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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政府会改变现在的策略，介入叙利亚内战。这也是为何这次的“毒气事件”如此受到瞩目的原因，如果属实，这就是一场化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可能是外部社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那么，叙利亚内战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此而来。” 导语： 叙利亚反对派指责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消息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担心。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对国际社会到底有何影响呢？ 一、“毒气大屠杀”尚是罗生门，但是叙有化学武器被国际社会公认 1、遇害人员看着有“中毒”表征，不过细节未认定，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互相指责 一具具尸体横趴在地上，看不到明显的伤口；猫也死了；幸存的孩子呕吐不止……这是由英国独立记者拍摄的一段视频。不管是录像还是目击者的讲述，都直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发生过袭击事件，遇袭者的症状也的确像是中了“毒气”。叙利亚反对派声称有1300人遇难。然而，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的死亡人数暂时为130人。该组织以精确统计平民死亡人数而著称。同样统计了死亡人数的还有叙利亚暴行档案中心，该机构的官网上列出了遇害人员的姓名、是否成年、遇害地点、遇害原因，根据记录，起码当天有500人在大马士革郊区遇害，而该机构直接把遇害原因归结为“化学武器”。 另一边厢，叙利亚政府军则暗示反对派对其使用毒气。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也在周六发布了一段视频：政府军士兵在大马士革和反对派交火，突然发生严重呼吸困难。这样一段视频被看作是在暗示反对派武装使用了化学武器攻打政府军。 尽管死亡人数和具体死亡原因未定，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大马士革的郊区的确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死亡事件，从症状看，和化学武器有相似性。不过是不是化学武器有待核查，因为视频中救助伤者的人员没有穿戴任何的防护设备和器具，不合常理。另外，联合国派出的调查组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们的任务就是核查叙利亚内战中是否使用过化学武器。这个时机被认为太过蹊跷，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方面不太可能选择这时候“引火烧身”。而反对派则被认为有可能造假来吸引国际社会的介入，不过，一般又都认为化学武器都在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之下，反对派不太可能获得。 2、但是叙利亚政府持有化学武器基本为国际社会公认，且可能已经在内战中使用过 去年7月，叙利亚政府发言人曾经说，叙政府永远不会用化学武器或非常规武器对付叙利亚人民，只会用来抵抗外国侵略。这被普遍解读为叙利亚政府首次承认拥有化学武器。虽然随后叙利亚官方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这是假设性语言。但是，今年6月，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证实了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该报告称，叙利亚政府拥有化学武器，并且可能已经使用过。不过该报告并没有确认该化学武器究竟是哪种毒气。同时，也没有排除叙利亚反对派也有获得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而美国的情报机构也确认了叙利亚内战中曾经使用过毒气。据透露，他们从一死一伤两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分子头发等样本上提取到了沙林毒气残留。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声明是，“鉴于我们获得了多方面的独立信息，我们的情报机构对这个评估结果非常有信心。” 事实上，叙利亚政府持有化学武器一直就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公开的秘密”。有情报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叙利亚政府就拥有芥子气、沙林毒气等各类化学武器共计数百吨。叙利亚也是少有的几个未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之一。 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定时炸弹” 1、倘若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对全球都是灾难性的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目前应该还处于阿萨德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有多处储存地。而反对派要获得这些化学武器比较困难，并且反对派可能也缺乏运输设备。 以色列等国家担心阿萨德政权会用化学武器攻击自己。不过，国际社会最大的担心其实是，倘若这些化学武器流入黑市或者不慎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对全球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化学武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致使敌人大规模地死亡或者受伤。而许多毒气都被称之为“无形杀手”，无色无味，很难被发觉。恐怖分子利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早有先例，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使用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不幸中的万幸是该邪教组织还没拥有提纯沙林毒气的设备、技术，否则后果难以估计。 2、叙利亚的乱局下，这种恶果发生的可能性激增 目前的叙利亚，大局上看是反对派和阿萨德政权的对峙，可倘若细分了看，教派林立、各种势力复杂得令人咋舌。许多极端主义分子也来到叙利亚聚集。有反恐情报称，已经有6000多名好战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涌入了叙利亚。