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那些年在国外，每到10月1日，虽然没有放假，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来的人仍多少有些喜庆的感觉。特别是到街上，有的地方还架出了五星红旗，或从门口，或从窗户，架出去。那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的机构，或者亲大陆的华侨团体。在国外，华侨团体往往分为亲大陆和亲台的，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亲大陆的多了起来，不少本来亲台的，也转向了亲大陆，可以到大陆发展了。毕竟，对商人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五星红旗是充满喜庆的。在国内，从我小时候开始，这旗一出现，肯定伴随着热闹的场面、嘹亮的歌声。不仅如此，它的色彩也确实喜庆，红色是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同样是有带红色的国旗，日本的太阳旗却令我不舒服。第一次在东京新桥看到这个旗的实体，虽然天气晴朗，但我觉得天地混暗了。也许是因为它不是全红的，其中有太大的白色区域？而五星红旗虽然也不是全红一片，但五星是黄色的。红和黄搭配，很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     但是过了10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些五星红旗不见了，换上的是另一种旗。那个旗我也熟悉，我小时候看电影，经常看到这旗。当时还经常有从台湾漂过来的物品，甚至还有美金，夹着传单，传单上就印有这个旗。这旗也让我不舒服，也许也跟颜色搭配有关？但我想，更因为其中的太阳图案，它更像齿牙，而且是蓝色的，近乎狰狞。但归根结底应在于我从小所受的训导吧，那跟“反动”联系在一起。但外国人却说，这也是中国的国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哦，还有一个台湾！这我知道，但是这台湾居然还有国旗，这我没有想到，我更没想到的是它还有国庆。     我承认我很迷惘，也很尴尬。在国外，我说我是中国人，往往会被问：大陆还是台湾的？我必须解释。甚至有一次被问：中国，还是台湾？我纠正：“中国就包括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差点要跟中央电视台一样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的情绪也已经高昂，口气也已经义正词严了。这确实是我曾经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愿意这么认为。曾经听罗素去世前的一个访谈，被问到假定这个访谈将来后被世人看到，有什么可告诫的？罗素谈到了智慧和道德。关于道德，他说：“不管你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这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我们有多少时候把“愿意相信”的当作事实和真理呢？作为一个曾经被欺凌的民族，往往“愿意相信”强大；作为一个被分裂的国家，往往不“愿意相信”分裂，大陆和台湾，同祖同宗，语言相通。但是许多年后，我的《冒犯书》在台湾出版，编辑给我列了将近一百个不明白的词，其中包括“知青”、“官倒”、“地沟油”，我才知道，语言也未必相通了。     在国外，你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分裂的感觉。比如价值观上的分裂，比如身份的分裂，也包括旗帜上的分裂。我想，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应该有个基本认同，这认同，具体可以集中到旗帜上。这样的国家只有一种旗帜，不管政府怎样更迭，旗帜应该不变。我曾经说过这个意思，并且举美国为例子，有人就钻牛角尖（故意搅浑水的除外），说美国换过多少国旗。国旗不是普通的旗子，它是在价值意义上确定的旗帜。1776年7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制定美国国旗，当时参加合众国的有13个州，国旗由13条红白相间的横条和13颗衬以蓝色的白星组成。决议解释，白红蓝色分别代表了廉洁公正、勇敢无畏、警惕坚韧正义。后来虽然有局部的改变，但所代表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虽然有时会有短暂的游离，但是根本理念并不受质疑。那是建设国家的根本精神。钻牛角尖是无益于自己进步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旗却是变的，比如中华民国，即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早年虽然孙中山极力主张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在不同地区的革命军使用的旗帜都不尽相同，直到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但现在，在民主宪政台湾，这面旗帜不变了，不管是谁执政，它都是国旗。