的是,如此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却被中共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尤其是青少年。   请问诸君:「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國人民?!   作者:熊国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100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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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2011年11月25日 16:24:07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杠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的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只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抗战打到第18个月,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在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衰败迹象。但他判断这已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结果与他的分析几乎吻合。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大多数都具有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1946年,蒋介石要他做国民政府委员,他在3月27日写信谢绝,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当初做参政员,是因为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所以不敢不来,战事结束,当随之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这一点,他在给亦师亦友的胡适信中说得更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权势集团有所忌惮。所以,他最多只愿出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极力劝阻老师胡适入阁。1947年,蒋介石想拉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驰,劝胡适:“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最终胡适留在了北大校长的位置上。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与蒋介石虽有私交,但他可以当面批评蒋。     他曾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党国要人从行政院长的台上轰下来。孔宋门第显赫,长期掌管国库的钥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蒋介石都奈何不了,世人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这不是有些人说的“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而是傅斯年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与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     1938年,他两次上书蒋介石,从物望、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院长,劝蒋把他换掉,未被采纳。1942年,抗战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孔家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数额之巨,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傅斯年拍案而起,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当时,孔正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召见了傅斯年等人,进行安抚搪塞,希望他们出言慎重,以维护政府的威信。蒋在请傅斯年吃饭时,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有傅斯年这样“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劣迹斑斑的孔祥熙     终于在1944年被轰下了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能逃过他的“大炮”。宋上任伊始一些作法还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过他的好话,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1946年春天,宋子文决定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试图回笼法币,以谋求物价和币值的稳定。特殊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中饱私囊,引发了民怨沸腾的黄金潮,导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傅斯年极为震怒,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从“看他的黄金政策”、“看他的工业政策”、“看他的对外信用”、“看看他的办事”、文化素养及生活态度等五个方面的事实论证“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此文一出,朝野震动。接着,他又再发二文。像这样指名道姓,毫不客气地戳着政府首脑的鼻梁,可不是有人说的“小骂大帮忙”。宋子文鞠躬下台,与他的炮轰有关。     