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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时隔两年，埃及人民又回到了广场上。在那里，他们曾经呼喊过民主、自由，并要求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两年后，口号没变，反对对象变成了他们选出的、上任不到一年的总统穆尔西。一周多来，这场原本被理解为政权和平交接的“二次革命”，在事后的清算和暴力流血冲突中有了一丝“政变”的味道。如何理解此次革命？这是民主制度的失败吗？埃及的民主转型去向何方？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埃及的两次革命。 这两次革命的过程复杂，我们综合纽约时报、路透社、BBC以及维基百科的内容制作了两次革命的时间轴，梳理了这两年来埃及政界的大事件，试图展现埃及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埃及语境，我们也加注了对事件相关方的背景介绍。自由派、军方、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美国等国际援助……革命后的埃及并非一面倒的民主改革，更多是各方势力反复博弈微妙的过程。 包修平博士在《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一文中简明扼要地指出，革命的再次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执政表现不尽人意，反对派的操作以及军方的介入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场革命并不是当下民主转型中的埃及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想取得政治权力，则应该透过选票，而非子弹”。托马斯·弗里德曼则认为，在目前慢慢变得两极分化的埃及社会，实现民主化需要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政府，包括军方在内的主要政治参与者都要达成民主共识，仅有让现任总统下台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学者何清涟则从民选政府执政表现的角度入手谈了埃及革命对中国的启发，她认为“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解决经济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要分清民主化之能与不能”，不能因为埃及民主化的挫折就否定这一政治制度。 在军事、宗教等势力之前，站在广场上呐喊的都是谁呢？广场革命我们并不陌生，但如何完成社会失序之后的过渡转型呢？记者陈婉容认为，“永远的广场起义智慧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另一名记者张洁平曾到访一次革命后的埃及，收集人们口中的解放广场，和一个个个体的革命故事，她说“埃及是一个世界，Tahrir（解放广场）是另一个世界。而我们要做的努力，是把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公民社会缺失”这一论断成为我们在反思广场革命时屡屡提及的词，而这一带着强烈西方烙印的词，在文化、宗教完全不同的非洲国家埃及，是否适用呢？对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议题，王林聪研究员的《埃及公民社会刍议》做了切实的探讨。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状】 9-1 埃及政权交接：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 【析】 9-2 包修平：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 9-3 托马斯·L·弗里德曼：埃及的“二次革命” 9-4 何清涟： 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评】 9-5 陈婉容：民主路长：埃及政变——不断重复的广场革命 9-6 张洁平：埃及：“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 9-7 王林聪：埃及公民社会刍议 【思】 9-8 张翠容：私有化的迷思——-从戴卓尔夫人逝世说起 9-9 斯蒂芬·马希尔：埃及动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510部落地址：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53d18126974a2b9

王林聪，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当前, 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 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 在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学术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在西方国家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人们对它的确切定义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更重要的是，这一争议颇多、又有很深西方烙印的“公民社会”术语，如今在非西方国家亦广为流行，且常常被用来分析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然而，这种源于西方语境的“公民社会”对于解读非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现象究竟具有何种效用?特别是关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议题。本文以埃及作为研究对象，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兴起及相关问题 20世纪 90年代初，公民社会研究在埃及逐渐兴起，一些学者尝试用“公民社会”诠释埃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例如，现流亡在外的埃及社会活动家萨德・埃丁・易卜拉欣博士曾任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是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发起人之一，著有《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与社会》、《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改造》和《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前景》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照搬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以此评判埃及公民社会，常常抨击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与此同时，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穆斯塔法・赛义德撰写的《埃及的公 民社会》 以及穆海卜・札齐所著《1981年至 1994年的埃及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专门对埃及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探讨，分析公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等。实际上，埃及公民社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乃是埃及社会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始于萨达特时期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及的社会现实，并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批自治性和自愿性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包括同业公会（professional syn2-dicates）在内的许多公民社会组织重新恢复了独立活动，并在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党制逐渐恢复，允许反对党以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威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其次，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自由化波澜，当权者基于增强统治合法性的考虑，推动政治改革，实行选举，鼓励政治参与，甚至倡导公民社会建设。