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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军中虽被认为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服从也依旧是军人的天职，但在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与法治精神之下，藉职权遂行“公报私仇”不当管教与非法禁锢行径的各级军士官，皆应一一查明究办，才能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再笼罩于‘看不见的禁闭室’阴霾之中。” 在某些封闭、幽微的时空中，历史确实是会倒退的。 当年轻人起薪与二、三十年前无异时，我们知道薪水背后的劳资关系、职业流动、社会期待早已产生改变，年轻人只要够勇敢，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就可以走出任何一家公司，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然而，当刚离开校园的大男孩走入军营，赫然发现“军队现代化”根本只是口号时，他却已无路可退。犯了微小过错而被不当幽囚，在与社会完全隔绝的禁闭时空中，一切都没有改变，不论他有多少梦想，都已来不及实现…… 陆军下士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关禁闭操到暴毙案，随着军中爆料及国防部调查报告出炉，已可确定的事实是：洪仲丘违反规定携带照相手机，其处罚根本不及于关禁闭；洪仲丘因触怒士官长及副旅长等长官，致使关禁闭过程粗暴而神速，各种折磨超过其体型与体能负担。至于消失的八十分钟监视画面，以及洪仲丘与士官长等人的冲突过程，皆是有待还原的真相。 其实，只要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中，都曾经住着一间“看不见的禁闭室”。 回想入伍岁月，我们这一届“幺五勾幺梯”役男，是在一九八九年从各地踏入军中。当时庹宗华、杨庆煌、李兴文、柯俊雄等人主演的《报告班长》系列电影掀起风潮，伴随着庾澄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歌声，充满励志色彩的军教片企图对社会进行洗脑，让“不合理的训练是磨练”、“士官长面恶心善”、“经历当兵淬炼才是真男人”等印象深入人心。 然而，社会上流传的仍是“好男不当兵”刻板印象。街头巷尾议论中，总会有着某家小孩在军中遭到凌虐的哀伤消息。尽管五年级生的役期已从三年减为两年，一些军中不当管教致死的恶耗，仍是役男家庭最忧虑的梦魇。嘴巴不说、心里挂念的母亲，特别到妈祖庙燃香祈愿，求来一小方平安符，要我务必带在身上，只求身体无恙退伍。 我就这样带着平安符，下部队来到台东。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祈祷时间飞逝、全身而退。（谁会相信军教片里的置入洗脑） 没多久，我的念头已简化为：离那间禁闭室远一点！ 部队中始终流传这样的警告：千万不要靠近禁闭室，那里关的都是犯了大错的人，或是混过黑道、身上刺龙刺凤。跟禁闭室的恐怖劫难相较之下，平常“学长管教学弟”的不当体罚只是小菜一碟。远离禁闭室，就可以平安退伍。 至于这些被关进禁闭室的人，究竟犯了什么过错？是不是真的黑道？有没有任何冤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 于是，我的心中开始住着一间“看不见的禁闭室”。军中生活始终念兹在兹，千万不能犯下任何进入禁闭室的过错，恐惧阴影无所不在，直到后期逐渐熟悉各项“潜规则‘才慢慢淡化。所幸服役期间并未碰到恶劣长官，结束两年数馒头的日子后，这间”看不见的禁闭室“才真正消失。 当然，我在军中也见证不少值得肯定的志愿役优秀军士官，他们以保家卫国为念，全心全力训练备战。这些敬业军人对于社会的各种贡献，不会轻易被抹杀。而我在军中磨练的体能、结交的朋友，乃至阴错阳差学会的摩斯密码等通信技术，也都是人生中的意外收获。 然而，台湾高唱“军队现代化“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职业军人，并未真正改革军中积弊陋习，致使禁闭室仍然是军中不当管教的具体象征，直到付出人命代价才被迫调查真相及进行惩处。就此而言，军政与军令系统一元化后的国防部长扛起责任、展现担当，并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军中虽被认为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服从也依旧是军人的天职，但在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与法治精神之下，藉职权遂行“公报私仇”不当管教与非法禁锢行径的各级军士官，皆应一一查明究办，才能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再笼罩于“看不见的禁闭室”阴霾之中。 至于包括我在内一代又一代的义务役男，其实也有责任。我们总是两年役的庆幸比三年役轻松，替代役的享受朝九晚五上下班式幸福，退伍后多半只愿笑谈军中趣闻，而不堪回首那间“看不见的禁闭室”，以致未将感同身受化为监督军方改善军中人权的压力。 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及没有当过兵的社会大众）平日总是袖手旁观，从三军统帅到各级军方将领，又怎会致力改善军中人权状况？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役男又怎能免于不当管教的深沉恐惧？ 让历史一再倒退，让军中不当管教依旧猖獗的，不只是洪仲丘案中草菅人命的不肖军士官，还包括只在出人命时才关注军中人权的台湾社会。查明洪案真相并严予究责，应该只是长期、制度性落实军中人权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政府的存在就是要防范权力滥用，美国开国先贤麦迪逊说：‘如果人类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军事审判制度就是权力滥用的温床，是极权统治者的好朋友，民主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军事审判所造就的冤魂已经盘旋在台湾上空超过六十年，也到了该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 近来洪仲丘案引爆台湾人民对军方长久以来的不信任和愤怒，透过新闻台二十四小时的强力放送，多数社会成员终于亲眼见识到军事司法体系的不透明与颟顸无能。