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

　　1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神的地方，虽然这些神各自为战不成体系，但所有造神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利用民众的愚昧，抢占社会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制高点，从而最大程度控制和主宰民众，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帝王基本上都没有逃出这个路数，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夺取政权的政治人物、政治力量往往先冠冕堂皇地做出很多政治许诺，而民众是相信那些许诺的，他们因此受到感召，追随着欢腾雀跃，只有从惨痛的经历中发现那些承诺不过是空话和谎言，与他们当年宣扬的所谓信仰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然而悔之晚矣，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已经获得了控制人的手段和条件，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不可以发出了。 　　在社会层面，各路骗子之所以都热衷于装神弄鬼，也与这种政治机理或者说政治规律有关——骗子往往通过伪造超然于现实世界的特异功能的手段，宣称自己可以能人所不能，把你内心的期望变幻为现实，用这个把办法来一批又一批的追随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道孔隙，人们终于可以把目光投向自己所向往的地方（怎样活得舒服一些，有尊严一些），结果中国就出现了严新、张宝胜、张宏堡、胡万林、张香玉、张小平等一系列骗子大师，出入于豪门相府，聚众于剧院广场，在这块还没有摆脱蒙昧的土地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和占据高位的权力者（这里甚至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一道，把朗朗乾坤弄得乌烟瘴气、鬼魅横行。 　　我们在指证骗子的欺骗伎俩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产生骗子的文化土壤，这甚至应当成为对“大师现象”最主要的观察点，否则我们将不得要领，看不到最应该看到的东西。 　　最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做了一期专题，缕清了王林从江湖骗子到拥有庞大经济帝国的大师的大致脉络，我认为节目的着眼点是准确的：王林之所以成气候，凭借的是其强大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也许有王林编造和夸张的成分，但是就中央电视台的展示来说，应当说不是假的，譬如我们的确看到了王林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总统的合影照片，看到了王林与马云、成龙、李双江、赵薇、李湘、何鸿燊、李冰冰等人的合影照片，然而，王林广泛的人际网络的最重要证据——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当地县委书记的合影照片，却全部做了模糊化处理，我还是从网络上看到网民冒死晒出的照片中领略到大师神通的。其实我很想罗列出现在照片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藉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遗憾的是，如果我这样做读者很可能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只好也像中央电视台那样做模糊化处理，好在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述。 　　2 　　在这件事情中，我对王林大师的魔术杂耍和神功绝技不感兴趣。任何时代都有装神弄鬼的人，倘若有一个家伙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面对记者拍着胸脯说可以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从纪念堂水晶棺材里弄出来重新站到天安门上，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你也没有办法，正是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飞。中国这个林子超常大，即使有几十只、几百只，乃至于数万只猪一齐悠扬地飞上天空，并且高亢地唱着红歌，齐声叫嚷说：“今儿个我真高兴，真呀嘛真高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只有蒙昧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把江湖混混儿王林捧上神坛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怀抱着怎样的动机？人们从王林那里到底想得到什么？在对王林的追随与膜拜中，是否与宗教意义上的人的心灵需求有关？从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能不能搜寻出一条社会政治学的规律和线索呢？我的回答是：能。 　　我把结论说在前面：一个限制思想流动、人民意志无法进入政治过程的社会，犹如一潭死水，必然腐烂发臭，致使社会肌体出现局部的乃至于全身的溃烂，而王林大师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下面我从基础部分论说。 　　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拥挤进商场的人，你就不能说都是来消费的顾客，说不定这里边混迹有毛贼、便衣、吸毒者、城管、专家、学者、诈骗犯、妓女或者专门来看女人胸脯和大腿的色鬼。膜拜王林大师并且与其合影的人，也有很大差别—— 　　演艺界明星的造访和膜拜，动机或许还单纯一些，你能指望那些轻而易举占据社会高位的人有多高的智商呢？否则成龙先生就不会无知地说出“中国人就是要管”的鸟话了。他们拜访王林大师，更多的是出于心灵空虚的原因：什么都玩儿腻了，什么都没意思了，于是想找大师玩玩儿了，结果就去玩儿了，也就是这样简单，没必要做过多解读，做过多解读反而抬举了他们。 　　马云这样的做实业的人拜访和膜拜王林大师，动机就要复杂一些。只就马云本人来说，一个把商业利益置放在道义原则之上的人，大概人格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譬如马云先生最近触怒了公众的那番言论，善意理解，是马云先生无知；如果以鲁迅先生“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态度来揣测马云先生，那么就可以认为马云先生是在为商业利益向权力者卖淫，很让人恶心。可见道义在一些人、甚至是戴着成功者桂冠的人那里是很不值钱的。那么马云先生在王林大师这件事上又是怎么一档子事呢？我想除了玩儿的因素之外，一定还有看中和试图利用王林大师的政治人脉的因素，这也是那么多比人精还精的商人甘愿相信魔术杂耍和神功绝技，不惜工本动辄用成百上千万元资财去与王林结为团伙的最主要原因——这件事开始变得有意思了，不过我先把话打住，后面一并再说。 　　蜂拥而入王林大师豪宅的大部分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各级官员，被我不方便点名、不得不做模糊化处理的那些人。