于是，构建公民社会成为当时朝野的一种呼声。1992年前后，“公民社会”这个对埃及人而言的新概念很快流行开来，吸引了知识界和媒体的注意力。1995年6月，埃及第一夫人苏珊娜・穆巴拉 克还发起了首届全国性非政府组织会议。学术界在开展公民社会研究的同时，自然地将公民社会与埃及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寻求破解民主化滞后之谜，并且对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充满了期待。 进入 21世纪以来，有关埃及公民社会的研究便以多种形式展开，专门的公民社会研究机构、期刊等相继创立，各种以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其中，自2003年以来出版的年度研究报告《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广泛展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公民社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不再相信欧洲中心论者所宣称的“欧洲创造出来的公民社会不能扎根于伊斯兰社会”的论调。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在阿拉伯国家早已存在，甚至将根植于血缘、婚姻或部落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看做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国内也开始关注该议题，探讨公民社会在中东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或从“非政府组织”（NGO）视角，分析诸如埃及等中东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及其作用。有学者还提出，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存在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尽管它不能直接参与最高权力；也正是这种公民社会的存在，使得伊斯兰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出现复兴原旨教义的民间运动，以纠正统治者对正道的偏离。还有一些人认为，历史上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等活动，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域。然而，这种笼统地将一切与政府抗衡的力量都归入公共领域，或曰公民社会，显然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在中东历史上，无论是乌里玛阶层，还是苏菲派教团，其内部构成复杂、分化悬殊、差异甚大，既有纯粹的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同官方联系密切，隶属于权力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社会大分化的结果，它与古代社会的民间组织有着严格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廓清公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区分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 公民社会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分化的产物。尽管“公民社会”一词在不同时期其内涵所指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按照其基本属性可以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由自愿组织 或自治机构所组成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是自治性和自愿性，在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换言之，公民社会组织是一种自愿性团体，是由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自治组织。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排斥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笼统地将独立于国家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全部归入“公民社会”。 传统的民间组织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是基于血缘、地缘或族缘、教缘等形式连结在一起的民间机构，其族长、教长主宰着传统社会组织，维护其利益，甚至可以与政府相抗衡，使政府权力难以完全伸入到传统民间社会内部。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内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实行等级制和家长制，强调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和效忠。传统的民间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缩小了的政权形态”，它一旦坐大，国家政权就面临解体的风险。一些秘密组织、帮会、宗教极端组织，更具有强制性和破坏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强大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一种消极力量，可能危及政权的生存，导致国家的分裂或衰落。相反，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抑制独裁和专权，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可见，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构成复杂，情况各异，变化多样。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传统社会组织会逐步向公民社会演变。例如传统的自治性宗教慈善组织，其活动已具备公民社会的某些属性，因而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生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埃及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传统社会组织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有时能够同政府相抗衡，但就其组织内部而言仅是一种依附关系，并不具备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例如，埃及社会长期存在大量行会组织，其中以手工业最为明显，诸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等等。不同行业的小作坊结成行会，各行会有自己的行头（谢赫）和行规，其组织形式如同金字塔，顶端是行头，中间是行会会员，学徒处于底层。行会内部是一种封建宗法关系。行头通过推选产生或世代相传。进入18世纪后，行头逐渐变成了包税商，凡向政府提前缴纳一定数额税款者，即可取得行头资格。随着埃及近卫军的瓦解，行会组织又多为近卫军士兵及其子孙把持。行头包税商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生产和本行会成员的利益，而是像农村包税人一样向行会成员进行敲诈勒索。从这些情况看，埃及封建手工业行会还算不上公民社会组织。 伴随着埃及迈入近代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产生，并引起社会分化的加剧，许多 富商充当包买商的角色，或身兼手工工场主，开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活动，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出现。开罗等地的商人还组成商会，在埃及社会中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自愿性的民间团体，诸如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地理协会、伊斯兰福利协会、科普特人昌盛协会、埃及工会以及自由职业者同业公会等相继出现，其中，埃及新型政党组织祖国党于 1907年宣布成立。