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文 /林怡廷 立法院群賢樓九樓的大禮堂裏，政務官們面對面坐了兩大長排，估計有 3個次長，7個司長、5個處長、2個局長，以及 19個附屬機關等的主管們，這天是文化部審預算的日子。 這是個老酒新瓶的年輕部門，文化部整併了文建會、新聞局、硏考會及教育部的部分業務，主管範圍零零總總，涵蓋流行音樂、文創產業、影視娛樂、新聞出版、文化交流、藝術、古蹟、博物館、海外文化中心等。 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官員們嚴陣以待等候備詢，雖然機率不高，但隨時都有被叫上台的可能。而真正的備詢主角，他們的老闆—文化部長龍應台正在台上，接受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質詢。 林淑芬針對華山園區 ROT案經營團隊的適格性提出質疑，團隊中遠流出版社的董事長王榮文同時也是龍應台基金會的董事，她認為應該要利益迴避。 尖銳沒有就此打住，林淑芬繼續纏鬥。她指出這個經營團隊在 07年和文建會簽下整建及營運權時，合約承諾的經營方向已經變調：餐廳、酒吧林立，藝術展覽聊備一格，商業氣息濃厚的華山藝文特區，已和最初文化界人士努力推動的想像截然不同，而且「部長，為什麼我們已經委外經營，還要編列綜合業務經費補助廠商？」 面對綿密攻勢，文創司長在旁謹慎補充數據，龍應台則耐住性子，一臉嚴肅，不自覺微微抬高下巴。 這種場景龍應台並不陌生，殿堂從議會到國會，十三年前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時，她就學會和質詢的民意代表互不相讓、重點不在交集的議會式表達，「沒有違法、完全沒有違法，委員，一切依規定辦理。」她刻意延緩節奏，字字重音，兩人的聲線合音般交疊。 立法院的攻防，163億文化預算的護航者，只是龍應台眾多角色扮演的其中之一，文化部長的新身分，讓她的能量更為飽滿。她穿梭在各種場合，用不同的服裝、情緒、語言和身段。 她是九場文化國是論壇中，負責穿針引線的優雅主持人。 有人質疑她混淆了身分——一個政策擬定者，何以僅僅主持、不見主張？「我是來做功課的。」過去只看新聞頻道、不識流行歌手Hebe、林宥嘉卻要掌管流行影視業務的龍應台，深諳坦白從寬之道。 而接任文建會三個月，當上文化部長又再花三個月「做功課」，相較於她的長官行政院長陳冲被馬總統下達指令，提出「一個月就要讓人民有感」的經濟方案，龍應台內心的時間表顯得餘裕。 她也是在景美人權園區，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們噓寒問暖的當局者。 但在立委段宜康的質詢中，身為國民黨執政團隊，背負着白色恐怖原罪的她，拒絕對個人責任作任何表態。她認為追究「結構」才是轉型正義的要務，儘管她曾在《野火集》二十年的再版序中寫道：「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制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龍部長是個文人，我認為她對歷史、文化、人權是有反省能力的，不至於太意識形態掛帥。我們願意期待，但要監督。」雖然她對加害者歷史呈現的態度有爭議，但長年耕耘白色恐怖人權工作的陳銘城肯定，龍應台和她派任的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相當積極，也尊重他們的意見。 她也輕裝走進台北地下音樂的重要據點——師大路的「地下社會」，了解Live House文化，她強調自己和兒子去過不只一次，「我知道 Live House是什麼。」 但面對負責人何東洪的訴求，希望別再以八大行業的飲酒店做為 Live House的法令規范，龍應台一到場還是問「有沒有賣咖啡？」令人忍不住想起安德烈在《親愛的安德烈》中寫給母親的信，「MM，對於年輕人飲酒，我覺得做父母的不需要過度緊張。」 然而，她最自在的角色，可能是文化外交官。 出訪美加時，她用英語流利演說，「我很少在政策報告中，看到部長是以『在國外用英文演講』來敘述自己政績的。」立委鄭麗君在某次質詢中提到。 文化部長的身分，讓龍應台更有高度穿梭國際，有時候個人形象甚至比台灣文化更為鮮明。她邀集法國前文化部長賈克朗來台，也即將和《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對談。 寫而優則仕 若要說龍應台的生命經歷，是為這個位子準備，肯定她不會同意。「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在《野火集》裏她自述。然而從威權體制中拿到話語權，再從民主體制中得到政治權力，龍應台在每個時代階段的每個選擇，都使她一步步走到此景。 84年在《中國時報》寫專欄，85年底出版《野火集》開始，龍應台抓住 50年代以降鋪陳已久的反威權氣氛，用富有召喚力的筆觸，和「批判個人不批判政治」的安全策略出手，「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 優越的轉譯天分、感性的文字、溫和而不激進的思想，龍應台捨抽象價值指出具體問題，加上主流媒體的刻意推介，對保守的中產階級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而這個作用，也陸續在中、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發酵。 「龍應台不是真的挑釁權力的人，她對言論的底線是有敏感度的，黨外雜誌批評得更厲害，但影響力有限，她和多數人說話，傳遞相對進步的價值。」