对这个人群也不能一概而论，好比一个幽深的水面，里面是有生物链层次的，他们彼此的动机也会有显著的区别。 　　位于上游的人——好比大鱼——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演艺明星的心理：极度空虚了，玩儿什么都玩儿腻了，现在想把本已经很高的官位再坐大一些了，想长命百岁了，想返老还童了，于是，在很辛苦地做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报告以后，就想招一个耍杂耍的进宫来玩玩儿，问问卜，算算卦，跳个大神，变个戏法，讲几个荤段子，多好的消遣！结果就让把门的武警给放进来了，王林这才像数千年以来一直游走在宫廷深处的术者一样，得以随便出入于豪门相府。这是政治糜烂和官员道德糜烂的必然后果。 　　王林既然是术者和玩儿家，当然熟谙其中的术数与路径，知道他所获得的进出豪门相府的资格的价值，所以他一定不会忘记与那些大家伙合影留念，这就是他那本印制精美的《王林大师写真集》（据说每本售价高达16万元）产生的最根本缘由。对于王林来说，与大家伙的合影就是合法性执照，就是身价，就是资本……你只要稍微缕一下王林走过的江湖骗子的路径，就会发现他爆发式获得的所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均是从这一环节衍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说，这是王林获得大师身份的基点和依托。 　　而位于中下游的人——小鱼和虾米——看见王林大师与大鱼们如此稔熟，惊呼：“我的妈呀！这不是天神嘛！”赶紧巴巴儿地去拜望，赶紧去合影留念，为的是通过大师结识作为更大权力来源的大鱼，为的是识得送钱送礼的路径，为的是打通贿买更大权力的通道，为的是抬高自己在政治台面上的身价……整个政治生物链都被搅动了，一幕幕滑稽剧争先上演……从《王林大师写真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此类官员的嘴脸，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估计最近还会有更多此类消息传出，会有更多真相被披露，读者尽可以大开眼界。 　　我要论述的东西，其实就含蕴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中。 　　3 　　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这个等级制社会不仅固化了不同人不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更严重的是固化了国家政治权力产生的路径，固化了下级权力来源于上级权力的深层政治结构。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带有裙带关系色彩的人际关系（也叫人脉）必然会成为权力追逐者的唯一可资利用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个资源，哪怕他呆头呆脑缺德到家目不识丁形容猥琐，只要被上一级权力者欣赏，或者买通（手段和方式因人而异）上一级权力者，就一定能够占据到国家政治权力的阶梯上去，合法地成为民众的牧人，这通常意味着这个人可以合法地在社会层面为所欲为了，而这又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奔来眼底……我们的官员之所以（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犯罪统计）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权力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潜藏着这样一种支配着这个国家权力运作规程的深层政治结构，是这个东西最终决定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 　　是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人都需要人脉，然而，在中国这种极为特殊的深层政治结构中，人脉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而非相互间的情感帮助和智力支持，而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牢牢地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彻里彻外的权力主导型社会，简括地说是权力社会。我不知道胡鞍钢先生所谓的“人民社会”是不是等同于权力社会，但是我知道权力社会——我们暂且把它等同于人民社会——绝不会优于公民社会，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和亲身经验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了。 　　权力社会有什么特点呢？我在《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权力死海》（2009-9-9）一文中，曾经创造“权力死海”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当一个社会完全被国家权力主宰、人民被排除在所有社会进程和政治过程之外的时候，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必将被窒息，其结果必将是那个社会的政治死亡、经济死亡和文化死亡。 　　“陈行之先生，这就是你不对了，我们不说政治，只说经济——难道你视而不见我们的GDP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事实么？你怎么就会说有什么东西会导致中国的经济死亡呢？” 　　我的回答是：GDP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很多指征中的一个指征，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牺牲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以特殊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的超常占有为常态，那么，指数越高越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失败，就像晚清那样，无论对内对外，你都将难以避免收获国家溃败的严重后果。专制主义不仅殃民，更可以祸国，这是有无数历史教训的。这也是很多有良心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杜鹃啼血一般呼吁政治改革、说“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有可能跨不过经济这道门槛”的重要原因。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国家顺利跨过经济门槛，但是在中国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正在谈论的政治生态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谁也不能轻言中国经济一定不会被庞大的掠夺集团掠夺成为一片废墟，导致一场全面的国家溃败，谁也不能。 　　