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

    很久没见过中国媒体如此自发的激情。日本3·11国难之际，上百名中国记者从各地火速飞越国境，赶往东瀛采访。钱江晚报等地方报纸也派出记者赴日采访灾情，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紧接着，国内不少城市报每天三个版全面报道日本灾后状况，持续半月，满足了读者关切。就近期情况来看，印尼海啸以及新西兰基督城地震，都没有这样的报道盛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日本是邻居，是亲戚，所以特别上心。胡锦涛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说：“亚洲人民是一家”。中国媒体对日本灾情的报道应验了这句话。 也有一个署名“李阳老师”的在网上说：“日本不需要同情，这次地震只是上帝小小的惩罚。”但这种被仇恨蒙蔽了良知的说法遭到多数人批驳。应该说，中国报刊对日本灾情的报道足够理性和客观。尤为难能的是，许多媒体突出报道了日本民众面对灾害表现出来的优秀素质。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在《压力下的风度》一文中说：“灾民排着队撤离，没人对着镜头哭喊。超市免费开放，没传来任何抢劫的消息。一位外来记者发现，即使在废墟中，人们仍然听到邻居们以良好的情绪，礼貌地问候彼此和来访者。而另一位则发现，在东京，计程车司机依然向客人鞠躬致敬，车内依然装饰着白色花边。卫生间马桶的坐圈依然是加热的，店主们依然一路小跑到顾客面前为他们服务。公司的员工们兢兢业业地加班，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街道上，人们被口罩遮住的面孔异常平静。”     上海东方早报4月3日发表叶千荣的文章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东京路上开车，看到一幢幢大楼都在“吐出”人群。“人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大部分人戴着口罩，背着包，穿着大衣，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上百万人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这一刻，他们都肯定明白至少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回到在郊外的家。但他们依旧平静地走着。车道上虽然塞车，但没有一个人试图走到车道上，尽管这样可以走得更快。当时感觉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出征。我在车里发出了地震后第一条微博，说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电影的场面，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突发的巨灾最能显现人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感。中国媒体报道的这一幕幕情景，与过去一些舆论“逢日必反”的情绪化表达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媒体打破仇恨的延续，显示了实事求是的胆魄和见贤思齐的学习精神。     这是中日民间互动的一个巨大变化与转折。     2002年12月，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文章副标题是“中日民间之忧”。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不久，民族主义飙升。网上凡提到日本人，不是叫鬼子就是叫倭寇。有文章甚至说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人们还记得，2001年底发生了一个轰动事件，就是演员赵薇由于曾穿过一件类似日本军旗的服装，在长沙演出时被人推倒在地，并往她身上泼粪水。这个事件点燃了情绪大火，延烧不已。许博渊在学习时报今年4月25日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说：“事情已经发展到不能听人议论日本的优点，一听就勃然大怒，就汉奸卖国贼地骂。” 我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批评了向赵薇身上泼粪的暴力行为，也批评了日本右翼人士鼓动民族主义的行径，提出中日两国民众都应该克服各自的民族主义，理性看待和改善两国关系。文章说，日本在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宣言中承认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并表示深刻反省。历史道歉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自1979年起通过向中国长期提供低息贷款援助中国建设150个大型项目，也表现了诚意。今天，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将要超过日本，日本对此感到紧张不足为怪。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状态的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亚洲应该向一体化方向迈进，推动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亚洲的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我的文章发表之后，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冯昭奎也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对日新思维，并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 犹如巨石投入水中，这些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愤青齐上阵，在各网站合力围剿多年。国内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等人2003年9月还在日本东京出版日文专著《何谓对日新思维——对马立诚、时殷弘论文的批判》，把国内的仗打到国外，对新思维大加讨伐，给我和时殷弘的文章扣上“迎合日本右翼势力”的帽子。     直到2007年和2008年，温家宝、胡锦涛相继访日，实现“融冰之旅”和“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新突破之后，这股批判劲头才减弱下来。后经有关部门调查，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金熙德原来是日本间谍，今年年初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而时殷弘则在今年4月被选拔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新思维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曾经骂我的青年网友给我来信，承认当初的幼稚和偏激。我在国内出差与各界人士谈到新思维，也获多数人首肯。中联部前部长朱良给我来信说，你很有勇气，这个问题应该提出来了。张闻天的秘书、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何方对我说，新思维提得好，把算历史账问题摆在首位，会陷入恶性循环，不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黑龙江省现任政协主席杜宇新也鼓励我说，新思维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美联社3月15日电说，中国救援有利于拉进中日关系。这话不错。环球时报3月17日报道说，日本国难以来，中国民间掀起了救援潮。3月16日，由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等人发起的100名中国学者倡议书《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获得热烈反响。