但这不变却又让我疑惑，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的青白红三色，分别代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那只是国民党的“主义”。它是革命之旗，不是宪政之旗，它来源于党，是党国之旗。我不明白台湾为什么还沿用之？值此“双十”之日，辛亥革命百岁之时，叩问于方家。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得主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这结果，在一些中国诗人眼中不属于“爆冷”，但在普通民众看来，仍然陌生，于是奔而搜索其作品。比较跌眼镜的是，这个大诗人至今只发表过163首诗歌，而且大多都是短诗，这实在是拿不出手的成果。     我们喜欢用数量证明成就，经常听一些写作者说，自己一天能写几千字、上万字。我们的作家在介绍自己时，也往往说发表了多少万字。我们谈大师的成就，也往往用“著作等身”来衡量，当然，中国人身材比较矮，而且大师往往“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所以要等身，就更容易些了。     我深知码字是很辛苦的，尤其作为写小说的，需要码的字，要比写诗的多得多。但写作，体力虽然很重要，但本质上仍然是脑力劳动。我曾写诗，现在写小说，当教师，我曾说，根据我的经验，诗人基本是脑力劳动者，小说家是半脑力、半体力劳动者，教师基本是体力劳动者。这话当然有揶揄的成份，是写小说体力受到极限挑战时的自嘲。写小说主要还是靠脑力。所以我觉得，作家常见的姿势，不是在写，而是在想。甚至貌似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侃大山，吹大牛，甚至睡懒觉，其实都是在想问题。只要脑子没死，他就一直在想着，所以他是没有节假日的。甚至没有睡眠，即使睡着了，大脑仍然在活跃。其实任何脑力劳动的热爱者都是如此。     一般人对此不明白也就算了，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写作者也似乎不明白。也许是被世俗价值观拉着走——你说你有成就，总得给我看具体的东西吧？写作当然是要写出来，“构思癖”我也不赞成，那是近乎宗教的境界。写作不是宗教，如果一个写作者最终到了宗教境界，作为写作者的他，已经死亡，我只能祝贺他在另一个领域、更本真的境界功成名就，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这里谈的是写作。但写作，也并非完全不需要务虚。如果说，学术论文写作的量化，是出于管理者的管理方便，写作者的生计需求，那么文学写作，应该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前提是，不要把文学写作作为谋生手段。找一份别的工作吧，把纯粹留给写作。     当然，即使有别的谋生渠道，生存不是问题，甚至拥有比较富裕的生活了，荣誉仍然是个问题。看着人家写得多就被追捧，虽然没几个人看完，也理所当然获得“茅奖”，谁不被“厚重”所压垮？曾经听某人评某作家写了一垒砖头一样长篇小说：光拿那些“砖头”，就能砸死人！所以有地方扶植文学创作，就总鼓动作家去写“三部曲”。所以有人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从而怀疑鲁迅的文学地位。所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特别青睐于“描写广阔社会图景”，就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去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吧！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仍然告诉学生，巴尔扎克才是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才是大师，20世纪之后的文学，往往被认为没有大师，而简单带过。我告诉学生：不只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是大师，卡夫卡也是大师，虽然他的长篇很短。     也许更因为认识上的问题。我们曾经对世界雄心勃勃，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全面把握这个世界，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能。那么所谓全方位描写，就是可笑的了。所以“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然我们活着，总要思考，总要发言，那么我们能做的，只能从自身出发，通过有限的视角，提供切身的经验，阐述相对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能这些。     之所以对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作数量特别有话想说，毋须讳言，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惶惑。