而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4月，叙利亚政权的一座主要化学武器工厂附近爆发了一场争夺战，发起争夺行动的是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反对派“胜利阵线”。该工厂生产致命的沙林毒气。该报道称，沙林毒气比氰化物要毒500倍，要不了多少，恐怖分子就可以在伦敦或者纽约的地铁中引发灾难性后果。 当然，也有专家说大量的化学武器难以掩人耳目地进行运送，并且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将不同的原料混合起来才能成致命的制剂。因此，认为国际社会是杞人忧天。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恐怖分子拥有大量的化学武器对国际社会都是坏消息，可能引起的恐慌是巨大的。 三、可要拆除这个“定时炸弹”不容易，国际社会左右两难 1、一方面，国际社会都强烈反对叙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曾把这设为美国是否介入的红线 倘若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无疑会引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分析称，阿萨德政权在两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化学武器的空投，届时，包括美军在内的外部力量根本来不及反应。 因此，奥巴马将化学武器设为“红线”。 去年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警告说，叙利亚政府只要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只是“移动”它们，就将触及美国的“红线”。后来，奥巴马又说，“我已经明确说过，一旦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得到确认，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变盘因素(Game Changer)。”这可以理解为，如果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政府会改变现在的策略，介入叙利亚内战。 这也是为何这次的“毒气事件”如此受到瞩目的原因，如果属实，这就是一场化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可能是外部社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那么，叙利亚内战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此而来。 2、另一方面，局势太复杂，国际社会的介入成本非常高，因此犹豫不决 严格算起来，奥巴马的“红线论”已经失信过一次。美国的情报机构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叙利亚政府军小规模使用过化学武器。也就是说，不管国际社会有没有定论，美国自己是有结论的。但是，美国的应对是准备给反对派提供武器。但据报道，到目前还没有任何武器运达。因为，美国实际上支持的是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而不是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恐怕也有武器落入后者之手的担心。而就算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在反对极端主义者的立场上也和美国等国家一致。 另一方面，叙利亚的未来是什么？再理想主义的人恐怕也很难乐观起来。叙利亚不可能走埃及模式——阿萨德不是穆巴拉克，政府军队处于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下；也不可能走也门模式——“和平”地流放总统，因为阿萨德手上的血债太多，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且他也不可能放弃，而支持该政权的俄罗斯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势力范围；最后，还是不可能走利比亚之路，阿萨德政权自身的实力要比卡扎菲强很多，虽然现在分析都认为阿萨德无力统一，但事实上其已经差不多演变为叙利亚力量最大的一个“割据军阀”。如果国际社会要介入，绝不是设置禁飞区，出动空军这么简单。而一旦介入，就可能被拖入到泥潭之中，中止内战就得花费巨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后期的教派和解、重建国家工作，这不会比重建一个伊拉克容易一丝一毫。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的“毒气屠杀”传闻发生后，美国政府很快就召开了会议讨论对策，可介入派和不介入派依然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共识。一般都认为，要么就彻底不管，要么就一管到底。可国际社会彻底不管，那么发展下去，叙利亚可能变成一个军阀、极端主义者等分裂主宰的动荡之国。成为中东地区最不安定的因素、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叙利亚被认为处于中东的“心脏”，动乱的叙利亚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等问题都没有好处，甚至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同时，在战火不断之下，难保阿萨德政权没有能力妥善地保管这些化学武器，那么化学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介入的话，要让各方达成和解，建设一个统一、和谐的叙利亚实在有点天方夜谭。因为历史、宗教等因素就决定各方面很难超越自己的立场，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追求。 说到底，叙利亚的裂痕正在越来越深，随之而来，死伤的平民越来也多，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也越来越多。联合国今年6月的报告就显示，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都犯下了人道主义罪行。 结语 “毒气大屠杀”传言让许多人也展望叙利亚内战会不会引来转折点。可目前看来，还是困局无解。这样的胶着状态对叙利亚平民的伤害只会越来越深，而不仅是“毒气”问题威胁全球，一个新的中东“火药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 （腾讯评论出品）