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分析，「不同人作不同事，也可以說黨外雜誌撐開了龍應台的空間，顯得她的溫和，而她又為大眾撐開了更大的言論空間。」 在台灣街頭運動最多、思想能量最豐沛、社會力最蓄勢待發的 80年代，龍應台成功燒了一把火，但 86年她也因為家庭因素，在野火正熾熱之際離開台灣，旅居歐洲。 有 13年的時間，她腳非踩在台灣的土地上，遠望 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及本土化歷程，她沒有親身體驗那段民主轉型的艱辛，始終帶着距離感。她曾為文批判，選舉是多數者的民粹，而為了反制國民黨過去虛無的大陸教育，整個社會興起一股對台灣本土的內向探求，則是鎖國。 政治環境安全了，她的批判力道更強，內容開始明確指向政治與文化，「獨裁體制沒有了，而黨主席在黨內依舊可以一言專斷，而議會依舊可以拿公款自肥。這時候雲消霧散，問題的真正癥結才暴露出來：是文化，不是政治。」 1999年，應馬英九三顧茅廬之邀，龍應台回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長，首次任官，風風雨雨，原本眾人預測她三個月就會辭職，但辭呈總是揣在口袋，龍應台還是做了一任四年，應了她辦公室「放火只是開了頭 下海就應幹到底」的對聯，也充分顯露她一旦心意已決，就硬幹到底的個性。 吸收了體制內經驗後，2003她年恢復作家身分，長居香港近十年，視野及資源遍及兩岸三地。直到今年初馬英九連任，龍應台被邀及二度出仕，成為末代的文建會主委，首任的文化部長，也被認為是馬政府在兩岸文化談判的重要使者。 「這件事情確定後，我不是失眠，而是到現在都沒睡，因為我已經知道，叢林裏頭是什麼樣子。」接任記者會上她是這麼說的，而在香港與安德烈的告別晚餐，牛排上有這對母子的幾滴眼淚。 嫻熟媒體操作 缺乏 action plan 的確，這次叢林的險峻，更勝 13年前，當時她只是一個城市的文化主事者，而現在必須要處理國家層級的文化事務。 除了組織重整，建立制度，龍應台必須承受先前文建會、新聞局的包袱，譬如夢想家、國發基金高達六十億的文創投資爭議，以及陳痾已久的公視董事案。而她也無可避免面對政務官必須要有的政治表態，譬如棘手的認同問題，又或者是敏感的兩岸問題。 但她也不是當年的龍應台，手邊的籌碼更多，對政治的理解更深，她是有備而來。 對於前任包袱，她懂得運用「一切尊重司法」、「我們依法行政」的政治語言；而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及鄭麗君針對「轉型正義」及「六四」議題的質詢，即便她的回答在事後引發高度爭議，但也都能淡定以對，「作為一個部長和作為一個作家不同，換了位子要換腦袋，我要有勇有謀。」「我拒絕表態文化。」 雖然拒絕表態文化，但不代表龍應台不懂表態之道，她對媒體傳播有洞悉的天分。 她懂得借力使力，將龍太后、托腮、穿布鞋備詢的負面指責轉化成正面資產——「希望我們回歸政策面，不要討論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作用力往往反饋在批評者身上。 她清楚文字記者喜歡引述她漂亮的句子，也從不吝嗇在鏡頭前面真情流露，於是鏡頭能捕捉到她對着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書潸然落淚，或是她緊緊擁抱求助無門的樂生院病友。 「她的確性情中人，」一位在台北市文化局時期就和龍應台交集數度的社運工作者印象很深，她視察老社區時，會隨手摘下路邊果樹上的水果吃了起來，也和年輕學生從這個屋頂跳到那個屋頂，這些都是在沒有媒體的狀態。 「她是有個人魅力的，人們很容易被這種率真吸引。」但幾次交集下來，他也發現龍應台往往不會具體承諾，甚至是帶着自己的難題，和大批媒體一起來「關心」。 「龍應台一來就展現得很親民，也看得出有做功課，叫得出病友們的名字，但真正進入實質面的討論時就會說她沒有錢，修改相關法令需要很多時間。」一位長期關注樂生運動的記者直言，運動者愈來愈熟悉龍應台「我都知道，我都了解，這很難，請給我時間」的這套 語言，也發現時間過去了，她所帶來的媒體效益遞減，卻不見後續實質的行動。「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她的道具，但要不要演？」 06年以來一直主張 Live House法規正名，「地下社會」負責人何東洪也對文化部的後續執行力有所保留。 第一次抗爭，龍應台見了大家，也表了態，隨後也帶了媒體去了解問題，「但在開了一次業者會議聽取大家意見後，又無疾而終。」 何東洪說，後來據知中央有再召開一次跨部門的行政會議，會議的結論是消防建築商業各種法規沒有修改的必要，但這些都沒有業者參與，過程也不透明公開，「現在又退回地方層級的台北市文化局處理，一切又回到原點。」 十月中，復業不到三個月的地下社會，又被開了兩張罰單。本質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何東洪再次抗議，龍應台已不再回應，但這次的香港行，卻要由黃耀明帶路到香港 Live House「取經」。 「如果是去取經，唐三藏回來也要翻譯，龍部長的借鏡是什麼？也不能只是說說。」何東洪認為香港的狀態和台灣不大一樣，而台灣 Live House正名從 06年至今已經是陳年老問題，文化部是否有心解決？何東洪語帶保留，坦言還在觀望。 但「龍應台牌」還是有些幫助。青年樂生聯盟成員何欣潔觀察到，新北市捷運局開始修樂生的三棟房子，而原本吵着要拆樂生的新北市議員，也願意爭取捷運站從「迴龍站」改成「樂生療養院站」。 「雖然作為一個中央部門，文化部可以發揮的有很多，做得還是太少，但持平來說，龍部長來了後，還是有些改變。」 中港台的期望差異 龍應台做官，向來都不是台灣自家的事，還是兩岸三地華人圈的大事。 她提出《中環價值》對香港的文化批判，發表《天安門母親》、《請問文明說服我》等直指中共極權體制，在歷史詮釋上飽受爭議的《大江大海》，依然在兩岸三地有廣泛的影響力。 