我们荡开的这一笔不是无意义的，它至少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权力者倚仗国家权力对人民意志的排斥和剥夺，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所进行的疯狂饕餮和掠夺——无论政治意义的，经济意义的还是文化意义的——正在侵蚀中国的社会肌体，现在我们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病变和溃疡（我概括为道德畸变、良知泯灭、人性扭曲）了，王林大师的出现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畸形表征而已。 　　我们禁不住要想，当那些大鱼、小鱼和虾米、马云和成龙之类的明星、精明的商人……纷纷与王林大师推杯换盏、笑闹取乐的时候，挥汗如雨的农民工和被城管追打的小商小贩做何感想？那些由于在网上发表宪政言论就被监视和关押的知识分子处境若何？那些被官员蹂躏了女儿的父母向谁诉说？那些半夜里被人捆绑、眼看着房子被夷为平地的人哭天还是哭地？我们禁不住还要想，那些在宫廷深处欣赏王林大师刷杂耍的官员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通过王林大师寻摸到买官途径的鱼虾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与王林大师打情骂俏的明星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与王林大师巧妙周旋、图利用大师的政治人脉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人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而所有这些人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和话语权，要求农民工、小商小贩、知识分子必须做的梦，又是什么内容呢？如此巨大的反差，如此彼此隔绝的社会分层，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极为严重的病变吗？ 　　王林，这个并不高明的江湖骗子，之所以能够上下其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因为他利用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政治病变，罗织了一个进行肮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易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王林大师是一个标本，一个中国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2013-7-31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34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标题是卡夫卡一篇小说的名字。关于这篇小说，我以前曾经谈到过（见《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2008-12-9），由于当时谈论的是历史话题，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展开对现实问题的讨论。最近一些日子，很多牵涉到法的问题——聂树斌案，唐慧案、李天一案、曾成杰案——拥挤到眼前，似乎想躲也躲不开了。 　　之所以再提卡夫卡这篇小说，除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喜欢卡夫卡作品之外，还由于就法的本质来说，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比文学家卡夫卡的直觉来得更深刻（卡夫卡小说几乎全部直接或者间接涉及了法的问题），很有必要通过卡夫卡来对照一下现实，弄清楚我们现实的人生处境，而不要被那些处于特殊集团利益链中的的专家、学者引诱到云天雾地的迷幻世界中去，把冷峻的现实问题抽象化为某种可以带来快感和收益的谈资。 　　卡夫卡这篇小说不长，下面是全文—— 　　在法的门前站着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进门去见法。守门人说，我现在不能放你进去。乡下人想了想，问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放他进去？“也许有这种可能，”守门人答道，“但现在肯定不行。” 　　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又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着身子朝门里边窥望。守门人看到了，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走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可是有权力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有守门人站岗，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就说那第三个守门人吧，他摆出的那副模样，就连我也不敢多看一眼。” 　　这些困难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法的，然而待他仔细端详了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人的胡子的守门人以后，他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以后再进去。 　　守门人给他一只凳子让乡下人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了能够获准进去，乡下人反复做了多次尝试，不厌其烦地请求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谈话的口气甚为冷漠，就像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谈话时的那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 　　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送给守门人，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够买通守门人。守门人把那些东西都收下了，但是每次收取这些东西的时候，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对他而言，这个守门人似乎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衰老，他只能喃喃自语了。他变得孩子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连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熟悉了，他甚至想请求那些跳蚤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自己的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清晰地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投射出来。 　　现在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弥留之际，他将整个等待过程中的所有体会都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无力抬起自己正在变得僵直的躯体，只好把守门人招呼到跟前。