它们在性质上有别于传统社会组织，尽管力量弱小，影响有限，但仍具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受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和现代组织观念的侵染，一些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在发生转变，有的逐渐向公民社会组织转型。例如，1928年成立时穆斯林兄弟会是典型的传统民间社会组织。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洗礼之后，目前正在由激进趋向温和，由封闭走向半开放，兼具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和某些公民社会的特点。尽管这种转型具有不确定性，但它说明传统社会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19世纪上半叶，埃及公民社会组织就已经出现，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被看做是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缺乏推动力，传统社会力量遏制着公民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公民社会还处于萌芽期。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一方面，埃及传统社会力量遭受打击；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正常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和破坏。1922~1952年君主立宪时期，政治上的多党制和多元化为埃及公民社会发展创造了时机，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乘机发展起来，公民社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此后，在纳赛尔时期一党制单一政体下，政府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有的被迫停止活动。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埃及政府的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变革，许多社会组织恢复了活动，各种自治、半自治性民间协会相继成立，且日趋活跃，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有统计显示，1900年埃及民间社会组织数量仅为 65个，1925年增至300个，1960 年有 3195个，1976年有 7593个，1990年又增至 12832个，其会员人数达 300余万。2005年，民间社会组织已超过 19000个，2007年达到 23200个。从整体规模看，埃及民间社会组织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表明公民社会在埃及取得了初步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的发展，反映了在快速进步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政治参与等多元化需求，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内在动力。例如，下层群众对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援助需求（诸 如住房、健康、教育、食品供应、建清真寺、诊所，关心特殊阶层和妇幼保健等）的不断增长；中等和中上阶层对于文化、职业、政治诉求等方面的愿望，等等。当政府无法及时有效提供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时，数以千计的服务机构、慈善团体、职业协会、妇女组织、文化机构等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同时，伴随着政府推行开明政策，对社会控制程度降低，自由空间的逐步扩大，民间社会组织跨地区、跨境活动日趋增多，大大丰富了公民社会组织，有助于公民社会朝开放、宽容的方向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是一个极为庞杂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了同业公会、工会、商会以及宗教慈善机构等，其构成成分复杂，大小规模不等，并呈现如下特点： 1、埃及公民社会在生成模式上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又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生长，两种类型兼而有之。其中，政府主导型模式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对政府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当然，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的受制于政府，具有明显的依赖性，有些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半独立性。 2、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在观念及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 集合体。通常情况下，各公民社会组织在价值取向、政治主张、社会理想等方面虽各不相同，但以相互尊重和宽容为前提。然而，埃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特别是具有明显宗教特色的社会组织与世俗性组织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截然对立，分歧严重，相互排斥，缺乏宽容。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不同宗教性社会组织（例如，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20世纪 90年代初，穆斯林兄弟会就逐步掌握了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等的领导权，占据了工程师公会中 43个席位中的 41个，药剂师公会 12个席位中的 10个，医生公会 12个席位中的 11个。埃及公民社会中的这种巨大张力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它不仅损害社会发展和稳定，也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3、公民社会组织在发展水平及规模上具有不平衡性。宗教性组织快速发展是比较突出的现象。有学者统计，20世纪 60年代，伊斯兰民间社会组织占总数的 16% ，70年代达到总数的 30% ，90年 已占 43% ；科普特民间社会组织占 9% 。1 同时，即使在从事不同专业的自由职业者团体——同业公会，其规模因行业及从业者人数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规模较大的有 10万之众，如教师公会（75万）、 商人公会（31万）、农艺师公会（25万）、工程师公会（20万）、律师公会（15万）、医生公会（10 万）。数万人以内者如记者公会、体育工作者公会和药剂师公会等。近年来，埃及官方统计显示，在现有 23 000个民间社会组织中，约 14 600个在城市，800个在农村，600个在沙漠地区。这种分布的不平衡说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公民社会组织成熟的标志是其享有充分的自治地位，能够有效维护公民的权益，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同时，各个公民社会组织之间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竞争性关系，即充分尊重各自的利益表达和信念；公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和宽容的。从上述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特点来看，埃及公民社会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中，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过渡性特征。   