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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有一亿多临终病人及其家属需要关怀服务，但能够享受到临终关怀的病人不到总数的8%。 这份《经济学家》杂志信息部受新加坡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委托完成的报告指出，尽管近年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亚洲国家在“死亡质量”指数方面的排名仍偏低。除印度排名最后外，中国、马来西亚、韩国都排在后十名，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调查的40个国家中也仅排名第23。 但同处于亚洲文化背景之下的台湾和新加坡分别排名第14和18。 “善终”观念 台湾马偕纪念医院安宁疗护中心顾问、台北医学大学双和医院副院长赖允亮向BBC中文网介绍了台湾这方面的经验。 赖允亮医师说，华人社会本来就有“善终”的观念，但同时对死亡又有忌讳。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选择其它媒体播放器 台湾的做法就是先从民间做起，通过马偕纪念医院这样的先行者的工作让民众接受临终关怀（台湾称“安宁疗护”）的概念，然后经由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成为政府医疗政策的一部分。 《经济学家》杂志的报告指出，即使在拥有先进医疗保险体系的富裕国家也很少有能让医疗保险支付临终关怀费用的。但台湾已经做到由全民健保承担安宁疗护。全台目前已经有59家安宁病房，40%癌症病人在生命的晚期接受了服务。 两岸交流 在谈到中国大陆这方面的落后情况时，赖允亮医师表示他个人以为，大陆幅员广大，各地文化差异巨大以及在临终关怀方面起步较晚都是原因。 赖允亮医师介绍，两岸除早期的零星交流外，2001年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在大陆启动“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后，台湾已经为该基金会培训了对批次相关人才。 根据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网站上的信息，该项目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有31家宁养院，为9.1万名患者提供了服务。 但在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类似的机构只有100多家，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专业人士也仅有几千名。 贫富差距 有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学家》这次的报告可能更多从西方视角出发，以病人能否在医院接受临终照顾和多大程度上国家承担了相关费用为主要标准。 但从报告结论看，“死亡质量”指数在很大程度上跟有关国家的经济实力有直接关系。 报告中排在后面的国家还包括乌干达、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等国家。 排在首位的是临终关怀起源国家英国，随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奥地利、荷兰、德国、加拿大和美国。

过去两年，问题奶在中国以奶粉、炼乳、雪糕等形式不断重现。 青海、甘肃和吉林三省最近发现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奶粉，媒体惊呼中国“毒奶再现”。应当说，毒奶重来在中国已经不能用“再现”来描述，至少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 今年初，上海、山东、贵州等地就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的毒奶粉，而且几乎都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引发中国有关部门又一轮“整治”。 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春节前要求各地“限期清查”。一个月之后，该办公室在“3·15”消费者权益日之际非常“及时”地表示，中国各地的问题奶粉已经“全部销毁，仅有少量因法律或其他原因保存”。 我宁愿相信，“其他原因”不该包括让这些毒奶粉在仅仅几个月之后得以重新出现在青海、甘肃、吉林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不过，目前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三地发现的毒奶粉仍“疑似”2008年遗留的三聚氰胺超标产品。 新华社报道说，其中青海一案有可能是“犯罪分子利用过去尚未完全销毁的三鹿问题奶粉进行加工、销售”。 重来的毒奶 复出的官 李长江去年12月底出任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无论是2008年的“遗毒”，还是又有人“顶风作案”生产了新品，简单的事实是，问题奶粉还在市场上随时对人们的健康构成威胁。人们在指责有关企业利欲熏心的同时也不能不质问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 2008年的“三鹿毒奶事件”发生后，不能说中国没有“杀鸡儆猴”：三鹿负责人被判无期；两名销售、使用三聚氰胺的男子被执行了死刑。 然而就在“三鹿案”审理、宣判的同时，当年因为毒奶事件而辞职或者受到处分的中国政府官员则纷纷复出。 当时因 “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去年12月底出任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团派出身的他今年3月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了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李长江担任质检总局局长期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扫黄打非”至少不直接关乎人命，中央高层的任命决定也算英明。 如今毒奶重来，赴港游客的采购清单上恐怕又要添上几包进口奶粉。因内地“拖粉客”狂买进口奶粉而大获其利的香港食品店老板们也许真该感谢这位港澳台侨委员会李副主任。 同样东山再起的还有当时被行政记大过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此人到安徽升半级短暂“外放”之后也已经回京担任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三鹿事件”发生时的河北省农业厅长刘大群则在受到记过处分之前就成了邢台市委副书记，并在第二年初当上了邢台市长。 无助的家长 苦命的娃 “三毒奶粉事件”造成6名儿童死亡，大约30万名儿童中毒。