守门人不得不低着身子听他说话，他们之间的高度已经相差很多，乡下人愈发显得瘦弱矮小了。 　　‘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守门人说。“你简直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是这样呢？” 　　守门人看出乡下人已经筋疲力尽，听力也正在衰竭，于是在他耳边喊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它是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文学和哲学有很大的不同，文学是歧义性的，哲学则要求精准，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讲的文学的道理，倘若你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辩证法”，就不合哲学的道理了。卡夫卡小说不胫而走，除了他独一无二地描绘了20世纪初的人类精神图景（或者说困境）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奇异的故事所展现的不可穷尽的歧义性，真可谓“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卡夫卡的世界”。《在法的门前》更是这样的作品，近百年来，对它有万千种解释（我甚至曾经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法律教育教科书中也读到它，并且很信服那里给出的解释）。在所有这些解释中，卡夫卡本人的解释当然是最重要的。 　　看得出来，卡夫卡非常重视也非常钟爱他的这个小说，当他把它嵌入到长篇小说《审判》中的时候，通过教士和K的对话，对它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我的理解距离这些解释其实并不遥远，我曾想扣住卡夫卡的论述阐述我的观点，但是随后我发现这样做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害怕读者会失去耐心，所以决定直接进入阐述，让这些阐述尽可能与当下发生的几桩法律案件产生呼应，这样，读起来会轻松愉快一些。 　　尽管这样，我仍然想建议读者最好直接阅读卡夫卡的《审判》。 　　2 　　在李天一案中，我们曾经听到一个新的法律用语：“轮流发生性关系”，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大概是世界上对“轮奸”罪行最新奇的法律解释了。无独有偶，最近几年，诸如此类的法律的和非法律用语，不断被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部门和个人推陈出来，譬如所谓“临时性强奸”，也叫“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例：浙江南浔两个协警在宾馆趁女子醉酒不省人事之时实施强奸，南浔法院根据犯罪事实，考虑到两人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事前并无商谋，且事后主动自首，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给予酌情从轻处罚（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譬如所谓“带幼女开房”，例：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六年级女生集体失踪，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恐慌，原来该6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及万宁市政府单位的一名职员带走开房，目前校长等二人已被警方刑拘（法制网，2013年7月11日）。其他诸如：某人在派出所不正常死亡被解释为“玩儿躲猫猫死亡”、城管人员明明用秤砣袭击了瓜农，却被解释为瓜农“突然倒地而亡”……不一而足。 　　上述案例都在用并不规范的用语稀释原本极为严谨的法律概念，它们的共同特征，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在为明确无误的罪犯的犯罪行为脱罪，这些事件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大面积愤慨，就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们的行为是对法律的公然强奸，是对良知的粗暴践踏、是对公众智力的恣意侮辱。 　　然而这只是浅层次的问题，深层问题是：他们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荒唐、荒诞、荒谬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有可能发生吗？如果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发生了，那么，那些“走邪路”的国家的司法、新闻机构将面临何种危机？那些国家的政治家将不得不承担何种政治后果？ 　　我信手拈来一件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涉嫌绑架并囚禁3名女子10年的阿里埃勒·卡斯特罗现在面临近1000项刑事罪名指控，正在等待接受法庭审理。2013年7月12日，检方新增了648项罪名指控，加上以前提出的329项罪名指控，卡斯特罗如今面临977项罪名指控，包括绑架、强奸、严重暴力伤害人身以及非法持有武器等。凯霍加县检察官蒂莫西·麦金蒂12日告诉媒体记者：“今天的起诉书让我们离解决这一可怕案件又近了一步。”检方正在考虑是否要求法院判处卡斯特罗死刑，因为他涉嫌用暴力致使其中一名女性流产。法庭定于2013年8月5日开始审理卡斯特罗涉及的案件（深港在线综合2013年7 月14日报道）。 　　如果凯霍加县检察官蒂莫西·麦金蒂同志告诉媒体记者的不是这些情况，而是：“据查，犯罪嫌疑人阿里埃勒·卡斯特罗涉嫌在长达10个月时间里与3名女子轮流发生性关系，属于长期的临时性即意犯罪，基本上是一种与少女开房的行为。”美国人民会作何感想？我想那个世界非得闹翻天不可，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得不到消停，也得出面给美国人民一个说法，否则愤怒的美国人民一定会给奥巴马和美国司法机构一个说法，参众两院一定会陷入极度混乱。所幸的是美国的事情是在惯常轨道上运转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公然发生了呢？一件事情之所以在甲地发生而不在乙地发生，需要有特殊条件，比如两户人家比邻而居，甲家突然就着火了，把房子烧塌了架，乙家却风清日朗，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后来一了解，原来是甲家的儿子因为找不着对象突然疯掉了，在堂屋放了一把火，而乙家没有这样的儿子，孩子都很乖顺很勤勉，日子过得好好的。在两个家庭的对比中，“儿子”就是“特殊条件”。 　　那么，在我们谈论的话题中，“儿子”是什么玩意儿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些事情只能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生，却绝对不可能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发生呢？ 　　话语权，或者说自由表达权。 　　3 　　“陈行之先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儿傻啊？！这明明是法律范畴的事情嘛，怎么会跟政治范畴的话语权发生联系了呢？” 　　