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359 次 更新时间： 2012-08-28 21:54:41 野夫：长治文学座谈会 进入专题 ： 长治 文学座谈会    ● 野夫 （ 进入专栏 ）   　　 　　主持人：今天野夫先生来跟大家谈一些关于文学和人生的问题。按照惯例，我好像应该先介绍一下野夫先生。但我突然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他虽然做过很多种职业，比如老师、公务员、书商、作家、编剧、制片人，甚至还有警察和囚徒，但他首先是一个行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跑江湖的”。他的一个朋友在一篇叫《醉眼看野夫》的文章里，说他好酒，好友，好文，当然，也包括“好色”（众笑），还有说他食性杂，经历杂，文风杂，因此他是一个难以介绍定义和评价的人，希望通过这次座谈大家能认识一个更加全面的野夫，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野夫先生和大家一起交流吧。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会场是提前定好的，安排的讲座，但野夫先生说他很不习惯像政府作报告一样地搞讲座而是喜欢交流，大家可以直接提问或以递纸条的方式进行互动。 　　 　　野夫：首先我要谢谢大家，山西长治我是第一次来，以前只到过五台山。山西是中国的人文大省，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圣贤，像我这样一个来自边远省份、少数民族的写作者，实实在在不敢到这样的土地上来有任何一点的卖弄。 　　 　　因为种种缘分，我答应了到长治学院和中文系的学生座谈一下，来了之后才知道还有这样一次和长治喜欢文学的朋友聚会的机会，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四海为家到处交朋友的人，我非常非常真诚的感谢大家能够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给我捧场，我向大家致谢。(掌声) 　　 　　 实话说，因为我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当年虽然也在体制内，也做了很多年。但我所到之处真还没有像这样坐在一个台上，像作报告一样，感觉非常不适应。我本来以为就是坐在一起，大家聊一下天，因为是这样一个格局，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一下，这不是我的本性。因为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没有准备，我不是一个有演讲能力的人，我只是一个聊天的好朋友。如果大家跟我喝酒对酌聊天，我可以通宵达旦。但是像这样坐在一个主席台上说话，我可能会特别凌乱，想到哪说到哪，大家多多担待。而且大家随时可以打断我，随时可以互相交流，希望我们不局限于这样一个格局。而且我看到今天来的多数是我的同代人，我相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可以用鼻子闻得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就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朋友对待。 　　 　　我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准确的说是一个“杂种”，我的父亲是土家族，母亲是汉族。我们的家乡远比长治要落后偏僻贫困。长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有名了，而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地方还没有人烟。我的故乡利川成为一个县是在清朝改土归流之后，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了一个县城。所以说，我成长在一个蛮荒的土地上，我父亲是那块土地上的一个地主。他的祖上有一支是郑姓，相当于土家族的始祖之一。但是到我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是普通的小地主了。我有一篇自认为写得好的文章，也算是一个代表作，叫《地主之殇》，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我的家史，就是我祖父那一代整个家族在土改这一年所经历的毁家灭门之祸。祖父自杀，然后大伯父冤死，二伯父坐了几十年牢，大伯母二伯母两个一起上吊，这就是整个这一段土改的历史。 　　 　　实际上土改是从你们山西开始的，时间是在1946年左右，山西有很多文献都记载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土改延伸到我的故乡时已经是1950年了，晚于你们山西四年。我想从这篇文章带出来的也可能就是我的全部写作。直到今天为止，我并不是一个著名作家，体制内没有人承认我是一个作家，我曾经有过一个名片，自命为“自由写作者”。我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写诗，八十年代上武汉大学作家班，和你们山西的作家哲夫一起，我是他的师兄，但很多年以来，我是属于那种非常混乱的走过来的。 　　 　　88年，我大学毕业，然后很奇怪的，海南开始建省，因为听说海南要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我就要求去了，成了海南省引进的第一批人才。特别奇怪的命运，到了海口市公安局当了政治处的警察，那个时候公安局也需要会写的人，我是这样被引进去的。我本来可能会在警察这个路上走很远，结果第二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一件事，今天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段历史。 　　 　　89年，因为个人的年轻（我那一年27岁），个人的义愤，我是全国公安系统唯一一个公开写万言书宣布辞职的警察，人生的这一步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今天佳惠给我命名的一个主题——在路上的人生与文学。也许这是我真正的文学生命的开始，虽然在那之前，我也算是湖北小有名气的诗人，也上过作家班，有很多作家同学。 　　 　　89年之后，我辞去了警察的职务，从此告别了体制，之后又意外地选择了，怎么说，说得高尚一点叫“江湖道义”，就是去营救一些朋友。另一方面，也相当于选择了一些阴谋。我的文章中有几篇写过这一段历史，其中一篇叫《是非恩仇二十年》，还有一篇叫《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写的就是那一段历史。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去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到网上去读。之后我就开始了个人的逃亡生涯，也就是开始了我在路上的生活。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海口一路狂奔，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也不敢走国道，只能沿着省与省交界的一些偏路走，四天之后回到了湖北我的故乡。原以为可以躲过一场灾难，后来还是（笑），到90年还是归案了，然后判了六年刑，然后坐到95年提前释放。 　　 　　我在铁窗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也在里面见识了很多不同的人生，我觉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积累。