「她的觀點影響我對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思考很深。」香港兆基書院的創辦人黃英琦，在文化倡議時常提及好友的文章。而馬家輝還曾為文建議，龍應台若在台灣混不下去，可以考慮到香港做文化局長，龍應台總有辦法讓大家覺得，她最適合當自家的文化部長。 談願景，談價值，龍應台的語言是迷人的，但和中港社會普遍高度期待的心理相較起來，民主化相對成熟的台灣，愈來愈能洞悉什麼是政治語言，什麼又是實質政策。 「國際化」、「雲端化」、「泥土化」、「產值化」和「黃金十年」一樣漂亮而抽象，而民進黨立委鄭麗君認為，政治的智慧，是合理的資源分配，民主必須在細節裏、制度裏、執行力裏檢驗。「不再是作家的部長龍應台有好看的理念，但要轉化成具體可行的政策，還有一段距離。」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撇開作家龍應台過去為自己設下的價值鋼索，明年是文化部的第一個預算執行年度，握有百餘億預算的龍部長，才要真正面對考驗。 無論如何，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認為龍應台依舊是值得期待的文化部長，「否定龍應台並不能讓文化地景產生更多樣的可能性，反而我們要善用龍應台，將她導引到文化界想要的方向，而別拱手讓產業界影響她。」 而對文化政策把關甚嚴的鄭麗君，看着龍部長摸着石頭過河，「給她一些時間，看她怎麼落實，畢竟是第一位文化部長，她的成果很重要。」

《紐約時報》關於總理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道又出兩篇，這在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社會引發巨大反響，對十八大及其後的中國政治無疑也有現在還很難清晰評估的衝擊效應，溫家對此已發表律師聲明回應，這些現實中國內部政治的意涵也有了各種角度的分析，然而，甚少人注意到，從更宏觀的背景上觀看，聯繫近期其他事端，此類事件對於理解大戰略棋盤上的中美關係之歷史、現實與未來，也提供了一個獨特新穎的視角。 儘管《紐約時報》記者以答讀者問的形式對採寫稿件的過程做了表面清楚的交代，但即使撇開任何陰謀論的解讀，這樣一篇事涉十八大前白熱化權鬥戰局的新聞，在紐時這樣的權威媒體上發出，要否認有現實的政治影響，那肯定是掩耳盜鈴。不能回避的中國政治後果是：連續推出的報道都指向一個結果：此事必將引出某種結局才能罷手，而此種內部權力鬥爭戰火延燒到國際媒體的做法，首例既開，則絕不會就此絕跡。 在近年的中國最高層政治人物言行中，溫家寶以兩件事最為知名：其一是，從紀念深圳特區成立 30周年會議起，後來在各種外訪場合，他多次高調宣導政改，激發了國內外對中國政局本已絕望的熱情有所複燃，引發內外諸多粉色遐想；其二是，在查處薄熙來一案中，他一改歷來溫情和優柔的形象，展示了崢嶸鐵腕的一面。這兩件事對於中美關係的潛在影響都是不可小覷的，因為，薄熙來的紅色政治，說穿了就是文革毛主義反帝反修國家戰略新世紀袖珍版本，其本質是與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國家戰略以及整個後鄧時期的內外政策南轅北轍，而在邏輯上，要堅持改革，則開放，尤其是，對美開放，維護穩定和合作的對美政策，這是決定性的前提。 所以，人們不難看到，紐時對溫的報道客觀上對溫代表的黨內所謂「改革派」與試圖通過推動政改來重塑中共執政正當性基礎的派別，已經構成相當的傷害，這是任何媒體職業倫理的辯解或政治超然的姿態所不能回避的。然而，這一事件並非孤立，回顧稍早前薄案的爆發，王立軍闖館與習的訪美幾乎同步，北京對王的處置實際上是在美方協助下完成：美方沒有接受王的避難申請，同時對習的高規格接待也體現了很大的合作意願。 人們容易忽略的一個意義深遠的歷史性事態是：在過去40 年中美的國際反霸政治和經濟互動之外，從王的闖館到本次溫家財務的報道，美國在歷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直接捲入到中國最高權力交接的事務中來，這也許是今日全球觀察家怎樣評價也不為過的全球史事件，這是未來意涵無窮卻沒有前例的。 事情還有美國的一面。一如冷戰時期美國大選中兩黨候選人勢必要亮明對美蘇關係的重要政策理念，2012 大選中，中國議題也成了歐巴馬與羅姆尼交鋒的焦點之一，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國的政策爭論與當年美蘇關係論述不同，雙方不是爭相表達更激烈的冷戰立場，而是都聚焦於兩國經濟關係的領域，指責中國對美經濟採取了不公平的政策。 如果我們視野更寬廣一些，超越媒體日常所勾畫的各種中美摩擦的圖景，我們會看到很不同且更基礎性的東西：從全球環境問題到金融危機，從中美就業問題到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換言之，在經濟、國際政治和戰略安全等諸多領域內，在喜愛刺激的媒體、無所適從的兩國公眾和短視的政客口水之外，兩國已經在十分深厚的社會基礎部分發展出一種糾纏極深的連接，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的對美政策再不是單純「外交」事務，而是具有愈加深厚的全球性與內政性質的決策事務。直接來說，對兩國的國際政策和內部治理來說，近年有意不被人們提起的G2 幽靈已經不能掩飾地不時展現自己的身影。 20 餘年來，中美兩國內都不乏冷戰色彩的聲音，而中國基本國力的成長也在兩國內部引發對於中國新國際定位的爭論，這些爭論有關中國將選擇怎樣的未來道路，是走向內部政治的根本變革，從而成為全球格局中美國的首要夥伴，還是由於內部頑固政治的慣性與利益集團的私利走向對美冷戰或冷和平。