请容我慢慢道来。 　　所谓话语权，我理解就是思想、意志的自由表达权，用政治学语汇表述，就是具体的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有还是没有这个东西，广大人民拥有这个东西还是一部分特权人群拥有这个东西，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系统的质地和结构，直接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形态，正是这个东西奠定了“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的本质区别。 　　我仍旧举李天一案有关的例子，来说明法律范畴的事情是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到政治范畴的。 　　最近一些年，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似乎成了为豢养者啼鸣报晓的家禽养殖场，成了最卑劣最无耻的“专家、学者”团伙的聚集地，经常就会在社会热点问题出现的时候跳出一个或几个什么东东指鹿为马，大放厥词,与弱者为敌，与公众舆论对抗，或者干脆赤膊上阵，直接咒骂、欺辱和打压柔弱的底层民众，大有东京街头泼皮牛二的风采，我不知道蔡元培先生如果活着会不会羞愧到不得不在身上绑缚一块窨井盖投未名湖而死？谈到李天一案，最近又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跳出来放言：“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要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引起广大网民的揶揄和声讨，结果这位教授急眼了，用国家领导人（并且不是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至少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之类吧？）的语气断然宣称：“网络是暴民的天堂,必要时国家可以断网。”虽然据说这位教授谈把上述话语收回了，并且辩解说他没说过“断网”的话，但是湖南政府官员还说城管没用秤砣砸死瓜农呢，瓜农的家属在得了政府付给的巨额赔偿以后，也改口不再追讨说法了，说我们现在情绪很稳定，我们很感谢党和政府……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所以在清华大学教授说还是没说那些话这件事上，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清华大学教授谈的是李天一案，确实是法律范畴的事情，但是他这些话的主要根系，却延伸到了中国的深层政治领域，这里边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公民自由问题。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奸性质取决于被强奸人群的社会地位，对社会地位低的人群的强奸要比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小……按照这位教授的逻辑推断，妓女或良家妇女似乎都负有被强奸的责任和义务，而强奸者天生享有强奸被强奸者的自由，法律责任反而成了次要问题……教授的言论无意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那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潜规则支配的极度不平等的丛林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教授显然处于生物链的上端，所以他才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优越感。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政治境况呢？我们反过来说吧！假设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如果被侮辱和损害的妇女或者她们的代表与这位教授处在同等政治地位，譬如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她们的代表会不会愤怒地扇打那个无耻教授的耳光，就像被我们的官方媒体经常嘲笑的“全武行”一样？资本主义的媒体记者会不会开着电视转播车一天24小时追踪这位不说人话、不拉人屎的教授，将其每一天的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位已经成为议员的家伙会不会断送政治生命？从此去过耗子一样的卑微生活？我想会的。 　　第二个是言论自由问题。这位教授不过是一个道德水准不高、智力中等的肉眼凡胎（我不说酒囊饭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8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问题的提出 　　权力与道德扯得上关系吗？一般来说扯不上关系。 　　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恶，就像无法对杀人放火的强盗做道德评价一样，很难把权力之恶归拢到道德范畴。还可以想象再具体一些：强盗把一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杀光了，那个人非但没有泼出命向强盗复仇，反而站在亲人的血泊之中质问强盗：“你丫是不是太缺德了？”这显然不对头，因为如此严重的罪恶完全不是什么缺德不缺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权力的道德问题呢？ 　　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之中有一种独特的景象，一个政治集团经由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并拒绝给人民选举权以后，总是怀有一种不断向人民夸耀权力道德的本能，甚至不惜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先知先觉。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当属斯大林为了建立一种恶魔式的个人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阶层优秀分子，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撰写《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所谓“历史教科书”，在这类由虚假历史材料构成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不过是强权者意志的碎片，与真实发生的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正是“强权者意志”把斯大林美化成了苏联党、国家和人民的拯救者，一个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的“神”，这个代表最高善的“神”，把国家变成了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工具，“神”不仅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裁决者，同时还是所有人灵魂状态的价值尺度。 　　