【编者的话】 在这一刻我们停下来，听听周围的声音：交谈声、手机铃声、电脑运作声、敲击键盘声、翻书声，或是享受片刻安宁，只听自己的呼吸声……它们构成了这一刻我们生活的音景（Soundscape）。日常生活中，我们似乎更习惯用眼观察，但若想感受、描绘生活的音景，了解其影响和意义，需要从做一位有心的听者开始。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月末版继续探寻“感官世界”，我们与声音咨询师、音乐人、声音艺术创作者、及留心声音的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及作家一同思考声音与听者之间的联系：它传递信息、情感，规训我们的行为，构造我们的认知。 我们能够明辨声音，并常常先闻其声地做出判断，说明声音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关车门时，人们常依踏踏实实“咔嗒”作响的金属重击声，来确认车门是否关紧；取钱时，人们习惯等待ATM机发出“嗡嗡”声，以确认交易是否成功；为增加安全性，欧洲厂商必须在无声电动车加上马达发动机。工业设计中，声音常是最重要的安全信息的载体。 音乐和说话声是我们生活音景里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传递感情、承载记忆。David Byrne认为“欣赏音乐”的关键在于“声音能引起情感波动”。听一段旋律时，我们能感觉旋律中感情的起伏。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音乐触发大量的神经元，使大脑中多个功能区同时活跃起来，这使一些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的人，依然能够感受、理解听到的音乐。乡音更是如此，我们不自觉的把对家乡的情感付在乡音里，常常一个熟悉的音就能触发无限回忆。 声音所含讯息包容万象，于各式传递中，它常会进一步影响，甚至规训、控制我们的行为。梁文道撰文告别会发声的建筑——香港天星码头钟楼，并由香港市民集体回忆里的《西敏寺钟声》，引申至回绕在十九世纪前欧洲城镇上空的钟声。在那个时空里，钟声是整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总指挥与宗教信仰轴心，它规范全城人们的起居、宗教礼拜，刻划出时间，象征着宗教的力量。同在聆听香港的YANG，发现一遍遍的“请勿饮食”、“请勿超越黄线”等命令式的声音进入城市公共空间后，起到了奇特的规范作用，声音发出的讯息即成了社会规范，造就了“乖乖都市人”。YANG说“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当声音的影响到达认知的层面，它可以向内满足我们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亦可向外被用来构造、传达意识形态，演绎社会关系。鼓膜穿刺手术后，刘汀变得对声音十分敏感，“耳朵的一次苏醒”让他从电话中父亲的声音、货车司机交谈声等习以为常的声音里听出新的叙事。通过仔细聆听，他经历了一次对自我的新的体验和思考。 由个人意识推至社会意识，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强调声音的政治性，提出特定的声音、音乐通常与特定社会形式匹配出现，声音的生产，是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重要部分。例如，曾经的高音喇叭、集体合唱声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和集体主义风气。周志强将阿达利理论中对音乐的政治思考，关联至时代变换大背景下，从几代中国流行乐的社会、政治意涵，分析了听觉经验的变化如何对应着社会整体的变化。郑慧华笔下，台湾社会提供了类似的例证：戒严时，国民党政府支配人们的听觉经验，而解严后，政治松绑激发出多项通过声音介入社会的艺术创作，它们用具体的声音阐释、记录“权力”、“人与体制的碰撞”，关注社会多元、关怀弱者，令人深思。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请• 听】 Julian Treasure：五种倾听的方法 【听• 传递】 Mic Wright ：五种有益的人工噪声 David Byrne：我们究竟如何听懂音乐？ 网站推荐：乡音苑 【听• 规训】 梁文道：怀念钟 YANG：如果听，在中环 网站推介：声音图书馆 【听• 构造】 刘汀：声音的舞蹈 郑慧华：声音作为观念，重省“声音”的政治性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 视频推介：约翰•凯奇 《4分33秒》   周刊下载地址：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2091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 1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但是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和声音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阿达利把看起来只具有生理和心理意义的“声音”，变成了具有文化研究意义的声音。在这一副社会学的耳朵里面，我们能听到社会和历史轰轰隆隆发生变迁的状况，也能够感受到声音如何被巧妙改造修饰，最终成为当代社会里面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 比起眼睛，耳朵无法关闭，也就更无法拒绝外来信息的植入——这就让声音天然具有霸权性质。在我小时候，广播喇叭安装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早上6点准时唱出《东方红》，用这种感恩的曲调，唤醒共和国全体人们的早晨。去性别化的声音，同时也是拒绝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的政治权威的象征。阿达利关注声音和权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让我们领悟声音的控制与塑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声音总是冒充自然和天籁，仿佛是自己在巧妙发生，但是，阿达利却执著地告诉我们，声音的塑造是如此“别有用心”，以至于它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看作是“噪音”，而把另一种“噪音”看作是有秩序的音乐。 显然，“声音”具有更强大的暗示启迪作用：也许没有比声音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形的本领——如果我们看一部说教体的电影会产生巨大的反感，但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旋律，却可以藏身到各种声音中顽强地进入我们的耳朵；同时，声音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可以摆脱政治的内核的东西，“伟大的音乐”总是可以直入心灵，抵达人类的“情感本质”。在这里，声音的政治性，就在于其总是可以天然地隐藏这种政治性。 阿达利让一切坚信音乐是纯粹的美的学者变得面如土色：“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P8）。如果我们总是在电影中听到性感绵软的声音播报“国军”的消息，而高亢明亮的声音播放“解放军”的消息，那么，“高亢明亮”就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象征；相应地，当“高亢明亮”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感也就暗中被左右了。 