究竟禁闭室的十六台监视器是同时自动故障，还是在人为操作下而被遮蔽，最高军检署检察长一开始的说法，和后来桃园地检署调查的结果，天差地远，孰是孰非，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每天看着这些军事司法人员以几近黑箱作业的方式进行着牛步般的侦查，对于军法体系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最新的民调指出，百分之七十四点二的民众不相信未来军事审判的结果。在周一召开的立法院临时会，执政的国民党以及在野党都打算提案讨论军事审判法的修正。修法的大方向是限缩军事审判的适用范围，平时回归普通法院审理，只有战时才交由军事法院及军事检察官负责。 然而，军事审判的症结并不在于平时或战时的区分，而是这项制度本身就有极大的问题。“平时”或“战时”只不过是缓兵之计，让军法体系继续苟延残喘，或假装军法弊病不存在。釜底抽薪之计是彻底废除军事审判，扬弃军、司法二元制，一切案件都回归司法体系来进行侦查与审判。 宪法并没有说一定要设立军事审判机关，也没有说军人一定要受军事审判。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是：“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所以，人民不受军事审判，是宪法的基本要求。至于军人要不要受军事审判，就交给立法机关去决定。汤德宗大法官在释字第704号提出的协同意见书即谓：”将军法审判完全改隶司法院，并使军法官概为宪法第八十条（独立审判）与第八十一条（终身职保障）之文职法官，并非宪法所不许。” 在戒严时期，军事审判的性质有认为属于司法权，亦有认为属于统帅权。持后者看法的多为军法实务人士，认为军法本身是在辅助三军统帅遂行作战，因此贵在迅速有效，以维部队纪律，与普通司法有别。如果此说成立，军法官应该只是三军统帅的僚属，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法官，其功能就和作战官、通信官一样，只在于辅助战事推展，并非发现真实、维护当事人权益。但是，大法官在1997年台海飞弹危机时，无惧于对岸武力威胁，作成释字第436号解释指出：“军事审判机关所行使者，亦属国家刑罚权之一种，其发动与运作，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独立、公正之审判机关与程序，并不得违背宪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等有关司法权建制之宪政原理。”从而确立了军事审判不属于统帅权，而归于司法权的范畴。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已，另一半则是释字第436号并没有解决军法官的身分问题，军法官究竟是司法官还是军官？ 按照宪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理论上军事审判机关应该也要划归司法院管辖。释字第436号作成后，军事审判法大幅修正。但是修正后的军事审判法，依然由国防部来决定军事法院的设置地区、编装员额，最高军事法院仍旧设于国防部底下，国防部长可以监督各级军事法院和分院的军法行政业务。如果军法官仍旧是军官，那么是否仍要遵守军中伦理，上命下从？如果军法官仍旧是军官，考绩评鉴、晋阶升官、职务调派、退休终生俸全由国防部掌控，那么军法官在哪一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审判独立”，又如何可以被视为宪法意义的法官？如果军法官仍旧被关在封闭的国防体系内，无论军事审判法再怎么修改，军法官终究还是要面对他的学长、长官、军阶、期别，他终究是军人，终究要背诵军人读训，终究是要奉行“主义、领袖、国家”。 大法官原本可以在去年公布的释字第704号解释中处理军法官身分的问题，但是多数意见自废武功，解释文完全不处理“军、司法二元制”所带来的困境，仅仅在解释理由书中轻描淡写：“如同法官身分之保障与一般公务员不同，军事审判官身分之保障亦应有别于一般军官。”大法官为何不敢处理军法官是否应归司法院管辖，为何不敢面对宪法第七章有关司法权的各项规定是否适用于军法官的问题？有大法官认为这是因为释宪者不能取代立法者进行价值判断，军法是否存续，应该由立法者作出最终选择。固然不错。然而，进一步追究大法官解释虚弱无力的症结，可发现真正的问题出在释字第436号没有厘清“一元制”和“二元制”的制度选择，正如苏永钦大法官在不同意见书提出的强力批判：“如果这种既不坚持一元，又不放心二元的解释，反而让人找不到方向，要这样的解释有何用？” 作成第436号解释的大法官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勇气十足，但于今回顾，他们心中恐怕有所踟蹰。其踟蹰再三之原因莫过于：倘若骤然回归一元制，军方阻力必然甚大；但若继续二元制，明显于宪法基本原则有亏。因此最后就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宣示军事审判回归司法权，但实质上留给政治部门决定军方权力大小”的折衷方案。对许多没有经历革命的民主转型国家而言，这种“锯齿状前进”的司法妥协态度，并不少见。然而，在面对未来的同时，释宪者也必须处理过去。过去是戒严时期统治者滥用军法，压迫异己，肃清政敌。过去是军方最大，枪杆子出政权，军法只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杀人工具，而且还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如果不能有魄力地挥别过去，埋葬军事审判制度，如何面对未来？ 生存于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可能忘记了，现在仍然有效的戒严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戒严时期接战地域内，关于刑法上左列各罪，军事机关得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之。”