四川企业发起“报恩”活动，为日本捐款，回报日本对四川地震的救助。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民间团体、学校、个人也纷纷捐款，很多网友捐款的留言感人肺腑，亲情可掬。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4月25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方民众的诚意“让日本民众感到如同触碰到了内心深处的琴弦般的温暖”。日本社会舆论也发表了同样的报道和评论。     前面提到的许博渊的文章《也谈灾难中日本国民的高素质》，对比了两国国民素质，提出应该向日本国民学习。     总之，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对日新思维经历曲折，顽强地生存下来，越发具有生命力。中日两国走出悲情改善关系是历史潮流。连新思维的批判者刘建平也承认，在经历了“非礼责攻的困难”之后，“对日新思维作为一种时代主题的呈现，终于得以领一时风骚。”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所说，我们不能不超越历史，历史问题不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只有发展中日关系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冯昭奎则指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出，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的成果。    

4月29日下午5点，央视第五频道实况转播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半决赛。丁俊晖刚刚在前一天八强赛展示强劲功力，以13比10 击败舆论看好的英国选手塞尔比，首次闯进四强，晋级世锦赛半决赛，创造了中国内地选手在世锦赛最好成绩。塞尔比颇有绅士风度，比赛结束后，他向丁俊晖表示祝贺，并对记者说：“丁俊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他有能力赢得更多。” 半决赛上，丁俊晖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特鲁姆普是参赛的最年轻选手，今年21岁。不久前，他刚刚获得中国公开赛冠军，信心满满。小伙长得帅气，发型后现代，打球也一如他的造型，不拘一格，勇猛过人，特别擅长难度很大的远台进攻。他的远台进攻精准度奇高，“竿竿见响”，使不少对手败于竿下，英国媒介称其为天才少年。     半决赛是33局17胜制。由于时间漫长，比赛分四阶段进行。在28日第一阶段比赛中，特鲁姆普以5比3暂时领先。北京时间29日下午5点开始第二阶段比赛。特鲁姆普仍然以远台进攻频频得手。当特鲁姆普以6比4领先时，担任解说嘉宾的蔡指导有点沉不住气了。蔡指导是我国斯诺克高手，曾获亚洲赛冠军，也是丁俊晖的入道教练。他说，希望丁俊晖采取有力防守措施，制止对手的“强盗式进攻”！“强盗”不是一个好词，当然是贬损特鲁姆普高强度远台进攻。老师盼望学生获胜无可厚非，但在斯诺克这样一项颇有绅士风格的运动中，使用“强盗”来评论别国选手，显然有失风度。换个方位看，如果丁俊晖擅长远台进攻并屡屡奏效，嘉宾的说辞又该如何呢？恐怕要赞不绝口了。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同台解说的央视主持人还是觉得不雅，笑着化解道：“蔡指导说的‘强盗’，是开玩笑”。 无独有偶。29日这一天，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鹿特丹世乒赛的日子。央视一位嘉宾说，中国队的目标，就是包揽全部冠军。     但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蔡振华不这样看。他在国家队出征之前接受记者采访说，不希望国乒队在鹿特丹包揽全部冠军，不希望国乒搞垄断。他说：“因为这对整个乒乓球运动来说，并不十分好。我们都希望升国旗奏国歌，但从世界乒乓球的发展来讲，希望其他代表队能有好成绩。希望更多的外国运动员能来挑战中国队。”如果乒乓球长期被中国队垄断，缺乏竞争，势必会降低乒乓球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参与人数减少，兴趣下降，最终会使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走向衰落。应该说，还是蔡振华头脑清楚，看得远。最近棋王聂卫平责怪央视体育频道转播乒乓球比赛太多，就是一个警讯。     或许有人对蔡振华不以为然，他们说，美国男篮长期雄踞世界，怎么没有降低美国篮球的吸引力呢？     问得好。这与美国男篮开放式态度有关。美国男篮张开双臂迎接各国篮球精英到美国一流球队打球。各国篮球精英干脆长住美国，参与美国篮球的训练、战略战术研究和各类比赛的全部流程，并且在美国拿到高收入，只是在重大国际比赛时才回国代表祖国出战。中国乒乓球队及各省强队能不能广泛吸收德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各国球员，让他们长期参与训练、开会、比赛的全部流程，并为他们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不怕他们打败自己？这样一比，问题就出来了。答案人人心中都有，这里不再细评。     我举上面这两个例子，想说什么呢？就是在体育比赛中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力上升，国人虚骄之气大涨。韬光养晦好久不提了，睦邻友好的方针也被置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面目”。一些人心里滋生的是很快超越美国的“豪气”，一些著作里鼓噪的是“强大的中国要给对手一点颜色看看”的豪言，一些歌曲里则唱出“天朝威猛，四方来仪”的期望。流风所被，影响之深，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新兴老大”的劲头。     这一股急剧飙升的民族主义，在体育界也有所反映，并在世界上激起涟漪。比如前不久的广州亚运会，中国队所获金牌比第二名韩国队多出123枚。缺了对抗性，一家通吃，这样的比赛有什么看头？可还有人觉得金牌拿得不够。某电视台在转播一些我国选手未获金牌的比赛项目时，解说员恨恨地说：“别看今天中国运动员输了，下一届一定能战胜对手，拿到金牌！”新华社记者杨明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国人体质明显下降，但我们的金牌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应该从下届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者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这话立遭体育官员反唇相讥。江苏体育局一位负责官员接受采访说：“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有什么矛盾？”     《印度快报》2010年11月17日评论广州亚运会说，应当把中国“划出亚洲”。理由是，中国得的金牌太多，而且还不满足，中国运动员“参与或赢得奖牌已难令他们满足，他们必须要得第一，必须要拿到金牌。”“中国在体育方面的优势并不让人欣赏。长久以来，公平竞赛和友谊第一都是国际体育竞赛的原则。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说：‘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是奋斗，而不是胜利；是努力拼搏，而不是成败得失。’对多数国家而言，这仍然是体育运动的指导原则，也是真正的体育精神。”“或许把中国划出亚洲，亚洲其他国家就能在同一水平线上比赛了。”     这些议论，是很好的提醒。     回头再说斯诺克世锦赛。丁俊晖和特鲁姆普打得出彩，让人透不过气。30日晚第四阶段比赛中，小丁稳扎稳打，给特鲁姆普造成巨大威胁，一度以15 比14领先。但特鲁姆普势如破竹连下三局，小丁最终以15 比17负于对手。特鲁姆普第二次参加世锦赛就打入决赛，最终获得亚军，无疑是一大突破，而小丁终于打进四强，对他来说也是破了纪录。 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也要输得起。有的网友说，稳健的丁俊晖犹如英国斯诺克高手希金斯，而特鲁姆普则是以犀利见长的英国宿将奥沙利文的接班人。丁俊晖今年24岁，与特鲁姆普年龄差别不大。今后二人将是长期强劲对手，台球爱好者大可一饱眼福了。     这样一种态度，就是看待比赛的理性态度。

