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前些天，媒体报道了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数字，从去年10月到现在，有400多名逾期居留的内地孕妇，被判入刑。这条新闻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人的批评，认为香港政府太不人性，甚至觉得这是歧视内地同胞的行为。还有网友质 问我，为何对这样的事情，选择性的失声？ 　　其实每隔几个月，香港政府都会向媒体公布相关数字，而出现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现在，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以往，逾期居留产子的内地孕妇数量非常少，所以同样的新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根据香港法律，访客在港逾期逗留即属违法，可被检控，一经定罪后，最高可被判罚款5万港元及监禁两年。而被入境处检控的这些逾期逗留的内地孕妇，一部分被判实时监禁，也有部分被判缓刑，刑期都是大约两星期到两个月。 　　对于政府的做法，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会觉得，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的地方，只要不是选择性执法，只要不是违反了程序正义。而我会关注的，是政府在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人道主义的考量。这一点上，显然政府有所考虑，特区政府会在孕妇分娩后才采取拘捕行动，服刑期间，惩教署在囚房里面准备了婴儿床，方便母亲哺乳。当然，这样的设施，这样的程序，并不是特别为违法的内地孕妇准备的，也是一直以来就有，为了所有在香港违犯了法律，被判监禁的女性囚犯和她们的婴儿使用。而所有这些，是香港社会人权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 　　法治，是为了保障一个社会的良好运作，对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罚，是让其他遵守法治的人觉得公平，同时也让违法者明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受后果。 　　诈骗，偷窃，满足了自己的一时之欲，而代价就是牺牲自己一段时间自由。对于这些逾期居留的内地孕妇来说，她们得到的，是孩子香港居民的身份，但是正因为用了这种违法的方法，所以她们也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对于违法的行为放任的话，那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然，每个社会的法律规定不同，这也就使得不少人开始计算，违法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值得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铤而走险。比如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去美国产子，而根据美国的法律，逾期居留三个月，也就是三年之内不能进入美国，而为了孩子的未来，即便当个黑户，不少父母也会觉得，很是值得。 　　我不想评判父母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只要明白，任何事情有得有失，在法治社会，违法行为会遭到惩罚。当然，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事实上执法再严，也有逃脱的可能。而如果有法不依，有法不执行的话，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无视法律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一个人因为贫穷而去偷窃，这样的境遇自然会让人同情，但是依然不会改变这个人犯了法的事实，除非社会有了一个共识，穷人太多，所以偷窃合法，而这样的后果，大家可想而知。一个正常社会，是在这个人遭到法律制裁的同时，也会思考，如何消除贫困，让贫困不再成为偷窃的理由。 　　如果那样多的人选择到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宁愿违法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并不是当地的法律或者执法出现了问题，而是要追问，是怎样的原因，让这些人不愿意留在当地，去做一个守法的妈妈？

作者： 闾丘露薇   南都周刊专栏 ———————————— 去年夏天的时候，做过一期关于异地高考的节目，那个时候，二十多名反对外地考生的家长已经坚持在教育部以及北京市教委上访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一年多，这些家长们没有间断过。只是当时的媒体以及网络上对他们这个群体以及这个话题的关注，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密集。 有争议，其实是好事情，在还没有得到一个共识之前，总好过只有一种声音。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高考，乃至整个教育问题，怎样做才更加公平？ 和一个北京的司机聊起这个问题，其实是他主动提起，因为他看到我在微博上谈论这个话题。当然，我更想听听他的想法，毕竟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他想了很久，因为直到此刻，他都觉得非常矛盾。作为一个北京人，当然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孩子在升学的时候，能够少一些竞争。在他眼中，来北京打拼的人，都很厉害，因为离乡背井，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问自己，到底怎样才能够算北京人。“看看过年的时候，‘非典’的时候，北京还剩多少人？”他眼中的北京，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如果对这些来到北京寻找机会的人们如此抗拒，那还称得上北京吗？ “其实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法？比如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然后按照户口所在地的分数线录取？” 司机提出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是不少人的想法。至少这可以解决户口不在父母工作地的学生的考试问题。