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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外人不能帮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个国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起作用。与此同时，外国的支持虽然不足以让反叛者在斗争中占上风，但他们在当局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妥协。他们坚决要求现政权下台，只有处决或杀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让他们满意。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和更多的流血。”   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莱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教授于2012年7月8日发表在爱沙尼亚《彩虹》(Vikerkaa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中找到。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给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论述角度无疑将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一些启迪。 莱恩·穆勒森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类的命运？》一书，本文也被收录于他即将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及其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的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作者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然而，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能够实现全球民主秩序，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现今的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和更早时期的前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都提出了国际关系(IR)理论和国际法方面的相关议题。议题之一就是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政权更迭的政策或是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驱动，或是外部势力鼓噪、协助和怂恿的结果，而民主和平理论恰恰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和论证。另一个议题则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或者“保护责任”)以及对国内冲突的干预问题(军事干预或其他干预)——这种干预要么是支持政府，要么是支持反对派。 一、民主和平理论及其政治 支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相信所谓的民主和平理论。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文《论永久和平》奠定了该理论的哲学基础。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迪恩·巴斯特(Dean Babst)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民选政府——和平的力量》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的经典著作《战争研究》，后者对1480年到1941年的重大战争进行了分析。巴斯特的结论是：拥有民选政府的独立国家的存在(即民主社会)将极大地增加维持世界和平的机会。冷战结束前，康德的哲学专著被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抽象哲学的杰作，同时也很少有人记得或者提到巴斯特的文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这一话题的兴趣开始陡增，有些学者声称民主国家或者自由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法则。鲁道夫·拉梅尔(Rudolf Rummel)声称：“只有在至少一方是非自由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但是，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和中东欧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也看到了人们对新康德主义民主和平理论的兴趣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军事冲突的危险就越少，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如克林顿总统在现实政治层面指出的那样，“最终来看，确保我们安全和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的最佳战略就是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运动”。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天生的，它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与国家的国内特征并没有多大关系。与此相反，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民主和平理论更多关注国家的性质和民主特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民主和平理论和现实主义在一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分歧： 前者认为国家内部的变化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的性质。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因为体系的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结构性限制意味着不管国内政治体制如何，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的行为也会相似。1 在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统计学研究给出的有些解释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首先，民选政府对民众负责，因为民众承受战争的冲击，民主国家自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爱好和平。第二，因为民主国家解决国内问题和冲突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协商和妥协，它们会把这些程序延伸到对外关系上。这两大特征中的第一个有时候被称为“制度约束的作用”，即民主机构内天生的权力分离和制衡，公共舆论在让民主变得更加和平方面也具有限制性作用。第二个被称为“规范性影响的作用”，意思是国内的民主规范和协商文化可向外延伸，用以指导国际关系。最后，有人指出，因为民主国家往往更富裕，一旦发生战争，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贫穷的国家更大，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理由之一。 民主和平理论的最坚定支持者持一种双体论的观点(dyadic theory)，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相比之下，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观点的人要少一些，他们认为民主国家总体上更加爱好和平。民主和平理论的双体论观点认为，因为民主国家相互开放和信任，解决国际冲突就像解决国内分歧一样，是通过对话、妥协和让步实现的。因为非民主国家本身不透明，其国内的不满要么被压制，要么以武装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因而，这些非民主政权是不能被信任的：正如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一样，非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也会产生外部效应。虽然在原则上，这些解释可以用来支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后者声称不仅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同时民主国家也很少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然而，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的人还是要少些，因为这种观点明显与现实相矛盾。甚至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会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冲突的发起者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国家。 二、民主和平理论的问题 从直觉上看，若对比一下当今欧洲大陆与不久前的过去，人们或许确实相信民主和平理论。