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获过两届鲁迅文学奖和一届老舍文学奖的阎连科跻身于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行列，在两个月前揭晓的第五届英国布克国际奖评选中，阎连科入围终选名单，这是继苏童和王安忆之后，第三位享有这一荣誉的中国作家。但与他所获荣誉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不绝的出版风波。 在阎连科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2000年，他出版了小说《坚硬如水》。有人把状告到了新闻出版署，称这部文革题材的小说在红黄两方面都越了界。当时正值江泽民执政后期，作为责任编辑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去北京请客吃饭，摆平了这一风波，结果是书造出，只是不得宣传。小说《受活》在江泽民执政末年出版，争议之大令中宣部召开特别会议，最终同意这本探索性的小说悄然问世，媒体不得发表评论。因为《受活》，阎连科被逐出了军队，一位军队高级领导说如果要抓两个国家级右派的话，阎连科难逃罗网。 胡温时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成为2005年第一禁书。广州《花城》首发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改以往禁书用电话通知不留痕迹的做法，首次联合发文至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为人民服务》成为开放以来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说，也令阎连科成为中国最受争议、官方最不喜欢的作家。 2013年夏日，到访加拿大的阎连科回忆说：“我说中国的出版政策像抽风一样，因为该禁的没有禁，不该禁的禁掉了。同样写的是文革，《坚硬如水》比《为人民服务》过火的多，前者出版了，问题也摆平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真正反动的应该是《受活》，整个颠覆了开放前后的六十年，要扣帽子的话，《受活》才是真正反革命、反人类、反政府和反党的”。 《为人民服务》带来的阴影还未散去，描写艾滋病村的《丁庄梦》在05年春节前夕出版，三天后，出版此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被叫到北京训话，受命封存未上市的新书。 08年6月，阎连科的《风雅颂》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伪善的揭露引发了激烈批评，有人指责他影射北大和妖魔化知识分子。本书编辑的推荐词是：尚未出版，就引发全面争论！阎连科，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用他的唾沫给时代消毒！ 《风雅颂》的出版风波令阎连科反省了中国作家自我审查的可怕状态，他坦诚在写作《丁庄梦》时也有过自我审查，发现自我审查也难逃被禁书的厄运，于是决心不再顾虑出版，只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自我解放之后，阎连科创作的《四书》令国内十几家出版社欲出不能，最后只能交给香港明报出版社。 现在，描写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巨变的小说《炸裂志》已经完稿，能否在中国出版成为习近平时代出版政策是否继续抽风的试金石。已将出版置之度外的阎连科，此时考虑的是作家的另一层面的使命：“作家能否审视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说能否审判一个国家和民族，《炸裂志》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用比现实更高的目光看看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文地址： “病人”阎连科 作者： 壹读   文 | 壹读 iRead 记者苏更生       那天，北京下了今年冬天第一场雪，阎连科坐在后来“向东 198 步”迁址的万圣咖啡馆里，连着见了好几拨人。刚写完新长篇，他就迫不及待跑出来—脖子和腰都不好，写作时脖子得架上颈托，腰上绑铁板，但时间一久，还是疼痛难忍。 他曾崇拜三样事物：城市、权力和健康。如今，他已离开农村，定居北京；对权力的崇拜变成恐惧；只剩健康还需仰望。   “我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成就。百年后，作家与农民一样。人生的意义是健康和快乐，农民的快乐我无法体会，而我的快乐和健康都那么少。”在其新作中，阎连科有意逃避疾病，让每个人物都健康且有活力。 新书或将于明年出版，阎连科顿了顿，说：“如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的话”。   我对权力既亲不得也疏离不得 去年这个时候，阎连科在京郊的别墅遭遇强拆。他在这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 711 号园”，住了四年，房子终究没了。邻居家的房子在半小时内被推土机荡平，阎连科则连夜逃回城北的住宅。 再后来，他回河南老家嵩县躲去了。那时候正值母亲大寿，家里摆酒，村长听说连科回家了，托人来传话：叫连科来我们家一趟。阎连科年过五旬，村长二十多岁。阎连科看了看身后的亲人，说，那就去一趟吧。 阎连科走在田头上—那是他儿时反复走过的路。每天上学的时候，他看见当时的村支书的女儿在路边吃馍，心想，“她是向全世界在展示她手中的馍，在展示她爹的权力”。如今老远就看到年轻的村长了，他赶紧掏出烟来，村长托他办事，他也连忙点头称好。 如果不去，阎连科会怎么样？“我家人就有会麻烦，”阎连科说，“只要你的父母哥哥姐姐侄儿侄女住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尊重这个村长，尊重当地的权力，甚至任何权力。我不可以不理他。