很多父母现在遇到的困境是，回老家参加高考有很多程序上的问题，结果要耽搁孩子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还有一点，因为试卷的题型不同，回到老家，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当地的学习内容。 争议的最终目标，自然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而不是不了了之，隔断时间再拿出来争论一下。谁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也很清楚，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面，有一个个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要么选择和父母分离；而在一起，则要承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有歧视。不管哪一种选择，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孩子都会受到伤害。 反对异地高考的人会觉得，是父母为了自己非要留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他们不愿意为了孩子做出牺牲，或者父母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把孩子送出国。 这确实是一些父母最后的选择，我采访过的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了中国，而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变卖了北京省吃俭用买下的房子，用他们的话说，还要感谢楼价上涨。也有的父母，为了陪伴孩子，其中一个放弃工作回到了老家。但是能做这些选择的，还算是有能力的家庭，更多的，连这样的选择能力都没有。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能够短期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原则当然是要公平。对公平的认识，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而改变的，可能提升，也有可能倒退，如果社会的整体道德感下降的话，或者民粹主义高昂的话。 在香港，只要合法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就会获得香港居民身份证，而这张身份证意味着，可以享用香港的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香港居民和永久居民之间的分别，就是还没有投票权，还没有资格申请综援公屋等政府援助项目，不能考公务员。再来看看美国，如果上州立大学，居住在本州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名额以及学费的好处。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钱来自于本地的纳税人，本地居民优先，并没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 问题是，如何界定本地居民。一定要有户籍？还是以连续居住多少年的时间计算?或者可以看看纳税证明，既然购房购车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为何高考不行？毕竟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居住的城市尽了纳税人的义务，现在要求纳税人应得的权利，不也是合情合理？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那位北京司机问我的：北大清华是北京的吗？一所全国性大学，如果所在地的名额特别多，是不是应该让全国的纳税人明白，这是为什么？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前些天和朋友聊天，虽然拿到了很多人羡慕的北京户口，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他甚至试图改变自己的孩子，理所当然的认定自己是北京人的观念，只是他也承认很难，毕竟孩子在北京出生，北京成长，孩子心目中的家，就在北京，尽管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这个北京的居所，或许还只 是一个暂居的地方。 　　孩子们对于自己是哪里人的认知，比大人们要简单得多。只要家在哪里，自己就属于哪个城市。 　　和另外一个朋友聊起不久前在纽约的经历。她带着孩子去唐人街吃饭，被来自香港的服务生问是哪里人，孩子想也不想地说，香港人。对方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因为在他的眼中，广东话也不会讲，怎么可能是香港人？ 从小在香港的国际学校读书，在家里面和父母讲普通话，小朋友确实连广东话都听不太懂，但是他在香港出生，拿着特区护照，家在香港，难道不是香港人？ 　　用语言，甚至出生地，然后来界定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城市，显然过于狭隘，很多时候也很复杂。和过去不同，很难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自己一辈子只会待在一个地方，这也使得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会越来越多。十七年前，当我拿着单程证走过罗湖桥的时候，我很明白，我只有香港人这个身份了，因为我在上海的户口被注销了。看到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朋友在那里纠结，在香港住满了七年之后，到底拿不拿特区护照，我总忍不住和他们开玩笑：有选择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我很少想过关于歧视的问题，因为我明白歧视无处不在，我也曾经有意无意地歧视过别人，所以不需要太过在意，心理强大一点就可以，只要不是制度上的歧视，影响到机会的公平，再强大的内心，也会因此感到挫折和沮丧。 　　我在上海出生长大，从小就体会到上海人对于那些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人”或者“乡下人”的心理优越感，或多或少的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会有一种负面印象，乡下人不守规矩，不爱干净等等。不过这种观念和印象随着自己长大，特别是到了大学，就彻底消失了，毕竟自己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大家是否成为朋友，并不是口音或者来自的城市，而是因为兴趣爱好还有个性，因为这个人本身，也因为知识的累积，让自己的眼界变宽了，懂得了世界是如此之大，自己所知是如此之少，和人相处，不是因为他身上外界赋予的标签，于是，人开始变得宽容了。 　　