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聖誕後，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來信，說高華走了。 　　 　　　　她同時向幾個朋友轉達了高華最後的問候，她說，“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幹，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聖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 　　 　　　　景明說：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她很懊悔地說：“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我想，她不是沒有料到，是內心拒絕相信，高華病後五年裏，景明每隔兩三天會打電話去問候，不論對面出現什麽情況，她都會以最輕松得體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幾天沒接到景明電話，高華反而會擔心景明出什麽事了。如高華夫人說，景明是上帝給我們送來的天使。在高華面前，她是最無須懊悔的一個。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來自天堂門前的問候，心被瞬間穿透，留下一個永遠不敢回望的處所。得到的太多，回報的太少太少。那種感覺，就象回想自己已經遠去的親人。相信這樣的感覺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語言貧乏。此後一個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關高華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裏，高華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一個人如高華那樣，能得到那麽多不同類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處，他卻始終很自然就踏踏實實留在地面，沒有一點點虛飾，真實、幹凈。有朋友試圖在尋找塑造他的文化根源，我發現，沒什麽道理可講，別人也學不來，是上帝就把他造成這樣，對高華，一切只是順其天性。 　　 　　　　2010年底，高華病重惡化來上海檢查。我恰在上海探親，就和朋友一起去醫院探望，順便一起吃飯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們不由緊張。可面前的高華還是原來那個透亮的高華，心態健康、積極光明、就象沒有病。高華不是“硬漢子”，緊張害怕難過都有，他只是給自己劃出一條線來，就能做到不跨越過去。見面後，還是他的歷史話題，還是對歷史細節的嘖嘖驚嘆和稱奇。探視變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們忘記了他的兇險病情。照料他的孫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對高華的照顧盡心、周到、細心。看後來的追悼會錄像，那個難以控制想去喚醒高華的，就是小孫。飯後他起身去廁所，因腹水起立緩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聽小孫匆匆談檢查結果，我們的心驟然落入谷底。高華回到桌旁，從我們不會掩飾的臉色猜到話題，就主動和我們聊了幾句自己的情況，平平靜靜。 　　 　　　　所以，不論何時提到高華，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學”。而高華是以其學術成就而成為高華的。高華有他獨特的學術軌跡。 　　 　　　　我一直對景明說，高華其實是個特別的老實孩子。高華曾回憶，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報有“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的腦袋轟的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他趕緊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賀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們討論下來，才一致認為，這不可能，這“違反了科學常識”。那年高華將臨十三歲。 　　 　　　　走過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會同意，童年的高華和賀軍並不尋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沖擊的孩子不計其數，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不要說小孩，成年人都屬鳳毛麟角。而對待一個毛澤東高壽年齡的細節上，又看得出他不但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認真老實的孩子。 　　 　　　　高華是天生對歷史好奇，看他從小的閱讀方向、入迷地細心琢磨歷史時事和人物事件來龍去脈，這是天生素質。可是，是什麽決定了他的研究專題？感謝景明轉來了高華學生黃駿找到的資料，讓我看到高華內心深藏的情結。 　　 　　　　那是高華父親年輕時代的故事，高華父親的好友殷毅為他寫的個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沈》。高華為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夥夫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這樣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地下共產黨組織。由於學了報務，最後他作為共產黨間諜，進入了當時首都南京的國民黨情報機構核心，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此後又進入南京警察廳本部電信科總臺。他的經歷幾乎就是電影《潛伏》主角的翻版，出生入死，比電影還電影。1949年以後，高華的父親是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代正科長。五十年代初，南京開始對原來地下黨作徹底清理整頓，和高華父親一起被送蘇州審查有十個幹部，其中八個是分局和局級幹部。結果，其中九名被認作“敵人”逮捕，有人後來死在獄中。幾十年後又全部平反。高華父親雖幸免入獄，也在1954年被開除黨籍；在1955年毫無證據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調去小學教書；1958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被定為右派，被毆打、發配農場勞動；在1966年的文革，為避免被打死，他離家出逃，高華那年12歲。這是自己的父親，他是共產黨功臣，對“自己人”如此殘酷的肅整殘害，入迷於歷史的高華要尋找謎底，這和張鳴研究土改一樣。