公民社会在埃及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既是民主政治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又是维系和巩固民主制度的社会肌体，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充分条件，提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民主化”。然而，具体到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公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甚至是不确定的。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直截了当地说，在多数穆斯林国家，原教旨主义运动支配、甚至操纵着反对现政权的力量；信奉自由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几乎不存在，在穆斯林社会，确实有壮大的公民社会出现，但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从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状况在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实际上，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公民社会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因此，对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还需要谨慎以观，避免简单化。 埃及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究竟如何这实际上取决于公民社会主体状况及其发展条件的变 化。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为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注入了动力。从 30多年来埃及社会发 展来看，公民社会组织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特别是同业公会、工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突 出，构成自下而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中，同业公会是埃及社会团体中最富有政治气息的 利益集团，尤以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和记者公会影响颇大。同业公会关注民主和自由问 题，要求政府取消“紧急状态法”和一切限制自由的法律，允许自由成立政党和发行报刊，释放政 治犯。同业公会常常在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上表达不同的意见。1993年政府为了遏制伊斯兰主义 势头，颁布了公会选举法，规定选举产生至少要有全国会员大会半数会员参加方能生效，从而使穆斯 林兄弟会控制的公会理事会成为非法。从而引发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举行静坐和游行，指责政府颁 布该法是“背叛民主”和“新的专制”。近年来，律师公会、记者公会还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扩大 自由，推进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不成熟性以及政府的限制，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20世纪 90年代，有研究者发现，埃及民间组织约占阿拉伯世界（70000个公民社会 组织）的 1/3 以上，但只有 49% 的民间组织的活动和职能是积极和有一定作用的，其余一半则是不 积极的，其作用微乎其微。如今，每年新增民间社会组织数以千计，然而，量的积累并没有达到质的提升，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公民社会不成熟性和过渡性问题依旧突出。究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世俗化程度有限，又有权 威政权的控制统治，等等。其中，公民社会主体自身问题是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体，但是埃及公民社会主体成分更为复杂（如上所述），各社会组织之间分歧尖锐，斗争激烈，尤其在世俗性社会组织与宗教社会组织之间对垒明显，鸿沟甚巨，价值取向截然相反，难以形成 一种平等、宽容、节制的多元化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半个世纪以来，政教关系话题一直是埃及 社会中的最敏感问题，常常被有意回避，足以说明社会宽容氛围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势力在公 民社会组织中的强势影响无疑增加了人们的疑虑，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渗透和控 制，表面上增加了与政府抗衡的砝码，似乎有利于制约政府的权力，但实际上，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尚 在转型中，并不完全具备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因此，它对于民主化进程而言仍然是个未知数，不能排除其以利用公民社会组织为手段，达到控制社会、抗衡政府，最终控制政权的目的。就此而 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削弱政府权能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强大的现代公民社会，进而推进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壮大只有建立在现代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能形成与民主化的良性互动。正是基于上述复杂情况，埃及政府既要维护其权威统治，巩固既得利益，实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又要通过种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且力图将公民社会的发展纳入政府管控的轨道。为此，政府颁布了《民间协会和机构法》（1964年），并于1999年和 2002年两次进行修订。该法规定，民间协会应具有公益性质，民间协会的成立须经社会事务部批准，并受其监督，禁止民间协会参与政治 或宗教争论；禁止成立秘密组织；禁止民间协会在未征得政府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接受国外捐赠或向国外转移资金；协会或组织每年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说明本协会或组织的活动和财务等 情况；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进行募集捐款等有损国家利益的活动。此外，政府还主导成立各类联合会，通过设立专门的扶持基金，控制和引导民间组织从事社会福利和公益活动。实际上，政府强化 管制的诸措施，既有遏制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向公民社会渗透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 民社会的发展。 总之，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当前，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在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原文链接】