在这里，声音的生产，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之相应，声音的背叛，也就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文化力量较量的形式；而声音与政治的剥离，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娱乐政治的成果之一。这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声音对噪音的压抑和控制上。 阿达利把音乐声音的变迁，看作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中，旨在唤起人们的迷狂；14世纪以来的音乐，则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音声的秩序规范；由此，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就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阿达利勾画了这样一幅声音政治经济变迁的图谱： 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不会是偶然的；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Luigi 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Art Dei Runmori），而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就像工业进入可绘画一样，这一切也就都不会仅是巧合……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逝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导向商品，甚至到了讽刺滑稽的地步；摇滚乐、灵魂音乐和年轻人的反叛共同兴起；却又在年轻人被轻音乐生产方式所收编时消散；或者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这种方式不论在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都比较有效和系统化些。（P11） 在这里，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特定的音乐声音勾连在了一起，技术科学、信息传播与社会政治如果灵验的咒语，把不同声贝、器乐和嗓音组织在一起，构造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也塑造声音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力量。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2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活动。在没有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组织者收到了25万封热情的群众来信，评选出了共和国第一代“流行歌曲排行榜”。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相对而言，“15首”中，这首歌最有危险性：《祝酒歌》里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欢快情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再见吧，妈妈》是英雄的歌唱；《泉水叮咚》优美单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赞美战士的品德；《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虽然是爱情歌曲，却是要把爱情转化成为时代现身的健康情感……而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虽然歌词唱出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即它的声音却背叛了它的内容。在这里，阿达利所讲述的声音的政治浮出水面：李谷一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亲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在这里，中国流行音乐的复兴，乃是“性”的声音代替“无性”的声音的过程。高音喇叭和集体合唱的声音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同时也表征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诉求；而邓丽君的悱恻与李谷一的缱绻，却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宛在耳边的亲切与极具呼吸感的私语，荡漾着一个时代的舟船慢慢摇橹划向历史的海洋。弱声、气声和电子器乐声音的泛滥，成了这个时代“情感现代性”的标志。正如迪斯科与样板戏的对立显示了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声音正在重整80年代的生活范式。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声音的交织中纠缠撕咬并最终分裂。 唯美主义最终打败了泛政治主义，无论是张明敏还是费翔，都在助长磁性（性感）声音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欲望的召唤。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和崔健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唢呐、古筝、小号和电贝司创造了一种反叛唯美主义耳朵的精神。“噪音”代替了邓丽君的“丽声”，崔健这些人似乎相信，只有嘶喊和吼叫，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也只有噪音的音乐，才能拯救衰弱无力、虚伪矫情的文化。现场感的声音被制造出来的工业化的噪音淹没，人们在摇滚乐声音的狂欢里，吼叫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显然，从邓丽君无意为之的喁喁私语到崔健刻意构造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人们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崭新的政治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又奋然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面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发烧友”让声音政治逐渐变成商品拜物教，声音第一次以毫无政治内涵的方式呈现出其娱乐政治的功能。 