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1947年2月,他在《世纪评论》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成为一篇传世檄文,他开宗明义提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两年,国民党政权就崩溃了。     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曾说:“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无论是通过参政会、立法院这样的民意机构,还是通过民间报刊的舆论平台,他都公开、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确乎形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压力。他轰走两任行政院长,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国内外早已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的人物。他这样做,纯粹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1949年之前,他所生活的中国既无自由、也无公平,所以他才对孔、宋这样祸国殃民的特殊利益集团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要为这一心中的理想而不断呐喊。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当然,傅斯年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当初种种无奈的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不宽恕。他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每次提到罗振玉,他必加“老贼”二字。他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象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去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回到家才发现,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                              上一篇: 商场如战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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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木然:朝鲜散记

木然:朝鲜散记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4 16:17:36 阅读量:70次     在没去朝鲜之前,很多人就和我说过朝鲜。核心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朝鲜穷。穷到什么程度,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穷到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穷到七十年代,有人说穷到八十年代初。也有人说富的,说朝鲜的生活水平达到九十年代,这就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孔庆东。第二句话就是朝鲜个人崇拜很厉害。去的地方都是金日成、金正日工作、生活、战斗的地方,向伟大领袖学习,向伟大领袖致敬,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等之类,凡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类口号都很熟悉,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有了去的念头。一问到朝鲜的旅游费用,也就3400元人民币,个人也算负担得起,去就去吧,去了就知道别人说得对与不对。   于是在今年(2011)假期的7月份开始了朝鲜之行。第一天早08:00乘中方旅游专列赴朝鲜最大边境城市新义州,办理出境手续后,换乘朝方火车赴平壤,大约17:30左右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第二天早到开城,参观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场所、停战协定签署场、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南北朝鲜谈判场所,在开城风味用餐后参观高丽博物馆,返回平壤参观美海军“普韦布洛”号间谍船(美海军当时最先进的侦察船之一),参观金日成故居—万景台,参观青少年宫并观看精彩的表演。第三天乘汽车赴妙香山参观国际友谊展览馆、普贤寺。午餐后返回平壤后参观平壤地铁、中朝友谊塔、凯旋门、金日成广场、主体思想塔等。第四天早餐后参观民俗纪念品商店,平壤时间10:30乘朝方火车赴新义州,17:00左右换乘中方旅游专列抵达丹东。   因为到朝鲜只有四天,自然也就是走马观花,谈的也就是观感,自然也就不全,也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确实不一样,有的与传说的相一致,有的有差异,但差异并不大。听别人说毕竟不如自己亲眼所见,所见的东西才更为真实。但与孔庆东、鄢浪云的观感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一,自然环境。朝鲜应该还算是农业国家,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玉米和稻子,一望无际,稻田里有很多白鹤。农民的生活也是悠哉悠哉,感觉不像是没有粮食吃。小孩子们在水里抓小鱼,大人在河里洗澡,水清澈见底。农村的交通工具基本是自行车,还有很少的老牛车,好一派田园风光。自然环境非常好,没有污染。在金日成的诞生地和金日成、金正日的博物馆风景如画,有参天大树,有欢快的小松鼠,有美丽的鲜花,有各种各样的小鸟在欢唱,山清水秀,山不高,水不深,心旷神怡。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缺什么补什么,中国缺的就是自然风光,所以看到朝鲜几乎没有污染的农业,看到朝鲜的田园诗般的自然景象,你会不觉眼中一亮,相比起来,中国的污染实在太严重了。到朝鲜不让带手机,不让带电脑,带相机得提前申请。