欧洲的历史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同样血腥，上个世纪的两次欧洲战争把其他国家也卷进来，并使得国内冲突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但自1945年以来，西欧确实拥有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比如，虽然当今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本质或许不是让两者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有助于让这两个宿敌维持牢固的和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但是，即使在欧洲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用来证明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民主国家的存在的历史本身也不长，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国家局限在“成熟的”或“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注意到，“现有的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在冷战时期”，这说明该“历史时期在涉及民主国家的关系时或许有特殊性，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一点，即假若没有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的话，最近这些年出现的民主国家中的大部分是否会发生战争”。 大部分民主国家确实是在冷战时期出现和成熟的，它们都属于两极世界中感受到共产主义竞争者威胁的同一个阵营——西方阵营。这自然让阵营内部的所有冲突都从属于主要威胁，即来自东方集团的军事或意识形态威胁。与此因素有关的是西方阵营中的领袖——美国——的角色。华盛顿是老大哥，它不仅保证西方阵营中小兄弟们的安全，使之免受外来威胁，而且维持阵营内部的秩序(虽然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小兄弟服从华盛顿的领导与东欧成员屈服于莫斯科的权威相比有着更多的自愿色彩)。但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是正确的，他说：“用概念术语的话，民主和平理论的主要失败在于它不承认霸权领袖在创造、保护和扩张民主和平区域中的角色。”在两极世界内的部分地区的确存在着单极霸权下的和平。不仅仅是军事威胁，同时，充满意识形态威胁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存在，也在自由民主国家屈服于保护者的意志方面发挥了作用——该保护者扮演了本地区所谓的“第一世界”利维坦的角色。对内实行民主的美国，在国际上却一直是霸权国家。该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冷战时期成熟民主国家阵营的民主和平实践，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与其领导下的成熟自由民主国家之外的国家打交道时往往侵略成性。即使在今天，启蒙遗产(enlightenment’s legacy)的“冷酷一面”——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且其目标或许不仅仅是自由，还包括主导地位——仍旧充满了马蒂·克斯肯尼耶米(Martti Koskenniemi)所界定的一种倾向，即“使得某种片面的观点看起来具有普世性的霸权斗争”。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他相信美国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来看属于遵从马基雅维利原则和国家理性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内结构和过程更类似于欧洲的后现代国家。若考虑到把美国与加拿大和多数欧洲国家并列为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库珀写道，“美国就更加令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清楚美国政府或者国会是否认为相互依赖性有必要或值得追求，是否愿意接受多数欧洲政府现在实行的开放性、相互监督、相互干涉的相关结论”。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些不同被归结为华盛顿的全球领袖意识，库珀客气地称之为“捍卫文明世界的责任最终落在自己肩上的意识”。更公正、更具批判性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这是相信自己的观念具有普世性的霸权者的认识，坚信只有在遭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支配下的非民主国家时，美国的利益才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库珀自己所说，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在强调人权和自决权的自由世界中，霸权思想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这些话写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还没有像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样强大和好斗，也看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子。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更具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当今世界，霸权就变得更加不被接受。让一个霸权中心来管理一个全球化中的世界，根本是力不从心。今天的欧洲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至少从直觉上判断，虽然欧洲国家的民主本质似乎是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首要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不仅是后现代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体制还是库珀所说的“后现代国家体系”(post－modern state system)。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体系，用库珀的话说，其特征包括：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直接界线的消除；相互干涉彼此的(传统上的)国内事务；正式拒绝使用武力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未来也不大可能发生使用武力的情形；领土边界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建立在透明、开放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安全。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相类似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大体上相同的历史(最为血腥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们也创造了独特的国际体系，在这里，现实主义原则(无政府主义、对相对权力的关心、囚徒困境等)要么根本不适用，要么只扮演第二位的从属性角色。在这里，莱恩所说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不再是与整个国际体系或其他地区性国际体系一样的无政府主义。 欧洲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它不再是霍布斯体系，而是变成了康德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甚至(在面对其他民主国家时)在此国际体系之外也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而且，欧洲国际体系很难在全球复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行。谁敢肯定如果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它就会与美国建立起类似法国和德国或荷兰和西班牙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而不是民选政府)更倾向于和平方式(通过行贿、朝廷联姻、弱小的一方在眼看失败不可避免时撤退)？解决冲突的原因不止一个。当然，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世界就比民主国家和平得多——当然不是。 但是，它意味着，即使世界有可能实现民主，天下也不一定太平。而且，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把民主理解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后者只是未来政治性安排的有限版本之一。伊多·奥伦(Ido Oren)曾说：“民主和平论关注的并非民主本身，它关注的是‘美国式的’或‘我们这样’的国家。用来定义民主的看似客观的规范和原则其实代表了美国的价值观。”世界上存在着争夺霸权的斗争，这一点非常明显，不容置疑。从全球来看，只有一个世界霸权，那就是美国，它有时候采取单边行动，但通常是与盟国一起行动。乔治·布什的一个助手曾经向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解释在当今世界现实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创造了现实。在你们研究那个现实时，在你们从法律上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将再次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你们当然也可以研究，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你和你们所有学者不过是来研究我们做了什么。2 上述这番话不仅傲慢自大而且充满幻觉，因为华盛顿控制和主宰事务的能力越来越萎缩——仅仅在苏联垮台后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单极时代特征。布什助手的说话方式表现出极端的傲慢、无知和天真，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有思想、有知识的美国人也持有类似想法。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约翰·法比安·维特(John Fabian Witt)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无人机的使用做出了许多有趣的评论，他写道：“在美国政府内部，五角大楼的杰伊·约翰逊(Jeh C. Johnson)和国务院的高洪柱(Harold Koh)等律师，正与来自司法部、白宫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位律师一道，创建一种规范定点清除行为(targeting process)的新体系。”