于是，一种阿达利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诞生了：在商品逻辑和资本体制的推动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的差别来去差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 显然，一旦声音被抽空了其内在的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如同周杰伦的专辑《惊叹号》所显示的，尽管其中不乏重型摇滚的劲头、进行曲的弦乐和狼烟般的鼓声，同样呈现周杰伦所代表的今天这个时代声音的空洞：歌曲的唱风充满表意的冲动，声音的内涵却昏暗不明；到处是喊叫的姿态，却没有可以值得喊叫的情感。 这正是对今年家喻户晓、大获成功的“中国好声音”的绝妙阐释：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胀满的摇滚；而杂耍一样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歌，又注定“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失去了国家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摇滚的嘶喊、Rap的琐碎、Gospel的宁静甚至Black Metal的粗暴……任何音乐都可以成为21世纪流行音乐工艺化的唯美元素。除了听不到肉嗓真声，今天的音乐可以把任何对音乐的背叛都当作耳朵的浪漫消费品，可以把任何噪音的现场都变成张爱玲所说的那种精美的怨怼。“中国好声音”不过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所推崇的一种“精致的重复”。 不妨说，“中国好声音”也就显示了阿达利意义上的声音政治的特殊形式：当人们欣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崭新唱法，并惊叹于这种歌唱者令人震撼的唱功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其“纯粹的诗性”可以脱离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功能，变成单纯的耳朵旅程。“变调”与“个性化处理”，令“中国好声音”似乎在彰显“草根歌手”的权力与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胜利；但是，人们却不愿意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草根”和“多元”，恰恰是声音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复杂多样”的自我和声音，乃是声音造就混盲的服从感与迷醉幻觉的单纯形式——没有比这种纯粹的声音所提供的解脱感更令人觉得“解放”。“歌唱的自由”被“自由地歌唱”所代替，陷入多彩的声音里面，忘却单调的生存，这乃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元”声音的特定政治效果。 阿达利的著作已经出版了40多年，而就今天中国社会特殊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状况来看，这本书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文章作者：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 （文章来自《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12年12期。） 书籍介绍：雅克·阿达利 《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  贾克·阿达利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宋素凤  /  翁桂堂 出版年 :  2000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是当代法国著名学术与政治人物，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特别顾问，他的作品涉及面广，并具有历史文化的内涵，深受欧美知识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了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而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整部音乐史即是噪音如何被含纳、转化、调谐、传播的历史。全书以此为结构分为五章：一、倾听：论述音乐离不开对象、听众的聆听；二、牺牲：为宗教而演奏；三、再现；四、重复：音乐为商业目的、录制唱片而作；五、作曲：未来的自由地为创作而作，从而不断制造出社会新秩序。全书贯穿着作者后结构主义观点、旁征博引，是一本研究音乐深层社会意义的杰作。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0NDYxMDgw.html 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 1952 年的作品《 4 分 33 秒》，创造了全新的“听音乐”的经验。这部作品共三个乐章，总长度 4 分 33 秒，乐谱上没有任何音符，唯一标明的就是“ Tacet ”（沉默），演奏者在乐章之间会做出开合琴盖、擦汗等动作。 演奏者的“沉默”，让这部作品在每一场演奏中，包容进了空间里所有的声音。它给了日常声响一个舞台——演奏期间，听众听见的各种声响都是这首作品的组成部分。因被环境与观众行为影响，作品每一次演奏的内容都会不同。约翰·凯奇看来：“音乐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 “沉默”的演奏，让我们听到了环境里更多细微的声响。本期周刊以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收尾，它提醒我们：仔细聆听，留意生活里的各种声音。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   我们常常只关注影像而忽略了声音。在“凝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动作“听”。过于重视“看见”的世界，导致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听”在内的其他感觉受到了压抑。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盲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未必比健全人单调，可能还更丰富和更纯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变态地对声音敏感，或许是我在感知世界、认识自己方面更进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报之一。 