跟我在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都有6个，我目前写出来的只有一个，大家看了都哭了，叫《绑缚刑场的青春》，还有另外一些我还没来得及写，但这是我未来一定要写下来的东西。我们有幸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变成珍珠，奉献给社会。 　　 　　有时候想想我的整个生命，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奇特，有些不可思议。我95年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患癌症去世，我没有陪伴他任何一天时间，出来后我母亲陪伴了我十天，给我写了一份遗书就跳长江自杀了，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之后我去了北京，那是1996年，真正的一无所有，我有过一个男人真正走投无路的那种体验。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天，我从武昌南站上火车，正月十二，是南方各省的打工潮涌向各个城市的时候。所有民工都背着被窝，带着行李，挤在火车站门口。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场面，每个火车站门口都有的那种场面。正月这个时段，过完年假，农民便开始出来在这个国家找一碗饭吃。当时有两个朋友来送我，在民工群里排着队，被那些维护队形的警察呼来喝去，谁要稍微排得不好就有可能被踢上一脚。我跟我的两个朋友说，我从此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了。其中一个朋友特别过瘾，他带来一口不锈钢的锅，非要送给我，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我说我去北京打工，不可能带一口锅去。可他特别担心，他好像觉得我从此以后就要埋锅造饭，不带一口锅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饭吃一样。我非常生气地跟他说，你的这个锅我不要，但你的这份情我铭记在心。古人说“破釜沉舟”，我要是带这口锅去北京的话我一生都会瞧不起自己，我会抬不起头来。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走遍天下，天下都应该有我的锅和碗才对。我要背一口锅走天下，我永远都站不起来，你要强行送给我，我必须在这铁轨上就把这口锅给砸了。后来他终于把锅背回去了，我现在想到这个画面，还是很庆幸，我像当初发过的誓言一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锅和饭。我不用背一口锅到这个世界上来找米。 　　 　　1996年，我开始在北京打工，遇到的也都是特别奇怪的事。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90年代有个号称“中国首富”的叫牟其中。这个人曾被判过两次死刑，后来用中国的小商品换俄国的大飞机成为了中国首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他做秘书。我在北京找了四十五天工作，弹尽粮绝，身上朋友给的一点钱即将用完，最后一刻却被牟其中的南德集团给录取了。当时很多中南海的人都下海直奔南德集团而去，南德集团有一个专家考评制度，要给每个人进行一番综合考评。我至今记得他们当时给我的考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一个难得的秘书人才。 　　 　　但我去了一个月就知道，我不是一个秘书人才。我到今天都认为牟其中是个有天分的人，他在60年代获刑就是因为那时他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就在我家乡的边上。他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先知先觉者，当然，这个人也有许多好大喜功的地方，他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他的个性。他的名言是：“只有做不到的，没有想不到的。”，他一直活在他的想象之中，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我去给他做秘书的这一个月期间，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知道他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性格，那个时候就像童话当中讲的，后来被当做笑话讲的，他建议国家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口子，把印度洋的风引进来，改造中国西部的气候。你不能不说他有很天才的地方，只是他这个主意很难实现。 　　 　　很快我决定不做他的秘书了，尽管他给我的待遇很不错。当时海南出版社招编辑，武汉大学校友会把我推荐去了，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小编辑的工作。八百块一个月，管住不管吃，吃要自己到食堂买饭。我非常满意这个工作，因为毕竟是学文学的，我觉得在编辑工作上容易找到自己的出路。 　　 　　1996年，海南出版社引进了我，那一年也成为了出版界的“海南年”。那一年我们出了很多好书，直到今天影响诸位的，我想至少有一本书，这本书介绍的生活也是至今影响我们大家的，就是《数字化生存》，这是第一本把网络介绍到中国的书。当时我们出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从美国回来几个博士，年纪大点的大概都知道，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叫瀛海威，瀛海威的老板是一个著名的女人叫张树新，她和万平国等几个博士回到中国，游说官方高层要允许网络进入中国。但是网络到底是什么，对于未来生活有什么好处坏处，大家都是不懂的。未来社会的数字化生存，网络社会，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是什么，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危险吗？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好处吗？你无法跟他描述清楚。 　　 　　这个时候，我引进了美国人尼葛洛庞帝写的关于互联网文化的一本科普书，台湾翻译的叫《社会革命》，我们翻译的叫《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就是用最浅显的语言，告诉人们什么是网络，网络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给政府高层看，张树新他们又一起邀请尼葛洛庞帝来中国讲课，同步翻译给政府高层，这样才准许网络进入中国。就像今天网络还没有进入朝鲜一样，如果没有我们当时的这些努力，也许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当然我还做过很多别的好事，这只是举其中一例。作为一个普通文化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为这个民族的进步，为这个社会的转型聊尽微薄之力。 　　 　　我打了一年半的工，因为做了很多好书，就不断有投资商拎着钱来找我，给我投资让我单独成立公司，于是我改变了打工者的命运，变成了一个书商，我做总经理，大家有个分成。我是拎着换洗衣服来到北京打工的第三年成为一个中国民营书商的，就是当时海外媒体所称的“十大民营书商”。