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写得少一点，再少一点，但是仍然不可控制地写得太多。我虽然已经不写诗了，但是喜欢诗，我认为好的小说必须用写诗的思维来构思，而不是单纯的叙事，甚至只是讲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特朗斯特罗默的授奖词是“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还形容他的作品“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凝炼、隐喻、视角，这也是好小说的追求。这样，小说也就不会写得太长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精炼。并不准确，应该说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就好像手术，因为思路的改变，从而手术过程缩短了，从而手术更接近完美了。当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简练了吧。     只可惜，我们很难让自己做到。比如我，我认为到到了当今的时代，好长篇不应该超过20万字，但我刚完成的长篇，虽然一路紧张过来，到头来仍然超过了30万字。也许有人谁说，这只是形式问题，但形式有时就是内容。  

    我长身体的时候，缺吃。不是指“五九、六一”时期，而是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我在一所农村中学，学校食堂里东西少得可怜，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购买力。我至今还记得常常半夜饿醒，起来摸东西吃。但是除了酱油，没有任何可以放进嘴里的。才知道，从小听大人说空着肚子，肚皮贴在脊梁骨上，踏实，好睡，是开玩笑。那年代，也只能拿玩笑充饥，不然，空肚子怎么熬过漫漫长夜？     那时候，我宿舍里有时会扫出死蟑螂，已经干枯了。大概被饿死的，人都被得吃，蟑螂吃什么？     但那时米还是有的，跟副食品比起来，米便宜多了。所以竭力用饭填饱肚子。但因为缺乏副食品，特别是缺乏油，肚子很容易饿。越饿，饭量就越增。我是直接在铝锅里吃饭的，煮一铝锅的饭，反正一个人吃，就直接端着铝锅吃了。简单的配菜就直接丢在铝锅里，没菜时，就倒一滩酱油。端着铝锅到处走，看风景，听笑话，也可以下饭，三口两口，饭就刮光了。     许多年后我去了日本，亲眼瞧见了国内报纸宣传的、作为改革开放宏伟目标的“物质生活极为丰富”。我曾去筑地市场打零工，更是随处可见吃的，并且很多是被丢掉的，比如鸡脖子、翅膀、爪子，日本人不吃，就当垃圾处理掉。我们几个中国来的都觉得太可惜，有的就悄悄去捡，捡回家，无论是卤、炸，还是煲汤，都好。这可是鸡啊！在国内，吃鸡是坐月子女人的享受，而丈夫们也因此有了口福，跟着啃爪子。老人说，坐月子女人啃骨头，牙齿会松动的。后来，日本人瞧见中国人从垃圾堆里捡这些东西，就在处理鸡肉时把它们堆在案上，给中国人。不要从垃圾堆里捡，体面多了。     但贫穷之下，是无所谓体面的。我一个朋友当年去澳大利亚，也告诉我，那边把鸡胸做成宠物饲料罐头，很便宜，一些中国人就去买了吃。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我觉得，在饥饿之下，而且不是自己懒惰的原因，而是政策造成的饥饿之下的偷，也不能算偷，不可以上升到人格尊严上来谈。我这么说，我承认是为自己辩护。我大学时候就曾偷过食物，一天，因为太迟去食堂，食堂关门了。蓦然发现临窗的地方放着一盆包馅，大概是食堂工作人员疏忽，没有收好。大喜，用碗舀了回来。那是甜包的馅，几乎全是猪油，而且是生的。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拿回宿舍，没有灶，就捡几块砖在宿舍前垒起，用《毛选》生火。当时我有三套《毛选》，或是硬性要我买的，或是学校组织送的。围了很多人，都说我“反动”。其实那只是用造成政策性饥饿的理论，来补偿我的政策造成的饥饿，是补得其所的。只是，不幸我们都拉肚子了，长期没有油的肠胃，消化不了如此凶猛的油腻，就好像光棍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美女一样。     现在，我在中国的农贸市场，也常看到许多被当成垃圾的东西，比如鱼肠鱼肚，有时还有鱼头，比如还不是很烂的蔬菜，比如过期的食品。这些东西，要放在我长身体的年代，都很珍贵。看来，中国确实富裕了，至少在城市，“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了。要对付吃的问题，应该比较容易了。可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吃吗？比如最近暴光的“地沟油”。其实，这“地沟油”长期就有，而且谁都知道，就说媒体报道，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只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也许是还没有出现吃“地沟油”死人的？     关于“地沟油”，人们很在意它对身体的危害，有人还很学术地分析它的成分：主要成分为高级脂肪酸甘油酯，进入人体后会分解为高级脂肪酸和甘油；植物油为不饱和脂肪酸，动物脂肪为饱和脂肪酸，不饱和更有利于人体健康。有专家指出：“炼制过的地沟油，其动植物油经污染后会发生酸败、氧化和分解等，从而产生重毒性物质，砷就是其中一种。