我很熟悉和尊重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教授，我敢肯定，他和国务院、国防部或司法部的同事在为轰炸目标确立国际法原则(维特的文章是关于国际法的)，但是，如果维特说的“其他地方”不是指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话——人家并没有委托美国政府为全世界制定国际法的艰巨任务——他的评论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口吻上)与布什总统的助手对罗恩·萨斯坎德的话就没有两样。这种心态不是没有危害的，虽然它或许确实有助于创造新的现实，但这些现实往往与华盛顿的期望背道而驰。 但是，当地区强国如中国(如在南中国海)或者俄罗斯(如在高加索)声称在自己的边界附近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全球霸权马上就开始大喊“狼来了”，它会说，当今世界一定不能有势力范围，只存在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和利益(其内容包括自由市场、民主和世俗主义等)。但是，在被用于“出口”时，“启蒙遗产”的这一人道主义面孔存在着严重问题。尽管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有着众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和影响的人物，他们鼓吹自由和民主，但是，在实践中，这种革命往往最终要么陷入混乱和失败的状态，要么回归独裁时代或导致失败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即便西方价值观在原则上能够普遍化，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都愿意立即引进。有时候，用药过猛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可能要了病人的命。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很多变量。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已经辨认出有助于巩固新兴民主的条件：(1)从前有民主化努力的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2)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3)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外部援助；(4)民主转型发生于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前，这表明民主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受外部势力的影响；(5)拥有和平(而非暴力)转型的经验。托马斯·卡罗特斯(Thomas Carothers)并不将这些或者其他因素看作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相反，在他看来，它们代表了民主化的核心“促进因素”或“阻碍因素”——它们使得民主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或是容易。如果有人进而指出，这些“阻碍因素”的组合将使得民主化(至少在现在)变得根本不可能，那么，我们有可能会认同这种方式。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社会中进行民主改革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能轻易推动。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注意到的，如果在没有国内需求的情况下从外面引进民主制度，而没有习惯于自由的民众的推动，它会分崩离析。在推广民主或引进民主时，有必要牢记民主化必须是由需求方推动而不是由供应方推动的。只有当民众拥有建立民主机构的强烈愿望以及存在最低限度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时，供应方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其作用就是破坏性的——请原谅我在这里借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creative destruction)。这样的破坏很少有创造性。 如果我们因为其独特性而将冷战时期排除在外，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学画面就变得更加模糊了。因为民主的标准没有共识，有些作者认为某些战争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有些理论家则反对这么说。比如，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认为，181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只是到了1832年改革法案之后才成为民主国家。克里斯托弗·莱恩分析了民主国家间的四场“差一点发生的”战争的案例(1861年英国和美国的特伦特号事件、1895～1896年英国和美国的委内瑞拉与大英帝国边界争端、英法两国对于上尼罗河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以及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1923年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理论更能够解释为何这些危机没有导致武装冲突：弱小的一方总要退却，因此就避免了当时的军事冲突。莱恩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观察到：“一个国家面对的外部威胁(或它认为的外国威胁)越大，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就越充满‘专断性’，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越加集中。”把该观察作为一个原则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不是民主导致了和平。相反，从长远看来，是和平有助于民主的出现和维持。而且，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很少公开，与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相比，它较少受到议会的控制和约束。正如莱恩写到的，“在外交政策领域，法国和英国在民主方面与第二帝国没有多大不同”。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政治问题、政治正统以及其他政治机制使得外交事务(较之于国内事务)更少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监督。一些近期的动向——比如巴基斯坦、也门和其他地方的无人机袭击以及(通过奥运会或Stuxnet病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网络战争——已经提出了行政权与立法机构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娄·伊诺森特(Malou Innocent)所言：“以广泛的行政权理论为基础，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有权力把人(包括美国公民)作为致命瞄准的目标，而不需要透明、问责和国会认可的假象。”由于它提出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它提到了“美国公民”)，这个正确的评论值得我们稍微转移一下关注点。人们似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或下意识的假设，即如果对准非美国人就没有问题，美国公民值得特别的、更高规格的保护。这种态度如果不是直接违背国际法(非歧视性原则)，也肯定导致了在具体情况下违背国际法的行径。 不仅如此，在操纵民意以准备使用武力时，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技巧完全可以与非民主国家相媲美。每当媒体持久密集地关注一个冲突，尤其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方犯下的罪行上时，通常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这或许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形，即城中只有一个无赖，他身边还有一些愤世嫉俗的自私的操纵者和支持者。第二，常常出现的是，“政权更迭”处于准备之中，对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大肆攻击，而其他人则被描述成无辜的受害者或自由战士，这通常意味着为了政权更迭使用“一切可能手段”的前奏和准备。不仅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轻易参与战争，因为在民主社会中，是人民(即选民)承受了军事冲突的冲击，他们要付出钱财甚至是牺牲性命。然而，这种说法仅仅是部分正确。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资助战争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强调在军事技术上比潜在或实际的敌人先进得多的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常常只使用空军力量(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对付敌人，这就导致它们的人员伤亡要比敌方的战斗人员、甚至是平民少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三、康德和21世纪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列出了通向永久和平的六个初始步骤。如果考虑到康德时期和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的话，有些内容可能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但每个步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康德的前提之一是政府不应该借钱打仗。这个初始条件确实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民主与和平的观点联系起来。多数人特别不喜欢的税收是民主的基石之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或许可以颠倒过来变成“不纳税无代表”。