其实民营书商在90年前后就等同于非法书商，因为这个国家的出版从来都是垄断的，直到今天还是，只是今天的书商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现在的出版商都可以公开和书商合作，而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出版商和书商合作的，但私下的合作却是存在的，就是从他们那里把书号买来。我就是那一代书商，在一个总的不合法的大背景下，尽量用合法的手段做好书，尽量为这个社会提供有营养的精神产品，绝对不去做盗版书。 　　 　　我做了十年书商，从96年到06年。这十年中，从个人来说，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对社会来说，我出了一批好书，也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但从整体上讲，到06年的时候，我厌倦了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首先出版社和书商之间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除了拥有国家给予的书号这种特权以外，他们并不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智慧、才华、和远见。我做过很多好书，如《四库家藏》、《西学基本经典一百种》、《国学基本经典》、《二十六史》等等。我还做过一套很有意思的书，我相信未来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就是一百年前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当时你们山西有很多。他们用英语，用他们的母语写作的关于中国官场的书。这是最早的一批外国人观察中国的书，除了《马可波罗游记》，因为那个多少还有些存疑。 　　 　　一百年前来到中国的这批传教士，他们写的清末民初那个年间的中国。读他们的书就是读我们自己的历史，读语言的真实性。而这样一批书之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野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长治 文学座谈会   

徐晓：大家都知道财新传媒，财新传媒旗下有财新《新世纪》周刊，有《中国改革》月刊，有财新网，还有其它很多产品。财新图书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品牌，从前年财新传媒成立的第一年开始做图书出版，已经出版了30多种书，很多书的影响也非常大，今年我们出版的思享家丛书是第二辑，一共有5本书，包括：陈嘉映的哲学随笔《价值的理由》、由上一辑思享家丛书《燃灯者》的作者赵越胜写了导读和前言的周辅成先生文选《问道者》、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作家刀尔登的《旧山河》、一本是我的《半山为人》，还有在公众和读者中反响最大的野夫的《乡关何处》。 　　我跟野夫是老朋友，大概野夫刚开始混迹北京时我们就认识了，那时我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编辑，野夫作为一个民营出版商，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合作，见证了野夫从图书业，到做更大的文化产业，之后退出图书市场，然后走入更加广阔的江湖的过程，也见证了他个人的起起落落，包括他的恋爱、失恋、结婚、离婚等等。总之，他每一步都会给人惊喜和惊奇，比如四川地震时，野夫在四川待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抗震救灾的工作，这几年他的多数时间都在基层做公民社会，开拓公共生活。 　　今天野夫还带来了他的仁兄仁弟，所以野夫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精彩的演讲，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的下午不虚此行，谢谢！ 　　主持人：下面，有请野夫！ 　　江湖的历史渊源 　　 野夫 ：【拱手三方】刚才我行的是一个江湖的礼数，叫“佛前一柱香”。这么热的天，大家前来捧场我非常不好意思，罗永浩演讲的时候要准备两件衣服，因为他调侃说怕有人扔鸡蛋，今天希望大家不要扔鸡蛋，因为天太热了我没带衣服。 　　我自认为我就是一个在江湖上讨生活的人，我结识了很多很多的江湖人物，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些江湖人物，接下来还有很多江湖人物要写。 　　江湖这个词是庄子创造的，在庄子笔下江湖就已经是和廊庙相对的一个存在，在体制之外的一个广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小故事，庄子坐在湖边钓鱼时，一个国家的使者请他到朝廷做官，庄子指着湖里面一个自由爬行的乌龟说，你看我是去做朝廷支撑廊柱的乌龟，还是做一个自由地曳尾涂中的乌龟？哪种更为舒服呢？而我，就愿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乌龟。 　　这样的一种江湖文化，墨子把它进行了具体化，比如江湖是需要弘扬兼爱和非攻、是要打抱不平的，是要扶弱抗暴的。当一个国家欺负另外一个国家，墨子要带着弟兄们帮他守城。我觉得中国最伟大的一支文化就是墨家文化，完全是一帮民间的人，就像他写的公输班这类人物，他带着兄弟们行走江湖是要行侠仗义的，是要和暴力作对的，墨子倡导的这种侠文化一直在中国默默传承。 　　后来有了“走江湖”的说法，这个词儿大概是诞生在宋元期间，最初是诞生于禅宗，很多天下修禅者到江西和湖南拜访高僧，所以大家互相称之为我们是走江湖的，也就是走江西和湖南。禅宗的这样一个口头禅传到了民间社会讨生活的人们口中，像杂耍的、算命的、卖药的，这些人把这个词借过来称之为行走江湖，这是指在底层社会凭一技之长讨生活的人。 　　这样就慢慢的诞生了所谓的道门、社团、帮会，帮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诞生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帮会并不像今天我们的体制对它的描述，把它等同于黑社会、等同于犯罪团伙，这是对中国民间社会最大的一次诬蔑化、一个破坏、一个诬陷。   传统中国社会的帮会，更多的传承了墨子的侠文化，在这个世界担当公义。现在，从一些相关书籍上看看就可以发现，像民国的青帮洪帮，他们并不完全是与犯罪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连蒋介石都是帮会中人，民国社会里是允许有民间社团的，在今天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这种江湖社团都是合法注册登记的。 　　日本的山口组大家都觉得好坏好坏，但山口组在日本是合法登记的，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在大陆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杀人放火的黑社会，在台湾他们都是合法登记的。我去台湾，四海帮的副帮主晚上陪我喝夜酒，这都是真实的事情。四海帮的诞生就是50年代随蒋介石过去的国军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住在眷村，这些孩子被当地台湾的孩子欺负，其实各个地方都会存在排外和歧视孩子的现象，这些孩子为了保护自己，从初中、高中开始组织帮会，这就是四海帮、竹联帮的来历，为了保护自己形成的团体。 　　他们现在是合法注册、合法经营，在香港的社团都是合法注册的，我们看到所谓的黑帮电影打打杀杀都是编剧瞎编出来的，真实的香港社会，香港警方都知道哪个是社团的大佬，如果是黑社会早就清除了，根本不是这样。只有社会里有最大的黑帮，才不允许有民间社团的存在，我说的是意大利，大家不要联想啊，呵呵。当年黑手党被全部赶尽杀绝，因为墨索里尼就是黑老大。 　　