这种由强权意志和恐怖手段结构而成的“斯大林体制”——后来获得了“极权主义”的名称——干预和取消社会过程，干预和取消个人生活，是一种比中世纪更为黑暗的现代宗教，它那漆黑的脉流不断在大地上蔓延，后来甚至结出了红色高棉之类的恶果——即使红色高棉这样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犯罪团伙也大言不惭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谓“完全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代表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 　　当代独裁者金日成、金正日之流更是利用国家权力千方百计掩饰骄奢淫逸的奢华生活，用种种卑劣的宣传手段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高尚的救世主，此一干人竟然把事情做到了一旦出现在人民面前，人民就痛哭流涕手舞足蹈幸福得要死的程度。恰恰是这样的独裁者，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与外界绝缘的密不透风的铁桶，在这个铁桶中的人民饥肠辘辘，却还要经常对独裁者表示感恩，似乎或者真的以为自己在“慈父般的领袖”领导下，比地球上其他所有人都活得幸福，活得风光，活得尊严。 　　我们这里如何呢？不好意思，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上面说到的情形竟然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权力者把自己说得慈眉善目，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吗？“菩萨”把人民从苦海中救出，让人民翻身得解放，是人民的“大救星”，更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红太阳”；她给人民吃给人民穿，“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养大，而她自己却没有任何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常被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简直就是圣洁的天使，人世间每一个苦难的角落都有她迷人的身影。 　　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所有这些被汉娜·阿伦特归结为“极权主义的宣传与灌输”的行为都在试图让善良的人们相信，权力好极了，权力是大公无私的呵护人民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 　　果真如此吗？ 　　2、权力的历史足迹 　　人类进步在思想史意义上体现为对权力本质的认识。 　　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期”的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出现”，“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渊源。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经迈向通往普遍性的道路。”在这个人类精神发展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尽管“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够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方法”（上述引文均出自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尽管在他们的哲学探讨中也同样发现了人，但是他们在对人类本质和统治人类的那种力量——权力——所做出的解释却与西方哲学家却迥然不同，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甚至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3）很早就区分了政府权力的“反常形式和正确形式”，认识到好的统治者谋求所有人的利益，而反常的统治者则只为自己捞好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作为社会压制力量无止境侵犯人民的利益，就会酝酿革命，而“革命情绪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平等的欲望，人们要求与那些比他们拥有更多的人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种对于权力本性的直觉，成为西方政治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在他之后的无数思想家，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表述得更极端一些，他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阿克顿没有对权力进行任何区分，譬如我们在意识形态语汇中经常使用的“党的领导”的权力、“人民政府”的权力以及“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权力等概念，相反，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振聋发聩地告诫人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句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人类社会普遍的规律，是被我们不屑并加以嘲笑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柱。有了这个支柱，人类在漫长的成长史中从来不与权力商谈道德问题，总是用全部力量乃至于鲜血和生命与权力进行殊死斗争，其过程甚为惨烈——对人类思想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无数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经过长期血雨腥风的斗争，才最终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给权力野兽带上了镣铐，把它关在了笼子里。也只有在这时候，人类才长吁一口气，对曾经以神自诩的权力说：“现在你终于成为我们的服务者而非残害者了。” 　　我们这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浩如烟海的典籍绝大部分是诠释统治者合法性的工具，是对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在这些典籍中，很少有人从人性的角度质疑皇权，相反，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论证皇权（权力）不是恶，而是最大的善，是人类社会须臾不可相离的东西。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就有人孜孜不倦地鼓吹王权：“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虽然有人考证说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下层官吏无意说出的话，但我们仍旧不难看出，在这个抱怨自己命运不济的官吏头脑中，一种神圣的秩序统治着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是“王”的世界，除了“王”，其他人都是“臣”，都是“王”的统治对象，他并没有对这种秩序提出怀疑，反而确证了它的合理性。 　　