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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美国的建制中人，已经明白拉美左风难以逆转，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与巴西卢拉一类既大搞財富再分配、但也鼓励投资创富和尊重民主体制、亦愿意与美国维持表面和谐的所谓“好左派”（good left ）合作，企图孤立像委內瑞拉查韦斯一类只搞福利而不创富、敢与美国撕破脸、更为达目的不惜破坏民主体制的“坏左派”（bad left ）。 在秘鲁6月5日的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左翼候选人乌马拉击败了前总统藤森的女儿成为新任总统。竞选期间，藤森阵营不断将乌马拉形容为秘鲁查韦斯，警告一旦让他当选，他便会效法委内瑞拉的左翼总统，将大企业和矿场收归国有、赶走外资、大搞劫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结束秘鲁过去几年的高增长。相反，乌马拉阵营一直强调他不是查韦斯，一再承诺当选后只会效法巴西的前任总统卢拉，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透过社会政策让穷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秘鲁选出左翼总统，其实是拉丁美洲过去十多年来左转风的一个延续。自从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和巴西工人党的卢拉在2002年赢得大选之后，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尼加拉瓜等地都相继选出了左倾、反美的领导人。这股左转风对世界政局的影响，几乎可以与1989年的苏东波相提并论。   拉美左转风改变近200年格局 美国早在19世纪初提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将南美洲定义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从此将拉美各国视作自己随意干预剥削的后花园。过去10年的拉美左转风，改变了这个维持了将近200年的格局。这些左翼政府就算没有跟美国撕破脸，也积极加强与俄国和中国的关系，抗衡美国在区内的影响。美资不断受到当地政府针对，也难再在区内横行无忌。去年2月，拉美32国领袖更通过共同宣言，计划在今年7月成立一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斥在外的拉美区域组织，抗衡在1948年由美国牵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不少美国外交系统的官员、学者，甚至像1949年中国变天后讨论“谁失去了中国？”（who lost China）一样，开始讨论“谁失去了拉丁美洲？”（who lost Latin America）。早年凭一系列反思越战电影走到事业顶峰的美国名导演Oliver Stone，更在前几年走遍拉丁美洲，跑到各大民选左翼领袖的官邸，聊天喝茶踢足球，并将这些访问剪接成《国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一片，向西方观众介绍拉美国家集体左转的历史意义和原因，他天天被霍士频道的右翼口水秀主持人骂叛国。 这些拉美国家左转和反美，其实跟美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向拉美国家强行推广利伯维尔场改革有关。2002年夏天，当各项民调都预测巴西政权将在大选中落入工人党手中、国际投资者开始出现恐慌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著名公共知识分子Paul Krugman便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指出，工人党在巴西节节胜利，乃是美国的政策失误造成。 Krugman 的分析 他认为，美国政府与国基会内一些闭门造车、企图以抽象的利伯维尔场理论强加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决策者，令巴西经济一蹶不振。在实行了十多年私有化、减少政府开支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后，当时的巴西经济相对于20年前几乎毫无改善，但国内的贫富差距却增长了好几倍。换句话说，对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巴西的生活水平在过去20年一直都在下降。当年被华府大力吹嘘为能创造奇迹的市场化改革已彻底失败。Krugman因此认为，在实际生活水平恶化与美国信誉下降的情下，巴西人民支持左翼政党，积极求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年Krugman的分析，也能应用于其他左转的拉美国家。现今美国的建制中人，已经明白拉美左风难以逆转，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与巴西卢拉一类既大搞财富再分配、但也鼓励投资创富和尊重民主体制、亦愿意与美国维持表面和谐的所谓“好左派”（good left）合作，企图孤立像委内瑞拉查韦斯一类只搞福利而不创富、敢与美国撕破脸、更为达目的不惜破坏民主体制的“坏左派”（bad left）。秘鲁大选中有关乌马拉到底是卢拉抑或是查韦斯的争论，其实就是一个将乌定义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左派还是分化民意、有人喜爱有人仇的坏左派之公关战。 卢拉大搞财富再分配政策 卢拉与查韦斯的分别，当然不止是形象上的分别那么简单。卢拉出生贫穷家庭，12岁辍学后在街边当擦鞋仔，成为厂房工人后即参与激进工人运动，成为工会领袖，发动罢工当食生菜。他的巴西工人党扎根工运，不离不弃，1990年代曾被大搞“新工党”和“第三道路”的英国首相贝里雅讥为不思进取、僵化死板的极左派。卢拉在2003年就任总统后，即被巴西的主流媒体和在国会仍具实力的保守派围剿。 在不利形势下，卢拉在就任初期延续了前任卡多索的保守经济政策，维持高利率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并减低政府开支以增加盈余。他亦无听从工人党其他领袖的主张对企业投资大举增加规管。他这些与商界修好的施政虽被左翼党友批评为出卖工人阶级，但他却利用从中换来的政治资本，在他站稳脚跟后大搞针对性强和高效的财富再分配政策，例如当今已成世界各地社福界模范的Bolso Familia：由中央政府绕过腐败的地方政府，直接向按规定定时带小孩打免疫针和让他们留在学校上课的贫穷妇女派发慷慨的现金生活补贴。卢拉更利用通过精简政府官僚机构省下来的资源扩充公共教育体制。 乌马拉要做坏左派未够本钱 卢拉执政8年，巴西经历了史上最强劲最持久的经济增长，同时巴西的贫富差距也经历了史上最大幅的缩减。相反，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通过不断直接掠夺各大公营、私营企业资源以支付其社会政策的路线，虽令穷人受惠不少，也为委国创造了连右派也不敢再对低下层福祉视若无睹的新政治文化，但同时却造成严重的资金外逃，令经济由盛转衰。 到底乌马拉将会成为秘鲁的卢拉还是查韦斯？这个仍言之尚早。但反观这次秘鲁大选，乌马拉在对手藤森家族丑闻和官非缠身下仍只赢不够3个百分点，而左翼党派在国会又没有绝对多数，与当年抛离对手接近20个百分点当选总统、气焰高涨的查韦斯不可同日而语，反而与2002年小胜对手的卢拉有几分相像。乌马拉要做坏左派，相信也未有足够的政治本钱。担心秘鲁这个拥有大量金矿、铜矿的经济体会被坏左派搞垮，祸及全球经济的朋友，相信仍不用太紧张。