聯繫前述中美關係基礎性的時代連接，對中美關係悲觀的前瞻是完全不必要的。世界已經變了，過去40 年中發展起來的中美產業、社會以及人員往來方面的強大連接，兩國在國際金融、安全和其他全球性議題方面的共同處境與利益，已經提供了一種塑造兩國更緊密關係前所未有的新地基，這是現存的敵意或利益摩擦所不能摧毀的。 世界變了。19 世紀和20 世紀初的帝國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中美兩國以及其他大國間的利益關係，儘管經常局部地處於衝突狀態，但在總體上卻處於依存和嵌入的狀態，而且都是全球性的。回到本文的開頭，紐時溫家財富報道凸顯的國際戰略隱秘意義也凸顯出來，中國政治的制度和實踐狀況再不是中國關起門來自己的事情，中國的貪腐治理也好，高層政爭也好，美國的內部選舉也好，這些原本高度內政化的事務中，彼此的直接影響將成為未來常見的情形，而彼此的外交政策也將成為各自日益「准內政化」的議題。 有人會說，這只是中國「親美派」一廂情願的願景。這些人忽略了兩件基本事實：在終結中國半殖民地歷史和贏得民族獨立的抗日戰爭中，以及結束冷戰的中美聯盟關係中，中美早已有深度合作並創造新世界權力格局的歷史，而今日栽培G2 幽靈成長的最大的動力更在於新世紀全球治理需求的萌芽，舉凡金融穩定、恐怖主義、軍控、地區安全，乃至人權、發展、反跨國犯罪、知識產權保護及環境保護等等問題，國別的政治正在讓位於新興的全球政治，而全球政治的地基必然也必須建築在中美這樣的關鍵大國的戰略性合作之上。 如此看紐時溫家財富報道，則人們還會更深地明白：本文所提及的中美關係最新現實不僅關係到一個更合理和健康的未來世界，首先這也意味着中國內部政治不可能再閉關自為，而是必然會發生適應這種新關係範式的內部變化，換言之，中國政治朝向更加具備普世價 值與美國同質化的方向演進，這將成為中國適應新國際角色和維護國際利益的必要條件。 因此，值得關注的是，此案的後續發展會為人們觀察和展望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團隊的基本國際政策理念提供一個極好的視窗。已有人指出，新班子中大多是在紅海洋政治中度過青春的人士，他們是從災難年代記取反思的力量，推動中共朝真正具備現代政黨特徵的路上走，還是難以擺脫反帝反修的閉關鎖國狂熱時代印記，從而把中共路線朝新冷戰的路線上推動，這不僅是中國的內部政治問題，也不僅是關係到中美兩國未來戰略互動方向的問題，考慮到今日中國的體量和未來發展，這也是關係到全球將擁有怎樣一個未來的問題。

在西九文化區的第一輪諮詢中，科士打（Norman Foster）那個驚為天人的「天幕方案」，與第二輪諮詢中的「城市中的公園」，表面上南轅北轍：一個極盡浮誇，一個則極為保守；一個強調全面覆蓋，一個則強調全面留白──但骨子裏，卻同樣隱含着「全面」（total），甚至是全權、極權（totalitarian）的本質。建築師以居高臨下的傲然勢態，自上而下主宰一切空間運用，體現着現代主義和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樂觀信念。這難免令人聯想到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又或是柯比意（Le Corbusier）的「陽光城市」──曾幾何時城市規劃的烏托邦國度，卻變成機械僵化、妄顧人性的巨型宏圖，最終淪為現代社會現實中的敵托邦（dystopia）。 讓我們再來看看西九第二輪諮詢中，「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OMA）庫哈斯（Rem Koolhaas）的概念方案。那「城市中的村落」的佈局，和橫跨避風塘的弧型吊橋，比「城市中的公園」遠為天馬行空，甚至令人聯想到科士打的天幕方案。但村落這種抽象概念的挪用，卻不見得與現實中的香港社會有任何扣連；吊橋所比喻的新舊區聯繫，亦只是空洞的象徵遠大於實際意義。庫哈斯方案正好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說明極端的後現代主義以至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的建築，表面上好像是在力圖重塑地方象徵，實際上卻徒具形式，淘空了一切實質的意義。 過去二十多年全球解構主義建築興起，庫哈斯乃是其中的領軍人物之一。假如說蓋瑞（Frank Gehry）更多是身體力行的建造者，庫哈斯則是此一運動的理論家，曾出版多部深奧建築學專著、甚至在哈佛大學擁有教席，另一大師級人物哈迪德（Zaha Hadid）亦是他早期的學生。解構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新興的建築風格，倒不如說它是「反建築」的顛覆運動，深受 1960年代學生運動、以至新左派觀念的影響；其理念是通過狂亂、非理性的手法，質疑並抗衡現代建築的美學傳統和權威，及其所代表城市空間生產的理性秩序。更加確切地說，解構主義借助顛覆建築風格，挑戰我們的地產霸權。 當然，理想是一回事，現實卻又是另一回事。解構主義作為一種紅極一時的建築運動，作品正如毒瘤般在全球各地蔓衍；與其說這是在對城市統治權威進行挑戰，倒不如說是經歷了左翼思潮洗禮的建築師，既然難以在本質上動搖地產霸權，窮極無聊，便通過工作崗位上的優勢，想出鬼主義來嘲弄和自嘲一番，給空間生產開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解構主義作為一種反抗運動，具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只追求抽象和象徵層面的呈現，並不真正關注人與建築的關係，更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沒有回應空間權利的問題，也難怪最終反而成為城市決策者的寵兒。 