06年冬天，我走在学院南路的风中，忽然觉得风并不是均匀的，即使它同时从我身体两侧穿过。我模糊地感觉到右耳边的风声声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着一堵墙。经过几分钟的困惑之后，我让所有的神经去感受究竟发生了什么，终于明白，不是风的问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终于辨别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团凝固的空气，让我听任何声音都像隔着无形的什么东西。 我跑到校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穿刺两个字还是让本能地我心头一紧，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到：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变成聋子的途中。医生说她刚来上班，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小手术，于是给我开了转院单。我带着那张单子和没有被强行留在校医院摧残的庆幸，清晨四点多到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队、挂号，再排队，然后等着一个老医生把一根长长的针管伸进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团隔着世界的空气。 手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剧痛，从医院大楼走出来，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体外部敞开了，它贪婪地吸收着所有的声音：汽车声，说话声，走路声，叫卖声……以及它们的混杂物。对我来说，声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活了过来，被重新定义，这是耳朵的一次苏醒，在苏醒的耳朵里面，声音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我走到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吃店，选了靠窗的位置，缓慢地吃一碗馄饨，不但是用嘴巴，还是用耳朵，我听到了到此前从未注意的咀嚼的声音，牙齿和食物的耳鬓厮磨，吞咽时喉咙的轻微声响。那时一场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听到了轮胎摩擦略有些结冰的地面，司机的座椅吱吱喳喳地响着，售票员吸着鼻子，一对年轻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话；我听见车窗玻璃因颠簸而发出细微的振动，有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买菜回去的大妈眯着眼睛的呼吸；我听见了一段万物交织的乐曲。 如果当时有人注意到，一定会发现车上有个身子向右倾斜的奇怪乘客。 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们，在这之前，不过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着世界上的声音，我们无所觉地听见，但并未真的听见，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次地看，但很多时候从未看见一样。这令人想起《阿凡达》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又或者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类似的情节：诗歌课的老师拿着一枚苹果问学生，你们见过多少次苹果？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错了，你们从未见过苹果。它们的指向同一个重点，在看见和听见的意义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器官，它们终于和那个有着灵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实现沟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经指明了这条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不是上帝创造了光，而是上帝意识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我们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们意识到了看和听的东西，它们才能是光和花。 这之后，我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不是说我仅仅比以前更注重声音的细致和精确，而是对它背后藏着的什么更为关注，比如语气高低所透露的情绪、是否似曾相识、可否轻易模仿等等。更具体一些说，深夜从窗前过一辆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我渐渐不为它而焦躁不安，细细聆听发动机、车胎摩擦路面一连串的声音，在简短的交谈声中推测司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揣摩他们对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声音在混乱中达成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声音本身成为故事的内容，并因此构造了最真实自然的生活场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来辨识别人和自己，这当然充满了危险性，但危险性亦是趣味性。电话使我这种辨识的安全得以实现，我总是喜欢全神贯注地听对方的每一个字，努力获取他声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广之来测知他身处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这些由声音引发的判断和推测，有时导向真实，有时导向虚构。它的危险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烦躁、愤怒、不屑、冷笑和无所谓等种种冷漠心境，语言上虽一如往常，可情绪依然跑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年，手机听筒出了点问题，在接听电话时，熟悉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出问题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听筒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掉了。