所以沿途眼到自然风光不少,留下的照片并不多。   第二,吃。在朝鲜羊角岛大酒店,那吃得好,住得好。离开这个酒店,想大吃大喝基本不可能。到了朝鲜,才知道中国的胖子多,手机多,网吧多,饭店多,超市多,商品多,狗多,因为这些,他们很少有。在我们走的四天行程中,只看到有一处卖水果的,香瓜五块钱一个,大概五斤左右的西瓜三十块钱一个,其它的地方也有卖水果的,用人民币算的话苹果五块钱一斤,这在朝鲜已经非常贵了。看到朝鲜人民吃的东西就是冰棍而不是雪糕,我们用人民币买雪糕人家不卖。他们吃的粮食还是凭票供应。如果不带矿泉水,几个小时的路程,渴了没水喝。朝鲜水很多也很干净,就是没有卖矿泉水的。好不容易看到水了,10元人民币一瓶。如果不带小食品,只有饿着,到吃饭时,饭也是不够吃的,但朝鲜咸菜随便吃。如果不带小食品,就得饿着。因为一旦车动起来,看不见哪里有卖东西的,好不容易看见了,人家又不卖给你。如果不带小学生用品就会很尴尬,尤其是吃的,因为有朝鲜小学生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得感谢。但也不像有些人说的朝鲜人没有胖子,面黄肌瘦什么的。中国有钱只能在朝鲜指定的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商店消费,比在中国买东西还贵。举个例子说吧,一小袋几乎可以一口吞下去的松籽二十块人民币。   第三,福利制度。我们没到朝鲜之前,丹东就有老太太给我们推销说,给朝鲜的孩子带点东西吧,东西就是一小袋铅笔,十元钱一小袋。教育是免费的,可免费到铅笔都缺,再免费的教育也得有个问号吧。朝鲜经常引以为自豪的是上学、房子、医疗是免费的,这个我相信,也看到了,也听导游说了。前提是在蛋糕很小的情况下,免费又能免到什么程度呢?在没到朝鲜之前,中国导游也对我们说,给朝鲜的小孩子带点吃的,带点纪念品,当这些可爱的小孩子们把纪念品和吃的东西拿在手里时都非常高兴,看来免费不能建立在小蛋糕的基础上。   第四,行。在朝鲜,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游客一旦住进宾馆,就不能出去。有三个游客晚上冒险出去,倒也没什么事,回来说朝鲜也有卖食品和水果的,很贵。就是按人民币换算也属于高物价了,比如一个苹果五块钱。有意思的是,这三位老兄从哪个商店出来,哪个商店就关门了,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时间是晚上九点。坐的旅游车也很好,就是路况不好,不是高速公路,类似于我们过去所说的柏油马路,在朝鲜就叫做“高速公路”感觉是好几年没修了,睡着时一不小心就颠簸得撞玻璃,比苍蝇惨多了。   第五,政治。导游是很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觉悟高。朝鲜的导游一说到美国,言必称美帝国主义,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   凡是美丽漂亮的地方不是金日成出生的地方就是纪念金日成的地方,他们活着享受着权力给他带来的荣耀,死了也让荣耀写在每一个朝鲜人的身上、心上。每一个朝鲜人都是为金日成而活,现在又为金正日而活,朝鲜人没有尊严,只有金家父子有尊严。导游只让拍照与金日成、金正日有关的内容,其它的景色不让拍照,即使拍照了到新义州时,导游也会把所有的相机拿去进行全面检查,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和不好的内容全部删掉,感觉他们这个民族很不自信,不愿意让别的国家的人说他们不好。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删相片,只会让人感觉朝鲜更不好。   导游总说金日成好,金正日好,金日成是金太阳。还说金日成是主席,没有人能超过他,以后的接班人就不能叫主席了。金正日就是总书记,总司令,委员长。一路上不是金日成的头像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头像,还好,他们没有挥手像,有时金日成叉着腰,有时候拿着一支烟,没有看到毛泽东挥手我前进的那种头像。我问导游,金日成的尸体埋在哪,导游的政治觉悟超乎我的想像,她说,他的遗容放在平壤的水晶棺里,可惜那个地方正在大修,这次不能领大家去了。在参观金日成馆的时候,有一个金日成蜡像,导游要求参观的人都得向这个蜡像鞠躬,不过我没有鞠躬,事后同伴告诉我,我这样做是危险的。当时我们前边有一群美国和欧洲人,也要求他们鞠躬的,不过他们没有鞠。在金日成故居地参观时,有一个破旧的房子,当时正内急,就问导游,那个房子是不是厕所,导游很生气地说,那是金日成小时候的家!我这一问话大煞了人家的风景。   之所以去妙香山,是因为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两个馆,那里有外国人送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礼物,非常豪华,技术先进,管理也先进,但不让拍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一幅画,画是徐悲鸿的画,字却是郭沫若的字,郭的字是给金日成讨好的字,滑稽的很。一幅画就这样被糟蹋了。妙香山,我们参观了一个寺,寺周边景色非常宜人,寺里面没几个人。我们好奇地问导游,这么好的地方,这么有灵气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看见有人烧香,导游回答,公民信仰自由。我们又问,寺内人员工钱从哪里来,导游说,他们都是朝鲜人民共和国公民,国家给掏钱。   在朝鲜,我们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自由。拍摄不自由,买东西不自由,不让我们接近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没有办法上网,手机都不让带,就是朝鲜人他们也只能上他们国内的网,国外的网上不了。朝鲜仍然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自由就得限制权力,自由就是权力不能自由,权力一自由,公民就不会有自由,公民就会变成臣民,臣民只有献媚才能求得安全,这是一个权力自由递增链条,也是一个公民自由递减链条。朝鲜的权力太自由导致了外国游客的极端不自由。到了朝鲜,才知道无自由是如此的无聊,才知道自由的宝贵。幸福是最重要的,没有自由的幸福不是真幸福。选择是最重要的,没有自由的选择就不是真正的选择。尊严是最重要的,没有自由的尊严就是伪尊严。   不过,无论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朝鲜都值得一去,去了就会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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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万恶的“旧社会”为何让“新社会”的人向往?