在80年代，拉丁美洲刚刚从军事独裁的阴影下走出来，把希望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中，希望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公平。但是，这希望终会落空。各国政府仓促组建，软弱无能，被迫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中关于自由贸易条款，将公共资源以底价拍卖了出去。买者大多是西班牙公司。从此便被卷入了世界资本市场之中。少数的精英从中渔利甚多，但是大众却所获无几。工作几乎没有增加，国营机构的工资被重新“调整”，贫困蔓延全国。工人们面对着双重的劣势：他们的劳动成本高于中国，但是却没有东欧人教育程度高。 本文讲述的是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的历史和现状。政治的风云变幻总是要为时代的发展所掌控，现在红极一时的左翼政党其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新时代的到来又会不会颠覆今天的王朝呢？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他的同道改变了数百万穷人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成功并非没有代价。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尽管艰难，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依然在赢得选举。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刚刚见证了他的党派在连续执政12年之后，又一次获胜。尽管上一次选举时悬殊的优势已经不在。巴西劳动党也是三连任，只是迪尔玛•罗塞芙必须和右翼联盟的若泽•塞拉竞争总统席位。而在厄瓜多尔，拉斐尔• 科雷亚已经安渡了一场政变。这些政客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来自地方寡头政治势力和他们的社会基础——平民阶层都在向他们施压。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左翼当初是怎样取得大权的。 在80年代，拉丁美洲刚刚从军事独裁的阴影下走出来，把希望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中，希望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公平。但是，这希望终会落空。各国政府仓促组建，软弱无能，被迫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中关于自由贸易条款，将公共资源以底价拍卖了出去。买者大多是西班牙公司。从此便被卷入了世界资本市场之中。少数的精英从中渔利甚多，但是大众却所获无几。工作几乎没有增加，国营机构的工资被重新“调整”，贫困蔓延全国。工人们面对着双重的劣势：他们的劳动成本高于中国，但是却没有东欧人教育程度高。 政府的福利与财富再分配的功能渐渐丧失，旧有的单一民族国家也慢慢解体。穷人阶层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分离开来。政治上的代表制面临着深刻危机：传统的政党难以赢得选民，代替了军人的政治家则难以获得长久信任。 这便是左翼政党当权时的时代背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大规模的，主要是穷人引起的动乱，使得四位阿根廷总统，三位厄瓜多尔总统下台，另外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各有一位总统遭逢此运。社会运动挑战了美国的霸权，阻止了国有企业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建立起了新的，基于民族和地区需要的身份认同，将被边缘化、被排挤的人重新团结了起来。早在左翼联盟选举得胜之前，文化的革命早已取得了胜利。 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新的宪法正是这些新现象的代言人。这些法律保护了集体的社会和环境权益，为这些曾经的被殖民国家的民主提供了保障。 这些进步政府还进行了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的重组。整个南美大陆都重新定义了对美和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抵制白宫副昂面的政策，并依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新的组织，将整个地区联系起来。 于是，美国所支持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宣告破产，厄瓜多尔不再续签美国在曼塔军事基地的合约。南美洲的外交政策也正迅速转轨：团结古巴，远交伊朗，以及吸引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 这一政策变化的核心在于对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而这也是这些国家与跨国公司发生重大冲突的原因。虽然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对自原有了更好的控制权，但是代表贫民利益的组织开始批评政府作为主要的原料生产商和出口商这一做法，并称其为“掠夺式”发展。 尽管全球原材料价格猛涨，平民阶层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批评却越来越得人心。其它的挑战亦随之而来，厄瓜多尔贫困民族联盟就指责科雷亚家长制作风，环保团体也称他给了大型矿产企业不合理的开采权。巴西无地工人组织则批评总统卢拉的土地改革没有进展。在委内瑞拉，人们对占据统治阶层的玻利瓦尔贵族极为不满。这些人在查韦斯式社会主义中致富，并且崇拜在19世纪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而在玻利维亚，新的天然气开采计划则是饱受批评。 自然资源的开发给这个大陆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各国政府将之用于扶贫和社会福利。在卢拉德两个任期，他的家庭计划惠及5000万巴西最贫困民众。委内瑞拉也将1999至2009年间，60%的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其贫困人口从49%降至24%，赤贫从30%降至7%。各个国家的经济精英都对这些政策颇有微词，但公司的收入不降反增，卢拉在位期间，巴斯三大银行8年间盈利950亿美元。 正在进行的这场南美社会变革远未闭幕。有关于国家指责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与发展方式的争论远未结束。变革的海洋依然波涛汹涌，未来的情势依然难以预料。

“后查韦斯时期拉美左派运动不会停滞但将面临调整，左派执政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拉美左派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和再塑造的挑战；拉丁美洲的中左派力量仍然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会面临更加有力的反对党的挑战，需要构建有力、合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逝世引发了人们对拉美左派运动走向的关注。左派力量在拉美政坛过去十多年的崛起是继拉美民主化浪潮之后的重要政治发展，这引发了人们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广泛思考。 崛起 自20世纪末以来，一大批拉美左派政党相继赢得本国大选上台执政，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位于南美洲。到2008年，除哥伦比亚之外，其他南美国家已经基本由来自中左派政党的领导人执掌权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和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他们虽然都被归类为左派领导人，却因代表了两种执政风格和路线，因而被分别视为激进左派和温和左派的代表。拉美左派的政治实践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拉美左派力量的崛起是对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败的回应。