现在，不管在哪里，听到那些用歧视别人的地域，来为自己找到点优越感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人其实很可怜，因为他们的心胸太窄，他们知道的世界太小。 　　记得小时候班上有几个借读生，虽然他们从小在上海长大，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是因为户口的问题，也因为他们头上顶着的借读两个字，把他们从同学当中分隔出来。就在我们开始准备中考的时候，他们从班上突然消失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制度上的歧视，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虽然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上海人，但是上海这个城市和自己已经没有关联，因为我的家已经不在那里。我的家在香港，所以我清楚地知道，我需要关心这个城市的一切，我不能只享受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好处，而不为它做点什么。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做的话，我现在享有的东西就会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我不能要求别人怎样，但我可以让自己更爱这个城市。你可以不爱，但请尊重别人爱的权利。

作者： 闾丘露薇   外滩画报专栏 ———————— 坐在东京浅草寺旁边的一间小小的咖啡馆内，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孩。如果不是因为她开口说英文，从她的外表，看不出和日本人有怎样的不同。猜想她来自中国，于是攀谈起来，原来她来自上海。 咖啡馆的角落，坐着一个一直在用ipad上网的日本人，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长头发，脖子上系着一条长长的棉质围巾，很有艺术家的风范。他突然用流利的，几乎没有口音的英文和我们搭话，原来他听懂了中文的上海和香港两个字，而他在多年前去过这两个地方，所以，觉得特别亲切。 女孩子临走，和我还有这个日本人合影留念，她说在写旅行的博客，要把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东京是第一站，接下来她要去京都。忍不住问她，现在抵制日货，为何还来日本旅行？她淡淡的一笑，摆摆手，“那是国内的事情。” 看着女孩子优雅的离开，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个问题，担心破坏了她旅行的心情。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是我在来日本旅行前并没有意识到的。 在京都和朋友一家汇合，连我们都觉得很巧。因为我们的这次旅行是临时决定。订机票的时候，相熟的旅行社职员一开始还很担心订不到票，或者价格太昂贵，不划算，毕竟离出发还有三天，又是香港和内地的假期，结果，连对方都觉得不可思议，香港的航空公司还有不少空位，价格还有优惠。 朋友一家的旅行是一早确定的，聊天的时候才知道，他们这次非常的低调，除了好朋友，没有告诉同事要去哪里，用他们的话说，费事无意之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原本他们和另外一家一起出行，眼看反日情绪越发高涨，那家的男主人临时取消日本假期，因为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担心自己来了一次日本旅行，会被人抓住把柄影响生意。上万人民币一晚的豪华酒店过了退款的期限，差点浪费，还好朋友一家继续日本之行，于是做了个顺手人情。 我笑他们过于敏感。只是，当我发了微博，看完了后面的评论之后，我才明白，他们的小心，自有道理。我也理解了那位企业家的决定，他的谨慎颇有先见之明。一位美国跨国公司的负责人说起他接到的一个电话，对方是他们的中国客户，开门见山就问，这家美国公司提供的货品里面，有没有来自日本的配件，因为公司有了新规定。这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只能老老实实告诉对方，如果想要高质量的产品，那对不起，全部都有日本的配件。 从京都到奈良再到东京，不管是在景点，还是餐厅，火车，总是会遇到三三两两的讲着不同方言的自由行游客，他们都很安静，也很从容。没有遇到一个来自大陆的旅行团，到是遇到一个台湾的，在京都岚山的竹林小道上，导游的大嗓门显得相当显眼。只是任何事情都有另外一面，她的大嗓门，让一旁的我们，顺带听了一段日本历史，才知道，原来眼前的古庙，是“源氏物语”太多场景发生的舞台，嵯峨野宫。走进神社，翻看挂在那里的祈福木牌，英文，日文，中文，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心愿却是差不多：身体健康，学业进步，爱情美满。 在东京，特地去了一年多前，在日本采访海啸和核辐射的时候，去过的一家寿司店，就在新宿。寿司店里坐满了客人，虽然在公共场合，日本人是安静和守秩序的，但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在餐厅里面，几个男人坐在一起之后，那种喧哗的分贝相当刺耳，也算是日本特色。还是那几个老人家在店里面忙前忙后。去年我和我的同事在这里吃饭，我们是唯一的一桌客人。 那时的东京，虽然依然井井有条，但却是明显的肃穆和萧条。路上的行人，在那种淡然的表情下面，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紧张。而现在，新宿又回到了原来的那种繁华和喧哗。临走付钱，发现老人家已经准备好了收据，还盖上了图章。看来这家店，在过去一年，接待过不少中国顾客。 临走的时候，特地去了日比谷公园的松本楼，这里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地方，走进大堂，放着一架钢琴，那是宋美龄当年时常弹奏的。墙上挂着前首相福田康夫和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合影，那是2008年，就在两国领导人在松本楼内进行晚宴的时候，在公园的大门外，一批日本的右翼人士架起高音喇叭抗议示威，他们的对面，就是我们这些拍摄车队进出的记者，各据一方。 经过日本的内阁府，墙上一副巨大的海报吸引了我，原来是北方四岛的日本地图。之前一晚看日本的电视新闻，报道说，虽然日韩关系回落，但一个民间日韩青年交流活动如常进行。一个韩国大学生面对镜头说：“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更需要进行交流。”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争议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为了和平还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