在中国大陆再度掀起“红歌”、播“红片”的狂潮之际,一名网友却在网络论坛发表了《不敢再播红片了,不然民众对旧社会知道太多了》的文章。文章揭示了“红片”所反映出的“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如可以抗议、可以自由办报纸、工人待遇高、没有强拆、学者可以独立做研究、有很多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福利性质的医院等。 这名网友最后指出,“红片”再播下去,“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就要包子馅掉底了”。该文迅速被各网站转载,网友纷纷跟帖热捧,称“红片=哄骗”、“发誓一定要回到旧社会去”。看来,一直被官方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宣传“万恶的旧社会”所蒙蔽的人们,正在觉醒。 根据对百度的搜索以及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是以1949年大陆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大陆官方一直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 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大陆官方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朦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羡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羡过?! 对此,为大陆官方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因为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这里仅仅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 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 。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大陆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而且让民众对官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1950年代末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大陆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这样的社会“新”在哪里?难怪“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说到“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回顾起文革岁月。其时,众多如雷贯耳的名人被逼自杀,有邓拓、叶以群、陈笑雨、闻捷、范长江、储安平、熊十力、翦伯赞、吴晗、陈琏、李平心、傅雷、老舍、杨朔、李广田、罗广斌、赵慧深、上官云珠、严凤英、顾而已、顾圣婴、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等等。追溯这些名人的自杀原因,对“新社会”和“新中国”也是一种警示。 邓拓,福建闽侯人,文革中的第一个自杀者。他的宿命可谓在1930年入党之前就已经注定。党任命他做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官职,他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文章相报,将党文化的洗脑用简短、可读的文字娓娓道来,从1961到1966年4月受批判时终止。被公开点名批判,称为“叛徒”的第三天自缢身亡。叶以群、陈笑雨、闻捷可以说都是学邓拓自杀,都是以理论指导下属给人洗脑,只是名气不如邓拓而已,但叶以群在上海、陈笑雨在北京、闻捷在兰州都小有名气。他们自杀看似屈辱,其实帮当局给人洗脑让人不敬天地、不敬神道佛,从佛教的因果说来看不算委屈。闻捷算是硬梆梆的汉子了,挺了5年,终于做不来野兽活鬼,开煤气死了,才48岁。而范长江和储安平都生于1909年晚清,都是大传媒的总编辑,但自杀方式和时间不同:范1970年跳井,比储跳河晚两年,受尽苦难。两人在清朝和民国都活过来了,就是没有活过他们为之出过力的“新中国”的17年。范长江曾经很感谢党,把他安排到了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的高官位置,权柄很大。储安平不会感谢党,他不满意国民政府没给他合适的位置但党给了,可是时间很短暂。他对大陆官方早就有清楚的认识:没有民主,就是专制。但他1949年他弃台港而择北京,也可为死得其所了。 熊十力,国学大师,蒋介石多么敬重他,视他为中华民国之宝,可他却在蒋委员长的生日宴会上骂别人光头,并以拒绝接受资助办国学研究所博取傲名。 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以不学马列为条件,不肯改造自己,跟党也想傲慢。可后来却向毛泽东要钱办哲学研究所了,没要到;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他不断写信抗议,最后自杀 。翦伯赞、吴晗、李平心都是历史学家,共同活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李平心早在1927年就是了。翦伯赞被毛泽东尊称翦老,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吴晗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李平心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和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这三人在中华民国都踩不着熊十力的脚后跟,可因为在党,都比熊十力风光。翦伯赞、吴晗、李平心因落差太大而走上自杀绝路,陈琏则不是。她没有大学问,说些话也就是些妇人之见。她的中共间谍身份被揭秘后,让父亲陈布雷不堪承受失职的心灵之重自杀。父亲自杀后,陈琏笑迎“解放”,任“新中国”的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可造反派却说她是叛徒、特务,要开除她的党籍,于是她48岁时跳楼身死。 傅雷和老舍成名都在中华民国,民国的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造就了他。中华民国让傅雷安全活过了在大陆的整个38年,并给了他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的名声。“新社会”党让他当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等,然荣誉不过几年,就把他划归“右派”敌对阵营;1968年造反派上门凌辱他,逼他自杀。