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今天是北美的感恩节，我想起俄国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讲过的一个故事： 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小孙子在森林中行走，他们渴极了，这时，一条小溪出现在他们面前，爷孙俩喝了个够，这时，老爷爷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把铲子，从小溪中挖出几铲淤泥扔到一旁，然后对小溪说：“谢谢你，小溪！” 小孙子笑了，问：“爷爷，你为什么对小溪说谢谢呢？它是听不见的。” 爷爷抚摩着孙子的头，说：“是的，小溪听不见我的感谢。假如是狼喝了水，它不懂得感谢，可我们是人！孩子，你知道人为什么要说‘谢谢’吗？因为这个词能使人变得高尚。”   懂得感恩的人，才懂得爱和回报。 心怀感恩，就不会有灰心的时候，不管困难多大，前途多么暗淡，只要心怀感激，环境就会立刻改变。       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宗教，是基督教，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人们心中的神，虽然名称不一，但是让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向“他”祈祷祝福，在吃饭睡觉之前，或是休息日，感谢“他”带来的一切，并且检讨自己一天或一周的过失。     这祷告既是祝福，又是人们对现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规矩警醒，少犯过失，让自己保有一颗良善的心。 这感恩像雨露，洗涤了我的灵魂，扩展了我的心胸，让我精力充沛。 它是打开人类心灵之门的钥匙，也是一面抵御仇恨攻击的盾牌。 它让我所向无敌，畅通无阻。 我满怀感恩。我必定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   从现在起，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世上的一切： 我要感激大地，是她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生长出粮食、树木让我们取用，生长出花草让我们观赏，蕴藏了煤炭、石油做我们的能源，养育了万物做我们的朋友； 我要感激太阳，是它给了我们热能； 我要感激大海，它是生命的摇篮； 我要感激蓝天，是它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 我要感激光明，是它指引了前进的道路； 我要感激黑夜，因为它让我看到了星星； 我感激父母，他们给了我生命； 我感激师长，他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我感激妻子，她给了我爱情； 我感激朋友，他们给了我友谊； 我感激孩子，她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我感激同学、同事或者偶遇的路人，感谢他们对我的每一点关爱和帮助，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声问候或一个微笑； 我感激我的敌人，他们激起了我的斗志； 我感激苦难，它磨砺了我的意志； 我感激生活，它让我懂得了爱的意义； 我感激自己的成功，因为它是对我努力的报酬； 我感激失败，因为它让我懂得珍惜胜利的来之不易； 我也感激陡峭的山路，因为这挑战丰富了我的人生；…… 我要以感激的心情迎接这新的一天。   把这句话作为自己座右铭： 对已逝的昨天，心存感激； 对眼下的今天，努力奉献；     对未来的明天，满怀期待。  

2009 年中国文化界曾有过一次针对“告密者”的口水战，章诒和女士大笔如掾， 先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针对的是文化老人黄苗子的 “ 历史问题 ” ；继而一篇《卧底》，为与章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冯亦代竟是个长期在自己家里的卧底者，而被“ 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 。 记得当时我自己看到这些文字时，也不禁为这些素日为人尊敬的文化名人曾经的丑事而震惊得瞠目结舌。 其实当时被曝出的还有刘、贺、林、邓等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文革中对其父母的揭发批判。记得当时有一篇从当年“ 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 ”上节录来的《 文革中贺龙女儿批贺龙的大字报 》：“ 同事们！战友们！目前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 修 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拍手称快！我要坚定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限，坚定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完全清算贺龙的罪恶，誓死保护党中心，誓死捍卫毛主席。 ”大概是由于其不在章诒和女士关注范围，未被章文涉及，因而未引起更广泛关注，但也有不少跟帖，大骂贺捷生“忤逆”“ 畜生不如”（估计大多是没经历过文革的）。 骂声中也有一些清醒的声音，认为这是人性与政治的双重悲哀：“ 为了政治信仰，为了领袖崇拜，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可以不要家庭，不要婚姻，不要亲娘老子。父子相互揭发，兄弟可以相残，夫妻能够反目。一切人性与人情，都会在党性面前丧失殆尽、荡然无存 ”。 记者王悦阳写道：仔细想来，章诒和女士所展现给读者的黄苗子、冯亦代两位老人曾经的那另一面不过只是简单的 “ 真实 ” ，而并非 “ 丑陋 ” 的揭露。在那个时代，咬人有时只是生存之需，而咬人者内心深处那情非得已、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绪又有谁能知晓？ 那些大知识分子，那些红色元勋，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元帅，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将，甚至包括国家主席，一个个何以如此驯服，或乖乖地甘为驱使，卧底举报；或束手就擒，宁为阶下之囚？ 