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的儒家在鼓吹和赞美王权方面是集大成者，皇权专制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儒家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历朝历代皇帝都可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知我者，儒家兄弟也！”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论语·颜渊》） 　　我用今天的话复述一遍：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孔子：“老师，如何才能达到爱党爱国的境界呢？”孔子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你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崇高的理想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你去努力，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讲政治，颜回同学，提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颜回又问：“学生明白了，那么，我应当具体怎么去做呢？”孔子想了想，说：“我告诉你吧，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看，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听，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说，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了。”颜回频频点头，对孔子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我有决心按照老师您说的话去做，当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宋代学者朱熹同志在推崇儒学方面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克己”就是战胜私欲，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礼”呢？就是天理，既然皇帝是“天子”，所谓天理自然就是皇帝之“礼”了，在这里把“礼”字理解为皇权更为简捷准确一些。与孔子齐名的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说的就是这种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孟子还进一步强调说：“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更是把这种强加给民众的权力主张提到了吓人的高度。 　　儒家学说被历朝历代皇帝所欣赏，老祖宗孔子甚至获得了“文圣尼父”、“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等许多谥号，直到今天，我们还拿着纳税人的钱到世界各地到处建立形迹可疑的“孔子学院”，谓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可见老人家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占有何等重要位置。 　　在我印象里，道家是很不俗气的，所谓“仙风道骨”者也，但是在王权理论方面道家并未免俗，并且话说得很直率：“道大，天大，王亦大”（《老子·二十五章》），在世俗的算计上比其他什么“家”都来得更残忍：“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三章》）老子很好地履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职责，不但第一个揭露“法轮功”是邪教组织，还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熙熙攘攘的全是傻瓜该多好啊！该多好统治呀！ 　　我们寄以厚望的法家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把人民放置到适当位置，总是尽一切可能歌颂王权，美化王权，说什么“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慎子·佚文》）；韩非同志在《韩非子》一书中为皇帝提出的驭民主张，真可以用“阴森森，恶狠狠”来形容，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做引用了，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我们倒退回去学习韩非同志的重要思想、践行韩非同志的治国主张，那么，城管队伍的执法恶行和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对民众房屋的野蛮强拆，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唐福珍？刁民耳！” 　　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同志极而言之：“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什么意思呢？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必须首先利用手里的权力制服人民，想方设法削弱人民的力量，谓之“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弱民的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商鞅同志说得很明白：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只有让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他们才不易对抗国家和君主，才能老老实实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才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能够牢固。 　　至于愚民的手段，古往今来各朝各代煞有介事五彩缤纷姹紫嫣红千变万化，归结起来无外乎钳制人民言论、出版、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利用国家力量垄断思想传播的途径，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将皇权专制主义人格化、道德化。在汉娜·阿伦特所归纳的“宣传与灌输”的过程中，一身华丽的衣衫遮掩了极权主义的野蛮本性，权力变成了“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突然有了“圣人”的品相，未经人民同意的权力竟然成为了让人民箪食壶浆栉风沐雨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 　　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就是这样延续和发展过来的。 　　