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采纳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惠及该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这是拉美左派政治力量上台的社会基础。贫困、贫富差异拉大以及社会暴力猖獗等社会挑战日趋严峻，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向华盛顿共识发起挑战。 其次，拉美左派政治的兴起是在民主的框架下的。与传统左派的革命路线不同，拉美本轮左派政治领导人多数通过竞选的路线上台。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拉美左派向温和主张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对于饱受争议的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共和国，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它是民主的。查韦斯通过赢得大选实现执政，政府权力基本在宪法的界限内运行，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并在选举中进行竞争。巴西前总统卢拉更是在经历过多次竞选失败后才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他在执政期间虽然也推行了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政策，但并未对本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进行激进改革。 第三，拉美左派政治在对外政策上普遍带有“反美”色彩。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政府举起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旗帜，尖锐批评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古巴问题和拉美反毒品等议题上的政策，并试图通过石油出口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派领导人维持着与古巴领导人的友好关系，并在美洲国家组织峰会等场合为古巴恢复正常外交地位仗义执言。巴西的卢拉政府在美洲自贸区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立场，并和委内瑞拉等国合力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南美和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些国家的“反美”基本没有伤及与美国的双边经贸联系。 影响 拉美左派力量上升对民主政治产生多元影响，民主竞争和制衡相对下降，但民主参与程度普遍提高。拉美政治向左转引发了西方国家对拉美民主前景的担忧，特别是左派政治对民主品质的影响，比如担忧直接诉诸民众的、压抑少数派的民粹主义政治会损害民主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委内瑞拉政府直接诉诸全民公投修改涉及总统任期的宪法的做法常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思潮和左派政治的兴起也反映了民众对过于看重民主形式与程序的失望，他们开始重视直接诉诸民意和代表民意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以委内瑞拉为代表，拉美左派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社会中下阶层的选民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并在民主的框架下追求其经济和社会权利，民主参与的程度大大提高。女性和原住民的政治权利在左派力量执政中得到较大提升。拉美国家的女性领导人比例之高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占拉美总人口10%的印第安人后裔的政治权利也在玻利维亚等国得到宪法保障。 拉美左派运动引发了该地区对社会发展的广泛关注。公民不仅需要民主实现政治权利，也需要强大而有效的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失业、公共安全、教育和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等。拉美左派的执政纲领中通常均包含了相当比例的社会议程，并试图从机制上予以保障。厄瓜多尔新宪法规定除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外，增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社会各界公民组织推荐、选举产生。巴西政府于2003年成立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促进各界进行社会发展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一些种族成分比较多元的国家，尊重文化差异和不同族群的平等政治权利等也成为左派领导人关注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等议题甚至列入宪法。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左派政府的用于消除社会不均和贫困的社会开支和公共投资大幅增加。 拉美左派运动还引发了该地区对发展模式的深入反思。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消极后果的同时，拉美国家也在思考适合自身的发展理念与模式。1998年拉美国家提出圣地亚哥共识，2007年拉美世界经济论坛对此予以重申，并确定了五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即教育、环境、研究与开发投资、高效的税收和基础设施，希望随着经济的增长改进收入分配，充分利用贸易、文化和金融流动提供的机会和创新潜力，实现并维持较高的生产率和均衡的增长。以基础设施为例，拉美要稳定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改善地区能源安全，必须投资基础设施并使其升级换代。南方银行等一批服务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的机制相继成立。圣地亚哥共识代表了这一地区转变发展模式的思考。智利和巴西在实践该模式中表现突出。 拉美左派运动致力于扩大国际经济的参与度，增强了该地区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独立性。拉美中左势力主要集中在南美地区并非偶然。该地区国家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地区外政治和经济联系以及推动南美一体化方面成绩斐然。以巴西为例，卢拉政府积极推动南南合作，该国在保持与欧美的传统联系的同时，大力拓展了与中东和非洲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等国在洪都拉斯政变、巴拉圭政局变动等事件中积极发挥影响力，维持民主在地区政治中的地位。巴西和阿根廷在G20中增加了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 前景 后查韦斯时期拉美左派运动不会停滞但将面临调整，左派执政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奉行亲市场的经济政策，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均保持着较高的活力，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对外政策比较温和与多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拉美国家中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查韦斯最近一轮大选的竞争对手卡普里莱斯也表示他比较推崇巴西发展战略。