斯蒂芬·马希尔，自由撰稿人。 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   在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将辞去总统一职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埃及，对埃及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了祝贺。希拉里称，革命者已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可以回到家中，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将扫尾工作留给美国及其埃及同盟军，后者自1952年以来便一直统治埃及。为了证明对推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最重要盟友的埃及人民并无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美国政府，这些坚实地支持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并对埃及实行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体，延长了对埃及和突尼斯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以协助其民主过渡。这一慷慨之举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机构（IFI）竞相显示出它们对革命者的慷慨和对中东进步的支持？ 西方思想体系及其政权在埃及的宣传大体复制了克林顿关于”坏”与”好”的资本主义隐性宗旨：穆巴拉克和他的”腐败”团伙既然已被驱逐，在由美国支持的埃及军队监督的选举中，就可以用好人替代坏人来恢复制度。因此，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正义”的承诺必将继续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埃及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但埃及人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抑或是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足以满足革命的要求？是否存在更多的变革潜力？在这里，我们不能避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埃及动荡及其所形成的新现实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的？ 不管是否意识到，埃及革命者都直面资本的统治。由于害怕结局转变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埃及仍融合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的慷慨”，作为一个手段，形成了对埃及未来有力的影响。通过使埃及负债，以切断埃及信贷的能力，使埃及与外国资本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军队和其资产阶级盟友面对民众动乱时的统治力。在从穆巴拉克统治过渡到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进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表象之下，上述策略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实现这些策略，西方世界及其埃及盟友正试图驱散暴动民众，并压制重塑埃及社会的革命潜力。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自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30年前去世以来，在西方的煽动下，埃及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纳赛尔带领埃及走出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创建出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经济体系。1967年埃及被以色列击败后，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在华盛顿的帮助下，于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为埃及打开了进入美帝国体系的大门。美国对埃及政权的援助迅速增长，而萨达特则启动了其开放政策，开始了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且将埃及经济与国际资本绑定，该进程在萨达特于1981年遇刺后由穆巴拉克总统加速进行。1982年至1990年的债务危机迫使埃及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作为继续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迫使政府削减了社会服务开支，放松了价格管制，削减了补贴，放开并推进了行业私有化，关注通胀，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方案打破了纳赛尔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域团结，巩固了与全球资本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伴随着会使底层阶级蒙受灾难的可能。 这一转变对埃及社会关系影响深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贫穷，底层社会的不安定，以及对数百万计处境悲惨的人们的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毁坏了埃及的医疗体系、其他社会服务及众多的国有产业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据最近”团结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粮食补贴减少了50％以上，而频繁的私有化则意味着”较低的工作稳定性、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社会服务标准的降低”；这也是约束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评级，埃及被列为全球损害劳工权利最严重的25个国家之一。形成对比的是，当局的政治盟友却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国有资产在向国内寡头包括陆军军官阶层转移，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西方金融家可从埃及不断攫取财富的债务周期和不断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埃及劳动者手中攫取的大量盈余在埃及统治阶级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间被瓜分。 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约为4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例如，面临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显性通货膨胀，埃及的最低工资26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特别是工资品价格。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而赚取的工资连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够。雇主不付雇员薪酬的情况并不少见。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让工人申诉不满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除了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尽管表面上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受控于政府并支持对劳动者和穷人意味着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自2004年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和他的改革内阁班子上任后，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赋予更新的活力，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日益驱使工人反抗统治阶层。 尽管受到埃及工会联合会反对，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还是开始影响生产：2004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3000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罢工冲击，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纷纷加入。2007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4%，对社会现状激增的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面包暴动。