心中的江湖，信仰真善美 　　这是一种江湖，我认为还有一种更伟大的江湖精神一直存在，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江湖。我相信在座的和更多不在座的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我们在这个社会都在追求公正，我们都在追求善良、都在追求互相帮助，这就是江湖，这就是真正的江湖精神。而这个江湖，我不需要结社，我们心中就保存了这个江湖。我们拿最近的事情说，前几天北京的暴雨，那些在雨中开着自己的车去机场接送陌生人，这就是江湖精神，这本来应该是朝廷干的事儿，这么大的雨你们就应该派车到机场去接人，很多人自发的组成队伍开车去房山救人，我认为这就是伟大的江湖。 　　今天，像这样在社会上践行着江湖精神，践行着公义、公道的无数个NGO组织，无数个志愿者，我在民间见到了太多太多，他们去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有些是佛教徒和其他教徒，但更多的是像我这样没有信仰的人。我们没有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我就信仰江湖，我信仰心中的真善美，我信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为减少这个时代的黑暗发一份光，这样的江湖在民间大有人在，我结识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人。 　　野夫的江湖朋友 　　今天，我有意想让大家见识一下江湖上的人，因为你们从小到大好象觉得江湖在今天中国并不存在，那么今天我想介绍几位江湖中我视为大侠的人，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个一个请上来。 　　当代孟尝君——黄珂 　　首先，江湖人称当代孟尝君、当代柴大官人的黄珂先生，我们都称他为黄哥，他出生、成长在中国码头文化最重的地方，也是唱红歌最狠的重庆。中外各种媒体对黄珂报道了太多太多，每年在家里请客吃饭不下于5000人次，一年365天，你可以想象每天他的家中是什么样的景象，而且在他家中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无数像我这样的北漂在他那渡过了醉生梦死的夜晚。江湖人称黄哥，散尽千金，只为朋友。当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黄友会”会做募捐活动。无论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也好，还是帮助身边生病的、家里出大事的朋友，黄哥就是这样一位行走在江湖道路上、没有任何体制身份的热心肠的江湖大哥，大家有缘的将来可以去他家蹭吃蹭喝。 　　 黄珂 ：大家好！今天沾野夫的光跟大家在这儿见面。但有一点我要声明，09年的时候我这个江湖人士还被重庆市政府承认过，他们把我推举为重庆的形象大使，认为我在北京建立了一个重庆市的小码头，代表了重庆人的精神。我做的这些事是非常频繁的，大家只要愿意，我的家门是敞开的，朋友带朋友，有前提就是有来过的朋友带着你来，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吃饭喝酒、谈情说爱都可以，野夫是我那的受益者，具体故事我就不讲了。 　　十多年来，我在北京大概就是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个老农民的做法，大家都有去山区、牧区的经历和体会，到当地哪怕最穷的人家里讨碗酒喝，他都会把你当成贵宾，这就是一种优良传统，从不把路人当成陌生人，虽然他知道你永远不会再来。我是有意这么做，但做的还不够，尤其社团组织规模还不够，还要努力。 　　 野夫 ：国家在广东和成都两个地方在做试点，放开民间社团登记，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也看到民间社团做了很多好事，因为有民间社团的存在，即使在乱世也会有正义，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朝廷都没了，但社会是稳定的，那场革命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义军新兵一起，商会立马组织维持秩序，组织捐粮捐饷。那是依赖什么呢？朝廷没了、警察没了，依赖的正是民间社团、依赖的正是古老的江湖。袍哥老大说大家不要乱来，大家都不会乱来。 　　所以，当有一天民间社团能够登记的时候，我建议黄珂去登记“黄友会”。 　　 黄珂 ：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注册的民间组织“黄友会”，松散的，进门就是入会，出门就散。 　　 野夫 ：而且不是扫黄性质的“黄友会”。 　　 黄珂 ：我们有一口号叫“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色出色”，将来允许注册民间社团时，我们真是可以考虑注册。 　　 野夫 ：现在已经允许NGO注册，它会慢慢的放开到民间社团注册的，我认为这一天不远了。 　　 黄珂 ：假如以后野夫可以竞选的话我可以给他拉选票。 　　 野夫 ：我只愿意永远做摇曳着尾巴的自由的乌龟。 　　文侠毛喻原 　　第二位，我称之为文侠，我隆重推出毛喻原先生，这个人来自于四川乐山，当文革整个国家都在烧书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们几乎偷光了乐山图书馆，所以说他胸罗锦绣。 　　 毛喻原 ：不是乐山图书馆，是乐山一中图书馆。（笑） 　　 野夫 ：文革结束他就考了大学，当了学生会主席，后来当了狱警，跟我一样都当过警察，比我更早的脱去了那身虎皮回到江湖，开了一个小小的书店，惨淡度日，但80年代就写了影响我们这些人的很多好书，他的学问涉猎很多学科，每一本书写完就自费把它印刷，也不出版、也不投稿，能读懂他书的人在中国大约就500个人。而且这个人才华横溢，是我见到的有太多才华的人，没有学过美术，自己创了一种彩笔画。 　　 徐晓 ：这个书店后面挂的就是毛先生的画。 　　 野夫 ：待会儿我会让他展示一下他的画。我在大理的时候，他去大理看我，街上有人用传统的江湖手艺刻画，他就买个刀在我那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木刻，现在已经是木刻大师了，作品待会儿我都会让大家传看一下。 　　毛喻原还一个人办了一本杂志《汉箴》，有20多个作者，就为了传承他心中的价值观，一个人自费编、自费设计，美编、责编都是他，自己发行，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好象大家认为江湖都是武斗，侠之大者不一定是武功最好的人，文人一样可以称为侠，所以我称之为毛先生为文侠，虽然他的武功也很好。 　　毛老师把你的画拿出来给大家传阅一下，我建议你这两本就拿来给我当礼品，一张送一个朋友。这两本一个是他的画、一个是他的木刻作品，毛先生同时还是翻译家，国际著名的女记者、女作家法拉奇的书《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等都是毛喻原翻译的，一个人赔钱编杂志、自己玩儿木刻、玩儿美术，同时还烧得一手好菜，这样的好男人是我心中的文侠。 　　那些名声很大的，甚至名满天下的人，有几个敢比毛先生更有学问呢？那些在大学的博导，和我们这些江湖中的人比一比、较量一下身手就知道了。 　　 野夫 ：江湖也是历来有正邪之分，我心中永远信奉“歪江湖，正道理”。请毛喻原先生跟大家讲几句。 　　 毛喻原 ：我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我大学毕业时，人们说你为什么能这么坚持下来？我一个人大学毕业就有意的脱离了体制，不想在体制里呆着，因为我们是77届的嘛，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所谓的大学生，那时候被赋予了一个标签，叫时代的宠儿，但我肯定是不认同这个的，什么宠儿，这完全是一种语言的阴谋。 　　