高華只有在參透了延安整風、張鳴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轉向其他歷史選題。那是他們生命中必須先解的情結，而龍應臺，百轉千回，也必要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華父親就是一個“後延安整風”的犧牲者。 　　 　　　　高華是個老實人，在胡傑的采訪中，他承認自己認知的“過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寫的文章的一部分。這裏面有些變化，有些沒有變化……立此存照，讓讀者可以看到哪些變，哪些沒有變。這幾十年，我講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長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對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它再見。” 　　 　　　　1999年，高華在他寫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時，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價值取向：“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同時，他不僅對紅色思潮的大量參與者充滿同情，他們就是他的父親，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他的否定是聚焦在黨內“極左思潮”、“權謀政治”下內部整肅的“觀念和範式”，他父親遭遇的整肅，正是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這是高華在1999年的真實認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紅色思潮是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他也還在和主流影響告別的大半途。但是其後，高華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經完全超越了政黨內部整肅，而擴展到他父親在遭到整肅之前，也參與期間的那場旨在顛覆法治的革命。他在為他父親參與的革命所迫害的靈魂和被鎮壓的和冤魂伸張正義，那裏有張鳴的父親、胡平的父親、有他許多好友們的父親；待高華在最後歲月讀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應特別強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時候，我想他一定會想到一九四九年自己父親的潛伏，他是此方的孤膽英雄，是彼方的內奸罪人，那千千萬萬青年，如他父親一樣，懷著美好理想，卻誤陷一個註定要進入的悲劇。而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另有一種超越“敵我”的價值在。高華寫道：“歲月無聲，江山有情，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此時的高華，他早已經和父親參與的革命，和“主流影響”，徹底割裂。 　　 　　　　高華寫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內心強烈的觸動欲躍出紙面，但他天性的溫和及學者修養令他克制。我也在想，為什麽讀《紅太陽》，一點讀不出高華當時的認知局限，為什麽它無疑能夠成為傳世之作？謎底就在於老實的高華要求自己“求實求真為依歸”，高華寫道，“我認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因此，高華的著作只從“實證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論述。雖然他認為對這段歷史作理論分析也“極為重要”，但是謹慎的高華“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他著力於細節記錄、“個案研究”。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後記中強調，讀者甚至不會感受到這種局限的存在。高華記錄的史實在說話，在突破這個局限。 　　 　　　　高華走後，我重讀高華這七百頁巨著條理如此清晰。他選擇延安整風為主要對象，是極為明智的選擇。因為延安整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全套整肅套路，它涵蓋了整肅“觀念、範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成熟成型。而它的結局恰是絕對個人權威的確立，“紅太陽上升”。但是，高華的嚴謹記實，同時在指點一條他自己並沒有用理論去闡述的清晰路徑。 　　 　　　　延安整風是一場內部整肅，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肅AB團”的一個擴大翻版。它依據是國際紅色思潮的理論，確立一個超越傳統法治中“罪與非罪”概念的階級敵人概念。這個敵對階級，就是有產階級。紅色思潮起於西方工業革命突發的勞資沖突，所以“敵我”階級對立中，資產階級成為這個“敵”，產業工人成為“我”。紅色思潮湧入中國後，高華指出，它演變為一場農民革命。毛澤東的黨變為“農民黨”。也就是說，地主富農甚至在極端時任何有地產的人，都可能成為那個“敵”，而國民黨被認為是“代表了”有產階級，才成敵對政黨。黨內“土地政策”的“極左路線”和非“極左路線”之爭，只是這個“敵”的群體是只含“地富”，還是再劃入中農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澤東就曾經主張沒收所有私有土地。 　　 　　　　於是，傳統社會“罪”和“法”的概念被顛覆。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但合法擁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敵人，殺了這樣的“私產擁有者”，可以是階級鬥爭的正常行為，所以這樣“殺人”可以是“無罪”的。從“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對“法”的顛覆，這是中共黨內整肅的理論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劃入這樣的“敵人”陣營，就可以任意殺戮。 　　 　　　　高華讓我們看到，甚至在“肅AB團”兩年之前，最早的內部整肅，即毛澤東在1928年領導的“洗黨”，期間“打擊矛頭”就已經可以“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肅AB團”的借口就是：“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地富路線控制”，並且可以“給負責人任意扣上’富農帽子’”。