张鸣先生看到了原因：“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 张鸣指出：“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的确，这是 20 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大景观， 独具特色的思想统治——宣传、教育、舆论引导、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忆苦思甜、谈心活动、讲用活动、早请示晚汇报、端正态度、政治表态、贴标语、喊口号、表忠心、组织生活会、向组织交心、思想汇报、思想检查、英模教育、领会文件吃透精神、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它成功地把一个民族变成了只有一个大脑，只会说一句话、唱一首歌、发一种声音，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自我意识的空心人、稻草人、机器人、木偶人…… 这无形的恐惧甚至强大到可以使一些词语的意义被完全颠覆，比如诚实，比如心怀坦荡……都成了恐怖的帮凶。“诚实”的含义只剩下“对组织要诚实”，你的思想里就不能再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有，那就赶快向组织说清楚，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否则，你就是欺骗了组织和人民，你就得受到谴责——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样诚实就变成了党棍们控制人们思想的帮凶；既然你是心怀坦荡的，那么就应敢于把自己的一切向组织敞开，就不应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就得允许别人随时随地进入你的灵魂进入你的内心，就这样心怀坦荡就成了那些人随时随地窥视你心灵的堂皇借口。 章诒和女士写《卧底》，根据的是冯亦代自己的文字 《悔余日录》 ，章诒和在文章最后说：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也曾披露过自己一次人性晦暗的亲身经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章诒和接着回忆道：“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 4 点钟的样子，从清晨 4 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 12 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尽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 9 月 30 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当年聂绀弩听完章诒和的讲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章诒和接着说：“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 其实何止狱政管理，当时整个国家的管理不也是这样吗。 读到这里，联想章诒和后来写的《卧底》《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两篇文章，让我觉得，章诒和本意也许是想冷静地对告密现象做些思考，但是写着写着，章女士被情绪带走了，而忘了初衷。 有人敏锐地指出， 章诒和女士那笔尖常带感情的文字，毫不意外地把文章主题引向了对黄苗子、冯亦代个人的道德拷问。 其实，章诒和女士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误区。以她的文章的巨大影响，对推动社会进步发的积极意义就更加显豁了。 章女士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被张鸣先生说出来了，他在《告密》一文中写道：“ 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 —— 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 是专制制度扭曲了我们的人性。 这正是今天反思文革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重提文革，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清算什么人的责任，要防止用文革的方式，人身攻击的方式，泄愤的方式。在厘清真相的基础上，对个人所作所为，尽量宽容宽恕。需要彻底清算的是那个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为了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演，最根本的保障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建设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制度，使每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 是什么扭曲了我们的人性 》一文贴出后，有博友评论，认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管是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个个都是罪人，整个民族都不要脸才造就了那个年代的丑样。 一位老友打电话给我，专门对文中提到的《文革中贺龙女儿批贺龙的大字报》谈了看法：一，网上注明那张大字报的来源是当年“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并非原件；贺捷生当时是“大土匪”子女，没资格写大字报，因此那张大字报的可信度大成问题。二，即便这张大字报出于贺捷生之手，现在撇开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单抛出这么一张大字报，也有失公允和厚道。文革中上亿人蒙难，都要与其亲属家人划清界限，不能独独要求贺捷生守住传统伦理。三、文革结束后直到现在，封杀文革题材作品，屏蔽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使得50岁以下的人们对文革那场悲剧不甚了解，导致今天对文革那段历史的歪曲与戏说。 我基本同意两位朋友的看法。 去年《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就我写的长篇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与人合作）一书涉及到的文革中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红卫兵扒孔坟砸孔庙事件，采访我时，我就曾坦承自己是个罪人，为此，写《孔子墓蒙难记》那篇文章的记者刘炎迅还为我开脱：“其实刘亚伟当时只是个13岁的孩子”。我认为自己是罪人的理由是，我为什么对红卫兵扒孔坟这样明显的违背传统伦理的暴行没有质疑，也没为这样的暴行发生在自己眼前而感到羞耻，反而很好奇很有兴致地跑去围观呢？ 