當蓋瑞的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於1997年落成並成為舉世注目的建築，通過一座地標式建築作為城市品牌，帶動整個城市更生和經濟發展，已成為全球所有城市決策者趨之若鶩的捷徑。那些原用作挑戰城市統治權威的設計，在後工業－後福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脈絡中，最後被挪用和收編成資本累積的工具──當北京中央電視台採納庫哈斯「大褲袴」的設計，又可曾想過其背後的抗爭意味？科士打驚為天人的天幕設計，完全具備古根漢博物館視覺震撼的效果；當這個方案因過分浮誇而被推翻後，新的概念方案便皆變得含蓄和低調──惟獨是庫哈斯仍是相對出位地，留下一條弧型吊橋的尾巴，但這倒變成了一種經過精心計算的妥協，早已失去解構主義原來的前衞性。香港欲將西九文化區打造成城市品牌，以媲美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結果卻帶來了平庸保守的「城市中的公園」；當香港急欲樹立後工業－後福特主義的都會形象，換來的卻是工業－福特主義僵化及機械式的象徵，體現出一種奇異的時空倒置、神經錯亂的美學精神。對一個長期停滯不前的城市來說，未來工整刻板的西九文化區，實難想像能成為都會更生的活力標誌，倒更像是香港衰敗的墓誌銘。唯一有可能令西九文化區重生的，大概不會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專家們，而是通過能以集體智慧再造西九的普羅大眾。

文 /藍藍 「親愛的羅伯特：謝謝你寄來如此讓人歡欣鼓舞的詩詞、照片、詩歌！在《午後的落雪》結尾的地方要面對讀者的，是這樣的成熟穀倉嗎？山牆上還有一張面容：（畫圖，略）這些詩歌自然都很好，可惜的是，『紅樹林』是一種美國特色的樹林，無法翻譯……」 以上引自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omer）寫給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的信。他們二人在寫給對方的信中，不厭其煩地對翻譯對方的詩歌進行質疑、探討、糾正，精確到每個標點符號的用法，實在說不清楚就畫圖、比喻、乃至用大段的描述來闡述一個詞、一句詩的準確含義。雖然私人通信可以滿足讀者窺探寫信人的諸多秘密，但無可否認，兩個詩人之間還有什麼比談論詩歌更重要呢？不過，若是把兩人的通信僅僅看作是「詩歌評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儘管他們也有對不同類型的詩歌和詩人的評介，但更重要的是，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詩人是怎麼工作的，是怎麼對待一個具體事物、意象、感受、詞語並把它們化為精彩的詩句。這似乎是讓你鑽進一架精密儀器的內部，看到它的每一個鉚釘、軸承、動力杆如何巧妙地合作並使它完美地運轉。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些信件或許會提供更多詩人日常生活的狀態——他們的家庭、妻子、孩子，他們個人的癖好、性情和生活習慣，但對於一個寫作者和批評家來說，裏面的信息或許更為專業——涉及到社會、歷史、文化、國家政治、詩歌創作的技藝等等，我把它們視作是學習寫詩的特殊的教科書，若作此想，它們肯定不會令人失望。 《航空信》這本書收入兩位享譽世界的大詩人自 1964年至 1990年間的二百封來往信件，他們的通信因 1990年特朗斯特羅姆不幸中風喪失書寫能力而中斷。這些信件談論的內容多為詩歌翻譯問題的討論，並行的是他們各自對當時社會政治等重大問題的看法與判斷，亦包括了各自家人、身邊日常生活的描述。我有理由相信，正是他們在信中描述的這些龐雜的內容，最終構成了兩位詩人的作品的面貌。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了多年前在巴黎盧浮宮參觀，後來與同行者走散。迷茫間，我忽然走進一個很大的廳，裏面全是有待修補的缺胳膊少腿的雕像，橫七豎八躺着或歪着。那景象令我震驚，彷彿誤入了上帝造人的工場。即便如此，也能在這些不完整的雕像中看到美的雛形。讀兩位詩人的通信時，也彷彿是掀開了他們詩歌的門簾，驚奇地看到了詩人創作的秘密和他們人所不知的日常生活景象。 我一向懷疑面對公眾講話的誠實度，那和「我與你」之間真摯的交流是不同的。特朗斯特羅姆最初僅僅是因為看到了布萊的詩並被打動，才開始和這位大西洋對岸詩人的對話。有評者說他們都可算是「深度意象」詩歌的代表人物，固然這算是一個美學趣味相同導致的友誼，但這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縱覽倆人的通信可以看到他們在看待很多重大問題上的一致，也可以看到互不妥協的對各自藝術原則的堅持——這恰恰是保證雙方維持多年友情的重要原因：磊落、認真、忠實於藝術，儘管他們相異的地方也同樣很多。此書還有一個非常吸引我的原因是兩位詩人幽默的通信，常常會令人忍俊不禁。想想看他們第一次相約見面時，特朗斯特羅姆打算穿上綠色外套、裝假鬍子、戴草帽，手裏拿上一本尼克松傳記去接布萊，而布萊則興奮地表示要「弄本假護照」去瑞典，並且發誓「從此我再也不要批評瑞典了」，哈哈。