我对村长、乡长、镇长、县长都要非常尊敬。我无法逃离。” 今年败给莫言无缘诺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过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阎连科记错了，将之记成《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看他什么都没想。”他说。 村上曾在一个演讲中发表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的高论，但阎连科则说，对权力，“你不尊敬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你不抵抗又会变成在权力面前不存在的人。” 从村长家回来，正遇上县委书记派人送来亲笔提的一幅“寿”字，亲戚们见了，都夸连科有出息，以为他与县委书记交情甚笃。寿宴结束后，亲戚们轮流把阎连科拉到一旁，今年侄儿考大学，希望他出点力；后年侄女找工作，求他帮帮忙。连对面村庄的乡亲都跑来，托阎连科利用关系解决困难。 阎连科只能含糊点头。“我内心会有矛盾的状态，对权力既亲不得也疏离不得。” 离开老家的时候，母亲拉着他说：“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他的外甥送他到村庄附近的高速公路入口，说：“舅舅，我妈让我告诉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在拿到拆迁赔偿款后，阎连科没有选择继续维权。   “我是作协喉咙里的一根刺” 撇开“儿子”、“父亲”、“舅舅”等这些身份，阎连科还剩下个“作家”的名头。迄今为止，他发表了 500 多万的文字，作品被译为英、法、德等十多种语言，曾以 135 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 20 位。 那是他从未想过的未来。 早年为了逃离农村而参军，又为了留在城里而写起了小说。写了，但要发表却不容易，阎连科为此费过不少脑筋。有一次，为了“贿赂”杂志社的编辑，他摸黑到部队花房里偷了一盆花，第二天脱了军装就抱着带泥的花盆搭火车去拜见编辑。有时投稿到其他杂志社，他不认识编辑，就趁无人上班时，偷偷把稿子塞进门缝。 他拼命地写，“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写完不改就直接送杂志社。但那样也没能让他转业，还搞垮了他的身体。 1991 年的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左腿麻木，无法下床。 之后很长时间，他半瘫在床，无法提笔。但卧床反而有了时间阅读，他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这次病中卧读让阎连科幡然醒悟，原先自己用红色语言所写的九流人物的故事都是垃圾，塑造的小说主角都是上纲上线，激情革命的男女，感情中充斥着假大空的真善美。阎连科说：“我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受活》里的残疾人用身体换来钱财却被趁火打劫；《丁庄梦》反映河南艾滋病村的现状。 这些作品命运坎坷。阎连科说：“我顺利的时候，总有人不顺利；我满意的时候，总有人不满意。” 然而歌颂的作品没能让他转业，《受活》出版后，阎连科接受采访第二天即接到上级电话，命令他马上转业。此后阎连科调至北京作协。 《丁庄梦》出事时，北京作协保护了他。“作协非常紧张，检讨这题材确实不应该写，但说作家人很好，很关心农村。有关部门说这本书虽有问题，但也是优秀的小说，不要为难作者。我觉得单位会有明白人，只要写得好。不能说他们不懂，他们什么都懂。” 后他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任职，“我想北京作协也暗暗松了一口气，我很清楚，我是作协喉咙里的一根刺，拔掉会流血，不拔掉很难受。”   “怕死”的阎连科 曾经有一阵子，阎连科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写，直到有一天，他站在一位文坛前辈的病床前。临终的作家拉着他的手说：“连科，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最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就在那一刻，阎连科突然明白，“写作的意义不为名利，也不为成为曹雪芹李白，就是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绝对不说这句话。这就是阎连科著作等身，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无法被公开讨论。为了生命写作。” 从那之后，阎连科怕死了。“我在家从来不准老婆孩子谈论（死）这种事。有时候我非常孩子气，家里有一条叫哈里的京叭狗，我天天说，你们要对它好，因为它能活多久，我就能活多久。” 聊起这事，阎连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不过他接着说：“哈里现在 15 岁了。狗活一年等于人活七年，那它现在等于人的 105 岁，我觉得我怎么也活不了那么长吧。它现在越活越淡定越快活，天天晃悠晃悠，真是一条无比神奇的狗。” 23 岁那年，阎连科再一次离开家乡到部队报到，那时他刚刚提干，将被派往中越边境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带着恐惧登上火车，然而，当他来到部队，命运却意外发生转折—部队里有位教导员热爱文学，推荐他去文学创作学习班。“他当我是个人才，不让我去越南。” 阎连科一直不知道，是谁代替他去了战场。   “如果当时我没走，”阎连科说，“现在应该是个泥瓦匠，是搬砖提灰的能手。”听起来，好像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不过他随即正色道：“无论如何，我感谢部队和文学，它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说完他扭头望着窗外，黄铜色的夕阳撒在人来车往的街道，路边的积雪正在融化。