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中国现代史成为史学中进展最大的领域，可以说是群星闪耀，而高华则是最早闪现光华的星之一。可惜的是，如今他又成了最早陨落的星之一。 　　

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虽然本书所谈论的历史事件已过去六七十年，但还被认为是涉及‘敏感’，及至内地某些着名图书馆也是有我书的收藏，而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尽管如此，国内外、境内外一些高校的一些学科将我的书列为教学参考书，网络上也经常有我书的片断的转载，甚至还出现了几种电子版。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学术书籍、论文中，也有许多对我书的引用。由于本书不能进入内地，2003年有读者带入被海关没收，还打了一场官司（按，可参阅李宗陶《“禁书”过关诉讼始末》，载《新民周刊》2004年6月25日）。前几年内地出现了我书的大量的盗版，遍佈全国各地，有读者写信或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和西部的宝鸡都见到我书的盗版，我自己在上海街头也多次发现。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我自然不满，但无能为力，非常无奈。”

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然而诚如许先生所说，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他一生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

12月26日，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病逝，年仅57岁。中国古人将杰出的史官和史书称为良史。高华和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称当代中国不多见的良史。 《汉书》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伪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学，又有秉笔直书，敢讲真话的品格，才称得上良史。 高华先生有良史之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问世前，中国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近乎一盘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在官方文献、政治宣传和个人回忆中被屡屡提及；另一方面，官修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往往围绕千篇一律的政治结论，缺少对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的还原。档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让延安整风的面貌扑朔迷离。 凭借中、苏近现代史“活字典”的扎实功底和成长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养成的敏锐嗅觉，高华花费十多年时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据、辨伪、挖掘，求证历史的真相。这如同在几千块碎片中找出一千块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复杂拼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这样一册延安整风的拼图连环画。高华坚持用证据说话。阅读高著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高华并没有单独接触隐密档案的机缘，书中引用史料均已公开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大陆权威的出版机构。这更显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别可贵的是高华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对真相的追求有时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笔直书还是为尊者讳？这是对治史者良心的拷问。 研究延安整风，毛泽东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为汉朝史官，直书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记载他逃跑时推儿女下车，敢用“且喜且怜之”来描摹刘邦得知吕后杀韩信后的反应。这种“不隐恶”的良史风骨在高华的书中看得到。 延安整风和“红太阳升起”是改变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无不投射下延安整风的影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实的史家和史书。 高华比常人更懂得中共党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为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未必正确，而政治随时可能葬送一个体制内学者的前程。以高华的才华，不必说什么违心话，只要换个不太敏感的研究课题，不难跻身于电视明星学者、畅销书作者之列，告别清贫，名利双收。 就个人而言，高华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就国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担当。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果止步于为“伟大、光荣、正确”作注脚，与“秦人不暇自哀”何异？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古训，更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年历史的正视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华先生为缩小这段历史中的盲区鞠躬尽瘁，他是当代中国的良史。 读高华的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任何个人都有局限，司马迁亦非无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逻辑上的错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更进一步，恰是对良史传统最好的继承，这也是高华著书的初衷。 高华一生洞察权谋，却不醉心权谋。如果说他字里行间流露了什么个人倾向，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与高华先生虽不相识，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联系作者：zheng.wu@ft.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高华教授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些列讲座中的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