其中包括内乱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险罪、杀人罪、妨害自由罪等共计十种罪名，还有各种特别刑法也都算在内。一旦宣布戒严后，一般人民触犯上述法律，都将交由军法审判。等一下，宪法第九条不是说，“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吗？很抱歉，大法官在释字第272号解释，已经将戒严法扩张军事审判的适用范围，予以合宪化，认为这是“宪法承认戒严制度而生之例外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第272号解释不是在戒严时期作成的，而是1991年。同一群大法官在前一年才宣告万年国代违宪，但在这号解释中却认为一般人民在戒严时期受军法审判，在解严后不得再上诉或抗告，因为“此次戒严与解严时间相隔三十余年”，为了裁判安定及维持社会秩序，老百姓你就“吞”下去吧！因为无法再上诉，很多在草率的军法审判下获罪的政治受难者，一辈子就要背负那个“根本不属于他”的罪名继续活下去，直到死后还是“有罪”。大法官遇到军人就矮了一截，无怪乎时至今日，也不敢处理军法官身份和军法体系的问题，只敢说：交给立法部门决定。 因为洪仲丘案件的发生，立法部门终于要再次处理军事审判法的问题。如同陈新民大法官在释字第704号的不同意见书指出，释字第436号应该功成身退了，废除军事审判制度，回归普通司法体系，此乃世界潮流。纵然军事审判法让最高法院在部分案件有终审权，但事实审也还是在军法手中。事实调查不清甚至是错误，最高法院仅负责法律审，徒呼奈何。至于战时平时的区分，陈大法官问：“司法院在战时是否也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战争时期所实施的军事审判制度，正是最容易造成军事威权滥权、审判草率与不公，荼毒无辜军人与人民最严重的制度”。 政府的存在就是要防范权力滥用，美国开国先贤麦迪逊说：“如果人类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军事审判制度就是权力滥用的温床，是极权统治者的好朋友，民主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大凡经历过极权主义荼毒的国家如德国与日本，莫不弃绝军事审判，即便军人犯罪也是交由普通法院审理。理论上，普通法院法官的法学素养，对于法条的娴熟与审判经验，绝对不会比军法官更差。而且，军人犯案若交由普通法院来审理，并由检察体系进行侦查，对军人的权益更有保障，不会在长官压力下扭曲办案方向，甚至屈打成招。 如果立法院能够趁此机会，冲决网罗，一举废除军事审判，回归宪政民主的正途，将创造台湾民主化以来最重要的里程碑，告慰政治受难者在天英灵。惟其如此，洪仲丘之死才不会仅仅停留在“让部长下台”这种肤浅的政治操作，而是达成“连大法官都作不到”的壮举，让生生世世的台湾人民不再生活在军法审判的阴影底下。  

编者的话 最近，一位退休高官在《大河报》发表了题为“观猴有感”的文章。虽然名义上是退休人员的闲来之笔，但其观点却在捍卫作者赖以执政的政治秩序：原始社会分配不公，“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 更有趣的是，FT中文网专栏作者老愚读出了观猴者对退出权力中心的无奈：猴群权力交接时，公猴经过一番残忍的厮杀，最后根据成王败寇的“公平”原则，完全屈服于新猴王的威严之下。在老愚的眼中，某些高官过惯了颐指气使的生活，退出后还不厌其烦地撰写人生心得，只是他们“积郁于心的竞争过程”和“委身党国磨盘所经受的碾磨”，却是不打算留给这个世界的。 在当代中国，退休政要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曾经指点江山、风光无限的他们，“告老还乡”后能否耐得住寂寞？现有的制度是否留给他们发挥余热的空间？较之国外同行，中国的退休干部是否太忙？这是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的话题。 实际上，“退而不休”在中国政坛并非稀罕事。史学家章立凡提醒大家，邓小平是在卸下所有党政职务之后，才做了南巡讲话，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定方向。不过，依靠“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推动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却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他一再强调的政改。 回顾政客“退而不休”的历史，郑永年教授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老一代政客持续“发挥余热”的负面影响。刘军宁则盘点了中国政治三十年来极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从领导人终身制向任期制的演变。在去年举行的十八大上，二位所关注的新老交替全面展开。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结合了本轮换届的情况，总结了中国政权交接制度化的进程，以及新领导层面临的新挑战。 在本期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列举了一些境外政客的退休生活。社科院教授党国英有感于华盛顿拒绝二次连任的事迹，感叹其宪法精神为美国政治文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刘岩川则列举了西方退休政要以各种名义赚钱的现象，从经济角度证实“洋干部”也有发挥余热的癖好。最后，黄文治聚焦于一位以非正常方式退出权力架构的政客：早年叛变革命、晚年客死他乡的龚楚。龚楚的回忆录，揭示了一位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被暴力革命、教条主义和政治内耗疏远的过程，为后人了解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目录 【状】 8-1  老愚：退休高官为何写观猴心得？ 8-2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析】 8-3  郑永年：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8-4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8-5  李成：中共政权交接制度化分析报告 【观】 8-6  党国英：华盛顿总统为什么不寻求第二次连任 8-7 刘岩川：西方退休干部的谋生术 8-8  黄文治：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   全刊下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5e061b1bdd49a36    

