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译者 | 《和平对话》阿拉伯之春是2011年的,不是1989年的

核心提示:实际上,震撼阿拉伯世界的运动同结束苏联帝国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阿拉伯之春与民主有关,但是同时也与正义和公平有关。 原文: The Arab Spring is 2011, not 1989 作者: Jean-Marie Guéhenno 时间:2011.4.26 星期二 译者: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转型能力的陈腔滥调已经被阿拉伯革命的现实所打破。但是另一种滑稽的说法却正在取代它:根据这种新的说法,那些通过脸书或者推特动员起来的,聚集在开罗、班加西或者大马士革的人群,是西方民主理想传播的最新实例;当“其他的崛起”挑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候,西方仍将继续决定世界的政治事务。 在这个乐观的说法里,1989年和2011年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章节。它用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把对民主的政治需求同企业家和新技术的变革力量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震撼了阿拉伯世界的运动同结束苏联帝国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阿拉伯之春与民主有关,但是同时也与正义和公平有关。因为在这些社会里,有着数百万没有工作的青年男女——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两美元——他们渴求正义跟渴求民主的愿望一样强烈。 正如我听到一位资深阿拉伯外交家说的,今天的革命反对的既是独裁者,也是“既得利益者(profiteers)”。这些运动对外国干涉有着深深的怀疑,而许多年来一直和独裁者和既得利益者保持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会被这些运动利用,但是不会被信任,或将它们当做1989年时曾被景仰的模版。 我们的中东政策的影响非常广泛。好消息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正义、发展和再分配等实际问题上,有助于让公共讨论远离那些由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宣传的,回到过去神话中的伊斯兰王国的梦想。 用法国学者奥利维尔 罗伊(Olivier Roy)的话说,阿拉伯的革命也许会成为第一次“后伊斯兰主义”革命。但是,只有当我们西方世界的人去接受伊斯兰的价值观——就像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价值观一样,对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作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而不是辩论的中心)的时候,这才可以成为现实。 我们越是将对抗伊斯兰运动的世俗力量极端化,世俗力量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小。必须摒弃把阿拉伯世界的事务定义为一场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战斗的幻觉。欧洲和美国如果结束他们“点单式民主”的政策,并开始与哈马斯或真主党这样的运动展开对话,就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方面都赞同他们的观点。 优先考虑把穆斯林兄弟会和相关的组织引入主流政治圈来,而不是试图孤立它们。这个考虑十分必要。因为对正义的追求将会带来这样的要求:目前的精英——尤其是安全部门——不仅要交出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还要交出对经济的掌控。而这个要求最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动荡。 从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和以色列-阿拉伯之间的冲突通常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一个更加民主的阿拉伯世界将会更难以容忍这种态度。对那些支持依照与国际法和“两个国家”解决方案获得冲突决议的国家来说,这不应当被看作一种威胁。但是它将会要求对过去十年的政策进行“复位”。 最后,正如我们发现的,2011年的情况跟1989年不同。我们不再是值得信任的参照,我们将要在一片未知的水域里航行:我们在利比亚的行动的道德感在终结的时候也许会比开始的时候要少一些。政治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而我们也会受到去挑选胜利者,操纵最后的结果的诱惑(尤其是在石油丰富的国家)。 但是,对我们的长期的立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自从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的前途不断地被外国人决定。外界强国需要证明,他们这次是真的愿意支持本土成长起来的的政治进程。 西方要能接受它再也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的局面。但是它也不必成为一个消极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参与和克制中寻求平衡将成为这一新阶段的政策挑战。 在利比亚,也许还在其它国家,联合国为寻找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而积极进行参与,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提供正义和与大国政治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大国政治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它们,没有任何政治进程会有一个可持续的结果。 Jean-Marie Guehnno是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人权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的董事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研究所(Saltzman Institute)专业实践的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1年4月21日的《纽约时报》。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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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葭新浪微博账号被删

@jianzhang1989:靠,以前朋友也提醒过我,没在意,今天搜了一下自己,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估计是沾了1989的光。@贾葭微博:朋友提醒,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不到我的微博頁面。難道本人已經敏感到這種程度了?早年好幾個編輯輪流央請我來,後來又去掉V,後來加審核,現在加屏蔽。新浪還真是大氣啊。 原文转发(22)|原文评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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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前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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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六月的逃兵

这是第一个读者推荐:欢迎推荐文章,发送到 jerryofwong@gmail.com 。 作者:逃兵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驻北京的美国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老布什总统访华,然后又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同时,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 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 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抢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 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 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忿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生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地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I9B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多,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担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担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要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上司对之如此超级重视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人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 并拿回了录像带,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非没有危险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荤。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要。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 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上传泄密文件: https://uploadleakfile.appspot.com/ Paypal捐赠: Donate@UploadLeaks.com 广而告之: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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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真实的纪念:往事如烟