查韦斯去世无疑是拉美左派政治崛起的一次重大挫折，但这种消极效应不应被过度放大。拉美左派执政国家在后查韦斯时代将会得到较少的来自委内瑞拉石油美元的支持，这要求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与地区组织开展合作、强化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提升企业的效率，更多地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遇。 拉美左派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和再塑造的挑战。拉美左派的崛起客观上得到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支撑，从而能够推行其扩大公共和社会支出的财政政策。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在这方面都比较类似。在公共部门收入不高，缺乏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或进行大的调整的难度上升。委内瑞拉等国奉行的激进国有化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等企业的投资利益，甚至引起了拉美国家内部的纷争。 拉丁美洲的中左派力量仍然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会面临更加有力的反对党的挑战，需要构建有力、合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而非仅仅限于政治层面上，构筑更富包容性的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左派政党进一步提升其执政能力。在普通民众被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如果政治制度或者政党不够成熟，那么就会导致脆弱国家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治往往被跨国公司和资本所控制，如果政党缺乏独立自主代表社会需求的能力，那么它就容易丧失其执政的合法性。腐败问题也是拉美左派必须解决的难题。巴西罗塞夫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向腐败发出强有力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被其他拉美国家效仿，但反腐败的需求并非不存在。如果不能有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平等的问题，选民不仅会尝试给反对党机会证明自己，而且这最终会伤害到拉美民主的发展。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徽情，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掠夺造成了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不时会出现这个词。直到读完手中的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 此书初版于1971年，修于是1980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的第38版，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创作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或者用书中更加简洁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掠夺的历史的著作。 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该书内容涉猎的重大。此书包括两大内容，第一部分题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进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如果说这本书和其他水平相当的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伪装，让它们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场、觉悟、热情和因此才获得的广博知识。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懒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掠夺造成了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玻利维亚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脚下就是当年震惊了欧洲的同名银城，其名声之大，造成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并见于著名的《堂•吉河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由于发现了银矿，至1650年波托西拥有十六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十七世纪初，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所舞蹈学校。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场化装舞会，进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现在的人口比四个世纪前少了三倍，是世界上这个著名穷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人们与衰亡的矿山共命运，在废石堆和旧苍道里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闪亮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时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波托西对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做“瓦卡奇”的山，即“哭泣过的山”，从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矿工饮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毁的沉默的证人，是它眼看着波托西怎样一天天地萎缩，改变颜色。 然而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还有“白色金子”的悲惨故事，自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从西班牙带到美洲大陆，三个世纪内，这片大陆就成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含圾丰富矿盐和腐质层的沿海热带林区首先被看中，至十七世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与此同时，森林、植被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当此地的地力耗尽之后，荷兰人把从巴西学来的技术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从非洲贩进大批更健壮的黑人奴隶，取代了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生产。