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能源丰富的专制国家，无纳税或低税负实际上成为政府贿赂民众的手段，民众在国家事务上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其他能源型专制国家，如土库曼斯坦，根本不对公民收税，反而使用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得到的租金来贿赂民众。 在此背景下，一个有趣的、特别的事情就是乔治·布什的减税措施，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几乎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两场重要战争的时期。在以前，美国政府使用税收支撑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施了“高累进税制体系”。美国城市研究所(the US Urban Institute)已经注意到，“就像1941年12月7日的事件一样，‘9·11’袭击激发了强大的‘团结在同一旗帜之下的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因为美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战争做出牺牲的准备。但是与珍珠港袭击不同，在‘9·11’袭击之初，没有人谈论将增税作为战争动员手段的问题。正如早期的领袖诉诸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而增税一样，某些政客使用同样的策略鼓吹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减税。通过借债而不是增税，布什政府不仅把战争的负担从这一代人转嫁到下一代人，而且还从当代人那里得到了战争的授权。这是对当代人的贿赂，它牺牲了后代人的利益。不由分说，资助这样的战争与康德的永久和平前提格格不入，也与民主的基本观念相矛盾，尤其是当这些战争是主动选择的而不是必然结果时。同样，今天战争的经济负担不应该被转嫁到后代身上。正如美国最伟大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说：“纳税是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 在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必须面对其他一些挑战。比如，有些专家已经指出，虽然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或许是真实的，但是，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常常充满了危险——过去200年的历史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身处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也确实与其他民主国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发生了战争。这部分是因为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个事实(有时候还是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威尔·胡顿(Will Hutton)相信，“民主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中都更少表现出脆弱性”。不过，他错了。真相通常正好相反：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更稳定，处于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常常需要经过危险的J型曲线。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转型国家的内部稳定、甚至作为独立国家的未来都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它们也可能变得比过去更加好战(而不是厌战)。 第二，成熟的自由民主之间没有战争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与非民主国家或者新兴民主国家交往时不具侵略性。有些学者一致强调民主和平理论有其“黑暗面”，民主国家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时往往更具攻击性。美国在1953年对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领导下的民主伊朗进行的军事冒险，以及20世纪70年代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主智利的军事干预表明，民主或者民主的缺乏并不能决定和平还是战争占上风——这远不如说决定因素是某个国家能否达到其强大邻国的期望，或者如果我们谈到全球事务，某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华盛顿的期待或者属于欧洲大西洋联盟的那些人的期待。最后，即使我们假设所有社会最终都变成了自由民主社会(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仍旧会存在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对于领导地位的竞争，同时仍旧存在能够引发冲突的众多潜在原因。这不仅因为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或许会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也是因为尝试将无法民主的东西民主化(不管它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当下，这一点并不重要)的努力能够带来更大的威胁。那些基于民主和平理论之上的现实政策充满了模糊性和缺陷，不仅如此，积极推动自由民主(尤其是通过武力方式)，还充满着其他一些危险。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提出了异常敏锐的观察：“从前的所有庆祝都太早了，但是与民主和平有关的观点很快成为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作为核心辩护和潜在动机，最明确地体现在对伊拉克进行的强制性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和平理论不是作为‘和平的力量’，而是变成隐含着造成严重分裂和付出高昂代价的战争。”推行民主和平的尝试确实导致战争，但其后果可能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在预测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时，更是如此。任何大社会计划都变成了一种乌托邦。任何改造社会的激进尝试都产生了与预测的或渴望的结果相反的意外后果。布什政府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努力受到的最激烈批判来自新保守主义作家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经在2003年支持伊拉克战争：“最终的错误是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文化。新保守主义对政府在国内改造文化的能力的怀疑与政府的幼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尤其是面对外国复杂的、部落的、派别林立的文化时。”真正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政治精英在开始大肆改造外国社会时是多么迅速和毫不犹豫，尤其是与这些精英在解决紧迫的国内议题时的笨拙和拖沓相比时，区别就更加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注意到： 经济学家惊讶于我们的医疗保健领域和多交少得的能力：美国的健康状况比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更差，但美国人均花费绝对更多，占GDP的百分比更高。我们花费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是GDP的1/6，而法国只花费了1/8。美国的人均花费一直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5倍。3 与几乎不可能解决的国内医疗保险对比，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大中东的民主化问题似乎容易得多。 那些依靠民主和平理论在世界推广民主的人必须记住康德哲学包含着不使用战争手段作为推动历史变革的手段的观点。康德写道：“但是，不应该尝试通过革命方法提前实现这个观点，也就是通过暴力推翻已经存在的不完美的和腐败的政府。相反，应该通过根据固定原则缓慢改革的方式尝试和推行这个观点。”民主和平理论有助于为若干外国干预辩护。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的《伊拉克战争》以“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很少(如果它们之间确实发生战争的话)”这一前提开始，他们的结论是“世界变得越民主，就越亲近美国”。这个结论思维混乱，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辩护。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一个国家变得越民主，跟随美国跑的意愿就越小。 四、政权更迭和“阿拉伯之春” 西方政治领袖以及与其沆瀣一气的记者和学者在谈论着未来的民主，甚至自由的叙利亚。网球爱好者可能对这些领袖说出网球明星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的名言：“你不是当真的。”约书亚·兰蒂斯(Joshua Landis)注意到：“若有人告诉你他们要在叙利亚建造民主，别相信他们的鬼话。”叙利亚的民主建设之所以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困难，除了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或缺乏传统、民族和宗教派别争斗等因素之外，还有该国人口的平均年龄(21岁)难题。兰蒂斯提到了华盛顿智库亨利·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re)的理查德·辛克塔(Richard Cincotta)的研究，此人从年龄结构角度研究了从1972年到1989年之间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结果发现平均年龄在30岁或30岁左右(如果超过35岁，就没有任何革命了)的国家将很有可能维持其成就。平均年龄越低，民主政权取得成功和持久的困难就越大。