老舍在中华民国上讲台可以自由讲学,有学生尊敬;在家里可以撰写《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有读者喝采。“解放后”他以中华民国给的文名换取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职,但“人民艺术家”的名换的就是跳湖自杀。杨朔、李广田、罗广斌跟傅雷和老舍不同,很早就是党的人,都有作家的才华,在中华民国写作有自由:杨朔活了36年,李广田活了38年,罗广斌年轻也活了25年,三个人都心甘情愿成为毛泽东的地下团员、党员,努力颠覆中华民国。杨朔在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人4千万的年月里,还写了《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虚假散文,李广田却再也写不出在中华民国能写的唯美诗篇,惟有整理《阿诗玛》还找回了一点荣耀,换得的就是文革批判,挺不过只有死。罗广斌写书,不以颠覆国民政府的地下斗争为罪恶,而是放大“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刑罚,塑造江姐,歪曲真实的双枪老太婆,结果也被逼在“新社会”自杀。 赵慧深、顾而已、上官云珠跟上面的名人不一样,都是电影界的名人,中华民国的左派艺人。赵慧深、上官云珠是相貌俊美的女演员,顾而已是电影导演。赵慧深演《雷雨》中反夫权的繁漪而投奔了“解放区”,还写了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上官云珠饰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的角色。历史走到今天,人们才知道:两个演员的演出抹黑了给她们表演自由的中华民国,上官云珠甚至成了毛泽东们的玩物。顾而已导演的电影,表达的思想都是反中华婚姻或敬神传统的。可以说他们的演艺活动严重颠倒了美丑观念。严凤英1931年生,少儿时就走红戏曲界,完全是被动“解放”的,在军警严加控制下,在不得已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活动中,逐渐被改造思想,以“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做宝”的政治表态获得表演空间,从演七仙女、织女、花木兰等,到演革命宣传需要的江姐、柳金妹等,被改造成了红色宣传员。她在中华民国活了18年,挨过师父的打,却成了名角。在“新中国”活了19年,被逼死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有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顾圣婴21岁获得日内瓦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的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她的艺术才华一半是天赋,一半是中华民国奠的基。“新社会”给她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荣誉,代价则是1967年全家自杀的惨剧。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个生长在中华民国的青少年,如果在中华民国,他们的乒乓球才华一样能够得到展现,不会被批判被逼上吊。1957年傅其芳为大陆乒乓球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指导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姜永宁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为了乒乓球赛全国冠军回内地,成为国家队员和教练,也就丢失了英国对他的法律和政治保护。容国团在香港生活到20岁,1957年回内地,多次获世界冠军。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名人还有田汉、赵树理、柳青、崔嵬、盖叫天、丰子恺等两、三百人。他们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台湾、香港,也就选择了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 什么样的心思和行为,往往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终极命运:像人就被当人对待,选择国民党和蒋介石而去了台湾的名人,如胡适;像动物就被当就被当动物对待,做人兽就别求善待,例如上官云珠。选择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自己是民众一员,就选择了不被迫害。选择共产主义,就是选择翻天覆地折腾人,也就选择了被批斗。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走眼万劫不复,后悔都来不及了;这是外因。但看内因,自己的问题更主要:心邪或不正。例如陈琏搞情报做间谍,把自己父亲也当成了情报柜子。为了老公的选择,就非得跟父亲成对手?! 据北大教授魏荒弩《枥斋余墨》介绍,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致欢迎词,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名人、民革代表邵力子都有发言。邵力子时年67岁,白发苍苍,从“中山先生”说起,刚开头,37、43岁的何其芳、赵树理站起来大声嚷嚷和严词训斥。当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魏荒弩当时被“老区”来的这种“斗争精神”震撼了。如此文人的粗暴和痞性,“着实令人敬畏”,可能当时“新区”的文人都被惊呆了。魏荒弩震惊、: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呀?! “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这句话在“新中国”里就很成问题。 邵力子,浙江绍兴的清末举人,1906年留学日本和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创办《神州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反清思想和西方思想文化,支持五四运动。邵力子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第一批党员,跟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创立中共。1926年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驻苏大使等职。任职期间,反对清共剿匪,批准出版《鲁迅全集》、《毛泽东自传》,支持共产党创办《新华日报》。1949年参与中共建政相关事宜。