文 /趙思樂 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創辦人郭玉閃從 03年至今以各種方式親身參與了陳光誠案、鄧玉嬌案、結石寶寶案等多起在中國維權領域舉足輕重的事件，行俠仗義、豪爽率直的作風讓他被外界稱為「郭大俠」。然而相比於「行動者」的身分，郭玉閃認為「研究者」更符合自己的期待。「做學術是我的理性，幹行動是我的個性。」他說。事實上，由於對稅收、計程車行業、三峽工程等多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傳知行」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最重要的智庫機構之一。 要是沒有遇到「北大三博士」之一的許志永，大學後期醉心於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郭玉閃大概早已成為一名學者。2004年仍是北大研究生的郭玉閃與許志永一同創辦了民間組織公盟，由此進入了法律維權領域。然而由於與許志永的理念分歧，2007年郭玉閃另行創辦了「傳知行」，以求將之做成集研究與行動於一體的「兄弟平台」。 十八大過後，官方對民間的壓制暫時放鬆，郭玉閃認為民間應把握住時機，在思想、行動等各個領域大膽提出主張、作出行動。郭玉閃接受《陽光時務週刊》專訪。以下為訪談摘要。 Q&A 陽光時務 郭玉閃 陽光時務：有人認為您是一個「有研究的行動者，有行動的研究者」，在您看來，研究和行動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郭玉閃：研究和行動肯定是一體的，它們都服從於一個目的，就是把一個問題徹底搞清楚，然後去推動改變。要實現這個目的，你就肯定既要有研究、有理論框架，也要有行動，沒有行動你就不知道什麼是重點，沒有研究你在行動之中也會缺少方向。 比如說你看見有一個人因為拆遷自焚了，你只看到它最直接的原因這個拆遷條例，那其實是不夠的。這就好像有一個人拿刀殺了一批人，你不能跳出來說，原因就在這把刀。其實沒有這把刀子，換了個石頭他也能殺人，關鍵是這個人在殺人，這個人你得把他點出來。如果缺乏實務指導，你就找不到這後面拿刀的人，如果缺乏理論視野，你就想不到這個人是怎麼出來的。 律師維權的實用策略 陽光時務：我們先來談談行動方面的問題，不久前滕彪律師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中提到目前中國維權領域的核心分歧是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分歧，您認同這樣的區分嗎？ 郭玉閃：我當然不認可用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來區分。所謂政治化，無非指辦案律師在案中對中國法治有寄託，要在辦案過程中直截了當表達政治理想。滕彪所列舉的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那些代表人物，若單論法治或政治理想，我並不認為所謂非政治化的代表人物就比政治化代表人物少。 我的看法，在個案維權中，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所謂要不要表達政治理念，而是辦案律師是不是以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策略目標，政治化與非政治化都是從屬於這個目標的。 一個維權律師進入一個案子當中最最關鍵、最最基本的目標當然是為他所代表的當事人去爭取應該得到的利益。肯定會有人說，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嗎？還需要再刻意強調嗎？是的，很悲哀，在中國的維權行動中，我們還得強調。因為這種目標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而是要律師在現實辯護中真依此選擇策略才行。 只有圍繞是否有利於保護當事人利益，我們才能判斷律師在個案維權中是否策略合適；尤其是所謂政治化因素，比如社會輿論，公民圍觀，對政治體制直接表達看法等。 首先是輿論。當下中國體制背景下，社會輿論對個案的關注非常重要，幾乎可以說，沒有輿論關注的個案，成功的可能性小於 1%。所以，個案援助中應當引入媒體力量。但律師必須克制本人的表達衝動，而只可理性引導有助於改變 結果的輿論力量，更不可自己變身為記者。因為只要有個案，個案的主角永遠是當事人而非律師。 其次是公民圍觀。公民圍觀對個案的作用也非常大，但同樣，辦案律師必須克制，尤其不能為了圍觀效果讓自己也變成圍觀者，相反，在很多時候要會為了案子有更好的結果去與公民圍觀做切割，讓公民圍觀公民的，律師只負責做好本分辯護工作，這才會產生最大的合力。 還有政治表達。這是辦案律師最需謹慎的地方。我們知道在很多案子當中，往往地方政府在法律上詞窮理盡，它就只會轉而挑維權律師政治上的毛病，從而避開他們在法律上的毛病，用維穩的政治手法來贏得案子。此時辦案律師就必須克制，不能給對方提供這種把柄。當然，克制並不意味着完全回避對方的政治牌。律師也要會打政治牌，但必須巧妙，別隨便自己站台，應該會技術性的安排一些其他方便的朋友來回應對方的政治牌。 換言之，當律師把爭取個案維權的勝利當做目標時，其實也就沒有了滕彪所說的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核心分歧。只要有利於案子結果的，無論屬不屬於政治化的範圍，辦案律師都要去爭取；只要不利於案子結果，無論政治化與否，律師都要克制並做風險切割。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律師在案子中對政治因素做切割時，不要立即給他貼一個非政治化的標籤並做道德評判。同時維權律師不能有一種驕傲，認為自己不回避政治因素，因此更有道德先進性。更不可以此作為維權領域的核心分歧。 滕彪把這種差別稱為維權的核心分歧，其實還不如直接說這是律師野心與否的核心分歧。野心大的律師，在個案中也認為自己能充當所有角色，既是律師，又是記者，還是圍觀的公民，甚至有時還是政治家。野心這麼大的律師，在個案中往往最沒扮演好的就是律師的專業角色。 