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不去单位报道，因为那时候77届大学生全是国家包分配的，属于国家干部。读大学之前，我对大学充满想象，但进了大学不到一星期我就失望了，因为我以前想象的大学和我们真正读的大学差异太大，我根本不能接受我们这样一个大学的现实，无论是教材、老师、课堂、教授，尤其那个大学的氛围，这些东西我百分之百不接受。 　　尽管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为没有考上大学而感到揪心和痛苦，但我不到一星期就对大学失望了，不喜欢我学的专业，但那时候你没有生病不可以退学啊，我就去图书馆看闲书。我已经准备毕业不去分配了，结果他们给我分到了四川省劳改厅，管监狱，跟野夫一样逼着我穿上制服。我们77届年龄参差不齐，有老大哥老大姐，刚刚公布毕业分配方案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班上的老大讲，我说我不准备去报到。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不服从分配，我不想到那个单位里工作。你们可以想象，我们是81年毕业的，如果一个人放弃这个工作不去报到，这是有点违反常情的，结果当时有个场景我至今很感动，我们班上有三个老大姐，平时都没什么来往，因为那时候还有点男女界限，男的女的不怎么来往的，但我一说不去报道、不去服从分配的时候，她们当场痛哭流涕，当时我很吃惊，她们平时跟我又没有交情，怎么这样就痛哭呢？当时我就想，这个世界上有女人为我痛哭过，是令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我跟她们说你们哭什么呢？她们说，你不去分配，你怎么生活呢？那时候只有这样的工作单位才会有稳定的生活嘛，但我不想去，在我当时的认识，觉得那不是好地方，最好离它远一点。我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对我的前途想好了3种方案： 　　1、我自认为我有一点本事，就是教书，因为我考大学之前是在农村小学当老师，我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教书，如果大学教不成我教中专，中专教不成我教小学，再不让教我教农村的小学，中部的农村小学不让教我就到西部，当个小学乡村老师，条件不高，你们只管我的住宿、吃饭就行了。 　　2、那时候又年轻、很自信，浑身充满力量，我说很想当搬运工，因为我在家乡的火车站，经常看到那些搬运工挥汗如雨，非常的欢畅，我对那些人是很羡慕的，我说我就冲向火车站、冲向码头去当搬运工，看能不能挣上我吃粥的钱。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系辭傳》                                                                         一   野夫此生，命定詩酒作伴，歌哭行吟澤畔，江海一世，遍交天下遺民野老，我亦忝列其間。   野夫懵懂於楚水巴山之際，我正躬耕在雲台之南，巫峽西嶺。每當日暮收工時分，夕照穿透雲海直射崇巘群巔，其時雲夢之臺、高丘之阻、桑林之浦……江間滄浪直上萬丈絕壁，滿目絢爛霞光。側身東望，但見峽江千里，蕭森氣息彌漫天地，嫋嫋秋風搖落山山黃葉。弱冠如我，初諳國事蜩螗否塞，更為眼前滄海桑田般鬼斧神工式的自然勝景陶醉。雖略知這片與《神女賦》、《高塘賦》生氣相吹、中國性靈雲集的萬古堂奧，曾是無數歌手、詩人、高僧、禪師、遊俠、君王、隱者、漁者、樵夫以及瑤姬、宓妃、娥皇、女英、昭君、帝女、巫兒們神人交合男女野遇之墟，幾多顛沛、離亂、遷命、羈旅、歸隱、流徙、相忘的氤氳天地，卻不知山窮水複處，有一土家少年正在霜重水凝間兀自成長。百十里外，我與野夫共擁浩茫長江天塹，歷時兩載，渾然睽違於國破族亡年頭。   野夫蜷偎冷牆、憑欄鐵窗之際，我也望門投止於亡途。那場發端於天安門廣場，輻輳九洲並波及寰球的自由運動，一代人的命運為之改觀。我和野夫偕有榮焉。未曾躋身時代風雲中心的詩人野夫，卻為他人自由而身陷囹圄。從此掙得自由鬥士資質，平添一副鐵血風骨，凜然化成好漢一條。我則蒙通受緝十年，從此以“8964”四個阿拉伯數字臧否人世，辨識忠佞。   野夫慈母獨自徘徊江畔之際，我的老母也決意撒手濁世。兩位母親同在決絕瞬息帶走最後的母愛。野夫嚴父覆蓋於刀斧赤旗之下，接受囚徒兒子千里奔喪之際，我也以待罪之身送老父最後一程。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夢得先生在夔、朗二州謫居十數年間所寫舊句，似專為野夫與我而作。二十三年，正是家國天下翻成生離死別之域。野夫以《父親的戰爭》和《江上的母親》為慈嚴祭悼，讀者無不感同身受，涕泗長流。我也寫下《詠而歸》，略述喪親之悲。   直到野夫名滿天下，我才在京城一隅與他相遇。那是一個黯澹、蕭索的秋夜。如同赫爾岑當年在彼得堡沙龍打量恰達耶夫一樣，我也在望京著名的黃門宴上發現了野夫。   他幾乎一年四季穿一身牛仔服，傲岸挺拔的身影，少年苦讀的近視眼，永遠的平頭（興許是囚徒身份的再三確認），濃重的鄂西口音，使他在精英雲集的京城顯得與眾不同，像一個憂鬱的感嘆號。置身於那些穿金戴銀的時尚男女、高談闊論的侃爺和及時行樂的當代廢物們中間，他那蒼涼渾厚的嗓音如同低音鼓琴，在陣陣眾生喧嘩後留下沉潛的迴響。沉默不語時，他那“頭蓋骨式的前額”下，蒼白、刻石般的面龐猶如大理石雕塑一樣。當他抱著雙手，張開薄嘴唇發言時，卻散發出孩子式的笑聲。他與以一紙《哲學書簡》劃破俄國尼古拉一世三十年漫漫長夜的作者一樣，與社交界格格不入，又離不開它。他時常把激情深藏於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斂在黑夜後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後再度沉默。他那面無表情的臉龐，直射過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諷的憂鬱神情，使所有在場者都在心裡告訴自己，這就是野夫，可以調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漢。   2009年冬，我在京都度過花甲生日。野夫與北明、世存、喻源等人里外張羅，現場致辭，並賜“六十年必有王者興”賀文，將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縮減440年。我在惶恐之餘，對其幽默心領不敏。   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野夫提瓶好酒敲開我重慶的陋室。兩小時前，我剛剛被自家小狗咬得右掌紅腫如血饅頭，卻不礙左手蒸臘肉油酥花生米煎雞蛋煮麵條。野夫突然造訪，根本緩解我大年初一的傷痛和困惑。我們煮酒話天下，直到日西沉。   不久，野夫獲台北亞洲圖書大獎，華文世界嶄獲新命。   是年七月，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在台北首展，冠蓋如雲，十萬觀眾先後來去如儀。我比誰都清楚，在諸多鼎助者中，野夫居功厥殊。若無他與台灣詩人、民主化推手楊渡的深交，此展幾無可能。2010年春初，他專程從北京飛抵抗戰陪都重慶，全程陪奉楊渡、子華夫婦，成為《浩》畫臺展不二“觸媒”。在國父紀念館恢宏殿堂，一盆石楠花靜插一隅。野夫不能親往，他以如此方式致賀。一個歷經喪亂的土家漢子，這般悉心周被，讓我花前駐足良久。   野夫沒有為我兩肋插刀，那套江湖古風似已不合時宜。他為素昧平生的重慶幾十位畫家五年半心血之作插花，勝似插刀。                                                                       二   惟楚有才，於斯為甚。   我曾經在岳麓書院躑躅多時，凝神那攪動過無數湖相人士心潮的八字匾牌，並不以為然。   我承認，把老聃莊周（這個河南人不啻先秦南面稱孤的精神王者）算上，從屈原到熊十力，荊楚三湘兩千五百年間，英才如江漢密布，窮思曠文如垂天之雲。在天道地誼、人神大化乃至古今嬗演歷史更始的體察穎悟上，不輸於北國中原垂法天下、世代高仰的大一統威儀，而為中華另辟逍遙世界、隱逸人生與自由之途。  但是，自王夫之以降，湖湘士人漸趨經世致用，移心於理，垂器離道。