有专家指出，即便受害儿童的结石病得到治疗，三聚氰胺中毒仍会有长期影响。 不少家长仍在为患儿的治疗奔波、求助、讨说法。 事件后，三鹿公司破产。在没有和受害儿童家长协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病童赔偿方案，但不少家长对方案不满，也有家长说根本没有得到政府承诺的免费治疗和赔偿。 其中一些家长和维权律师曾试图提出集体赔偿诉讼，但法院拒绝受理。 他们改变策略，个案诉讼后，全国也仅受理了有限的几起这方面的民事诉讼。更多的家长仍在为患儿的治疗奔波、求助、讨说法。 去年底，中国当局逮捕了代表患儿家长维护权利的“结石宝宝之家”网站创办者赵连海，罪名是“寻衅滋事”。 就在本周，中国媒体又纷纷报道重庆一名怀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问题奶粉的家长唐琳5月份被警方带走后也已经证实被“劳教”，罪名是他网上的泄愤言论“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 不知是否和毒奶再现有关，关于唐琳的报道和转贴多数已经被中国网站删除。 从家长、官员和所谓“责任者”们不同的命运，我们应当不难理解问题奶粉何以能在中国一再重现。 在这样的环境下，重来的恐怕将不仅仅是毒奶这一害，而最终受害的恐怕将不仅仅是孩子和其他消费者，也将包括这个体制本身。 按键 论坛：如何看中国三省再现毒奶粉？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媒体正成为新闻传播的强势媒体。 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评论人士、《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在接受中文网采访时说，新媒体就是同传统媒体脱离的，相对应或至少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它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在新闻事件、社会信息的传播上更加独立、更加自由、更加灵活。 新兴媒体 在张伟国看来，手机、博克和微博就属于这种新兴媒体，有的时候政府要想用传统方法管理都很难，因为它铺天盖地，连个主都找不到，看似群龙无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蓝皮书指出，中国网络论坛是民意集散地和网络舆论的代名词。 蓝皮书说，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媒介角色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网络媒体不仅在表达民意方面进一步继续其“草根”媒体的角色，而且其强大的传播功能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主题的新闻传播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说，从2007年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到2008年抗震救灾报道以及2009年“两会”报道中功能全面凸现的社会化媒介，中国网络媒体在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完成了传媒角色的转型。 蓝皮书指出，对于重大事件的成功报道是中国网络媒体新角色获得认同的基础。 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及诸如“躲猫猫”、“楼歪歪”、“色情日记局长”等传播面更广、影响面更大的网络新闻。 更没有提及因在网上收集川震遇害学生信息、披露“豆腐渣工程”而被判五年监禁的维权人士谭作人。 强势媒体 那么，中国的新兴网络媒体是否能够取代传统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强势媒体呢？ 张伟国认为，如果在一个言论表达自由的西方国家，传统媒体的衰落，被新兴的网络媒体取而代之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但是在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制度，主流媒体仍然掌控着社会的话语权。当局继续用传统的舆论政策对网络媒体进行控制，寸步不让，守土有责，这方面一点也没有放松的意识，反而使变本加厉，投巨资控制网络媒体的发展。 所以，尽管中国的传统媒体已经丧失了社会上领导舆论、产生民意和聚集社会资源的功能，但是政府仍以巨大的财政资源养着这批人，这些机构，使得这些传统媒体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草根媒体或社会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网上发言既能疏解一些怨气，释放一些不满，对当局来说这也许是一种疏导民意的新渠道；但这些民气与不满同时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有可能在网上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从这一点上看，对于害怕信息透明和公开传播的人来说，互联网和手机可以说是两大杀手。 专政手段 但另一个方面往往会令人忽视，那就是互联网也可以被当权者用做专政手段。 张伟国说，网络这东西是有双重性的，一方面是给民意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来讲，它在对社会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尤其是中共一党专制几十年来对人的控制有一种偏好的机制来讲，网络提供了一个非常一个预料不到的手段。 网络变成了政府无处不在的控制触角，在以往一些无法做到的监视行动现在有网络的帮助成为一种可能。例如，加强对每一个异议人士人盯人的控制，如监听电话，盗取电子邮件等，政府掌握和运用好互联网还会加强它对社会控制的程度。 张伟国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面临互联网威胁的同时还要大张旗鼓地推动网络经济。 由此看来，无论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如何发展，它只能是硬件上的发展。而掌控这些媒体发展的人才是软件。 在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更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草根媒体虽然是新兴媒体，但它要想取代主流媒体，由弱势媒体转变为强势媒体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小皇帝”一代现在开始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提出更多的要求，而这对中国社会和未来而言有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