在阿拉伯之春中，像在许多其他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本土性、区域性和全球性因素相互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只专注于某个方面就可能得出有限的和错误的画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强调了地方差异的重要性，当西方尤其是美国观察世界的时候，这种差异常常被忽略。但是，看不到更大的画面同样是错误的。中东事件也需要在世界整体权力平衡的变化背景下被观察。冷战时期，中东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夺优先权的区域，现在的大象是中国，它介入中东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这根本不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赞美，真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战争”和“多样化的激烈竞争的出现已经使西方跨国公司的市场陷入危险之中”。这是阿拉伯觉醒的背景，虽然有区域的和本土的理由，但也存在着决定成功和失败的癖性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个背景就等于盲人摸象。 对于当今政权更迭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人们的判断因人而异，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则满怀希望。自政治和国家出现之初，依靠民主投票实现政府和平变革的可能性，一直就存在于奋起反抗当权者的人当中，无论是古罗马的奴隶还是中国、俄国或中世纪欧洲的起义农民或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而外国援助也决非闻所未闻的稀罕事，无论是帮助政府镇压叛乱(弗拉基米尔·列宁称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宪兵”，因为它在19世纪中期支持保守的欧洲政府)还是帮助反叛者。但是，后联合国宪章时代的国际法禁止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因而，任何资助反叛者的行为就等同于违反国际法。如今，甚至帮助政府镇压叛乱也与国际法相背，因为它违反了民众自决原则。与此同时，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国际人权法的出现和迅速演变，同时不仅将战争罪行而且将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变成国际法中的犯罪行为，而且还出现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 在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我们面临与此趋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奋起反抗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尤其是后者通常不拉选票。在全球化的世界，反抗具有传染性；呈现连锁反应的形式。与从前不同，这种连锁反应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所有这些联系和链条不是真实的而是虚拟的，多数联系只存在于脸谱或微博上。一国的反抗者在没有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轻易取得成功，另一国的当局却有能力镇压反抗者。决定反抗成功与否的变量太多，最重要的变量是内在而不是外在因素。反抗的结果可能是没有明显的外部参与的兵不血刃的政变(如突尼斯)，也可能是外国明显支持反叛者的相对短暂但血腥的冲突(如利比亚)。但更多的情况是结果难以预料的长期的血腥内战(如叙利亚)。新情况是外国帮助一个国家的反叛者可能鼓励其他国家的反叛者或潜在反叛者。在2000年的千禧年报告中，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注意到人道主义干预“可能鼓励分裂主义运动故意挑起事端，激怒政府犯下侵犯人权的行动，以便引起外来干预从而帮助其分裂国家的阴谋”。阿兰·库普曼(Alan Kuperman)称之为“道德危害问题”，对风险的保护刺激人们甘愿冒险。他指出，因为科索沃而威胁对塞尔维亚使用武力的声明使得科索沃解放军胆子更大，鼓励了士兵使用暴力伤害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平民，从而激怒塞族人做出过度反应，招致外国干涉。结果正是如此。同样，那些反对独裁者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或叙利亚的阿萨德的人已经使用或正在使用同样的伎俩。 但是，问题在于外人不能帮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个国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起作用。与此同时，外国的支持虽然不足以让反叛者在斗争中占上风，但他们在当局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妥协。他们坚决要求现政权下台，只有处决或杀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让他们满意。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和更多的流血。罗伊·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和杰拉尔德·诺斯(Gerald Knaus)写道：“代表国际社会的外国人通常比他们想象的要虚弱得多，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当地社会孤立，加上不熟悉当地文化和情况，很容易被抽象理论引入歧途。”他们认为：“失败总是可能的，无论多么可怕，它是一种选择。”需要特别强调最后一点——失败是一种选择，因为政客和军人在失败变为现实之前从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等到败局已定，人员和资源的重大损失已经无可挽回。 1979年，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了她的著名文章《独裁与双重标准》。该文值得研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赞同她的论证，而是因为它鼓励人们思考各种政策及其意料之外的后果。柯克帕特里克写道：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蒋介石垮台前的中国、卡斯特罗胜利前的古巴、越南战争的某些关键阶段以及最近的安哥拉)，美国促使当地政府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努力都遭遇激烈的内部反抗，不仅失败了，而且实际上帮助了新政权的上台，如果与从前的专制政权相比，普通民众享受的自由和个人安全感更少，更糟糕的是，新政权对美国利益和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4 当然，今非昔比。柯克帕特里克鼓吹依靠专制政府与美国结盟来对抗苏联及其盟友。今天，为独裁者提供支持的合理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柯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仍然符合实际。打击独裁者或推翻独裁政权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在新政权下，民众享受的自由和个人安全感更少，新政权对美国利益和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 (本文的翻译得到莱恩·穆勒森教授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本文英文版请参阅《欧洲杂志》的超级链接：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2-08-22-mullerson-en.html。) 注释： 1C.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2, 12.

“如果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政府会改变现在的策略，介入叙利亚内战。这也是为何这次的“毒气事件”如此受到瞩目的原因，如果属实，这就是一场化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可能是外部社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那么，叙利亚内战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此而来。” 导语： 叙利亚反对派指责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消息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担心。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对国际社会到底有何影响呢？ 一、“毒气大屠杀”尚是罗生门，但是叙有化学武器被国际社会公认 1、遇害人员看着有“中毒”表征，不过细节未认定，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互相指责 一具具尸体横趴在地上，看不到明显的伤口；猫也死了；幸存的孩子呕吐不止……这是由英国独立记者拍摄的一段视频。不管是录像还是目击者的讲述，都直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发生过袭击事件，遇袭者的症状也的确像是中了“毒气”。叙利亚反对派声称有1300人遇难。然而，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的死亡人数暂时为130人。该组织以精确统计平民死亡人数而著称。同样统计了死亡人数的还有叙利亚暴行档案中心，该机构的官网上列出了遇害人员的姓名、是否成年、遇害地点、遇害原因，根据记录，起码当天有500人在大马士革郊区遇害，而该机构直接把遇害原因归结为“化学武器”。 另一边厢，叙利亚政府军则暗示反对派对其使用毒气。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也在周六发布了一段视频：政府军士兵在大马士革和反对派交火，突然发生严重呼吸困难。这样一段视频被看作是在暗示反对派武装使用了化学武器攻打政府军。 尽管死亡人数和具体死亡原因未定，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大马士革的郊区的确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死亡事件，从症状看，和化学武器有相似性。不过是不是化学武器有待核查，因为视频中救助伤者的人员没有穿戴任何的防护设备和器具，不合常理。