然而，并非每位西方“退休干部”都有如此的闲情逸致。近年来，不少退休的西方政要在媒体和商界频频现身，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退出政坛并不意味着归于沉寂。   在拒绝第二次连任之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终老于弗吉尼亚州的农庄,为美国政治史写就了一段佳话。然而，并非每位西方“退休干部”都有如此的闲情逸致。近年来，不少退休的西方政要在媒体和商界频频现身，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退出政坛并不意味着归于沉寂。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英国《卫报》报道，在2001年和2007年之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靠演讲收获了大约4000万美元。该数据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希拉里在08年竞选总统时必须公开家庭收入。据悉，仅在2006年，克林顿演讲的总数就达到352次，平均几乎每天一次，而每次的报酬高达15万美金。比起当总统时的20万年薪，演讲的利润更丰厚。 除了演讲之外，出书也是克林顿的盈利渠道。国际先驱导报的资料显示，这位前总统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历数了身处权力巅峰的体会，也将自己与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娓娓道来。令人垂涎的内容，让克诺普出版公司不禁以1000万美元的高价获得了其全球独家出版权。 在美国如鱼得水的同时，克林顿也不时来中国“走穴”。网易评论指出，克林顿卸任后的第一场走穴就发生在中国深圳。随后，四川、郑州、昆明、杭州、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克林顿的身影。其中，四川剑南春集团为了购买克林顿两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花费了40万美元。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2010年9月，英国退休首相布莱尔长达718页的回忆录《旅程》在英国热卖。兰登书屋在发行权上花费了500万英镑，而事实证明前首相的人生故事物有所值。虽然书中的布莱尔坚称对伊拉克动武是正确选择，虽然书中与女王的对话有抄袭《女王》电影剧本的嫌疑，但内容的争议性恰与书的销量成正比。据说精装本《旅程》上架一周销量就超过9.2万册。 与克林顿类似，布莱尔也把中国当作经营退休生活的好去处。据新华社称，布莱尔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而且还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提供招商引资方面的咨询服务。根据《壹读iRead》的观察，新疆喀什政府在自家官方网站上高调宣传了与布莱尔公司的合作。不过布莱尔没有出现在合作签约的现场，而是在数月后趁访华之机抽空与喀什市政府官员见了面。 在中国开展咨询业务之前，布莱尔也在中国重复着克林顿的“走穴”套路。《壹读iRead》发现，东莞一家房企曾以33万美元的价格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中的3小时。在讲台上，布莱尔为东莞慷慨陈词，算是报答了主办方的热情：“我会告诉他们（家人），‘哪也别去，就去中国，就来东莞’。”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在所有外国退休政要之中，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算是比较拮据的一位。《青年参考》报道说，这位经历三次婚变的老人，每月的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0500元。仅支付前妻和子女的生活费就足以让他倾家荡产。 为了维持退休后的生计，施罗德在国内外诸多家企业担任顾问，而垂涎德国技术和设备的中国自然成为他的重要客户。《壹读iRead》发现，施罗平均一年来三至四次，为德国企业做推销员。随着中国抛出四万亿救市，对德国机械和技术的需求直线升高。忙于修建地铁的武汉与成都，分别通过施罗德购入了驰名世界的德制隧道掘进机。随后，施罗德也成为青岛和重庆的座上宾，并成功为德国出口和投资拓展了市场。 在为德国商业利益服务的同时，施罗德还受聘担任中国中华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的顾问。据新华网报道，德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以银杏叶为首的中药材，每年创汇额达3.5亿美元。 退而不休是否值得商榷？ 西方政要退而不休，大都能获得公众的谅解。虽然其退休后的收入可能远远高于其在任时的薪酬，但出书、走穴和推销都是自力更生的活计。只要依法纳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牟利，也算是市场供需的正常反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任期内受到足够的监督，不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铺路搭桥。 资料来源 胡佳恒、杨佳瑜，“西方退休政要的中国生意，”壹读iRead，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53-41234.shtml 杨文静，“退休政要“淘金术”：从商身价翻倍 中国成宝地”，国际先驱导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7-31/5104366.shtml 莱昂内尔•巴贝尔，“评布莱尔的《旅程》”，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572 源尔，“外国政要任后谋生术：演讲出书，从商走穴”，网易评论，http://view.163.com/13/0221/13/8O87HS8V00012Q9L.html