贺捷生1935年出生在红军征战途中，抗战中寄养在别人家中，她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直到1950年其父母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站在父母面前的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不满15岁的少女。贺捷生的教育基本是在新中国完成的。 新中国的教育是什么状况，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亲身体会。我出生在1953年，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我曾这样写道：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这话不夸张，但并不确切。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上连真正的狼性也没有，那种团队精神，那种危机意识，那种丛林里生存竞争的野性、那种盯住目标的锲而不舍，没有。我只是顺从、听话，大人、老师、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无知无思也无德的一代，无知是不知道最基本的做人的常识，无思是说我们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无德则是说我们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个人道德，只有从小就接受的大公无私、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教育。” 数一数我们曾被人耳提面命灌输的那些理念吧：老师告诉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在队旗下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床头上贴的画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们唱的歌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学习的榜样雷锋告诉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广播喇叭里喊着，对毛主席的指示要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报纸上联篇累牍地写着，要敢于打烂一个旧世界，敢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忠不忠于毛主席，是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试金石；墙上的大字标语写着：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大会小会都在要求我们：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你可以独立思考，你可以有自主意识，你有对任何问题进行质疑的权利，你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教育状况和认识水平。 “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它人问题的尴尬”，所以张鸣先生才会说：“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如果说在民国时期曾受过公民启蒙教育、具有自我意识的冯亦代、黄苗子们被统治者利用，充当卧底者告密者是出于恐惧、被逼无奈的话，那么从小就被教育听毛主席话的贺捷生就更是别无选择。 当最高领袖都已经公开宣布：我不再保贺龙了。在那个“无法无天”，全国把毛泽东的话奉为最高指示的时代，这句话就是最终判决。满脑子被人塞满了上述革命理念，现在又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再加上毛泽东又一次抛出了他的阳谋：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条出路。弱女子贺捷生能有什么选择？更何况大字报上的那些话早已喧嚣于耳边，贴满了墙壁。 在那样一种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也没有人敢抵抗，“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扪心自问，如果我当时被抛于那样一个环境，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与大土匪的父亲划清界限。 正如张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 贺捷生也在劫难逃，丈夫离异，她被下放劳改。继父亲去世之后，贺捷生10多岁的二女儿自杀，第二任丈夫也因受她牵连而被迫害致死。贺捷生亦是受害人，而非加害者。 站在今天，我们比较容易地看到，当毛决心为捍卫自己的权力地位并保障自己身后不被清算，而不惜砸烂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官僚体制，有预谋地发动一场至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对他昔日的战友、学生、部属和追随者进行清洗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一种机制能够阻挡住他这个疯狂举动。当刘少奇手举宪法，向前来揪斗他的红卫兵申明自己是国家主席，应受到宪法保护的时候，没人把他的话和他手中举着的宪法当做一回事。因为在此之前，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这些先后被打倒的大人物们谁也不曾把宪法当成一回事。他们都曾喊过毛万岁，都曾要求下面读毛的书，听毛的话，做毛的好战士，都曾要求民众把毛当做大救星，都曾是造神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刘少奇、林彪甚至还是主导者。 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救赎之路，除了汲取自己的道德教训，自我启蒙，清除别人塞进自己脑袋里的垃圾，训练和建立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主意识之外，作为幸存者，还应说出自己的见证，让全社会成员通过叙述分享我们的记忆，使个人记忆经过传播转为集体记忆，从而使经历过文革的人和生活在今天以及明天的人们由此联系在一起，在认知上辨认出导致文革这种人类灾难的根源，共同担负起寻找通往明天道路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