另外，联合国派出的调查组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们的任务就是核查叙利亚内战中是否使用过化学武器。这个时机被认为太过蹊跷，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方面不太可能选择这时候“引火烧身”。而反对派则被认为有可能造假来吸引国际社会的介入，不过，一般又都认为化学武器都在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之下，反对派不太可能获得。 2、但是叙利亚政府持有化学武器基本为国际社会公认，且可能已经在内战中使用过 去年7月，叙利亚政府发言人曾经说，叙政府永远不会用化学武器或非常规武器对付叙利亚人民，只会用来抵抗外国侵略。这被普遍解读为叙利亚政府首次承认拥有化学武器。虽然随后叙利亚官方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这是假设性语言。但是，今年6月，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证实了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该报告称，叙利亚政府拥有化学武器，并且可能已经使用过。不过该报告并没有确认该化学武器究竟是哪种毒气。同时，也没有排除叙利亚反对派也有获得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而美国的情报机构也确认了叙利亚内战中曾经使用过毒气。据透露，他们从一死一伤两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分子头发等样本上提取到了沙林毒气残留。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声明是，“鉴于我们获得了多方面的独立信息，我们的情报机构对这个评估结果非常有信心。” 事实上，叙利亚政府持有化学武器一直就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公开的秘密”。有情报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叙利亚政府就拥有芥子气、沙林毒气等各类化学武器共计数百吨。叙利亚也是少有的几个未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之一。 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定时炸弹” 1、倘若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对全球都是灾难性的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目前应该还处于阿萨德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有多处储存地。而反对派要获得这些化学武器比较困难，并且反对派可能也缺乏运输设备。 以色列等国家担心阿萨德政权会用化学武器攻击自己。不过，国际社会最大的担心其实是，倘若这些化学武器流入黑市或者不慎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对全球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化学武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致使敌人大规模地死亡或者受伤。而许多毒气都被称之为“无形杀手”，无色无味，很难被发觉。恐怖分子利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早有先例，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使用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不幸中的万幸是该邪教组织还没拥有提纯沙林毒气的设备、技术，否则后果难以估计。 2、叙利亚的乱局下，这种恶果发生的可能性激增 目前的叙利亚，大局上看是反对派和阿萨德政权的对峙，可倘若细分了看，教派林立、各种势力复杂得令人咋舌。许多极端主义分子也来到叙利亚聚集。有反恐情报称，已经有6000多名好战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涌入了叙利亚。而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4月，叙利亚政权的一座主要化学武器工厂附近爆发了一场争夺战，发起争夺行动的是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反对派“胜利阵线”。该工厂生产致命的沙林毒气。该报道称，沙林毒气比氰化物要毒500倍，要不了多少，恐怖分子就可以在伦敦或者纽约的地铁中引发灾难性后果。 当然，也有专家说大量的化学武器难以掩人耳目地进行运送，并且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将不同的原料混合起来才能成致命的制剂。因此，认为国际社会是杞人忧天。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恐怖分子拥有大量的化学武器对国际社会都是坏消息，可能引起的恐慌是巨大的。 三、可要拆除这个“定时炸弹”不容易，国际社会左右两难 1、一方面，国际社会都强烈反对叙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曾把这设为美国是否介入的红线 倘若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无疑会引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分析称，阿萨德政权在两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化学武器的空投，届时，包括美军在内的外部力量根本来不及反应。 因此，奥巴马将化学武器设为“红线”。 去年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警告说，叙利亚政府只要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只是“移动”它们，就将触及美国的“红线”。后来，奥巴马又说，“我已经明确说过，一旦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得到确认，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变盘因素(Game Changer)。”这可以理解为，如果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政府会改变现在的策略，介入叙利亚内战。 这也是为何这次的“毒气事件”如此受到瞩目的原因，如果属实，这就是一场化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可能是外部社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那么，叙利亚内战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此而来。 2、另一方面，局势太复杂，国际社会的介入成本非常高，因此犹豫不决 严格算起来，奥巴马的“红线论”已经失信过一次。美国的情报机构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叙利亚政府军小规模使用过化学武器。也就是说，不管国际社会有没有定论，美国自己是有结论的。但是，美国的应对是准备给反对派提供武器。但据报道，到目前还没有任何武器运达。因为，美国实际上支持的是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而不是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恐怕也有武器落入后者之手的担心。而就算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在反对极端主义者的立场上也和美国等国家一致。 另一方面，叙利亚的未来是什么？再理想主义的人恐怕也很难乐观起来。叙利亚不可能走埃及模式——阿萨德不是穆巴拉克，政府军队处于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下；也不可能走也门模式——“和平”地流放总统，因为阿萨德手上的血债太多，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且他也不可能放弃，而支持该政权的俄罗斯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势力范围；最后，还是不可能走利比亚之路，阿萨德政权自身的实力要比卡扎菲强很多，虽然现在分析都认为阿萨德无力统一，但事实上其已经差不多演变为叙利亚力量最大的一个“割据军阀”。如果国际社会要介入，绝不是设置禁飞区，出动空军这么简单。而一旦介入，就可能被拖入到泥潭之中，中止内战就得花费巨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后期的教派和解、重建国家工作，这不会比重建一个伊拉克容易一丝一毫。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的“毒气屠杀”传闻发生后，美国政府很快就召开了会议讨论对策，可介入派和不介入派依然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共识。一般都认为，要么就彻底不管，要么就一管到底。可国际社会彻底不管，那么发展下去，叙利亚可能变成一个军阀、极端主义者等分裂主宰的动荡之国。成为中东地区最不安定的因素、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叙利亚被认为处于中东的“心脏”，动乱的叙利亚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等问题都没有好处，甚至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同时，在战火不断之下，难保阿萨德政权没有能力妥善地保管这些化学武器，那么化学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介入的话，要让各方达成和解，建设一个统一、和谐的叙利亚实在有点天方夜谭。因为历史、宗教等因素就决定各方面很难超越自己的立场，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追求。 说到底，叙利亚的裂痕正在越来越深，随之而来，死伤的平民越来也多，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也越来越多。联合国今年6月的报告就显示，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都犯下了人道主义罪行。 结语 “毒气大屠杀”传言让许多人也展望叙利亚内战会不会引来转折点。可目前看来，还是困局无解。这样的胶着状态对叙利亚平民的伤害只会越来越深，而不仅是“毒气”问题威胁全球，一个新的中东“火药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 （腾讯评论出品）