“洗黨”起於在內部“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那些被戴“富農帽子”、被當作“地主富農”整肅的幹部，當然不是真的擁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場站在地富一邊，推行“地富路線”。此刻，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線罪”，對被整肅的幹部已經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處極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獲得了高華所說的“鎮壓的正當性”。 　　 　　　　高華的如實描述，讓我們看到一條線索，延安整風之前是“肅AB團”、“肅AB團”之前是“洗黨”，再輕輕一扯，就可以扯出關鍵：起源於西方的紅色思潮理論在為中國共產黨內整肅異己提供“觀念”：每一個紅區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農成為可任意處置的“敵人”群體，成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徹底顛覆後，定罪失去標準有罪群體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擴大，只要和無限擴大的罪名沾點邊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產者，可以是有產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於有產者存在的政黨，可以是有利於保存有產者的路線甚至想法。“肅AB團”時，紅軍“群眾”有“動搖”、“表現不好的”，都“應捉拿”、“究辦”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可怕社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名紅軍內肅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 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外人”。 　　 　　　　發端於蘇俄的逼供、酷刑、殺戮，劃罪、提供了肅、整“範式”，再結合中國式“個人權謀”的嫻熟運作，從打土豪、殺地富，發展到內部肅整，尤其是延安整風，高華展現了肅整不斷操練、直至爐火純青的細致發展過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萬萬四千萬中國同胞，許多人扭著剛學的秧歌舞迎來延安。他們對這段延安歷史毫無了解、對這套“觀念和範式”的實質意味著法治消失毫無概念，所以也不會料到，他們從此再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安全。他們沒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們， 還是從土改開始，紅區打土豪變為全國性土改，開始攪動漩渦，延安進入城市，敵人的罪名也在擴大。從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被卷入一次次整肅，漩渦越轉越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直至文革深淵。成千萬人成千萬的人，沒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還是一臉迷茫：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釋：噩夢只是起於中國偶遇幾個壞蛋攪局，現在一切撥亂反正，可以高枕無憂。 　　 　　　　1989年，文革結束十三年。父親已經平反，高華進入紅後代的行列，而且是紅色功臣之後。隨文革後“平反”的逐步展開，父輩恢復名譽，這是許許多多紅二代的共同經歷。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忙於準備接手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優勢拓展事業，許多人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籌備將軍子女合唱團，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頌揚父輩起於延安聖地的榮耀業績。 　　 　　　　此刻，只有那個獨特的高華，已經老老實實讀了太多太多真實的延安故事，他在簡陋公寓的一個寫字臺前坐下，一個老式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紅色先驅蘇俄的崩潰。 　　 　　　　高華展開稿紙，是時候了，他要寫出這段幾近淹沒的歷史，領我們，他現在和未來的朋友們，領他的同胞們，去看看他們災難的源頭。 　　 　　(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以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我看薄熙来“事件” 作者：西澳凯文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1:25:08 阅读量：5538次 　　薄熙来的崩盘从2月6日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始，至3月15日从重庆领导岗位调离，市委书记一职由张德江担任止，前后一个多月。自始至终，至今尚未见有关方面和官方文件以及报刊传媒把整个过程称之为“事件”。     本人今天斗胆把之称为“事件”，是因为此事从一开始到现在，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虽以薄熙来完败结束，但胡温在“完胜”的过程中，一定荆棘遍地，甚至充满凶险；此事目前虽尚未有最后结论，还有点雾里看花，但温家宝在记者会最后强调，“一定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要给人民一个交代”，解读起来却耐人意味。想必已掌握了薄某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铁证，在把重庆方面安顿好，全国也不会出现大的动荡之后，一定会有石破天惊的爆料出来。称之为事件，一点也不为过，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不信拭目以待。而整个事件，也不会到薄熙来下台就就此完结，不会是过眼烟云，后续还应当有故事。个人认为，这是中共党内又一次严峻的两条路线斗争，即关系到是否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捍卫三十年经济上取得的伟大成果，还是走向党内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二次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本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分析。 一、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已造成党内和国人的重大分裂。 　　