而赵树理,山西沁水的农民作家,主要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曲解农村宗法社会的变迁问题,为党在农村颠覆婚姻、社会传统的思想言行做文学宣传,以开创“山药蛋派”名噪一时。赵树理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文联常务委员、作家协会理事、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在文革被以“黑标兵”罪名遭到长期的批斗:游街示众,打断肋骨,跌断髋骨……隔离审查中继续挨斗,直到死亡。何其芳,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四川万县乡绅家庭出来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汉园三诗人”之一载入中华民国现代派诗群史册。著有《画梦录》、《预言》等散文集和诗集,诗作文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入延安后任“鲁艺”主任、朱德的秘书,文风开始大变,充满暴烈的声音,有《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作。1949年后,基本放弃创作,成了官方文宣界的政治“猎抢”,历任文艺联合会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批胡风运动中的勇猛者,在文革中也成了“走资派”被批斗。邵力子、赵树理、何其芳,年龄上属于老少两代人,却是共产暴乱的同志。 现在再来评判邵力子遭遇何其芳、赵树理的政治训斥,脉络比较清楚了。把邵、何、赵三人当作中国人来看待,从中华文化传统视角来看,晚辈何其芳、赵树理不知礼数,以下犯上,属小人狂妄之举,欺负共产主义师门中的长辈、党的地下斗争元老和元勋,礼教上典型的痞子行径。这是性情温和的小人儒遭遇激烈的小人文痞,所必然出现的有违礼教传统的羞辱。但这三个人却又都志愿选择了由推崇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转入实践斗争和党文化的路径。所以这三人之间的这件事,又不能简单地视为礼教中的羞辱。 邵力子晚清举人,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内部比郭汝瑰更高级别的“潜伏”,都吃里扒外。郭汝瑰在四年内战中在情报领域,邵力子在共产党里搞宣传和政治斗争,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毛泽东没有邵、郭二人,是颠覆不了中华民国的。对功勋如此巨大,且资历如同陈独秀的对党国老人,被赵树理、何其芳这样的主要凭文字天才和痞性的小字辈进行政治教训,这难道不是冥冥中的报应?! 动不动就和人斗,以斗为乐,并非和为贵的中国人的毛病,而是党文化和毛泽东思想哺育出的劣根 。何其芳、赵树理羞辱邵力子,由此立威,因不讲礼数的霸道成了大陆官方文学界的高官。几十年后,他们同样以可悲的命运结局,上苍的公平严正,再度令人惊叹。 综上,凡欲行不义者,不能不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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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腐败的高级阶段

腐败的高级阶段 作者:东东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2 22:54:51 阅读量:0次   郭沫若评聊斋: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在今天看来,写贪虐,蒲松龄笔下的贪虐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而曹雪芹《红楼梦》里所写的贪虐腐败,则是进入到一个高级的阶段了。   蒲松龄去世的这一年,也是被多数学者认同的曹雪芹出生的年份。两个人相继走过一个时代,似乎是接力见证了一个腐败体制成长、成熟的全程。   如果说蒲松龄在《聊斋》里所描绘的贪虐腐败还是一种病态的话,在曹雪芹的笔下,已经变成为一种常态了。   在《红楼梦》第四回里,贾雨村依托贾府的关系,二度进入官场。甫一上任,就接到一件人命官司的诉讼。在门子的建议下,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案子。对此,贾雨村起初还有些顾虑:“蒙皇上隆恩,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事关人命, 岂可因私而废法?”但这一点原则立场被门子轻巧的推翻了:“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这样一番道理从一个门子的口中说出来,足见这一套官场哲学已经相当普及。   一件冤狱轻易的铸成了。与《聊斋》不同的是,再没有了据理抗辩,没有了泣血申诉,也没有了清官断狱。最终的结局官员们满意,公众也并不觉得可憎。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对于腐败,群众是理解了,接受了,甚至不乏钦慕激赏。腐败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到了随心所欲、高枕无忧的地步了。   如果聊斋里所描写的贪官还是一些昏官庸才恶棍的话,《红楼梦》里所见的贪官,已经是一副学者模样了。   比如贾雨村。此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每每出口成章。在《红楼梦》第二回里,贾雨村对于贾宝玉的一番评说,足见此人非寻常的腐儒可比,是一个看透世事、对生命有深刻体悟的学人。而正是这种“看透”,指向了截然相反的人生两端:一是从此洁身拔俗,清廉自守;一是同流合污,更加彻底的沉沦。在腐败的高级阶段里,文人通常是做了后一种选择。   在《红楼梦》里,一个规模宏大的权势阶层已经成形,大家族间密如蛛网的裙带关系已经联结,官场上迎来送往,各种贪贿侵夺都有了正当的名义。腐败的官场引领了腐败的世风,大观园就处在了这样的风口上。   《红楼梦》第十五回,凤姐夜宿铁槛寺,老尼姑净虚向她求助:原来张家的女儿金哥,自幼许配守备之子。后来李衙内看上了金哥,执意相娶。张家欲另嫁,无奈守备家不肯退婚,两家诉诸公堂。张家托老尼姑净虚来求凤姐。于是,凤姐向张家索要了三千两银子,利用贾府的权势,轻易的逼迫守备家退了亲。不料金哥与守备之子却双双自杀殉情,三家最终都落得人财两空,而“独独凤姐坐享了三千两银子”。   这件事里可以说包含着一个象征意义: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法理废弛,社会公正全面失衡,权势阶层将成为唯一的受益者。   同其他事物一样,腐败也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从初级最终进入到一个高级的阶段。当腐败成熟的时候,一个社会以加速度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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