“由此不难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以及国家利益，所持观点和态度不尽相同。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背后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将最终决定叙利亚问题的走向。”   据外媒报道，9月1日，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美国核动力驱动航母“尼米兹号”以及其他美军船只组成的舰队现在已经向红海出发，在必要情况下，将协助美军对叙利亚的“有限军事打击”。据报道，“尼米兹号”航母舰队包括4艘驱逐舰以及一艘巡洋舰。 叙利亚局势已连续动荡3年 叙利亚局势动荡加剧，这场动荡起源于2011年3月的叙利亚危机，当时德拉市警察逮捕涂写反政府标语的几名小学生。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叙利亚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为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暴力冲突。 截至2013年7月叙利亚冲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然而旷日持久的对抗似乎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巴沙尔而言，他已经无路可退，唯有坚持，否则阿拉维派将万劫不复。换而言之，巴沙尔和反对派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可能性，这其中更深一层的原因还在于伊斯兰内部教派之间的矛盾。 以巴沙尔为代表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萨满教的混合体，可以勉强称之为什叶派。阿拉维派的组成人员过去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在上世纪曾经长期受到逊尼派的欺压。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以什叶派为代表的阿拉维派取得了政权，由于长期的积怨使得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叙利亚内部的矛盾更加凸显。除此之外，在叙利亚内部还蕴含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   复杂矛盾结合体的叙利亚，使得危机持续加深，僵局难以打破。今年8月21日叙利亚反对派指责政府军使用含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对大马士革郊区姑塔东区进行袭击，造成上千人死亡，但很快叙利亚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这一事件对本已经动荡不安的叙利亚局势来说，更是“火上浇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根据本国情报部门的信息，认定是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计划军事打击叙利亚，一时间，叙利亚问题成为了全球舆论的“暴风眼”。 美国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 为了调查清楚化学武器问题，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真相小组前几天已经进驻叙利亚，就此前阿勒颇省坎阿萨镇等三起使用化学武器传闻进行调查，特别是8月21日大马士革姑塔地区发生的使用化学武器事件。 8月30日，调查组已完成样本和证据收集工作，离开叙利亚前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部所在地海牙，然后把样本送往欧洲一些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据悉大概需要2周至3周的时间出分析报告，并最终由联合国秘书长转交给安理会和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从这个进度来说，美国还需要2周至3周的时间才有机会从联合国得到答案，但目前美国明显已经等不及了。美国白宫8月31日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对叙利亚政府目标采取军事行动，以回应其所声称的叙利亚政府在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众议院议长博纳表示，他将在国会9月9日复会后安排众院讨论对叙利亚动武的议案。 奥巴马请求国会授权的这一做法，叙利亚反对派表示失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奥巴马受到来自国内民意、美国国会以及国际舆论的多重压力。由于武力打击叙利亚风险难测，奥巴马向国会寻求支持，无疑是为了增加自己最终对叙利亚动武的“底气”。 虽然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但如果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七项基本原则中更是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该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因此，如果美国绕开联合国，寻找借口单方面打击叙利亚也将再一次粗暴地践踏国际法，这一做法也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中俄不赞成美国对叙利亚动武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这次在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英国国会下议院8月29日投票否决了首相卡梅伦提出的对叙利亚局势进行军事干预的动议。卡梅伦无奈表示尊重该项决定。 法国是中东地区老牌宗主国，曾统治叙利亚20多年，此次甘当“急先锋”主要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法国总统奥朗德8月30日明确表示，法国将与美国一道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成为西方盟国中唯一支持美国动武的国家。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一直都不赞成对叙利亚动武，在近期愈演愈烈的危机中，中俄也是积极协调各方势力。俄罗斯一直将叙利亚看作是其“后院”，地缘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俄罗斯在叙利亚还建有独联体之外唯一的海军基地——塔尔图斯港。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坐视不管，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目前俄罗斯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反潜舰将在近期抵达东地中海。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叙利亚问题。与此同时叙利亚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2011年，中国与叙利亚双边贸易额达到30亿美元，叙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石油。目前，中国在叙利亚的中资企业有20多家，其中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如今中国58%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地区，预计到2015年，这个比例有可能上升至70%。因此，叙利亚对于中国能源安全来说异常重要，此外中国也希望通过叙利亚问题的处理在国际社会体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由此不难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以及国家利益，所持观点和态度不尽相同。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背后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将最终决定叙利亚问题的走向。 各派势力博弈决定叙利亚未来 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来看，在美国国会授权之前，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内叙利亚危机很大程度上将是“茶杯里的风波”掀不起什么大浪。一方面美国目前没有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明显证据，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不可能通过授权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决议，如果美国和其盟国要在联合国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强行动武，阻力极大。 另一方面，在埃及政治局势出现混乱和逆转的情况下，美国此时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将面临极大的风险。美国更是担心直接军事卷入叙利亚，这将让它陷入泥潭无法自拔。 虽然如此，美国此次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最终联合国调查报告结果如何，只要美国国会给予授权，美国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到理由，为武力打击叙利亚找到合适的借口。 其实军事打击行动只能为叙利亚内乱制造新的麻烦，并不益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 叙利亚的未来会怎样，主要还取决于各派势力的博弈。美国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变量，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现在“前怕狼后怕虎”，既担忧叙利亚内战持续时间过长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以及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又担心过多的军事干涉导致美国重蹈伊拉克战争的覆辙。 因此，美国人在叙利亚打的小算盘首先是尽可能将伊斯兰极端势力排除在外，在这基础上大力扶持温和的世俗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对叙利亚采取“以拖待变”的措施，使巴沙尔政权最终垮台。 如今的巴沙尔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没有有效的改革，不能凝聚国内民心，即使暂时维持住，也只是昙花一现。对于目前的叙利亚局势而言，战或不战，都将继续牵动全球的目光，然而中东和平之路，却依然任重而道远。