父亲声音的变化让我丧失了现实感，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亲，而我却不得不和他假装无事发生一样谈话；或者是，我的父亲在冒充别人，而我决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现个偌大的黑洞，张着大嘴吞噬与我相关的一切。我迅速挂掉电话，气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电话又拨回家里，正当我以为万物归宗，一切都将还原，父亲将重新变成那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公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默了一秒钟我辨认出是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刚才是父亲，但那个电话的后遗症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打电话时父亲去哪里了？刚才是不是他的声音？ 再次挂掉电话，我久久坐在长椅上，心想自己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最游离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昭示当时父子关系本质的一次，竟然是通过声音的意外改变来抵达的。生活的变化，让我和父亲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不能再向以前一样交流，但是我们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必须从现在迅速回撤，尽最大能力回到他们适应的那种交流方式中，以保证关系的稳固。这和父子间的感情是两回事。推衍到极端便是，当你在最广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个人的时候，便很难在与他有深入的交谈了，因为他的所有疑问在你那里都不成为疑问，而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答非所问。这也许会解释类似的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爱情永远是发生在双方不甚了解的阶段的，因为那时候的交流是最有效、涵义最丰富、可能性最多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只有充满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声音可以被各种方式描述，即使他被用现代技术录下来，也仍然会捉摸不定。声音不是单纯的声波震动，它凝固着发声那一刻的所有信息，录下一段声音，哪怕你用最先进的方式保存它，过几十年之后再去听，你仍然能听到时间流过的痕迹。更何况，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保证它传播或录下了你以为的自己。读硕士时，导师在一次课上说，他讲课不喜欢用话筒，甚至有一些恐惧，因为话筒放大、夸张了他的声音，而这声音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前几天，老婆学校里做公开课，并且录了光盘，之后老婆一边看光盘一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她觉得自己的录像中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别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她当然知道（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听总是作为内部的自己在听的，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第二个媒介的转播，再被自己听到。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内部倾听自己的声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认知，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你以前所认定的自己的声音并非如此时，自我必然会产裂隙。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时的情景。那时候大概十几岁了，四叔从很远的地方批发回两框水果，他分给子侄们每人一个苹果。我们看着它，那么诱惑，可又那么珍贵，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咬下去，该不该把这样一个完美的食物破坏。可是它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实现，我们便咬了。那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始终留着，此后我吃过许多的苹果，可是再也听不见如第一次一样的声音了。现在，我能知道声音穿过了它的物理性质，第一次咔嚓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通过它真正地和苹果发生了联系，我吃到了苹果，苹果对我而言第一次成为存在，我的某个缺口得到完满。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说出的，在才能通过耳朵，而在心里成为现实。人们因此在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说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妈妈……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为万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拥有或试图拥有世俗的一切时，我们假装这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从心里生出作为人的感情。我们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身外之物，吃喝玩乐，浅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当然要靠它们支撑，可在灵魂深处总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领地，给那个你未曾听见、也未曾看见的自己。自己，我们说得最多的言辞，我们遍寻而不得的那个人，我把这看做唯一可抵达灵魂安宁的路，作为平凡人，总有要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以免在将来老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无处立足。 文章作者：刘汀：青年作家，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 39 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 。 （文章转载自一五一十部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