自从薄书记在重庆推行“重庆模式”、“唱红打黑”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以来，其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已超出了重庆一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以挺薄和贬薄为界，明显的已被分成为“左派”和“右派”两个阵营，被称作所谓“右派”的贬薄人士对薄书记那套套用当年伟大领袖“文革”式的做法忧心忡忡，担心今后“一人独大，全民遭殃”的“文革”悲剧再现。标榜为“左派”的挺薄队伍则在自己的左派网站和刊物为薄书记的言行拍手叫好，摇旗呐喊，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讽刺、挖苦、揶揄甚至不惜借用出口转内销的小道消息进行人身攻击。不可否认，薄氏有极大的能量和掌控传媒的高超技巧。前段时间，不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就是国内的官媒和其它影响力较大的一些网站论坛中，批评现任领导人的言论也要大大超过批评薄书记的，更不要说被薄氏收买的海外某些传媒了。反观在重庆官媒网站上，竟看不到一条敢跟薄书记叫板和对其所作所为进行评头论足的言论。薄氏的言行，不仅有广泛的民间基础，在中共高层和军内也有共鸣和同谋，前段时间，军中某高层的突然去职，难道不能说明问题？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在此不多赘述。“左派”旗帜“乌有之乡”和司马南、孔庆东之辈如今也被暂时禁声，两家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暂时看不到了，但最近在薄熙来被拿掉以后，大陆网络上开始传播的一条所谓“国家为何薄熙来”的民谣，则可为“重大分裂”提供一些佐证，也看见薄氏影响之深远。内容如下： 　　巴渝百姓尽伤怀，唯愿苍天佑英才； 　　纵使用人真不察，瑕不掩玉放光彩。 　　唱读讲传扬正气，打黑除恶荡尘埃； 　　缩差共富建小康，经适公租筑大爱。 　　五个重庆深亦远，民生十条慷而慨； 　　三进三同人心暖，共分蛋糕民称快。 　　拳拳丹心受排挤，耿耿忠心遭忌猜； 　　熙来薄己厚重庆，国家为何薄熙来？ 　　想来这应代表了党内党外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18日发表的欧洲智囊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伦纳德的文章指出：“薄熙来这位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书记的崛起和败落，可能标志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动荡”，应该是一矢中的。 二、薄熙来虽去，但其倡导的一些理念，有可能被接收和推行。 　　 看过薄熙来2月2号讲话 的人，若没有经历过“文革”和见到后来的王立军事件，一定会认为薄氏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命的好官。通篇讲话酣畅淋漓，切中时弊，许多言论不失为经典。如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 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想来在台上讲这段话时，一定博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而讲话中更多的涉及的是民生和他的“共富”理论。如： 　　“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矛头所向，不言而喻 。诸如此类的话，薄氏还讲了很多很多。尽管这些话让当今高层听起来不太舒服，但有可能会成为下届高层“维稳”的主要工作。首先，反贪工作虽然一直在做，但如今的贪腐太普遍了，问题成山，用人们总结的一句话：“反贪腐亡党，不反贪腐亡国”。但亡国与亡党之间，孰轻孰重，有良知的中共党员和开明人士应当知道怎样作出抉择。而且，反贪腐顺应民心，自身还有一线生机，不反和反的不力的话，中共很快又将进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两极分化同样也是改革进程中老百姓反感和维稳的难点，不能不佩服薄氏刁买民心的老道和智慧，这种倒逼宫廷，谋求上位的做法也把胡温当局和下任领导逼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也必须有所建树的地步。相信未来几年内，贪官的日子将要比现在难过得多，一部分人利用职权、关系网和特殊途径实现一夜暴富和继续暴富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国家也会利用税收等杠杆让其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贡献”，而普通老百姓也将在“分蛋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本人倒是希望如果在现行体制不能做出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中共党内在这两个方面能有大的作为，并以此继续维持十年的稳定，到2021年前后，下届领导任期将满，也是中共成立100周年时，国家还在继续平稳的发展，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 三、关于薄熙来的出路。 　　海内外媒体有些猜测薄熙来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有的认为风波过后有可能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一职，还有的认为至少也是杨白冰模式。这些推测有些太天真，有些言时太早。对薄熙来的处理和定性，要看王立军、黄奇帆等一干人众的揭发和爆料。问题严重的话，赵紫阳模式都是轻的，很有可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处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模式，判几年或十几的徒刑，过几年再以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放出来。与近几年诸多落马的高官不同，贪腐和生活等其它方面的问题将不会是主要问题，薄氏的定性当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野心家、阴谋家的“桂冠”在文革以后虽然已很少用，薄氏有可能此次再得此“殊荣”。 　　纵观薄氏这几年的表演，得此“殊荣”也不为过，在重庆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薄氏的表现，像当年的高岗一样，在政治上还是显的嫩了一点，但也是自己急于求成，谋求上位，早日“君临天下”的天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