      2002年到2003年，我和时殷弘、冯昭奎等学者先后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本意是立足国家长远利益，为实现周边睦邻，对处理中日关系提出一个新思路。新思维提出之后，遭国内一个著名日本问题学者讨伐。该学者不但在国内痛批新思维，还到东京出版了一本日文著作《何谓对日新思维——对马立诚、时殷弘论文的批判》，把笔墨官司打到国外，说新思维“迎合日本右翼需要”云云，从而抢到“爱国”先机，得到提升。殊不料，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学者竟是一个日本间谍。他的激进“爱国”，不过是以假乱真的障眼法而已，真实目的是骗取信任升官发财。今年初，该学者判了14年刑。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近年层见叠出，令人咋舌。原来，在某些人那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变成了做秀。     前不久，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出了一本书《中国谁在不高兴》。叶楚华在书中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他正念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热血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他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个供书商骗钱的大市场”。廖保平补充道：“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为何有如此怪象？一是某些人做了功利主义的俘虏，弄虚作假，揣摩风头。正如陶渊明所说：“真风告逝而大伪斯兴”。看到民族主义大行于世，就跟风而上，鞭子耍得比谁都响，“爱国”牛皮吹成天大。今天骂老张不爱国，明天骂老李不爱国，就数他最爱国。但实质呢？往往是见风使舵，以此博得有司青睐，趁机捞一把，扩展自家资源，玩大了甚至堕落成戴着面具的假面人。某大学一位女生，在克林顿访华时，质问为难克林顿出了风头，以此炫耀。没几天嫁给美国人，移民美国拿绿卡，又在人前炫耀，到底哪个是真的？二是舆论生态出了毛病。残疾运动员金晶以自己的身体护卫奥运火炬，广受称赞。但当她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说家乐福里有很多中国员工，抵制家乐福首先受害的是这些中国员工的时候，立遭愤青诅咒为“汉奸”，并且拿她的身体残疾进行人身攻击。令人怪异的是，这种“文革”式非理性的谩骂和攻击，常常被某些人捧为“爱国情怀”，导致语言暴力盛行。金晶绝不是个例。近年来，提倡顾全大局、理性爱国的声音频遭抵制和谩骂，乃至受到暴力威胁，致使一些人“爱国”虚火高烧，今天说“不高兴”，明天要“大打”，竞比声高，弄得别人不敢说话。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只能导致假话泛滥，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在国际上助燃“中国威胁论”，使中国陷入被动。去年“两会”发言中，几位退下来的部长感叹说真话难，就道出了人所共知的事实。     复杂的现实和沉痛的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某些分贝特高的“爱国者”，不妨问一句，有没有表演和生意的成份？

还是大陆人厉害。     陈明说：“蒋庆和我以及上海的罗义俊等人都是通过阅读港台新儒家作品而从正面接近传统，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体会和思考的。”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个自了汉而已。     略举几例，看看海外新儒家讲些什么。     唐君毅曾于1957年起草海外新儒家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所谓心性，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道德的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绝对完满和至善”。唐君毅认为，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唐君毅说儒学具有极高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根。他说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但唐君毅也承认，要超越世俗，达到生命人格的至善，“步步艰，处处难”。到晚年，唐君毅时常感到新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慨叹“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他说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论证了儒家三期说，提出儒家三统说和自我坎陷论。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他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说，“仁”是道德的中心观念，是价值之源，理想之源。牟宗三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道德的形上学”。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也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是他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实现现代化转化的探索与关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儒家与现代化并非直线因果关系，但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德责任和教育，看重政府的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对东亚实现经济现代化有一定助益。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痛切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他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诗》、《书》、《礼》、《乐》、《周易》、《春秋》这六经，是中国文化总汇。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方能合法”，否则“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     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同时，蒋庆还提出儒教政权应具有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文化传承的三重合法性。     依儒家逻辑，蒋庆反对“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再看第二条。 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以及每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早期新儒家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论述了。     