近代更逐勢謀術，與其大本大原漸行漸遠，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松燾、王闿運等皆趨鶩“馭夷之道”與“富國強兵”之法，終至毛澤東輩斜空出世，天下道術為之裂，演成曠古荒唐。烈焰所過，生靈塗炭，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幾亡天下。余風所被，唯“風流”是逐、“英雄”是瞻，“鬥爭”是檀，“無法無天”是詡。古今中外，狂妄囂張殘暴無恥，莫之為甚。   當然，現代中國宿命式浩劫，絕非船山先生“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的“理勢合一”論能負其責，然毛氏一生行事，確以“務實經世”為其哲學底蘊。為達其目的，不惜陰謀陽謀并用。其文痞俗以號集痞民，其詩詞隳蕩虛驕以激發黨徒，莊、屈遺風盡失。正值西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人民拜物教（為歷代統治者不曾動用之強大工具）和領袖崇拜等世界性思潮與運動，終於釀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慘禍。湖湘人當深長思之。    野夫以一筆之力，開始抗衡籠罩楚天湘水並殃蔓於神州全境的成王敗寇史觀：     若干年來，我背負着這樣的恥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見山河不平，　磨損萬古長刀。大地呻吟，入耳錐心；豪霜擲罷，眼哭天寒。這是怎樣一個末法世道啊，作惡者肆意弄權，平民被愚弄踐踏。剷平 的遍野荒墳上傷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風化於黃昏；整整幾代人的喋血苦難，至今還聽不見晚禱的鐘聲響起。     野夫筆下，一掃中國六十年桂冠簪纓華袞炫耀的無形文人諛頌攀附的頹靡風尚，棄絕一代文痞犬儒腐鼠式的巧偽油滑，不慕二十三年來湖湘文壇韓少功、劉索拉、李少君諸人魔幻苦難，規避邪惡的遊戲人生。野夫遙承屈原，直追莊子，專事憑弔，譏刺，祭祀，只為孤寡寒門傷慟，為獨立特行、畸幽苦獨請命，與隱者酒徒詩人為伍，再拱手健兒烈士所有反抗強權的現代豪傑。   與莊周不同，野夫不忍齊是非泯恩仇等善惡。正相反，他從己家三代生死呼吸之命，推己及人及天下，廓然煉就百鋼文字應對惡世。在壘壘白骨之上，睥睨矗然聳立的亞細亞紅色帝國。野夫盡發正聲悲咒，捶胸頓足，椎心泣血，歌哭為蒼生，幽憤指暴政。他以墮落時代反動者自居，戮力查正邪性紀元的來路去向，無畏戡破千年盛世萬般藻飾的滔天原罪，以忍辱負仇者卜辭爻言式的刻削筆法，追訴惡徒罪愆，葆藏民族曾經的史乘、祈禱和希望，表彰死去與存活的善良正義，以重修信史，旨在上達為民族宗教性的莊嚴不朽。   某次宴飲，滿座勝友高朋，我的思緒只在燈火闌珊處的野夫一人。心想，退回100年前，這名柔腸似水的傲岸漢子，當是泰坦尼克號傾覆之際的提琴手，借驚濤駭浪演奏著最后的探戈。又想，他更像一位船工，有朝一日將將打撈我們民族的百年沉船，為中國打造末世方舟。    唯楚有德，古有屈原，今有野夫。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在心底為野夫祝福。 三 2010年是野夫寫作生涯中的里程碑。他先後獲得亞洲圖書大獎和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並公示自己的寫作使命：         我的寫作在本質上傳承的正是中國民間修史的偉大傳統，是歷朝歷代那些冒著株連九族的風險，在梟首流放的長路上排隊仍不肯擲筆的先烈們。 他引用雨果的名言預表，每一個十字架下都埋藏著一部長篇小說。野夫紀念父親、母親的文字，自覺而清醒地置諸於二十世紀中國巨大的悲劇性宿命，與俄蘇文學頓成呼應。 布羅斯基指出，既然俄國無以寄託對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他道路全都行不通，那麼文學就成為俄羅斯民族唯一的道德保險。它是殘害同類原則的矯正劑，它為抵擋暴政提供了最後的壁壘。這既是俄國十九世紀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的不朽傳統，也是二十世紀俄國特殊劫難對文學提出的莊嚴律令。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更像野夫的俄國同行和先驅。前者在臨近完成《日瓦格醫生》時曾對一位美國詩人說：“當我寫作這部長篇時，我感覺對俄國欠有一筆巨債，這種負債感在寫作過程中變得日益不可遏制。時間不饒人，我有責任通過《日瓦格醫生》這部小說，讚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歲月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已長眠不醒。但在百花盛開的時候，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復甦。”後者則與托爾斯泰一樣，毫無個人目的，把文學變成俄羅斯和人類的共同事業。《古拉格群島》就是獻給那些“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俄國的歷史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他引用索羅維約夫的話，＂我深知自己責任沉重。讓我們手挽手圍成一圈，完成我們沉痛的使命。＂ 俄國作家完全有理由因為斯大林在精神上對俄國人民造成的毒害，降低或取締自己的使命，或者如西方詩人一樣，發出“奧斯威辛後詩還有嗎？”一類末世之問。但是，在除了灰燼還是灰燼的歷史骷髏地，俄國作家的成就與其精神自治和悲劇命運成正比例發展。茨維塔耶娃、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們組成了俄國二十世紀文學騎士團。他們不僅抗衡並最終凌駕於邪惡帝國，而且清醒、堅決地抵禦了西方現代虛無主義。蘇俄帝國得以壽終正寢，世界從冷戰和共產極權主義夢魘下得以拯救，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自由浪潮得以席捲全球，俄國作家詩人們居功厥偉。 中國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從而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保留一線生機的志士仁人，在通往歷史破曉十分的漫長路途上，劉賓雁、方勵之、李慎之、顧準、何家棟們以及來自民國時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們，都竭盡心力於中國精神的再造重建。鄭義、北明、一平、趙越勝、高爾品、陳奎德、孫乃修、胡平們的流亡寫作已構成當代中文寫作的海外陣線。野夫的出現，則是當下中國文壇格外令人欣慰的事象。 “每一個人的記憶都會有個起點，就像每一幅潑墨寫意的巨畫，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筆一樣。”野夫的寫作始於中國現代最英勇悲壯、最浩大自覺的自由運動，是從他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裡呼嘯而出的。這樣的起點，對野夫，正在而立之年；對其寫作，如同猶太割禮一樣神聖。 野夫絕非輕狂之士，他的性格偏於沉郁孤高，人生意趣趨於逍遙隱逸詩性。普希金在野夫文學起點年齡上，也經歷十二月黨人注定流芳百世的悲劇，在他拒往希臘和英倫的礁石上曾刻有幾行詩句，似可引為野夫彼時心緒的寫照：   當阿波羅還沒有向詩人／要求莊嚴犧牲的時候／詩人怯懦而虛 榮／也許他是最空虛的孩子／然而，詩人敏銳的耳朵／剛一接觸到 神的聲音／他的靈魂立刻顫動起來／象一頭警醒的鷲鷹。   野夫正迎來知天命之年。生命之書既已被歷史狂飆翻到這一頁，人們就有理由期待新的篇章接踵而至。“你看，時代的流逝象寓言，在流逝中化為火焰。我走進墳墓，三天後復活，所有的時代將從黑暗中湧出，象木排，象船隊的旗幡，依次擁來，接受我的審判”（帕斯基爾納克“《日瓦戈詩：客西馬花園》）。無容置疑的一點是，中國1949年后的宿命亦屬以蘇俄為首的世界共產極權浩劫的一部份，其文學命運與蘇俄文學命運也有特殊淵源。當中國朝野從惡俗性現代轉瞏的巨大紅利中爭相墮落時，當中國文學藝術界浮蕩如一團污泥濁水時，野夫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姿態，走向荒原。無人能預測野夫的終點，他正穿行於中國的“弗拉基米爾大道”。在屈原之前，早有人輕聲感嘆：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遠，不亦樂乎！在中國之外，也早有人躬身撫慰：你的軛是容易的，你的擔子是輕省的。野夫，在你通向中國歷史破曉的大荒之途上，沙礫要變成金玉，鐵蒺藜會綻放成鮮花，腐惡不堪的大地將出落成一個萬象更新的世界……          2012,4,4  清明節 重慶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祇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