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事情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 龚楚也不例外。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变节者，即为叛徒。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红军变节的将领渐趋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龚鹤村，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人。早年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军，由准国民党而入中共；红军时期成为出色的战将，参与创建红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抗战时期招抚中共党人与抗战并举；国共内战国民党败北后，投诚中共并最后叛逃香港；晚年回归，风雨飘摇，跌宕起伏过一生。生前着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及相关书画墨迹留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龚楚将军回忆录》由香港明报月刊社出版，这本书史料价值极大。在这本书里，龚楚说其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而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4）。当其沐浴新思想参加中共及红军之后，从南昌起义到白色起义，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参与创建了红四与红七军。红七军转战千里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其认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315）。但其后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其革命的理想还未实现，即变节了。 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指导，导致反围剿失败。龚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之后，临危受命，独当一面，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打游击。但是，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 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觉得这才是其变节的真正动因。在其回忆录中，龚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41）。这两种恐怖，在当时，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研究党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其存在。如果我们不肯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品尝荣耀的鸦片，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当时，龚楚认为中共早期过激的“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及肃反扩大化、简单化。 龚楚回忆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农运过程中的“左倾蛮干行为”。这种左倾蛮干行为，《龚楚将军回忆录》多有亲身经历的实例，无疑与龚楚人道主义的理想发生矛盾。当其提出异议时，即受到党内批评与处罚。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者，就有可能成为“异己分子”而被扩大化与简单化整肃。关于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龚楚将军回忆录》书中亦有相当实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及后来的红军革命，起义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正在开展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西来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肃掉的。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却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所杀（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350-351）。最过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妇的被杀，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林野被整肃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给我们颇多灰暗的记忆。