55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5%）将他们的主要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工人阶级的意识开始发生巨变，对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恐惧被饥饿和绝望取而代之。与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相反，国家被迫实行扩大补贴计划，以稳定价格。 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对其政策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尽管这些措施对底层阶级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坚持把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穆巴拉克的财政部长加利于2008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主席。2009年9月，世界银行称赞埃及第四次成为”世界十大积极改革者”之一。2010年2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埃及经济发表了一个光鲜的报告，宣称其”经济绩效好于预期”，并赞扬政府”审慎的财政管理”。 自前总统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后，埃及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其国家机器”大规模地和经常系统地侵犯劳工权利”。但是尽管被如此镇压，日益普及的新技术还是把社会主义者、网络活动家和工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这在中东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尽管2000年互联网和手机技术还没有在埃及出现，但截止2009年已有20%的埃及人进入互联网，总人口的70%拥有手机。埃及社会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运动聚集的能量，不断扩展的革命思想开始占据上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表达自我的理想通过几乎不受政治控制的博客传播得以实现，在蓬勃发展的工人抵抗运动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开罗、马哈利亚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当以技术为基础的解放潜力逐步释放，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技术交互作用，就有可能在根本上实现运动的民主组织形式。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而这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直接冲突。新生的城市青年运动和工人的联盟初见端倪。 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阶级矛盾，当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社会危机爆发了。同时，新技术把那些心怀不满者、被剥削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意识和技术工人不分等级的特征在运动的发展中以一种同属一个阶层但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显现出来。 同时，当日益强大的工人试图通过罢工和示威给统治阶级和无为独裁的国家机器施加压力时，生产停滞就会经常发生。同样，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身处国家机器的专制体制结构中而恼火。随着新民主社会运动的每一次胜利，国家机器用以强制维持秩序的恐怖开始崩溃，普遍的授权意识得到增长。 革命：紧张局势和对抗 尽管自2008年暴乱后政府提升了价格补贴，但在2011年的革命起义中，埃及的食品价格又上升了30%。这次快速的价格上涨至少部分是由于美联储的决策所致，美国为了实施近2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计划，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断流动和膨胀的美元价值的资产价格。这意味着日用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并对贫困国家造成了最严厉的打击。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并不能解决它的危机趋势，而只能把这些危机转移出去。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哈维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壁垒的持久重新配置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继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状况下危机形成的多种方式”1。为了在2009年的危机中稳定系统，西方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进行了重新配置：极高的通货膨胀部分引发了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2009年埃及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 突尼斯非暴力革命的胜利导致埃及人进一步的激进，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工人中并肩作战，反对政权。1月25日，依靠诸如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技术手段，爆炸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广为流传，数万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很快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半永久性的群众集会。在解放广场，当一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出现时，抗议者有效地暂停了国家权力。 这些不分阶层的技术特征体现为暴动以水平的、无领导的组织形式发生，这种组织形式挑战了国家机器的权威结构，既包括直接的非暴力反抗，也包括间接地实施一种模棱两可的、介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压制运动，就要对运动的技术支持加以控制。1月26日，穆巴拉克政权关闭了许多埃及互联网，并伴随短暂的移动通讯中断。同时，为了证明若没有权威的国家机器，革命模式无法维护社会和谐，政府雇用便衣警察抢劫商店，制造混乱与暴力。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埃及的生产中断、经济停滞。除了旅游收入的蒸发，许多商店和工厂也被迫关闭，包括埃及银行业。三个星期的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生产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资产贬值让统治阶级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军队敦促人们”回去工作，获得报酬，生活要回归原位”，但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东方汇理银行报告，每天至少损失310万美元。 为了平息暴动，经过多次表面的让步，2月11日，奥马尔·苏莱曼（他是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也是穆巴拉克作为对示威者的让步任命的副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将下台。但穆巴拉克垮台后不久，工人们在席卷埃及的罢工中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并对在埃及以及国际上的资本发出警告。一位劳工组织者说：”我们希望推翻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 未来：承诺和陷阱 持续的劳工行动和资本疯狂可怕的反应清晰地表明，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美国在埃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政权（这种政权会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或实施一种替代方案（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并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在埃及，一个阿拉伯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政权的前景一定会震慑西方权力中心。 