获得2010年度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中国作家野夫,目前接受荷兰政府邀请,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故居写作，德国之声专访野夫，就自由写作、六四事件等进行交流。 德国之声：听说您此行是接受荷兰政府的一个作家项目的邀请,能否先请您介绍下参加这个项目的情况?包括在这期间您将要写的一些作品? 野夫： 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是通过荷兰文化部拔款，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当然主要是极权国家的作家提供写作资助，为作家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需要，供作家自由写作，又叫避难者写作计划，因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处在不能自由写作的状态。他们给我提供的这套房子，是最有意义的，是《安妮日记》中安妮一家原来的旧居，里面的家俱还保持着上世纪40年代的模样，大家知道安妮一家是从德国逃到荷兰，再被纳粹带回德国处死的，《安妮日记》中文版是我协助和参与引进中国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缘份使我来到这个房间写作，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数一样。 现在我第一还是保持一个散文的写作状态，我的散文的主人都是在过去受到迫害的父老乡亲。第二是我一直写在《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调查》，这是我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已经写了大部分。还剩几万字，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完成。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其中的写作是观察中共基层政权的现状,目前很多公知和百姓都津津乐道的是高层动态,您为什么会去观察基层政权的情况，您觉得中共基层政权对执政整体有怎样的影响? 野夫： 也许这本书出来后，会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权是怎样在运作，比如维稳也好、发展也好。我算是用了几年的时间解答清楚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然后我再把这些讲述出来给大家听。 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主要是贪官或基层政府坏了，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在一定程度上想否定这一说法，中国基层政权当然贪腐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事实，但是中国的问题，压根不应该由基层政权为整个体制背书，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高层，站在极权政府的角度来看，多数基层政权是很”勤政”的，也会非常”辛苦和操心”，当然享受腐败是额外的、甚至是体制默许的一种奖励，他们费尽脑筋甚至披肝沥血的所作是在完成错误的事情，比如说维稳，上边要求不允许有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群访，上面拿这个来考虑基层领导的”帽子”问题，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这是政权要求他做到的，他们是用此效忠政权的。要做到这些必然要采取非正规手段，基层政权是高度紧张的群体。 德国之声：与基层对应的是中共高层，十八大在即，作为一名作家，您将从哪些角度去观察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或是不变？ 野夫 ：我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对未来还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十八大假设没有新的变局，在未来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启动政改这个问题上，我持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可能，这点总是被朋友们嘲笑的，认为我总是寄希望于他们。我虽然认为启动政改是渺茫的，但这种可能性没有消失，是因为这个时代从各种因素都到了不启动政改这个政权就有危机的时代，政治是因势利导的事情，他也要盘算怎样做对他们自己最有利，这个时代就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时代。 德国之声：今天网络上又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将公布对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初步调查结果，这个事件在作家看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桥段？这个看起来象意外添加的桥段在整个中共故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野夫： 这种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事件，极权国家总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料之外、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很少有这样的爆炸性的突发事件。具体这个事情上来说，我们有很多人早在一两年前就预见早晚”薄、王”都要出大事，只是不知道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一介布衣和普通文人为什么会预见到？是因为文人观察社会会从历史中找出规律来，象薄这种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天数都会让他在劫难逃。 