人一旦食用，就会引起消化不良、头痛、头晕、失眠、乏力、肝区不适等症状。”还有，“地沟油中含有黄曲霉素、苯丙芘，这两种毒素都是致癌物质，可以导致胃癌、肠癌、肾癌及乳腺、卵巢、小肠等部位的癌肿。”这戳到了大家敏感处了：会死！几乎所有人都在关心生命问题，好像如果不致癌不死人，还可以网开一面。     我们的熔点是定在“死人”上，如果死人达到上限，领导要被处理。而刚发生的上海地铁事故，就因为没死人，报纸头条也不上了，仍然是领导人、“天宫一号”头条。昨天说起来，还有人跟我争论，说上海地铁事故本来就不严重，为什么要放头条？我很奇怪，如果不死人，是否就值得额首庆幸？“地沟油”如果不致癌，如果无以证实对身体有害，甚至如果还有益于健康，比如我小时就有人论证洗米水有营养，就可以吃吗？中国人活得太物质，也怪不得中国统治者历来总把他们当做猪来喂养了，所谓“生存权”可以替代“人权”，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     但是中国并不是从来如此的，比如在春秋时，齐国发生了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食物，道：“嗟，来食！”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拒绝了，死也不吃，所谓不吃“嗟来之食”。按理说，这所给予的食物应该不是毒药，也没有任何证明含有有害物质，而马上可以证明的是，吃了它，生命就保住了。但是那人就是不吃。因为吃了，生命虽然被拯救了，但是拯救出来的已经不是人的生命。     “嗟来之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侮辱性给食”的故事。那么“地沟油”是给人吃的吗？不是给人吃的东西给人吃，这本身就是侮辱，是“侮辱性给食”。人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有尊严，他不能被侮辱。如果侮辱才能生存，那不如不要生存。这点道理，似乎当今的人们并没有想到。想想，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着一群群吃着不是人吃的食物的人，这人还是人吗？吃得再富足，也不过是非人的富足。     忽然想起，当年心细的日本人把鸡翅、鸡爪给中国人，是否仍觉得它不能吃，而中国人居然去吃呢？当然，在这事上，中国人完全可以拿民族饮食文化的不同来自持。但是文化可以特立独行，一些人类共同的基本准则却不能，拿“中国特色”、“特殊国情”来当挡箭牌，只是狡辩，只能贻笑于人类。其实，回头想想，我的所谓政策造成的饥饿之下的偷不算偷，也属于不把自己当人的狡辩。人毕竟是人，人不能躲在任何理由之下行非人之事，就好像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搞“恐怖袭击”，这是基本的原则。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一个族类是特殊的，比如屎，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不能因为科学证明其营养丰富，就可以吃。即使将之包装成“黄金餐”。在中国人中间，老是传说日本人吃“黄金餐”，未能证实，但是中国人自己吃“地沟油”却是证据确凿的。曾听日本人挖苦中国人是“ゴキブリ”，什么是“ゴキブリ”知道吧？就是蟑螂。     我很愤怒，但无以驳斥。我说过，人最痛苦的是被人歧视了，却无话可说，因为你确实应该被歧视。     没有吃的时代，和有“地沟油”们吃的时代，我不知道哪个年代是幸运的。也许中国人只能在这两种之间选择？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种时代：做成了蟑螂的时代，和做蟑螂而不得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压死10人，其中9个会是作家。这话到了90年代，“作家”替换成了“老板”。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单位丢了，就总被问：准备做什么生意？     我的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熟人，也确实马上投入了做生意的潮流中，想当老板了。结果被国内人坑骗。在国外呆几年，再不诚实的，也比国内的诚实，已经不能想象国内人有多恶，结果被坑了。一气之下，去打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当不成老板，当了囚徒。     幸运的是我没有当老板的欲望，只想当作家。但作家已经没了光环，人家看到的只是我整天呆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坐家”。于是那时候我，成了家族里最可以轻易调遣的人。你又没事干，用你一下，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仍然有顶着光环的“作家”，他们在大众中成了时尚，他们的书被印得花花哨哨，他们出席各种场合，摆显被邀请在国外写作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见他们的新作，只见他们写作的模样，只见他们的生活很“文学”。他们还被排上了财富榜，以至于我的亲朋好友里很多都认为我靠写作挣了不少钱了，出版圈子里也传言我的版税很高的，搞得有的出版机构都不敢向我要书稿。