纳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在《震荡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利用危机（如在1982年至1990年的埃及债务危机）的优势，把反民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加在”震惊的”和不知情的人们身上。对埃及的拟议贷款和其他援助，总额已高达150亿美元，其目的就是在有序过渡的幌子下巩固资本家阶级和军队的权力。尽管国家允许个人自我表达和组建政党，但在表面自由选举实则限制更多的状态下，这些”负责任的”领导人决心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事实上，放开贷款的假定前提条件是埃及经济的持续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5月26-27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埃及的”政府政策应支持一个有利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私营部门蓬勃发展”。 根据西方的描述，埃及起义主要是针对少数腐败分子无法正常运作资本主义，因此要求实行”正常”、”民主”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革命是亲市场的。本着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债务交换，其中美国同意，只要埃及愿意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用钱，就可以减少埃及的债务负担。奥巴马清楚地表明了如下愿望：目标必须是这样一个模式，保护主义让位于自由开放，商贸份额不断上升，繁荣经济，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推进改革，加入竞争性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2 债务周期是另一种机制，通过它，国际债权人将埃及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迫使其政府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永续债务循环，埃及需要不断获得新的信贷以偿还其长期债务，埃及将竭尽所能来保持新增贷款。这种债务循环导致了从埃及到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外流。2000年至2009年间，埃及长期债务的净转移（收到的贷款和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达到34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债务增长了15％，尽管事实上它偿还了总额为246亿美元的贷款。这种依赖自我强化的循环，把数十亿美元从埃及的贫困人口重新分配给西方金融家，使这些机构拥有对埃及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尽管事实上这笔债务被称为恶债，但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鼓励。穆巴拉克的核心集团和资本家阶级富达数十亿美元，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却深陷极度贫困之中。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保持经济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建立通常所说的”虚拟议会”，是另一种令埃及处于约束中的方式。如果埃及政府不服务于资本利益，西方投资者可以迅速撤出资金，继而抬高利率，摧毁流通货币，使国家财政空虚。无疑，维持自由的资本流动是对埃及新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援助和信贷，因此，埃及工商阶层警告说，持续的革命运动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危险。恶兆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下调了对埃及五大银行的评级，这一举动一定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又几乎肯定会提高评级。 综上所述，埃及正处于破产的危机之中，在一批又一批国际银行家面前，埃及过渡政府谋求信贷并再次确保当局仍然会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5月20-21日欧洲银行主办的”重建和发展”的主题会议（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按照自由市场原则为重建东欧经济举办的，带有灾难性后果）上，埃及过渡政府代表宣布：”目前的过渡政府将继续承诺市场开放，埃及将进一步加速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3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都做出相似的声明，承诺援助和支持。 军方任命的埃及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这些不只是空头支票。为了确保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和巩固国内阶级的力量，过渡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工人罢工，强行打压抗议活动，努力遣散劳工，并辅以分裂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联盟。埃及资本家阶级及其国际盟友希望颁布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平息城市运动，及早预防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埃及代表团团长与穆巴拉克任命的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30亿美元的贷款，其表面上是支持”社会正义”，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一种担忧，即埃及起义将明确转为反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小规模的变革，如微调最低工资，借此希望安抚城市运动，并将其与工人相隔离，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和美国支持的军队。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由于大多数埃及人工作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只是”换汤不换药”，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分化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在开罗的示威游行和持续的劳资纠纷的巨大压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它将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贷款。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由于抗议和劳工行动持续席卷埃及，政府宣布，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将致力于减少赤字，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尽管如此，全国总罢工仍然迫使执政的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上涨达6倍，同时大量新组建的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各地涌现。持续的不满也迫使临时政府总理沙拉夫承诺内阁改组。但是，哈齐姆·贝卜拉维——一位74岁的经济学老教授，曾参与了广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这再次激起公愤。事实上，贝卜拉维先生已宣布，他将考虑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拒绝修订由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时期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提出的广受非难的预算。