“叙利亚内战既是一场狂热的教派冲突，又是一场激烈的国内族群冲突。叙利亚在该地区的对手则从外部对这场冲突予以推波助澜，而它的这些对手反过来又受益于几个相互对立的大国的支持。这意味着，这场冲突趋于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冲突所波及的地域有可能迅速扩大，暴力程度也有可能急剧升级。”   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部队很可能对其叙利亚同胞犯下了有违道德的滔天罪行，这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首先，他可动员全球舆论，抨击叙利亚日益具有毁灭性的教派战争；其次，他可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一项更为全面的努力中，防止整个中东地区爆发冲突。 内战总是很残酷的。叙利亚内战既是一场狂热的教派冲突，又是一场激烈的国内族群冲突。叙利亚在该地区的对手则从外部对这场冲突予以推波助澜，而它的这些对手反过来又受益于几个相互对立的大国的支持。这意味着，这场冲突趋于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冲突所波及的地域有可能迅速扩大，暴力程度也有可能急剧升级。 因此，在叙利亚平民遭到异常残暴的化学武器攻击后对施暴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理应成为一项更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有两个目标，一是动员全球舆论、谴责这场战争本身；二是催生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这些国家在避免整个地区爆发冲突方面均拥有重大切身利益。 有人辩称，把这个问题拿到联合国(UN)去讨论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否决，在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中赢得的支持或许也很有限。这一评估是明智的，但结论却是错误的。现阶段应该采取的举措很简单：只需请求联大支持一项决议，即明确谴责向平民发起化学武器攻击，将之列为人类文明所不能容忍的行径——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并不在决议中指出谁是施暴者。有哪个国家——无论其持何种地缘政治或宗教取向——能拒绝站出来与其他国家一道谴责这种用现代武器发射的化学制剂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没有人性的做法？ 这种效果的投票表决将阐明并凸显出这场悲剧性冲突的道德影响。这场冲突如何产生、支持者是谁、冲突如何变得日益残酷等问题，可在合适的时候予以解决。当务之急是，全人类通过联合国一道采取行动，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种可怕行径当中隐藏的道德恶魔。 除了展开惩罚性军事行动并把这场屠杀列为十恶不赦的罪行之外，美国还应抓住机会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一项迫切的努力中，防止整个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如果冲突扩散到整个地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不少观察人士已经指出，叙利亚的教派内战可能会升级为地区动乱，把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土耳其以及库尔德斯坦卷进来，最终还会把伊朗和美国卷进来。 俄罗斯可能也会以某种形式被卷入到不断升级的地区暴力中，尤其是在伊朗与美国将要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此外，暴力有可能蔓延到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计划中的索契冬奥会(Sochi Winter Olympics)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 主要亚洲国家可能受到的经济影响要严重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对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有着很强的依赖。中东石油供应出现任何中断，都将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叙利亚危机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个世纪前塞尔维亚那场起初毫不起眼的暴力冲突。 所以，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更广泛的回应，即便不明确解开、也要在暗中解开以下四项因素之间的动态联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暴力冲突，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人躁动情绪的行为所蕴含的、不断加剧的风险，伊朗复杂政治的内部和外部模糊性，以及土耳其对西式民主的认同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迄今为止，土耳其似乎仍坚定认同西式民主）。 美国应该带头作出回应，因为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点。但美国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这里指的不仅是来自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历史上的中东殖民大国的支持，欧盟也必须加强参与力度。 此外，此时推动可能受到直接影响的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参与到这一努力中，时机已相当成熟。吸收这些国家加入到更加活跃的外交努力中，可促使俄罗斯放弃中东若爆发危机或会给美国利益造成最大损害的想法，转而与其他有强烈兴趣支持若干相互作用的逐步和解的国家结成联盟。这些和解包括：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在叙利亚实现停火，严肃认真的以巴谈判（目前主要由美国支撑），探索与民选的伊朗新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从而结束与伊朗之间的相互妖魔化。 这一切都不可能迅速实现。但如果走其他道路，前景必然是暗淡的。

2011年1月1日 受到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下，叙利亚在阿萨德家族和复兴社会党40多年集权统治压力下经济、政治、宗教等矛盾陆续井喷，民间爆发示威游行等和平抗争，规模渐涨并波及全国。叙政府的铁血镇压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遭到世界普遍谴责。 2011年7月29日 残酷镇压引发军队内部强烈不满，原政府军上校利亚德成立“自由叙利亚军”，各类反政府组织相继而出。 2012年7月15日 政府军大量倒戈和民众频繁起义，以自由军为主的反抗军不断壮大。政府军大片地区失守，包括第一大城市阿勒颇在内多个重镇失守。期间反抗军挑起首次大规模武装行动“大马士革火山与叙利亚地震”战役，被认为是叙利亚内战的起点。 2013年3月 反抗军占领省会城市拉卡城，并基本瓦解政府军在东线的防御。其后自由军创始人利亚德被暗杀受伤，自由军援助受国际武器全面禁运影响，反抗军中极端组织抬头。政府方面则向俄提出的武器需求，引入外国武装参战，并组建国防守卫队新民兵组织，在霍姆斯、大马士革等局部反攻取得一定成效。 2013年4月 政府军攻占古塞尔，高调宣传并公开承认引入黎真主党参战，引起国际社会震动。海合会、阿盟等国重启对自由军援助，欧美开始考虑对自由军支援，反对派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全面改组，自由军展开整编，在全国范围发起较大攻势。 2013年8月 叙利亚反抗军称政府军在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攻击致逾千人伤亡，引起西方社会反弹。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真相小组赴大马士革调查化学武器的情况。9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叙利亚发出措词强硬的讲话，称已经决定应该采取不派驻地面部队的有限军事行动。 【叙利亚123】 政府军阵营 1.政府军：战前含陆、海、空军和内卫部队、民兵等，总兵力42.4万人。其中为内战主力的陆军野战、内卫部队和民兵约23万人。内战爆发后兵力下降50%以上。 2.伊朗招募的雇佣军（含伊朗革命卫队、伊拉克民兵等）：约1.8万人。 3.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经战损还剩约0.4万-0.6万人。 反抗军阵营 1.自由叙利亚军（TheFreeSyrianArmy）：约7万人。为世俗民主派。 2.胜利阵线（JabhatalNusra）：约0.6万人。主要为叙利亚人，倾向极端宗教，曾效忠基地组织但后分裂。与自由军联合作战但不受调遣。 3．IslamicAhrarSham运动组织：约1万人。倾向极端宗教，主要分布于伊德利卜、哈马和阿勒颇。 4. IslamicStateofIraq andSham：约0.5万人，多为外籍人员。来自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胜利阵线与基地组织分裂后，其被派入叙作战。倾向极端宗教，常与自由军和胜利阵线等发生冲突。 阿萨德家族 阿萨德家族利用阿拉维派这一少数派，统治着占国民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达40多年，是阿拉伯地区唯一成功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的独裁统治家族，被称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传奇。现任总统巴沙尔是叙利亚已故总统阿萨德的次子，在巴沙尔的领导下，叙利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宽松治理。成千的政治犯被释放，实施了一些放宽媒体限制的暂时措施，也开放了集会自由，这项改革当时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但改革步伐缓慢，在保守派势力的干涉下，巴沙尔渐渐向旧式“铁腕”治理妥协，从推行改革走向武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