1990年9月30日的太阳不会照耀到2010年的窗台上,坐在2010年9月30日离我家乡三千里之外的阳光里回溯往事,回到遥远的1990年9月30日,抚摸那些已经发黄的陈旧细节,温暖而忧伤! 1990年9月30日上午10点多,入狱整整11个月后,我走出宝鸡市看守所,恢复身体的自由。   那些天总是做相同的梦,上厕所,却总拉不干净。党家村农民李永庆被折腾神经了,带着小镣在号子里不停地走,嘴里喃喃着“共产党爷爷给我发月饼”。还有一系列很怪异的事情出现:睡觉时候窑洞顶上的风洞里落下来一只肉呼呼的虫子在脸上;甘肃岷县毒贩子老侯梦里在喊“不要杀我”;石坝河农民老张的儿子给他送来一块力士香皂。下午到小放风院放风,接水时候,我的塑料盆里总会出现一团浸泡了很久的卫生纸,在盆子的水波里弥散。即使死死盯着,一眨眼,卫生纸还会出现。贾管在一次收风时候对我说:“我帮你看了,你也就是五年的刑。”特务黄建国的判决下来,很快就要去渭南锅炉厂服刑。 上午在小放风院放风,秋日暖阳照耀在小放风院里一个个秃脑壳和灰暗、苍白、营养不良的脸上,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那些天城市限水,看守所的水龙头经常水若游丝,断断续续。刚给身上打满力士香皂,水停了。小放风院的门打开,年轻的十里铺派出所实习民警高管把破烂的木门拉开一条缝,要我出去。开始,我以为高管是叫我去调查号子里折腾李永庆的事儿,指着浑身的香皂泡对高管说,等会冲干净再去。磨叽一会儿,娃娃脸的高管说:“放你了,出来吧。”看高管不像玩笑,虽然前几天贾管判我五年的言犹在耳,用一盆水冲干净身上的香皂泡沫,把盆子送给平时相处的狱友,跟高管回号子收拾东西。 褥子和被子是大学时代就跟我的,送给某位狱友。买好的月饼、方便面、午餐肉罐头送给13号的三平。用一个塑料袋装好三本狱中日记和《牛虻》、《约翰.克里斯多夫》、《唐诗三百首》等书,跟高管到了提审室。 提审室里等我的是一位平实朴素的中年男人,穿便装、提着一只小黑包。开门见山,他告诉我是替高检(办我案子的是一位高姓女检察官)来放我的。高检病了,为了能让我赶上回家过双节,便托他节前放我出去,所以也就没有通知我的家人。这位受托来放我的检察官好像姓任,说完这些,要我在一份不起诉决定书上签字。老实说,囚禁的日子,一直想出去。一旦真的可以出去了,我却心如止水般的平静,好像这是跟我无关的事情。可是,为了不辜负高检、任检们的善心好意,签名字的时候,我尽量装出激动的手有些抖。在不起诉书上签好字,我就可以离开看守所了。 向高管借了两块钱,从看守所出来,走过一条长长的水泥路,就到了宝平路边上的一路车站。上车之后到老火车站下车转二路车,很快就回到了位于益门铺神龙门里的家。离开才一年多时间,公共汽车票价涨了,两块钱只能坐一路车。跟二路车售票员说明原委,出狱第一时间就享受无票乘车待遇。 家里没有人,坐在背阴的楼口等着。先是见到住在我家楼后面的我哥的老丈母娘,才知道家里人上街给妹妹买嫁妆去了,他们不知道今天放我。过了一会儿,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子匆匆走来问我:“你是姚远吧。”接着,让我跟他上楼。打开我家房门,这位男子对我说:“你坐吧。”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成了家里的客人。 再过了一会儿,妈妈、爸爸、妹妹、大哥、嫂子都回来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那位陌生的男子是我妹夫。我回来十几天后,他跟我妹妹办了婚礼。 那一天,是1990年9月30日。阳光灿烂,秋风似水,天高云淡。   已经很久没有回忆往事了。20年来,我经历了一段常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岁月,并且由此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一生。今后的日子,我会越来越少地回顾或者重温这段往事。 今年清明节啸聚一伙人去河南商丘看梨花,回郑州的路上,刘国基大哥说了这样一段话:再大的风云际会,过后都会云淡风轻,不必要沉溺在过去的辉煌荣耀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还有很多纠葛需要清算;而对我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即使心里有再多凄凉辛酸,表现出来,也会越来越心平气和。 我的目光温暖而忧伤、安静而平和!     ao 小远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 12:16栖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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