当问及是否为自己想过墓志铭时，他说：“一想到最后，我就特别沮丧，去逃避，不去想。”阎连科低头摇手，示意不要再谈。     对话阎连科：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聪明   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阎连科：（笑）只要不写作，身体就好一点。一写十天半个月，就受不了，老想出去玩。我羡慕比如贾平凹，《古炉》那么厚，余华的《兄弟》也那么厚，莫言的《生死疲劳》也那么厚。他们既然能写这么厚，说明身体状况好。我现在写不了太长。 莫言最近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你也会想拿奖吗？ 阎连科：每一个作家，从世俗的角度，天上落的馅饼要落到我头上的话，为什么不拿？ 750 万啊，给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但心里也清楚，一个作家最终要写出好作品。莫言是个优秀的作家，为中国文学带来绝大的贡献。 莫言获奖后，小说销量暴增，你会羡慕吗？ 阎连科：羡慕啊，但我做不到畅销。我一直渴望有读者来跟我交流。前几天人大的学生，一群 90 后说，看不明白我的小说，我觉得有点伤心。我觉得我的小说简单明了，他们说看不懂，看不进去，也许是小说不好看吧。 身在作协，与同行往来多吗？ 阎连科：我的最高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笑）。同行不好交往，我现在是一个人的文学，我没有任何敌人，但别人看我就是敌人。我可能是很多人的敌人吧。想要没有敌人，跟人少来往就好了。 那你现在写作会更谨慎吗？ 阎连科：我一直提醒自己，最大的约束并不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出版规定等等，而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不能让禁锢变成本能，这是我死死警惕的。 想过换个环境吗？ 阎连科：有人建议过我移民，但我坚决拒绝。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写不出东西。今天的中国现实不管多么怪诞，对作家来说，确实是遇到了写作资源的最好时期。 《风雅颂》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议，其中讽刺知识分子饱受外界批评。 阎连科：这小说让人质疑和批评是因为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神圣感，大家无法接受。书里的主角没有反抗精神，懦弱，面对权力就妥协，这不是讽刺，就是我自己的精神写照。 西方概念中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士人”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讲究气节，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气节。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不谈气节，对他们而言，这是最低的标准。在我们这里，反倒成了最高标准。 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会把我看成知识分子的代表，关心现实、敢于说话、立场坚定，但我不是这样。我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比如钓鱼岛事件后，我写了文章，发出来后却希望谁都别来问我。很多媒体请我上电视节目，我都拒绝了。一方面我会觉得，这件事走远了，跟文学没有关系；另一方面，这可能就是态度不坚定、懦弱的表现。我还是会恐惧权力和舆论，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百分百抵抗。 你曾说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恨太多，为什么？ 阎连科：大家都说鲁迅不如托尔斯泰，为什么？并非因为作品多少和长短，而是面对人和土地的态度。鲁迅，说得好听是批评，说得小点就是抱怨，但托尔斯泰面对人和土地站得更高，更富同情心，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和爱。当然，鲁迅不批判就不是鲁迅，但我们会希望在批评的同时融进更多的东西。托尔斯泰让人重新认识到作家对人类的爱以及胸怀的宽广。在爱的深度上，我的小说怨气太多，爱太少。我是优秀的小说家，但不是伟大的。 现在的大学生跟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聪明。前些天在人民大学新生欢迎会上，一个新生代表的发言吓得我……短短的讲话里两三次引用了毛泽东诗词，说“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我小学时候学的，现在都忘记了，他们还在说。这些孩子知道台上要讲什么，下台后该恋爱恋爱，该吃喝吃喝。我觉得这非常分裂，我们那代人没有这么矛盾。我们那时就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我要表现好，做出成绩来，然后提干。现在的孩子不相信做出成绩就能如何，他们更相信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关系。他们是在适应甚至享受腐败，这是我们没有享受过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2012年第九期《壹读iRead》杂志。 关注壹读官方微博获得新鲜事 http://weibo.com/yiduiread *版权归《壹读iRead》杂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引用、如需转载请联系： yidu@ireadweekly.com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