3、权力在近当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主要体现为人民对专制权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土壤中含有毒素，在国家政权大树倾覆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总是十分可疑，叶子不像叶子，树干不像树干。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之类的野心家窃取了——袁世凯演出了“洪宪帝制”的闹剧，袁世凯死后，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人人都想当皇帝，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弄得神州大地狼烟四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936.html

　　我们这个世界精彩纷呈，气象万千，经常就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譬如，权力的魔鬼横行霸道，早就把我们撕抓啃咬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我们成天连死的心事都有，这时候却有人招呼那个魔鬼说：“哎，你呀你呀，脏兮兮的多难看？快过来洗洗澡，洗洗澡就好看了！” 我们会作何感想？不是更想去死了么？ 　　我们这样想，不是因为心缝儿太窄想不开——那家伙已经挨撕抓啃咬我们六十多年了，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我们这不是还没有完全绝望嘛！我们不是还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惩罚这头肆无忌惮的恶魔嘛！我们不是一直在翘首瞭望一个自由民主时代的降临嘛！等啊等啊，盼啊盼啊，不但没等来对我们的呵护，反而等来了对魔鬼的温柔，除了死的心事，你让我们再怎么想？！ 　　我们这么想，是因为我们从几代人的惨痛境遇中知道，在缺乏压力的情况下，权力恶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只有在限制住它的地方，它才会转化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增加人民福祉的善；我们这么想，是因为我们确信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不能或者无法制止权力的恶魔，也就意味着社会罪恶仍将继续无限制漫延，国家、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个体最终都将被它吞噬；我们这么想，是因为我们确信权力的恶魔还会继续生长，最终将像利维坦那样顶天立地，直到硕大无朋的脚掌把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碾踏为齑粉……既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结局，“成天连死的心事都有”大概也不算什么罪过吧？ 　　当你轻柔地为恶魔洗去身上的污垢，打算让我们再次对它顶礼膜拜的时候，我们除了躲在一旁默默地垂泪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很想说：“这不行啊！”可你们不让我们说话，还定了个“七不准”，我们除了躲在一旁默默地垂泪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是那么失望，我们是那么绝望，我们“成天连死的心事都有”并不过分啊！莫非你连死的权利也不给我们了么？难道我们这最后一点儿尊严也被你们剥夺殆尽了么？ 　　如果你们因此就指责我们是刁民，我们也没办法，可我们不是刁民啊！世界上有如此柔顺的刁民么？世界上有房子被人拆了却把自己烧死的刁民么？世界上有女儿被官员蹂躏了还忍气吞声的刁民么？世界上有被掠夺了土地、被剥夺了工作岗位还在抱怨自己命不好的刁民么？世界上有因为河流污染家里接连有亲人患癌症死去却仍被困在土地上劳作的刁民么？世界上有成天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却很少发出喊叫、更不知道该如何反抗的刁民么？ 　　你们拥有我们是你们的幸运啊！亲！ 　　给魔鬼洗洗澡是无法把它变成天使的，相反，经历此番磨练，它会变得更加虚伪、更加狡猾、更加难以应对——我们可以往回看，反腐败反了六十多年，权力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民脂民膏的手段不是更猖獗、更隐蔽、更野蛮了么？他们吞噬社会财富的数量不是更令人咋舌，更触目惊心了么？现在再想五十年代的刘青山和张子善，与张着血盆大口疯狂地饕餮社会的权力集团相比，这两个可怜的家伙已经显得多么善良、多么幼稚、多么小儿科了啊！ 　　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权力者滋养成如此顶天立地、尾大不掉的恶魔的？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这是制度对权力罪恶的呵护和遮挡所造成的结果么？你带着我们摸了三十多年的石头，摸出什么名堂来了呢？所有招数都使尽了，有用还是没用呢？既然什么招数都没用，难道“两个务必”就可以束缚住权力魔兽的手脚么？世界上有这样神奇的事情么？我们经常说，上帝通过历史显现它的身影，那么你难道一点儿也没有看不到上帝的启示么？如果你连上帝所彰显的历史启示也看不到，你又怎么判断现实的困境与艰难呢？正是因为你没有切实判断现实的困境与艰难，所有你才相信通过洗洗澡就可以把浑身都是罪恶毒瘤、散发着恶臭毒液的魔鬼变为纯洁的天使；正是因为你没有切实判断现实的困境与艰难，所以你才相信只要祭出“两个务必”，就可以成为降服恶魔神器……噫吁戏！莫非你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么？ 　　我们知道你很难，知道即使你也没有办法触动庞大利益集团的根基，我们宁愿认为这是你出于无奈所选择的疏忽，那就让我们在无奈的层面重温一下常识吧——没有宪政的缰绳约束，权力者永远不会成为天使，它永远都会是横行人间的恶魔。那么，宪政是什么东西呢？宪政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民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就是人民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而非被强行代表了的抽象人群。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勇气直面人民，向人民借力，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剿灭魔兽的人民战争？请你记住，当年的苏联到处都是男儿，所以俄罗斯才走到了今天；如果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你也将看到中国同样到处都是男儿，他们会跟上你舍生忘死，把你视为拯救了中国的人，就看你有没用勇气“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了，它将决定你是名留青史还是匆匆过客——说难听一些：无臭无味或遗臭万年的过客。 　　2013-7-15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4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