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和工厂工人共同谴责拉德万的预算，因为它无视为社会公正而革命的要求。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持续增加对埃及军事统治者的巨额援助，埃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继续作为美国全球帝国和跨国资本的附庸，还是绘制出一条更加独立的路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违背美国的意愿，着手旨在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埃及是成为中东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国家，还是仍然做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仍有待观察。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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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L·弗里德曼，新闻工作者，著有《世界是平的》。 包容性可以让政府变得步履维艰，也可以带来强大力量，这取决于被包容在其中的各方是否能在未来的发展路线上达成一致。如今的埃及深陷在这样一个经济泥淖之中。该国已经浪费了多年的发展时间。它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包括军方）是否能达成一个民主共识，为了将埃及推上发展轨道而进行一系列痛苦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改革，还是说他们唯一达成一致的只有：最新的这位总统必须下台。   看着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领导的埃及政府倒台，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有一天回望这一历史时刻，会不会将它视作“政治伊斯兰”溃退的开始？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一直在读报，也在过去几周走访了土耳其和埃及，这是我观察到的情况：在埃及，我看到非伊斯兰主义中间派和军方对伊斯兰派穆斯林兄弟会的反抗。在土耳其，我看到当地世俗派城市青年对伊斯兰派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反抗。在伊朗，我看到一场选举，选民们仅能对六名事先由伊朗宗教领袖批准的候选人进行选择，但他们却很快辨识出，谁是六人中最温和的那个——哈桑·鲁哈尼(Hassan Rowhani)——并帮助他大获全胜。在突尼斯，我看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在当地选民的压力之下，与两个中间偏右的世俗派政党达成妥协，起草出一部具有广泛基础的宪法，而不过分倾向于伊斯兰教法(Shariah law)。在利比亚，我看到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政治学家所领导的联盟击败了它的伊斯兰派竞争对手，赢下了利比亚第一场自由、公正的选举。 不过，要说这一个政治伊斯兰时代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但现在确实可以说，更温和的、非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中间派已经逼得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后退，同时这一地区的广大人民也感到自己享有更大的权力，却正在失去耐心。这种步步逼近在埃及演变成军方推翻民选政府，该事实必然会让我们有所犹豫；这一结果给军方及那些鼓励军方做此决定的人带来了沉重压力，要求他们与已被取代的那个政府相比，能以更民主的方式行事。但这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局面。一切为何会发生，从这里埃及又会走向何方？ 基层民众爆发了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驱使埃及军方罢黜了掌权一年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要想理解这种抗议，最好避免用政治语汇来探讨这是军事政变还是群众起义，而应转而关注法律语汇。最近几周与埃及人交流时，有一个词最好地捕捉了该国的情绪，那就是“窃取”。 请不要忘记：穆尔西之所以能在总统选举中以51%的得票率险胜，是因为他设法说服了许多或世俗派或虔诚的非伊斯兰派埃及人，他在执政时会走中间路线，关注经济，力求包容。只靠基础选民的话，穆斯林兄弟会绝不可能赢得51%的选票。许多埃及中间派城市精英选择投票给穆尔西的原因是，他们不能说服自己投给他的对手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因为后者是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的残余。就这样，他们说服自己相信了穆尔西的说辞。 渐渐地，事实表明，当面临选择是要包容行事（并从埃及社会的每个部分获取合力）还是攥取更多权力的时候，穆尔西每次都会选后者。一大批为穆尔西投票的选民，不管是不是伊斯兰派，开始感觉受到了欺骗。他们觉得，穆尔西及其政党窃取了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让埃及真正走向民主进程和公平发展的机会。 非伊斯兰派的年轻人发起了2011年的解放广场革命，他们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革命果实被穆斯林兄弟会窃取了。比起修复埃及经济和提高政府的代表性，兄弟会变得越来越注重锁定自身和身边的人的权力。与此同时，穆尔西没能信守承诺带来就业和食物，只带来了加油站的长队和断电，这一事实让城乡的贫穷民众气愤不已。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徒自始至终没有信任过穆尔西，他们中有一些人是反穆巴拉克革命的重要拥护者，而穆尔西似乎对针对基督徒的袭击熟视无睹。 正是这种广泛的遭窃情绪让如此众多的埃及人走上街头，因此，穆尔西被推翻前的最后一次讲话显得极具讽刺性。当时，他在总统网站上的一则简短视频里说，“革命果实正从我们手中被窃取。” 这是贼喊捉贼。他的运气不好，喊来了埃及军方。军方领导人本已受到一大批埃及民众的召唤，因此现在被关押起来的反而是穆尔西本人。 历史学者定然会思索，为何穆斯林兄弟会行事如此愚蠢。简单回答，这似乎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兄弟会一直是个类似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有着森严的等级，在多年的地下经历中培养了用以观察政治生活的阴谋论视角。使它能够从埃及军政权80年的反复打压和追捕中存活下来的那些品质，不允许它一夕掌权后有任何的包容精神。倒不是说，旧政权及其安保部门的残余势力没有不遗余力地把穆尔西拖向失败；而是说，他本人让这些人很轻易地就发动了埃及民众来反对他。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旁观者。穆斯林兄弟会为了让华盛顿不加干预，同样采取了穆巴拉克用过的那种贿赂手段：逮捕美国通缉榜上最恶劣的圣战恐怖分子，并且不去骚扰以色列——这样美国人就会让你对自己的人民为所欲为。 目前两个困扰埃及人的关键问题是：再度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权力掮客的埃及军方，是否会坚持要求新政府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其目的又是什么呢？除非埃及能推举出一个代表国内所有主要政治力量的政府——这其中仍然会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并且它可能仍会拥有至少25%选民的支持——埃及的局势永远都不会稳定。它必须成为任何新政府的一部分。但今天埃及军方已经逮捕了许多兄弟会的活动分子。它未来会允许这些人在埃及政坛享有一席之地吗？埃及军方本身有涉及范围广泛的经济利益，并且也一直努力保护这种利益，它会愿意接受任何针对自己的变革吗？ 包容性可以让政府变得步履维艰，也可以带来强大力量，这取决于被包容在其中的各方是否能在未来的发展路线上达成一致。如今的埃及深陷在这样一个经济泥淖之中。该国已经浪费了多年的发展时间。它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包括军方）是否能达成一个民主共识，为了将埃及推上发展轨道而进行一系列痛苦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改革，还是说他们唯一达成一致的只有：最新的这位总统必须下台。 翻译：曹莉、黄铮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