从此以后，这块昔日的宝地变成了巴西最贫困的地区，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这种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来，大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吊得高高的。 这就是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存在的至今的、欧洲人所说的“非洲恶习”之一。 十六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有人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遣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米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这样让我们看见了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隐秘亲缘。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示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十九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府“像拉皮条的介绍淫妇一样将国家拱手托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i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i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本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已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七十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六十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二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亦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含义  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主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在改革在内的美事务施加压力。我这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第一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上个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技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国家制造失业大军，扩大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一切掠夺都是在“法律”、“合同”的名下进行的，边政变也是“合法”的；尽管法律条文可以草率到分不清“政治”和“警察”，合同可以有永不见诸于世的秘密条款，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在事成之后承认那不他们导演的一场戏。惟独革命不合法，惟独将强盗的资产收归人民不合法。 五百年了，拉丁美洲丰腴的躯体已被榨得瘦骨嶙峋，一道道被新旧殖民主义者开凿的伤口依然鲜血涓涓，裸露出条条血脉。当有些民族企图掩盖这些伤口，当另一些民族漠然无视别人的甚至自己的伤口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站起来，撩起自己的衣服让世人醒目。这与穷人向富人展示伤疤以换取施舍绝对不同，这是对正义的呼唤，对不义的揭露。 《血管》带有鲜明的第三世界是知识分子标记。书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资料、分析和结论，甚至尚未发表的著作；透过其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一个具有同样感受、同等觉悟并互相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一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自己的大量亲历――我注意到他都是乘坐底层人的长途公共汽车去旅行、访问的。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使人微微有一点伤感。欧美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人感激涕零的。他们的第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新历史主义”，而受害者的切肤感受从来就令人怀疑。 《血管》修订本的结尾记载了有关书本身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逃离圣地亚哥的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了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他没有钱买下它。数国拉美政府当时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作者说：“事实证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我由此感到的喜悦中不含有任何虚荣。” 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让人遗憾。几年前它的全文译稿就达到了发排的水平：五位熟谙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情况的译者，一位老前辈的校对，清的注释，专家前言。似乎错过了某个出版瞬间，忽然风改去变，行情已今非昔比。如今，译稿被冷落地束之高阁，没有一个译者有信心、有情绪再向一家出版社问津，人人对气压都有准确的感受。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 人的命运影响着书的命运，书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明确的航标，发展的航船并不能将所有人带着彼岸，遇难者将多于航行者；不断更新的排版印刷技术、日益惊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书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是些什么书，我并不必深究这个问题。

“但是，新民粹主义者却不同，他们所批评的远远超越了某个具体公司或银行，他们批评全球化是基于大量商品、金融资本、观点和人力进行国际交换的系统；他们经常坚持民族认同，谴责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他们谴责麦当劳，不是因为汉堡不健康、容易导致肥胖，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外国口味；他们认为好莱坞浅薄、轻率；他们对现代性恶言相向并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即使他们不具体描述那些好日子是什么时候、究竟有多好、什么人享受到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新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言辞变得更强烈。” 新民粹主义的政策