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黄埔军校时已参加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到根据地与林野团聚。龚书说：“她刚来了三天，谭震林（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秘密到我办公室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我已报告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后来，龚楚多方活动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被护送他们的特务员杀害了”，“事后，其中一个特务员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龚楚将军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74-577）。肃反之残忍可想而知。 从以上所引的肃反实例，已不难看出早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其扩大化与简单化的程度了。在当时，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已经过激到有点难以自持地轻“人性”的地步了（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民国四十三年，1954：421-425）。对于这种过激化导致的“赤色恐怖”，龚楚觉得自己“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龚楚说“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6），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恐惧使其最后做出大胆行动，走上变节者的道路。他说“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认为其变节的真正动因是恐惧感，即对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惧。之后其在反思的过程中，才最终由革命的理想主义而步入经验主义的摇篮。 离开红四军后，龚楚进一步反思认为“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5-216）。 当时，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在龚楚心里，确实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时代，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及革命理想主义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这已经反映出其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正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过渡与转变的历程。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很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亦表示发生怀疑，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9）。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反思如何，但无疑表明其已经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就这些变节群体而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齿痛恨，官方出版的资料也一概抹杀他们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赞，奉为圣明，总之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因此，概括这些变节群体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让他们戴上一贯地犯“路线错误”而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的高帽。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事情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 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龚楚的评价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政治人物往往脸谱化，这种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历史人物，是曾经年代塑造的思维定式。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纠缠。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气和，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当然颠覆这种习惯，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种涅槃的精神。这里将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方式，重新探讨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