靠写作，我并没有挣多少钱，这也是我十分不赞成经济不独立的人去写作的原因。但是我承认，我也多少被头上的光环晃晕。“作家”的名头越来越确立了，写作越来越可疑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我在文联工作时的同事。在文联工作，本来就有作家这个光环了，他确实也曾经小有名气，但是很快全民经商了，作家如果不专型到时尚，就成了孔乙己。但他是真正的作家。我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的东西确实写得好，他的散文比许多声名大噪的“著名作家”都要好，但是他却几乎没有名气。每当我见到他，我总想起那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曾经，我向一家报纸专栏版推荐他，但是对方说，这名字太陌生，没名气。     我看到大多报纸专栏里名家写的烂文章，不知写什么，也敷衍了上千字。他们的名字被印得大大的，因为市场认他们。读者只是要沾作家的气，他们只是附庸风雅，尽管那被附的，也是伪风雅。     我所以力荐他写专栏，是想让他增加点收入。他的生活很清贫，文联工作的收入是很低的，妻子又早已下岗，孩子也没有独立，又遇到文联公房转私房，他欠了一屁股的债。除了写作，他几乎没有别的赚钱手段。其实我去联系他写专栏，是瞒着他的。他未必会答应，他觉得专栏文章大多是垃圾，他耻于把自己变成专栏作家。我想对方同意之后，再做他思想工作。     所以说他是真正的作家，是因为他纯粹。他曾跟我说：“我想一生构思一篇文章，只要2000字！”我听了简直震撼。多少作家在提自己写作成果时，总爱说写了多少万字，著作等身历来是对一个写作者成就的肯定。就是一堆垃圾，也要把它出成书。可是他不出书。我曾庸俗地建议他把散文选一些出个集子，他说：“出了干什么？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出书，垃圾也出，为什么要跟他们为伍？”确实，我们这时代出的垃圾书还少吗？好像几乎所有写作的人都有出书的情结，甚至是买通出版部门，或者是自费、包销，书出来了，样书几千册，到处送。我有个经验，那些见人就送书的，基本是包销的书，到单位，在饭局，每人送一本，门卫也送，不认识的人也送。如果是正常出书，样书就小几十本，哪里经得起送？除非你自己去买了送人。当然，我不是歧视自费出书，重要的是书的质量。实际上，我建议他出书时，也是想到只能自费出的，实在是不想他那些精彩的文字散落了。但我也清楚，说了也白说，没有钱。后来还真有人愿意为他赞助了，他也想通了，出个散文集，他自己一再精选，但是后来知道它的书是放在一套丛书里，大家共用一个书号，他不出了。     他写作，非常纯粹。他深居简出，不掺和任何事情，一心写作。他几乎到了“迂”的地步。文联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曾经，他跟别人共用杂物间，放自行车。一天，他去取车，刚要出来，遇到另一个同事也进来拿车。他们在杂物间里聊了起来。聊罢，那人继续进去拿车，他继续牵车出来，出来后，把门锁上了。居然记不得里面还有人。     说起这事，大家无不笑翻。他真是太“迂”了，脑袋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想的都是写作。这是作家的“迂”，一个公务员、生意人一般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是八面玲珑的，即使会因为忙碌而出现差错，但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差错。一些作家艺术家出的差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不属于世俗的，甚至不属于这个星球的。     当然他毕竟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毕竟为生活所迫，生活的逼迫是很具体的逼迫。有时他也想拿文章去换钱了，他也开始写走市场的小说。但是他仍然坚持不能丢文学。文学跟市场，绝对是矛盾的。还在我“坐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没有工作，曾经一个文学期刊改版，要走市场，找上我，要聘我当副主编，条件是“文学与市场都不能丢”，我一口回绝了。这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我还不如他那么“迂”，尚且不能，他哪里可能？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他甚至在构思的时候，就已经冲着某大奖的征文的奖金了，36万！好像这36万非他莫属。为什么偏会给你？因为我这东西文学性强啊！我相信这档次的征文，参与者基本会是阿猫阿狗，论文学性，他当然胜过一筹，但是人家这个奖，本来就不讲文学的。结果果然如我所预料。他大为愤慨，那些东西能获奖？印象中这种事不仅一次。他把所有写作当作文学写作了，他把文学性当作不可丢弃的绝对原则。即使走市场，也走得迂。     好在他那本小说久经折腾，终于出版了。这是他出版的唯一的书，他至今已经60多岁。他以为是他胜利了，接着又写第二部，但是再也没有人要。他说没人要没关系，他也不给他们，他们看不上，说明他们不行，他要把它藏进抽屉，后世出版。这是更不靠谱的。如果说过去还有《红楼梦》乃至“文革”中的《归来》的手抄本流传，还有2、30年代被遮蔽的文学的被“钩沉”，将来是不可能有了。