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的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 梁先生说：“尊卑是个名份，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辟述评，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威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祥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练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怎么办呢？张祥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     张祥龙认为，划分出几个以家族为主干的儒家文化特区，不意味着国家整体生存方式全面转轨，“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行”，实行可能性比较大。 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2005年在新加坡出版《仁政》一书，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国，要比蒋庆、张祥龙开放。     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他的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康晓光断定，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     他说：“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康晓光认为“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决策咨询机制，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康晓光说：“有些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康晓光说，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但是，斗争并未结束。从21世纪初起，20年到50年，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中国进行。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康晓光对此略有悲观。他说：“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     就此，康晓光建议“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仁政也就实现了”，而“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看来，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他的气魄很大，但也因此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另方面，在新儒家内部又被称为叛徒。 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解释说，“即用见体”中的“体”，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东西，而是“永远在活动中……实现新生活的建构”。本来，“体”和“用”在一般人眼中是对立的，而“即用见体”把两者融会打通了。“用”可以通向“体”，“体”也可以体现为“用”。这与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有异曲同功之妙了。他说，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即用见体”的案例。这就是说，西方的“用”，如果符合中国人的意志需求，也可以成为“体”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陈明说，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赞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结合。在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上，“代议制、君主立宪都是可能选项”。     陈明多次称“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儒家强调民意，因而“儒家有宪政主义思想”。宪政机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财产，这与儒家主张的“敬德保民”一致。对于中国的宪政改革，陈明的建议是，用宪政主义代替自由主义，首先明确宪法原则，其次落实到司法审查，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或扩大公私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扩大和提升。”陈明认为，“儒家的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目标来说乃是一种积极的助缘”。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妥协，应该兼顾多种需要，特别是要寻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以减少震荡。他说：“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系统。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又必须对公私生活领域作出严格划分，对国家权力严格约束。”     陈明指蒋庆的儒学虽有若干洞见，但却是原教旨主义。陈明说，蒋庆称颂儒家设计建立了汉代制度，其实汉代是“外儒内法”，“外戚宦官交替为害直至酿成党锢之祸”，糟糕得很。称颂汉代政治，会给孔子带来光荣还是耻辱？     陈明进一步质疑蒋庆说，否定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是不明智的。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难道不是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知到的内在需要？没有这一切的所谓民族复兴又会是什么？”     陈明也提倡儒教，他提倡的是“公民儒教”。人有生死，因而有神圣性问题，而国家也需要神圣性叙事以增加凝聚力，所以建立公民宗教势在必行。公民儒教可以和自由民主宪政相结合，可以满足道德、信仰方面的需求。陈明说，儒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至于仪式，“左宗庙、右社稷”的格局以及天地祭祀活动，应有尽有。 陈明说，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但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基调是一种危机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民族如何自处？新儒家力图在当代生活中解决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     陈明说，不知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文化新儒家，说蒋庆是政治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陈明说自己的下一步目标，是建构一个可以叫做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     新儒家下一步究竟怎样发展？思想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