但回顧過去那些成功的個案維權，幾乎都是在輿論、公民圍觀、律師專業辯護等合力下才成功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老老實實總結維權過去的教訓，多珍惜那些野心小或者全部野心只在爭取個案勝利的律師。他們一般都懂得如何在做好專業的同時巧妙應用各種有利因素。在成功的個案上，如果注意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些律師背後往往有一個各司其職的團隊。 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陽光時務：滕彪律師提到不能用案件的結果來判斷律師在其中採取的策略的好壞，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郭玉閃：這個我太不同意了。結果怎麼能不重要呢？具體個案都有當事人，如果不是為了一個更好的案件結果，找律師幹嗎呢？難道當事人都想犧牲自己成全律師的政治表達嗎？ 中國的民間社會要成熟，首先得學會自我檢討。比如維權律師，尤其滕彪所說的那些政治化的代表性維權律師，這麼多年，在為個案維權中，你的勝利率是多少？悲哀的是，有些律師的勝利率是零，一個案子都沒打贏過。問題是，難道中國所有這些維權個案都是像江青、王軍濤、王丹那樣的政治案子嗎？怎麼會全軍盡沒？ 就我的了解，國內一些踏踏實實幹活的律師，甚至在為法輪功辯護的案子中都曾取得過勝利。發生在中國的個案，更多的是與民生相關的「小」案子，如果辯護律師能善用輿論壓力，公民圍觀並且法律做的扎實，贏一些個案並非不可能。 最重要的，律師什麼時候都不能說辯護結果不重要。因為一旦個案維權失敗，承擔失敗代價的並非律師，而是當事人。尤其國內維權個案基本上都集中在刑案上，與刑案結果直接對應的是當事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當事人既然把自己的命和人身自由交給了維權律師，律師怎麼敢說結果不重要？ 滕彪要表達的無非是說，即使辯護失敗，律師的勇氣也不能否定。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勇敢都值得肯定，只要勇敢的代價是你自己承擔。但若慷他人之慨還振振有詞且有巨大的道德感，那這樣的律師只能讓人徒呼嗚呼。如果我是當事人，聽到滕彪這樣的表達，我絕不敢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 更何況，我們誰都知道，民間社會太需要勝利了。沒有孫志剛案的勝利，哪來 03年後那一波公民行動的熱潮？每一次民間難得的勝利，都引起一些積極的變化。我們誰都避開不了政治，我們誰都想影響政治，影響政治你得有力量啊，如果沒有一次次的勝利，民間社會哪來的力量啊？所以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對手不是抽象的共產黨 陽光時務：根據您對中國維權領域的了解，您認為這個領域的行動者最亟待提高的是哪個方面？ 郭玉閃：自 03年以來，公民社會發展得很快，無論是社會輿論的關注水準與範圍，還是公民的各種行動，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各種個案或者事件中，都扮演了無與倫比的偉大作用。撐起民間的各種板塊中，目前短板的反而是維權律師在本職辯護工作中的專業性。 律師的專業性體現在律師的辯護策略。此辯護策略的唯一目標是保護當事人利益，因此，律師在介入案子後首先應當鎖定對手，並展開針對性的法律博弈。每一個具體個案都有具體對手，絕不能在個案中把對手空洞的鎖定在抽象的共產黨上，若鎖定在共產黨，則將毫無策略可言。 以小攤販殺城管的案例來說明。06年的崔英傑案子，被小攤販崔英傑刺死的城管李志強在崔英傑一案的法律程式尚未結束的時候，北京市委就認定李志強是革命烈士，這意味着在政治上已經判崔英傑死刑了。但最終辯護律師依然保住了崔英傑的命。因為律師在一開始時採取的辯護策略就是直接進攻城管的「出生證」，並且在對手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就完成了取證：人大蓋印的證明，北京市沒有批准城管的正式編制。如此，城管不就沒有執法資格，那豈不成了攔路搶劫的路匪？更妙的是，律師並不直接拋出此證據，而是捏在手裏與北京市討價還價：你留住崔英傑的命，律師就不強攻城管的身分。在強大的輿論關注壓力下，北京市不願個案發酵成對城管制度的否定，最終選擇了妥協，這才給了崔英傑一條活路。 09年的夏俊峰案就沒有如此好的結局。夏俊峰案有上中下三種策略，上策同崔英傑一樣，律師應當對城管的出生證去取證，並在同樣強大的輿論關注下以此與瀋陽地方博弈，留住夏俊峰一命。但此案所有的律師都沒有針對此策在最快的時間內取得鐵證。中策是暫承認城管的執法權，轉而攻擊城管逾權：城管可以執行工商權，但因警權不能委託執法，城管沒有任何權力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從他們把夏俊峰帶走的那一刻開始，非法拘禁就開始了，夏俊峰就具有正當防衛的權利了。若採取此策，律師也有非常多的針對性取證，當時街頭圍觀的人群證言，街頭夏俊峰的鞋子（若夏俊峰自願去城管辦公室，怎會光着一隻腳去？）等等，在強大輿論壓力支援下也可展開博弈，甚至可以告訴對手，不針對城管制度取證是律師留出的餘地，同樣律師要求對手也給夏俊峰的性命留下餘地等。下策是集中辯護「室內八分鐘」，即夏俊峰被帶到城管辦公室後如何在辦公室內正當防衛。陳有西律師最後選擇的正是此策略，此策略很鮮明，他完全避免了對城管制度的挑戰，在表明這種政治態度後選擇應用他個人的「體制內健康力量」資源來為夏俊峰留住性命，但缺點是拋棄了最有力量的輿論公意，將夏俊峰案子的結果委託在最高法一些法官的良知上，從而使得辯護變得相對被動，結果也相應不可預測了：只要最高法沒有一個法官願意承擔判決的責任，案子就會遙遙無期的拖延下來。