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没有人去关心一个人的自沉的，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也不支持自绝于时代的人。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要冒头，为什么作家们，作品就是被删得面目全非，也要出来，为什么他们宁可生产垃圾，也要混个名字常现。     而且，似乎上帝也不支持这样的他这样的人。他的世界越来越小，虽然他博览群书，但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已不全在书上，知识已不全在书上。他越来越边缘，要命的是他也越来越无知，以至于我和他过去的许多朋友，许多欣赏崇敬他的人，无法跟他对话了，甚至怀疑他是否患了老年痴呆。其实这种事情过去年代就已经有了，比如作家路翎，年轻时才华横溢，被送进了监狱，剥夺了写作权利，到重新让他写时，已经老年。他努力写，但是据编他稿子的编辑回忆，文字惨不忍睹。我说过，一个人最大可怕的是被否定得无话可说，你确实就是差！我的这个作家朋友也被毁了。     既能坚守边缘，又能不被时代淘汰的，大概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到，因为其貌似处于高远，但实际上是处在人们心中。那些所谓的隐士，其实都有这个前提，包括被许多人、也被他崇敬的作家史铁生，他首先是个名人，一个被惦记的人，然后他的“隐”才被惦记。相反的例子是另一个作家王小波，生前他不是名人，所以“隐”就“隐”了，死了也没人知道。好在后来杰出的推手运作，他的才华展现于世。而我的这个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推手，所以只能被历史堙灭。     现在，有人读我的东西，没有人读他的；我设想，许多年后，有人读郭敬明的，没有人读我的；我还设想，许多年后有人读周立波，不是作家周立波，而是“丑角”周立波，把那些他从网络上抄来的段子当作他的作品，没有人读郭敬明的；我还设想，许多年后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周立波了……历史是没有良知的，历史喜欢逆淘汰。     至于被淘汰者，只能安身立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命运这东西，不能选择，只能安命，或者索性拥抱。        

前一阵，中国生产的避孕套，被认为尺寸太小，被南非起诉。我写了《中国尺寸》反思中国的虚假强大，但很多人就盯着“中国人的尺寸”问题，令我啼笑皆非。他们甚至因此成了现实的辩护者。但是中国的虚假繁荣仍然存在，就好像满大街的广告：“我能！”这不，中国在速度上又“能”出了问题。     刚得到消息，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了事故。车上乘客介绍，列车开到豫园路时说是出了故障，稍停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就莫名的开起来了。于是，刚开了几秒，就听到急刹车，追尾撞上了。 应该说，10号线是“又”发生了事故。单是上海地铁，就已经事故频发，甚至在2009年12月22日，1号线一天内就连发4起事故。更不要说全国铁路了，“快速”成了铁道的广告语，于是越快越好，直到快快把乘客送进医院，送进火葬场。刚过去不久的“甬温大事故”就是一个例子。     我曾经坐过上海地铁，感觉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最有现代气息的城市，上海的地铁，让我想起日本的地铁。在日本坐地铁是安心的，它能在预定的时间内把客人送到要去的地方，一些推理电影，甚至用地铁到站的时间推断犯罪嫌疑人的准确行踪，其精确率到了秒的程度。当然日本铁路也会出事故，比较近的例子就是今年5月27日，一辆运行在北海道占冠村的特快列车，在隧道内发生故障，随后发生火灾，造成36人受伤，6节列车几乎全被烧毁。对这一事件，北海道铁道公司社长中岛尚俊不停地道歉。按说，到了这一步，应该可以静待尘埃落定了。但是他却留下了遗言，自杀谢罪了。相比之下，我们的“甬温大事故”，至今没有个让人信服的解释，更不要期求有人自杀了。     都说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其实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都讲“耻”。但是人家是“有耻”，我们却是“无耻”。虽然日本在对待他国上可能“无耻”，但是对本国，却绝对“有耻”。而我们却是也“无耻”，甚至更“无耻”。这也许正是关键所在，因为“有耻”，所以有负责心，所以就不敢掉以轻心，所以速度才是真正的速度。因为“无耻”，所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可以推诿，“文革”那么大的灾难，都没有人承担责任，何况只是提提速的“大跃进”？更何况只是列车提速？何况这列车，具有中国“飞速”发展的象征呢？它给中国的“头脸”们贴金，至于“屁民”们如何，无伤大局。所以好大喜功不妨。     但是，器官的好大喜功，只是在私处，出了问题，也只在私处，也只是个人问题，失败了，也只是你自作自受；但是列车事故，是在明处，是关系到千千万万的生命，而且是没理由为你献祭的他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