德国之声：您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度”自由写作奖”，您也曾经说过文字的属性就是自由，而获得这个奖其实是中国作家的悲哀，中国作家到底身处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 野夫： 中国当代作家要分成两个群体，一是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内作家，一是完全不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外作家，中国体制内作家集中了一大批就写作技巧来说并不差的文人，这些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就不一一点评了。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习惯使得他们并不能真正放开来写，不敢去真正的触碰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敢真正去挑战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我称之为无意识的、养成习惯的荒诞的事来，他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另一阵营的作家贝岭在台上，他们会集体随着领队退席，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他们这些名气、成就这么大的作家，他们会象幼儿园大班的一样，阿姨站起来走了就跟着退席，这是明显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去说体制外的自由作家这个群落，里面也会有一批很优秀的人，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写作一方面是有风险的，就象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发生，每年都会有人被判刑，他们的罪证是他们写的文章，这在现代国家、在21世纪的世界面前，这是可耻的现状。真正能写出来又被大家知道的是很少的，真正能被世界、被本国人民关注到的自由作家其实是少数。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民间写作现状”，中国民间写作的人有大量的人在，默默无闻，但是我认为终有一天，他们写作的东西会象井喷一样爆发。中国会真正进入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 德国之声：最近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代表的百名作家抄写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怎么看这件事？ 野夫： 这个事情本身并不算一个严重的事情，甚至大家在炫耀书法，他们听到某某也在参与愿意加入某个阵列使自己”增光”的事情，他们没有去细想作为中国作家、中国文人被迫害的命运被整肃的命运、被约束自由创作的命运都是从延安讲座讲话开始的，这样一个可耻的文本，你怎么好意思在这个年代还去抄写？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惯性”我拿了你们的钱和俸禄，我享受了你们给我的待遇、职称，你们让我抄这个讲话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潜意识里就没有往深里去想，当然这件事出来以后，也有的作家自己反省了，无形之中对自己也造成了伤害。 德国之声：与这些作家相对应的，应该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象德国的廖亦武、目前还在国内的余世存、冉云飞、慕容雪村等人，这些人也是您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也想和您探讨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独立性写作这样的话题，独立对作家意味着什么？ 野夫： 我认为独立就是一个作家的灵魂，是脊柱，一个没有独立精神、人格、意识甚至没有独立文风的作家，本质上都不算一个好作家，能识文码字的文人而已。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和不自由的时代，这种独立性更显得非常重要。 德国之声：除了独立性，我看过您的作品《革命时期的爱情》、《尘世挽歌》等，觉得和主旋律及流行网络文学有很大不同，现在关于土地、母亲、爱、真相、救赎及死亡的文字越来越少了，所以想请您谈谈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人性温度以及对时代真诚纪录？ 野夫：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缺乏象我及我的家族的这些悲剧，这样的悲剧遍地皆是，有的人有这样的故事但自己认为没有写作能力，他们不想说了；另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要把遥远的东西放下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觉得现在写出来还有危险，会给自己增加麻烦。我熟知很多家族惨烈的故事，中国的国史总有一个年代要重写，现在的基本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而要重写国史依靠什么？我认为要依靠无数个家族史来重新填充。只有这些家族史才能佐证我们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和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下是根本看不见的，个体生命的声音被糟践了，这是我们现在的缺失。也有很多作家认为写这些又不卖钱，他何不写畅销书呢！ 德国之声：我相信将来对”六四事件”的记录也将重写，当年您还是一名警察，因为同情和支持学生并参与保护被通缉的人被捕入狱，二十三年过去了，您怎样评论当局对六四的态度，以及民众对这个事件选择记忆或遗忘？ 野夫： 国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明显看得出来是要尽量抹杀和淡化这件事情，从官方语言上，早已经从”反革命暴乱、暴动”改成”事件”，到后来改成”风波”，从官方发言实质上是平反了，既然不是”暴乱”而是”风波”就不存是非，没有正恶，事实上他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事情是无罪的”，但是他不愿从法律上纠这个错，他们认为纠错的时间没有到，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这个伤痕，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我也知道民间六四这一代人，这代人是广义的，不仅是”六四事件”的学生，卷进”六四事件”的远远不止学生，因”八九民运”而改变命运的官员大批，现在的生意人有大批，工人也有大批，卷进少的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代表，当然学生是主力，广义的六四这代人我接触得很多，有的现在非常成功，有的甚至在体制内也混得很成功，更多的是在这个社会生存得不好的，被继续打压甚至判刑，所有这些人他们心中并没有淡忘这段记忆，这是耿耿萦怀于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说并不等于遗忘，最终我们这个民族必须要面对这个坎儿，要想迈过，必须得有一次面对，官民将一起面对。不解决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谁也别想用个胶布就把这段历史贴上它就自然痊愈了，就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作者:吴雨 责编: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