（09年 5月瀋陽小販夏俊峰被城管帶走後，在勤務室內用隨身小刀刺死兩名、重傷一名城管，終審被判決死刑，辯護律師為滕彪，死刑复核程序後辯護律師為陳有西。與該案類似的 06年崔英傑案則在律師夏霖的辯護下判處死緩，編者註）。 策略的重點是要鮮明，只有愈鮮明，傳達給對手的信息才愈明確，博弈也愈明朗。所以辯護策略絕不能一鍋粥，一旦輿論公意的壓力沒有被律師的策略轉化為現實的博弈力量，輿論就只是輿論，對手自然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所以最終二審結果夏俊峰死刑，案子才最終走到讓最高法覆核的程序上，而在覆核階段，律師能起的作用就相對更小了。 更快更好的轉型才是真問題 陽光時務：我們再來談談研究，目前您認為中國在政經領域最欠缺的是哪個方面的研究？ 郭玉閃：現在中國還有什麼問題比如何轉型來得更重要？中國的民主轉型是大勢所趨，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如何讓時間更短，代價更低。從探究轉型模式的角度來講，現在整個中國還未形成合力，甚至談不上形成共識。 為什麼會這麼缺乏共識跟合力呢？一個原因是過去十多年思想界在知識奉獻上的缺乏。除了秦暉、金雁、王天成等少數學者所作努力，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其他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及相關的民主轉型理論並未能引入中國，成為大家共同的知識背景，從而使「如何轉型」變成人人都意識到的問題。大家依然還在革命、改良這些問題上打轉，想到的經驗還依然是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這些幾百年前的事情。 如果能迅速引入最近數十年各個國家轉型經驗，最簡單的就是會形成一個鮮明的、共同的問題意識：中國一點都不特殊，中國必須轉型，中國面臨的選擇只是如何更快的轉型。 在與世界大勢隔膜的情況下，知識界過去產生了很多奇怪的理論。這些理論分為兩類，一類說，中國還沒準備好立即轉型、立即民主化，所以得先做某某某些事情，然後才能民主化，不如此，就會有巨大代價；另一類說，民主化會讓國家混亂，同樣也有巨大代價。這些漸進主義腔調的奇怪理論都不值一駁。 因為目前的社會現實是一群權貴在用特權搶劫社會，唯一停止傷害的方法是立即去掉特權，建立否定特權的現代民主制度，多讓他們搶劫一天，社會就多受傷害一天。 陽光時務：為什麼您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推行民主的條件？ 郭玉閃：到今天全球化來臨，互聯網都把民智開啟到這種程度的時候，我們居然還認為我們的條件不如 300年前的美國人嗎？我們都已經享受這麼多全球化帶來的文明成果了，居然還敢厚顏無恥地說我們連一個最基本的民主化遊戲都不會玩嗎？一個已經是現代經濟的國家，它的利益格局的分化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如何讓各個利益方都能在和平的基礎上作各自的利益爭取？那肯定是一個民主制度才能容納得了的，其他任何變種制度都會給社會帶來多餘的成本，因為這就意味着一些利益方擁有特權。難道我們都到了今天都還不能接受，在爭取利益的時候我們應該誰都沒有特權嗎？中國已具備下一秒即推行民主的條件。 陽光時務：您認為十八大之後中國的自由界會有怎樣的行動或變化？ 郭玉閃：我已經看到很多自由主義圈的朋友在積極做各種嘗試。這種嘗試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民間自發的活力。而非對高層政治的變化做投機性的嘗試。 政治是實力的遊戲，中國轉型需要民間更有力量。 只有每個人都去嘗試，民間力量的增長才是真實可靠的。 讀過黨史就不會期待新政 陽光時務：您對十八大上台的新政府有期待嗎？為什麼？ 郭玉閃：一點期待都沒有。這並不是說不歡迎他們做出一些好的變化，哪怕它只是做一些特別小的舉動我們也會 歡迎，但不期待。流氓穿上西裝去赴文明的宴，我們也應該歡迎的嘛。但發自內心的、動輒為高層一點點的姿態而歡呼的人們，應該反思自己為什麼不讀點中共黨史，或者讀了黨史但居然那麼健忘。我們不能到 1989年開槍了才驚呼人民解放軍怎麼會打人民？也不要什麼實質性變化都未產生就隔幾年歡呼一次新政。 檢驗所謂新政府政治改革姿態的最簡單方法，看是否能釋放一切良心犯，並停止所有新的侵害。而且就算新政府做了，你也不要感激涕零，這是他們本來就應該做的。 不管有沒有十八大，埋頭做自己的事情去吧，去創造一個讓自己首先自由的生活吧。而且要抱着一個絕望的姿態去做事，你會發現這樣才會有希望，因為你成就的每一點都是成功，而成功總讓人高興，不是嗎？ 郭玉閃小檔案 1977出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多家NGO與民間智庫的創辦人。2003年，郭參加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並進行了選民調查。2004年，與許志永、滕彪一起創立維權 NGO「公盟」。2005年，與陳光誠、滕彪在臨沂對地方政府暴力執行計劃生育進行調查。2007年 3月，郭創立了智庫「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着重於民生問題研究。2008年，郭調查毒奶粉事件並對受害家庭進行法律援助。2012年，參與救助被地方政府監禁在家中的陳光誠。郭玉閃主張技術維權，並通過有策略的社會運動實現中國的社會自由和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